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修:香港民主運動的台灣觀察

 

9月28日凌晨,一場昭告許久的市民革命終於在香江發生了。在經歷了一週的大規模罷課抗議,香港的大學生佔領位於金鐘政府總部的公民廣場。多位學生領袖被逮捕,參與者被警方暴力清場,噴灑胡椒水,但是他們仍堅持不退,於是從2013年初就宣揚「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正式啟動。

原先,佔中運動主事者堅持要窮盡了所有合法的管道,要透過和平理性的商談與公投程序,來追取符合國際標準的特首選舉。他們強調佔中是最後手段,是所謂的「核戰選項」,最好不要以傷害香港經濟的方式,來促成民主改革。

在6月22日的民間公投,78萬香港公民明確表達要求在特首選舉中要有「公民提名」的選項。然而,北京政府卻是採取強硬的姿態來回應這項要求。共產黨在背後策劃了反制動員,「保普選、反占中」運動宣稱收集到80萬人的連署,更在8月發動一場大規模的遊行。接下來,向來反共的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資料莫名其妙曝光,不但連累了許多泛民的議員,他本人也立即被廉政公署調查。最後,在8月31日北京政府正式攤牌,人大常委會為香港的政改方案定調。2017年的特首候選人取得提名委員會過半支持,而且只能有2-3位參選者。北京政府向香港人下達最後通諜,公民提名門都沒有,所謂的普選最多只是在幾位共產黨認可的候選人中挑一個。更重要,如果這個方案沒有在立法會通過,那麼就回歸到舊制,下一任特首持續由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來決定。

北京的強硬態度激發了香港學生的反彈,讓原先看似已經喪失鬥志的佔中運動復活登場。

隔海觀看香港的發展,很容易就讓我們想到台灣解嚴後的局勢。在當時,國民黨政府同樣用一些光怪陸離的程序與理由,來實行他們所謂的「民主」。總統是由國民大會間接選舉產生,其中絕大數的國大代表是在1947年選出來以及按中華民國省份來遞補,他們與台灣一點關係也沒有。在國會裏頭,台灣人只能選出少數的「自由地區增額立委」,就算他們舉手舉脚,投票還是會輸給那些不用改選的「老賊」,這很像目前由所謂「功能組別」主導的香港立法會。在解嚴後,反對黨與各種社會運動發起一連串的街頭抗爭,包括五二○、四一九、四一七、三月學運等,曾有一段時間,台北的街頭就是經常上演目前港島金鐘所呈現的警民對峙。甚至,由於兩地反對運動都是挑戰「中國因素」,香港人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特區逐漸緊縮的自治,台灣人反對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法統」,加劇的民主化抗爭都帶來了「自決」意識的浮現。在其罷課宣言,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高舉「抗殖反篩選、自主港人路」的主張,要求建立香港的主體性。在八○年代台灣,反對運動提出「台灣前途由一千八百萬人決定」自決主張,也進一步變成為「台灣人出頭天」的民族主義訴求。

然而比較現今的香港與二十年前的台灣,仍是有許多相異之處。在香港,是社會力主導了民主運動的進程,而不是反對黨。香港的反對黨早就四分五裂成為所謂的「泛民黨派」,他們相互競逐約六成的選票支持。在面對中央政府的態度上,是否要採取談判與妥協的路線,不同政黨有各自的盤算。更甚者,由於近年來香港各種社會抗爭加劇,例如各種高鐵爭議、碼頭罷工、新界東北開發等,左與右成為一條切割泛民的社會分歧。去年初發起的佔中運動即是一種跨越這些歧見之政治企圖,用「真普選」的訴求來掌握反對運動的領導高地,就某個意義上來說,他們等於是在重建早期民主黨的地位。然而,這樣「準反對黨」的努力事實上也被更激進的學生所取代,原先佔中領導者曾暗示要在十一發動公民抗命,但是這個時程表被迫提前,已經發動一週罷課的專上學聯與學民思潮使得佔領運動正式上路。

相對於此,從台灣的黨外到民進黨,反對運動始終有一個堅固的領導陣營,各種陸續從中分離、並且自組政黨的努力都沒有成功。八○年代中期也是台灣各種社會運動勃興的時刻,這些抗議不但鬆動了國民黨的統治基礎,例如學生運動減弱黨國校園控制、農民運動與環境自力救濟衝擊地方派系、工會自主化挑戰了產業黨部的權威,也為反對黨招募更多的新血。儘管反對民進黨將社會運動工具化的聲音在八○年代就浮現,但是這種批評到了九○年代才成為主流。因此,在爭取民主化的過程中,民進黨大致上設定了政治抗爭的步調,一步步地逼著執政黨解除戒嚴令、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直選再到總統直選。各種社會運動是扮演側翼的角色,他們開啓了其他反威權的戰場,只有少數時刻,例如1990年三月學運與反軍人干政、1991年一〇〇行動聯盟,社會力才直接介入了政治抗爭。

香港民主運動的領導權從政黨,移轉到佔中運動,最後再到學生,呈現出激進化的態勢。泛民黨派在立法會仍有27席的議員,理論上他們是可以否決人大常委會所公佈的普選方案,但是隨著佔領運動的登場,大規模的公民抗命已經取代了議會路線,泛民議員的看法似乎成為無關緊要的。在包圍政總的活動中,社民派的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下跪,請求市民來支持學生,這幅景象令人動容,但是也顯示了體制內管道的封閉。就制度條件而言,香港的體制不利於溫和的反對黨發展,反而逼著他們要去追隨體制外的抗爭。

在八○年代的台灣,反對運動中也一直有路線爭議。公職掛帥的議會路線,亦或是街頭抗爭,那一種方式才能使執政者讓步,始終是爭論的焦點。然而,隨著改選席次的增加,民進黨慢慢地轉化成為體制內的反對黨。在這過程中,台灣享有一個香港泛民陣營所缺乏的優勢,亦即是地方自治使得民進黨能採取「地方包圍中央」的策略,從分享權力中進行轉型。相對地,香港反對黨沒有地方執政的可能性,就算有貨真價實的特首普選,他們是否能打敗具有穩固社會基礎的建制派,仍是有疑問的。

儘管有這些不利之處,香港民主運動仍享有當時台灣所沒有資源。香港的國際能見度高,國際媒體格外重視,9月6日出刊的《經濟學人》就用封面故事來報導,這是長期被國際社會孤立的台灣所缺乏。其次,由於地緣政治的種種因素,香港人爭取民主的行動,已經獲得美國與英國的官方口頭支持。此外,儘管制度不利反對黨,香港泛民仍享有近六成的選民基礎,這是遠遠超過台灣八○年代的反對黨,在當時他們選票支持度是徘徊在三、四成之間。最後,上海短期之內仍是無法取代香港的金融地位,這也是佔中運動最重要,事實上也是唯一的籌碼。如果香港的政治對峙持續升溫,甚至衝擊到經濟體制的運作,那麼就是迫使北京領導者要重新評估不讓步的成本了。

無論接下來的局勢如何演變,學聯祕書長周永康在罷課前夕所提到的「不付代價,奢談未來」是無庸置疑的。民主從來不是天上會自動掉下來的禮物,而是要透過團結的人民,一步步地向統治者施壓而來的。過去的台灣是如此,接下來的香港也亦將如此。

(据2014年9月28日天下@独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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