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凌晨，一場昭告許久的市民革命終於在香江發生了。在經歷了一週的大規模罷課抗議，香港的大學生佔領位於金鐘政府總部的公民廣場。多位學生領袖被逮捕，參與者被警方暴力清場，噴灑胡椒水，但是他們仍堅持不退，於是從2013年初就宣揚「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正式啟動。

原先，佔中運動主事者堅持要窮盡了所有合法的管道，要透過和平理性的商談與公投程序，來追取符合國際標準的特首選舉。他們強調佔中是最後手段，是所謂的「核戰選項」，最好不要以傷害香港經濟的方式，來促成民主改革。

在6月22日的民間公投，78萬香港公民明確表達要求在特首選舉中要有「公民提名」的選項。然而，北京政府卻是採取強硬的姿態來回應這項要求。共產黨在背後策劃了反制動員，「保普選、反占中」運動宣稱收集到80萬人的連署，更在8月發動一場大規模的遊行。接下來，向來反共的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資料莫名其妙曝光，不但連累了許多泛民的議員，他本人也立即被廉政公署調查。最後，在8月31日北京政府正式攤牌，人大常委會為香港的政改方案定調。2017年的特首候選人取得提名委員會過半支持，而且只能有2-3位參選者。北京政府向香港人下達最後通諜，公民提名門都沒有，所謂的普選最多只是在幾位共產黨認可的候選人中挑一個。更重要，如果這個方案沒有在立法會通過，那麼就回歸到舊制，下一任特首持續由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來決定。

北京的強硬態度激發了香港學生的反彈，讓原先看似已經喪失鬥志的佔中運動復活登場。

隔海觀看香港的發展，很容易就讓我們想到台灣解嚴後的局勢。在當時，國民黨政府同樣用一些光怪陸離的程序與理由，來實行他們所謂的「民主」。總統是由國民大會間接選舉產生，其中絕大數的國大代表是在1947年選出來以及按中華民國省份來遞補，他們與台灣一點關係也沒有。在國會裏頭，台灣人只能選出少數的「自由地區增額立委」，就算他們舉手舉脚，投票還是會輸給那些不用改選的「老賊」，這很像目前由所謂「功能組別」主導的香港立法會。在解嚴後，反對黨與各種社會運動發起一連串的街頭抗爭，包括五二○、四一九、四一七、三月學運等，曾有一段時間，台北的街頭就是經常上演目前港島金鐘所呈現的警民對峙。甚至，由於兩地反對運動都是挑戰「中國因素」，香港人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特區逐漸緊縮的自治，台灣人反對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法統」，加劇的民主化抗爭都帶來了「自決」意識的浮現。在其罷課宣言，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高舉「抗殖反篩選、自主港人路」的主張，要求建立香港的主體性。在八○年代台灣，反對運動提出「台灣前途由一千八百萬人決定」自決主張，也進一步變成為「台灣人出頭天」的民族主義訴求。

然而比較現今的香港與二十年前的台灣，仍是有許多相異之處。在香港，是社會力主導了民主運動的進程，而不是反對黨。香港的反對黨早就四分五裂成為所謂的「泛民黨派」，他們相互競逐約六成的選票支持。在面對中央政府的態度上，是否要採取談判與妥協的路線，不同政黨有各自的盤算。更甚者，由於近年來香港各種社會抗爭加劇，例如各種高鐵爭議、碼頭罷工、新界東北開發等，左與右成為一條切割泛民的社會分歧。去年初發起的佔中運動即是一種跨越這些歧見之政治企圖，用「真普選」的訴求來掌握反對運動的領導高地，就某個意義上來說，他們等於是在重建早期民主黨的地位。然而，這樣「準反對黨」的努力事實上也被更激進的學生所取代，原先佔中領導者曾暗示要在十一發動公民抗命，但是這個時程表被迫提前，已經發動一週罷課的專上學聯與學民思潮使得佔領運動正式上路。

相對於此，從台灣的黨外到民進黨，反對運動始終有一個堅固的領導陣營，各種陸續從中分離、並且自組政黨的努力都沒有成功。八○年代中期也是台灣各種社會運動勃興的時刻，這些抗議不但鬆動了國民黨的統治基礎，例如學生運動減弱黨國校園控制、農民運動與環境自力救濟衝擊地方派系、工會自主化挑戰了產業黨部的權威，也為反對黨招募更多的新血。儘管反對民進黨將社會運動工具化的聲音在八○年代就浮現，但是這種批評到了九○年代才成為主流。因此，在爭取民主化的過程中，民進黨大致上設定了政治抗爭的步調，一步步地逼著執政黨解除戒嚴令、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直選再到總統直選。各種社會運動是扮演側翼的角色，他們開啓了其他反威權的戰場，只有少數時刻，例如1990年三月學運與反軍人干政、1991年一〇〇行動聯盟，社會力才直接介入了政治抗爭。

香港民主運動的領導權從政黨，移轉到佔中運動，最後再到學生，呈現出激進化的態勢。泛民黨派在立法會仍有27席的議員，理論上他們是可以否決人大常委會所公佈的普選方案，但是隨著佔領運動的登場，大規模的公民抗命已經取代了議會路線，泛民議員的看法似乎成為無關緊要的。在包圍政總的活動中，社民派的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下跪，請求市民來支持學生，這幅景象令人動容，但是也顯示了體制內管道的封閉。就制度條件而言，香港的體制不利於溫和的反對黨發展，反而逼著他們要去追隨體制外的抗爭。

在八○年代的台灣，反對運動中也一直有路線爭議。公職掛帥的議會路線，亦或是街頭抗爭，那一種方式才能使執政者讓步，始終是爭論的焦點。然而，隨著改選席次的增加，民進黨慢慢地轉化成為體制內的反對黨。在這過程中，台灣享有一個香港泛民陣營所缺乏的優勢，亦即是地方自治使得民進黨能採取「地方包圍中央」的策略，從分享權力中進行轉型。相對地，香港反對黨沒有地方執政的可能性，就算有貨真價實的特首普選，他們是否能打敗具有穩固社會基礎的建制派，仍是有疑問的。

儘管有這些不利之處，香港民主運動仍享有當時台灣所沒有資源。香港的國際能見度高，國際媒體格外重視，9月6日出刊的《經濟學人》就用封面故事來報導，這是長期被國際社會孤立的台灣所缺乏。其次，由於地緣政治的種種因素，香港人爭取民主的行動，已經獲得美國與英國的官方口頭支持。此外，儘管制度不利反對黨，香港泛民仍享有近六成的選民基礎，這是遠遠超過台灣八○年代的反對黨，在當時他們選票支持度是徘徊在三、四成之間。最後，上海短期之內仍是無法取代香港的金融地位，這也是佔中運動最重要，事實上也是唯一的籌碼。如果香港的政治對峙持續升溫，甚至衝擊到經濟體制的運作，那麼就是迫使北京領導者要重新評估不讓步的成本了。

無論接下來的局勢如何演變，學聯祕書長周永康在罷課前夕所提到的「不付代價，奢談未來」是無庸置疑的。民主從來不是天上會自動掉下來的禮物，而是要透過團結的人民，一步步地向統治者施壓而來的。過去的台灣是如此，接下來的香港也亦將如此。

（据2014年9月28日天下@独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