文/辛允星
我们似乎已经预感到一种不值得向往的后果，这再次说明：开明专制的重心在于“专制”，它不管与集权专制有多少差异，但相比与“民主”的距离，它们二者注定还是一个阵营的伙伴。
根据中国民间传说，2014年有很多独特之处，其中“闰九月”就是其中的一个指标；而且又有人以此作为国家命运“将现转折”的预言。至于这些说法是否有其合理之处，我们还不能给出定论，但过去的8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确实发生了一些看似稀奇和诡异的事情，这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今年确实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我认为，真正值得关注的事情还没有显露出来——中国的政治局面“将朝哪个方向走”的争论还尚未尘埃落定，因此，一旦这个问题在未来的几个月时间内有了初步的答案，2014年的特殊重要性才能得以最终证实。
考察中国的未来政治走向，人们通常会“取道”最高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显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2014年已经连续多次表态，向世人传达了他对儒家传统思想的青睐，这似乎预示着中国红色政权确实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众所周知，儒家政治思想既与西方提倡宪政民主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有重大差异，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马列主义政治旗帜有悖，因此，重提“儒家”传统思想所受到的各种褒贬评价自然在预料之中。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儒家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小农社会和君主专制时代的思想成果，它到底有何等智慧能用来化解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难题，它是否真的能够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大众消费社会的土壤？如果听众将最高领导人的言论理解成了字面上的含义，必然会产生类似的迷茫，甚至会感觉有些莫名其妙，正如当年天安门广场上赫然出现的孔子像那样不伦不类。
然而，冷静下来思考最高领导人的“崇儒”言论，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其实并非真正的治国纲领或宣言，而是一种隐秘的“政治平衡术”，是面对中国当下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而采取的一种“回避策略”。但凡了解儒家政治思想的人大多都会承认，其核心内容就就在于孔孟提倡的“开明专制”，专制迎合了政治保守势力的口味，而开明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党内改革派的政治需求，而这两者的结合其实就是邓小平所开创的“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最高领导人重提“儒学”不仅没有传达出“改变”的信号，恰恰是在维护既有的政治秩序，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政治平衡术”所做的新阐释；它很好的暗合了“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论调——前30年的极权专制和后30年的开明专制在本质上说都是“专制”政体，自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道理就这么简单。
纵观人类政治历史的长河，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专制不太可能长期维持“开明”的姿态，而唯一能够证明其可以开明的方式就是逐渐“解体”专制本身，关于此，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社会形势似乎完全证明了这个结论。在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前景模糊的历史当口，最高领导人依托对儒家思想的推崇表达对“开明专制”政体的支持，继续维持已经被运用了30多年的政治平衡术，注定是难以奏效的，其中的核心表现就是口头上“大谈改革”，实际上却无推行改革的有效手段，最终就不得不回到既有的政治经济结构当中寻找出路。比如说，近期已经启动的“房地产救市”行动已彻底证实了中央政府难以摆脱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它明知道房价如果继续上涨或者继续维持高位，必然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经济泡沫，却没办法改变这个现实，却只能配合房地产开发商、银行和各级地方政府将这个危险的经济游戏继续玩下去。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可以预计的是：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将要到来，围绕国人的基本居住权而发生的“联合抢劫行动”还会堂而皇之地维系下去。
