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一週，全球媒體都關注香港爭取民主的群眾運動，社會賢達日前集體勸告示威學生撤退，認為應收放自如。不少朋友認為，這些社會領袖的主要出發點，是得到政府訊息說鎮壓在即，而哀求群眾撤退。但筆者和其中好幾位談過，他們的真正憂慮並非單是即時鎮壓，而是出現的任何變數，都可能被北京演繹為「顏色革命」，屆時不單換來鎮壓，還會出現天翻地覆的可能。不過反過來說，只要北京不正式下這定性，將之視為地方管治問題，則出現悲劇的可能性極低，堅持下去，還可能有意外收獲。看《人民日報》社論，日前說「極少數人想通過香港進而在內地搞顏色革命」，但畢竟未直接說香港「正在」搞顏色革命（雖然其他「評論員文章」已有直接聯繫），這一線之差，對群眾而言也許分別不大，研究國際政治的朋友，卻會明白差之千里，乃至是成敗關鍵。
兩年前，筆者曾寫下「反顏色革命：解讀北京對港政策調整的國際關係框架」一文，當中觀點並未過時，其實都是預言今天大局的。這幾天，香港各界、包括中間派和溫和建制派，都在努力說服北京這不是「顏色革命」，有學者匆忙聯署和這名詞劃清界線，有學術前輩到電視台解釋何以那名詞不能用，也有組織者高調自白說只求體制改革，絕不求革命。然而，對北京而言，假如劇本已定，這些姿態是不夠的，因為尚有好些一般人不留意的技術關鍵，足以定性為「國際事件」。
各國顏色革命被認為有美國在背後，其中一大證據，是與美國政府直接聯繫的基金會，均有在爆發「革命」的地方運作，尤以接受國務院經費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of Democracy）及其白手套，例如美國民主研究院（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為代表。筆者對把一切歸因「外國勢力」的理論從來反感，但須知在國際關係行規，確實不當上述組織是「NGO」，而將之視為「國家行為」。筆者剛在法國遇上一位曾任聯合國秘書長顧問的黎巴嫩前內閣部長，問及有關問題，而黎巴嫩才是第一波顏色革命（所謂「雪松革命」）的發源地；他直言，一般西方NGO不應視為「外國勢力」，但各國必當NED、NDI是「國家行為」，並認為它們在格魯吉亞革命確有特別關鍵的角色。假如運動有上一代組織者、或其相關機構曾明顯接受這些組織資助，定必成為北京的「證據」，或應表達一定態度或切割，因為根據國際關係約定俗成，要是北京將運動定性，舉出NED、NDI的聯繫，國際社會的同情（這是對鎮壓的制約），就會大減。
另一重點是訴求。外國「顏色革命」的模式，一般以群眾運動挑戰（被指是舞弊的）選舉結果，而推翻選舉結果，往往帶來體制改變，因此是「革命」。而爭取民主普選，只屬體制內之事，港人爭了多年，無論成功與否，北京都應明白，本難被歸類為「革命」。但弔詭的是，一個司空見慣的口號：「梁振英下台」，群眾可以大喊，也大可組織其他運動以此為目的，但根據上述定義，只要這次的組織者將之列為官方訴求（群眾不一定當那些人是領袖、北京卻是當的），配合曠日持久的街頭運動（而不是2003年七一遊行「倒董」那種一天為限的合法遊行），卻會分散對原來運動「爭普選」的聚焦，被上綱上線為「顏色革命那樣、推翻選舉結果式政變」，反而會成為當事人自保、連任的武器。學聯昨忽然出聲明，明言「雖坊間有論調形容是次運動為顏色革命，但我們在此重申，整場運動是單純地以爭取香港政制民主化為目的，聚焦在改革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席的選舉方法」，不再以「特首下台」為對話前提，政治智慧之成熟、國際視野之宏大，令人刮目相看。反而是上一代組織者，並未顯現這智慧。
作為經常接收相關資訊的國際關係研究者，坦白說，筆者還是擔心。新一代精英，是香港的最後希望。「佔中三子」我都很尊重，他們或許領導不了群眾，卻會比群眾明白國際關係，會明白「如何不給予對方製造悲劇的藉口」，不單是開放一條行車線的交通決定，而是開放一條生機的政治決定。針對上述兩點，希望他們以基督徒的犧牲精神，守護下一代，讓香港迎接最美好的結局。
（據2014年10月7日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