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极端政治是“二次文革”的总推手

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最近因一篇檄文成为风云人物。他的题作《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檄文,通篇重弹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调,显然是要呼唤“二次文革”。当局反复强调党员要无条件遵守党纪,不得发表跟党的现行路线冲突的言论。身为意识形态核心部门主管的王伟光,居然公开冲撞当局现行路线即邓路线,实在诡异得很。

但更诡异的是民间舆论的复杂反应。

王伟光檄文马上激起体制内学者反弹,王占阳、赵士林等教授皆群起抨击。这自在情理之中。八零年代后期,有过样板戏要不要重演的争论。巴金老人坚决反对重演,说他听到样板戏的曲调,就本能联想到红卫兵痛打知识分子的鞭子声。今天体制内学者的心态,大抵跟巴金老人相同。

不同的是社会背景。巴金的态度,的确能代表当年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共识。今天已经没有共识,今天的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已经高度分化和碎片化了。在体制内学者同声讨伐王伟光时,即不乏民间人士唱反调。他们认为,“二次文革”未必那么可怕,未必一定是老文革的简单复制,打击目标可能更精确,被冲击的可能只是王伟光那样的新老权贵,王伟光很可能自食其果。而对于被压迫者来说,这未始不是一个出头的机会。现状已坏到无以复加,“二次文革”纵然怎么坏,也不可能比现状更坏吧?何必刻意阻挡。

民间的这种声音,其实一点不新鲜,最早可追溯到薄熙来时代。当薄熙来唱红打黑引来强烈质疑时,部分底层知识分子竟公开主张跟薄熙来代表的毛左合流,共襄“二次文革”的“盛举”。他们翘首想望薄熙来入主中枢,对薄熙来的政敌温家宝则恨到咬牙切齿。只不过薄氏不争气,居然一夜崩盘,令他们不能不万念俱灰。“二次文革”的旗帜才悄然藏起,不好意思再提。

如果说主张“二次文革”的底层知识分子太边缘,没进入舆论主流,没实际影响力,那么今天不然了。王伟光檄文曝光后,赞同“二次文革”的论者,已经不是边缘人士而相当一部分属于知识界主流。“二次文革”的社会基础没有因为薄熙来的倒台而崩解,反而有所扩大,这才最诡异、最让人震撼。

这当然都是现实压迫的结果。薄熙来、周永康先后崩盘,但政治上都没有清算,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路线坚如磐石。一个显著的信号,是作为薄熙来、周永康政治盟友的乌有之乡网站虽然关闭,乌有之乡的路线却渗透了庙堂,王伟光一类党政高官甘当乌有之乡的传声筒,其主管的中国社科院甘当乌有之乡的传播平台,实际上是乌有之乡在体制内的全面复活。乌有之乡代表的极左势力不仅没有受到遏制反而不断强化。

与此同时,新公民运动、草根维权、律师死磕等合法抗争,却屡遭冷酷绞杀。网络尤其社交媒体上的民间意见领袖屡遭定点清除。给人总的印象,是公共政治生活愈来愈法西斯化。这于本来已经普遍的挫败感、普遍暴戾和普遍绝望等非理性情绪,无疑是火上加油。极端的政治就这样愈来愈刺激其出极端的人心,愈来愈制造出一个极端的社会。

从逻辑上驳倒“二次文革”的主张再简单不过。这实际上就是饮鸩止渴。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即为“二次文革”的预演,但它并不是针对新老权贵的精确打击,恰恰相反,首当其冲的都是自由言论和自由企业。全国性的“二次文革”如果真来,也一定是庙堂江湖极左联手,利用民粹的滔天洪流先把实力最弱的自由派淹没,干掉这共同的敌人之后,他们才会彼此厮杀。这几乎是历史的铁律,没有例外。

薄熙来当然最后是失败了。但这样的历史大悲剧并不是没有成功上演过。最经典的就是1949。国统区主流知识界曾经认为现状坏到无以复加,哪怕是破坏性的力量也无所谓,何妨“以毒攻毒”。但结果呢?

这样的故事还可以找出一大堆。但没意义,因为没说服力。不是说它没道理,而是道理没用,非理性不可能用理性去说服。唯一能够改变非理性、唯一能够改变极端主张的力量,只能是事实本身。一切极端的主张都来自现实的极端。专政体制、维稳政治则是最大的极端,这种极端政治不铲除,中国社会的极化趋势一定愈来愈烈,“二次文革”的达摩克利斯剑将不以任何人的良好意愿为转移,随时随地突然落下。

(据2014年9月26日风传媒。原文链接:http://www.stormmediagroup.com/opencms/review/detail/48f0e181-4530-11e4-a301-ef2804cba5a1/?uuid=48f0e181-4530-11e4-a301-ef2804cba5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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