与此相似，中央政府已经多次提及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已经陷入持续的难产僵局，哪怕是形式上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都显得遥遥无期，而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局面必然会继续导致内需不足，国民经济对“投资”的依赖也将继续维持，同时为了开拓国际市场空间，主动将大把的国民财富“散发给”外国。这一切的一切，都足以证明所谓的“改革”都只能是自欺欺人的“击鼓传花”游戏，它根本不可能打破既有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更难以纠正已经“畸形到极致”的社会结构，最终也难以化解其中的各种重大危机。正是在这种局面日益凸显的情势下，有网友提问到：“反腐败和老百姓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还是吃不上安全的食品，还是不能逃避城管的追截，还是看不起病，还是读不起书，还是买不起房……”，这个消息让我想起了一位朋友前段时间对我说的一段话：“最高领导也许真想改变现实，但他没有手段，既有的政治体制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制约力量，没有人能从内部突破其限制而改变它，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就不要去奢望了。”我十分相信，这样的观点绝非中国的少数人所专有，它体现了中国人对现实社会一种很深刻的思考。
如果说经济改革需要政治变革的配合才能取得成效是一个常识的话，那么，中国的中央政府及时强调“依法治国”的理念应该是很合时宜的。但就在人们纷纷寄希望于“法治”的关键时刻，香港的“占中事件”浮出了水面——2017年实现“特首普选”是符合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正义之举，而中央政府和港人之间围绕特首候选人提名方式问题却产生了重大分歧，最终酿成了目前的集会政治事件。在我看来，香港不管从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社会文化形态的角度来看，都已经达到了“试行”经典民主制度的要求，真诚的改革者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他们的“真普选”诉求；如果连特区的政治改革实验都不能给予支持，只能让旁观者感觉到他们缺乏“改革”的诚意。可惜的是，我们似乎已经预感到一种不值得向往的后果，这再次说明：开明专制的重心在于“专制”，它不管与集权专制有多少差异，但相比与“民主”的距离，它们二者注定还是一个阵营的伙伴。
从这个事件不难看出，在一种“路径依赖”的机制作用之下，中国的所谓“改革”根本就难以启动，更遑论突破！面对此情此景，我只想说：在中国，这里还不是讲理的地方，而是传统政治平衡术的天下，当有的人实在控制不住情绪非要“讲理”的时候，我们只能做好心理准备，随时接受任何的制裁，而至于下一个天亮时，我们是否还能正常吃饭走路，已经不是我们自己所能控制的了。改革的“面具”已经欺骗我们太久了，越来越多的人因此变得麻木，甚至绝望，但是即使如此，人们除了继续揭露这个面具，还能做些什么呢？为了纪念很多喜欢说真话、讲道理的人至今还能在这个社会上活着，我们就暂且安心地洗洗，睡吧！
(据燕南园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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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允星：这里还不是讲理的地方
文/辛允星
我们似乎已经预感到一种不值得向往的后果，这再次说明：开明专制的重心在于“专制”，它不管与集权专制有多少差异，但相比与“民主”的距离，它们二者注定还是一个阵营的伙伴。
根据中国民间传说，2014年有很多独特之处，其中“闰九月”就是其中的一个指标；而且又有人以此作为国家命运“将现转折”的预言。至于这些说法是否有其合理之处，我们还不能给出定论，但过去的8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确实发生了一些看似稀奇和诡异的事情，这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今年确实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我认为，真正值得关注的事情还没有显露出来——中国的政治局面“将朝哪个方向走”的争论还尚未尘埃落定，因此，一旦这个问题在未来的几个月时间内有了初步的答案，2014年的特殊重要性才能得以最终证实。
考察中国的未来政治走向，人们通常会“取道”最高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显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2014年已经连续多次表态，向世人传达了他对儒家传统思想的青睐，这似乎预示着中国红色政权确实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众所周知，儒家政治思想既与西方提倡宪政民主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有重大差异，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马列主义政治旗帜有悖，因此，重提“儒家”传统思想所受到的各种褒贬评价自然在预料之中。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儒家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小农社会和君主专制时代的思想成果，它到底有何等智慧能用来化解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难题，它是否真的能够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大众消费社会的土壤？如果听众将最高领导人的言论理解成了字面上的含义，必然会产生类似的迷茫，甚至会感觉有些莫名其妙，正如当年天安门广场上赫然出现的孔子像那样不伦不类。
