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与香港的“最大公约数”

北京和香港社会之间不信任的种子一旦种下,在缺乏沟通和协调机制的土壤里生根发芽,造成的后果是双方都为更坏的情况设置预案,下行循环由此开始。要终止下行循环,北京需要找到香港社会各阶层的最大公约数,以及香港和大陆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香港的未来,不只关系七百万香港人,也关系十三亿大陆同胞。

国庆前夕,香港泛民主派再次发起“占领中环”。占中群众冲击港府,和防暴警察对峙,香港社会撕裂的伤口被赤裸裸曝光在全世界面前。悲观的观察家已经在说这是一个伟大城市没落的开始。是什么使得香港这个闪耀的东方之珠,挟九七回归所带来的天时地利,在十数年中落到如此地步?

九七年香港回归,北京政府面对着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基本法许诺了香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大陆为党国体制,举国皆在体制之内,从未有过管控一个完全在体制外社会的经验。北京政府本对香港有着美好的愿景,希望其经济繁荣发展,成为一国两制的样板,其社会能和大陆同心同德。

回归时香港社会脱离大陆已久,不同利益阶层有不同诉求。要对香港施加影响,必然需要和社会各阶层广泛接触,倾听其诉求,与香港社会共同探讨一个和中国国家利益不冲突的发展方案。但“港人治港”的承诺是北京政府的核心约束条件,让它有控制目标的愿望,而没有太多直接的干预手段。

九七回归本质上是香港的政治体制在一个时间点上突变。香港精英阶层在英国殖民体制下重商业,轻政治,本就缺乏为社会谋福利的政治家情怀。在“港人治港”的约束条件下,这些商业精英成了北京政府最直接的选择。为了保护香港稳定,促进其经济发展,北京政府对这些香港精英诱之以利,给他们在香港和大陆拓展商业势力提供了诸多便利。

香港以一弹丸之地,其商业富豪却能长期在亚洲十大富豪榜上占据近半的位置,香港首富李嘉诚能长期占据亚洲首富,不是因为他们技术上的创新或商业上的谋略,而是他们截取了“回归红利”,在地产和基础设施项目上获取大量财富。

香港富豪对“回归红利”的追逐,也使得香港经济忽视对长期产业竞争力的培养。当制造业对北移后,回首再望,香港已经是个被房地产产业劫持的城。

商人有逐利天性。以商人治港,资本的力量没有相应的政治力量制衡,香港成为了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地方,贫富差距巨大,财富集中度接近80%。不平等(inequality)成为了最大的社会问题。那些生活在鸽子笼里的人们,望着在山顶高高在上的富豪,他们是感受不到北京政府最初的善意的。

当社会矛盾激化,北京政府首当其冲,反而成为香港人怨的出口。而北京和香港社会之间不信任的种子一旦种下,在缺乏沟通和协调机制的土壤里,便生根发芽,造成的后果是双方都为更坏的情况设置预案,下行循环(downward spiral)由此开始。

占中因普选方案触发,实是香港社会矛盾积累的爆发。时局发展至今,北京政府早是香港社会“房间里的大象”,无法不置身事内。与其死守形式上“港人治港”的承诺,通过富豪对香港施加影响,不如做一个明面上的协调者,走入香港社会,和各利益阶层对话,解释北京政府对香港民主进程的规划和考虑,和社会各阶层共同制定香港长期发展的施政方案,解决香港面临的挑战,再由港人实行,这更是本质上的“港人治港”

香港社会的健康发展,不只是香港七百万居民的事。一国两制是北京政府为台湾问题准备的解决方案。香港社会的所有变动,台湾同胞都历历在目。如果事态恶化,北京政府因此顿感挫败,以后对民间势力的发展有如防川,那么对大陆的政治生态也会有深远的影响。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也会被重新考虑。

下行循环必须终止。社会稳定本是北京政府对香港的首要治理目标,可当社会的根本问题不能解决时,稳定也会受到影响。相信北京政府有足够的政治智慧,能够和香港社会一起,找到香港社会各阶层的最大公约数,以及香港和大陆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据2014年9月30日华尔街日报。本文作者为上海风险投资家。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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