然而，冷静下来思考最高领导人的“崇儒”言论，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其实并非真正的治国纲领或宣言，而是一种隐秘的“政治平衡术”，是面对中国当下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而采取的一种“回避策略”。但凡了解儒家政治思想的人大多都会承认，其核心内容就就在于孔孟提倡的“开明专制”，专制迎合了政治保守势力的口味，而开明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党内改革派的政治需求，而这两者的结合其实就是邓小平所开创的“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最高领导人重提“儒学”不仅没有传达出“改变”的信号，恰恰是在维护既有的政治秩序，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政治平衡术”所做的新阐释；它很好的暗合了“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论调——前30年的极权专制和后30年的开明专制在本质上说都是“专制”政体，自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道理就这么简单。
纵观人类政治历史的长河，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专制不太可能长期维持“开明”的姿态，而唯一能够证明其可以开明的方式就是逐渐“解体”专制本身，关于此，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社会形势似乎完全证明了这个结论。在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前景模糊的历史当口，最高领导人依托对儒家思想的推崇表达对“开明专制”政体的支持，继续维持已经被运用了30多年的政治平衡术，注定是难以奏效的，其中的核心表现就是口头上“大谈改革”，实际上却无推行改革的有效手段，最终就不得不回到既有的政治经济结构当中寻找出路。比如说，近期已经启动的“房地产救市”行动已彻底证实了中央政府难以摆脱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它明知道房价如果继续上涨或者继续维持高位，必然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经济泡沫，却没办法改变这个现实，却只能配合房地产开发商、银行和各级地方政府将这个危险的经济游戏继续玩下去。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可以预计的是：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将要到来，围绕国人的基本居住权而发生的“联合抢劫行动”还会堂而皇之地维系下去。
与此相似，中央政府已经多次提及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已经陷入持续的难产僵局，哪怕是形式上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都显得遥遥无期，而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局面必然会继续导致内需不足，国民经济对“投资”的依赖也将继续维持，同时为了开拓国际市场空间，主动将大把的国民财富“散发给”外国。这一切的一切，都足以证明所谓的“改革”都只能是自欺欺人的“击鼓传花”游戏，它根本不可能打破既有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更难以纠正已经“畸形到极致”的社会结构，最终也难以化解其中的各种重大危机。正是在这种局面日益凸显的情势下，有网友提问到：“反腐败和老百姓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还是吃不上安全的食品，还是不能逃避城管的追截，还是看不起病，还是读不起书，还是买不起房……”，这个消息让我想起了一位朋友前段时间对我说的一段话：“最高领导也许真想改变现实，但他没有手段，既有的政治体制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制约力量，没有人能从内部突破其限制而改变它，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就不要去奢望了。”我十分相信，这样的观点绝非中国的少数人所专有，它体现了中国人对现实社会一种很深刻的思考。
如果说经济改革需要政治变革的配合才能取得成效是一个常识的话，那么，中国的中央政府及时强调“依法治国”的理念应该是很合时宜的。但就在人们纷纷寄希望于“法治”的关键时刻，香港的“占中事件”浮出了水面——2017年实现“特首普选”是符合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正义之举，而中央政府和港人之间围绕特首候选人提名方式问题却产生了重大分歧，最终酿成了目前的集会政治事件。在我看来，香港不管从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社会文化形态的角度来看，都已经达到了“试行”经典民主制度的要求，真诚的改革者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他们的“真普选”诉求；如果连特区的政治改革实验都不能给予支持，只能让旁观者感觉到他们缺乏“改革”的诚意。可惜的是，我们似乎已经预感到一种不值得向往的后果，这再次说明：开明专制的重心在于“专制”，它不管与集权专制有多少差异，但相比与“民主”的距离，它们二者注定还是一个阵营的伙伴。
从这个事件不难看出，在一种“路径依赖”的机制作用之下，中国的所谓“改革”根本就难以启动，更遑论突破！面对此情此景，我只想说：在中国，这里还不是讲理的地方，而是传统政治平衡术的天下，当有的人实在控制不住情绪非要“讲理”的时候，我们只能做好心理准备，随时接受任何的制裁，而至于下一个天亮时，我们是否还能正常吃饭走路，已经不是我们自己所能控制的了。改革的“面具”已经欺骗我们太久了，越来越多的人因此变得麻木，甚至绝望，但是即使如此，人们除了继续揭露这个面具，还能做些什么呢？为了纪念很多喜欢说真话、讲道理的人至今还能在这个社会上活着，我们就暂且安心地洗洗，睡吧！
(据燕南园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