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极端政治是“二次文革”的总推手

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最近因一篇檄文成为风云人物。他的题作《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檄文，通篇重弹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调，显然是要呼唤“二次文革”。当局反复强调党员要无条件遵守党纪，不得发表跟党的现行路线冲突的言论。身为意识形态核心部门主管的王伟光，居然公开冲撞当局现行路线即邓路线，实在诡异得很。

但更诡异的是民间舆论的复杂反应。

王伟光檄文马上激起体制内学者反弹，王占阳、赵士林等教授皆群起抨击。这自在情理之中。八零年代后期，有过样板戏要不要重演的争论。巴金老人坚决反对重演，说他听到样板戏的曲调，就本能联想到红卫兵痛打知识分子的鞭子声。今天体制内学者的心态，大抵跟巴金老人相同。

不同的是社会背景。巴金的态度，的确能代表当年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共识。今天已经没有共识，今天的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已经高度分化和碎片化了。在体制内学者同声讨伐王伟光时，即不乏民间人士唱反调。他们认为，“二次文革”未必那么可怕，未必一定是老文革的简单复制，打击目标可能更精确，被冲击的可能只是王伟光那样的新老权贵，王伟光很可能自食其果。而对于被压迫者来说，这未始不是一个出头的机会。现状已坏到无以复加，“二次文革”纵然怎么坏，也不可能比现状更坏吧？何必刻意阻挡。

民间的这种声音，其实一点不新鲜，最早可追溯到薄熙来时代。当薄熙来唱红打黑引来强烈质疑时，部分底层知识分子竟公开主张跟薄熙来代表的毛左合流，共襄“二次文革”的“盛举”。他们翘首想望薄熙来入主中枢，对薄熙来的政敌温家宝则恨到咬牙切齿。只不过薄氏不争气，居然一夜崩盘，令他们不能不万念俱灰。“二次文革”的旗帜才悄然藏起，不好意思再提。

如果说主张“二次文革”的底层知识分子太边缘，没进入舆论主流，没实际影响力，那么今天不然了。王伟光檄文曝光后，赞同“二次文革”的论者，已经不是边缘人士而相当一部分属于知识界主流。“二次文革”的社会基础没有因为薄熙来的倒台而崩解，反而有所扩大，这才最诡异、最让人震撼。

这当然都是现实压迫的结果。薄熙来、周永康先后崩盘，但政治上都没有清算，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路线坚如磐石。一个显著的信号，是作为薄熙来、周永康政治盟友的乌有之乡网站虽然关闭，乌有之乡的路线却渗透了庙堂，王伟光一类党政高官甘当乌有之乡的传声筒，其主管的中国社科院甘当乌有之乡的传播平台，实际上是乌有之乡在体制内的全面复活。乌有之乡代表的极左势力不仅没有受到遏制反而不断强化。

与此同时，新公民运动、草根维权、律师死磕等合法抗争，却屡遭冷酷绞杀。网络尤其社交媒体上的民间意见领袖屡遭定点清除。给人总的印象，是公共政治生活愈来愈法西斯化。这于本来已经普遍的挫败感、普遍暴戾和普遍绝望等非理性情绪，无疑是火上加油。极端的政治就这样愈来愈刺激其出极端的人心，愈来愈制造出一个极端的社会。

从逻辑上驳倒“二次文革”的主张再简单不过。这实际上就是饮鸩止渴。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即为“二次文革”的预演，但它并不是针对新老权贵的精确打击，恰恰相反，首当其冲的都是自由言论和自由企业。全国性的“二次文革”如果真来，也一定是庙堂江湖极左联手，利用民粹的滔天洪流先把实力最弱的自由派淹没，干掉这共同的敌人之后，他们才会彼此厮杀。这几乎是历史的铁律，没有例外。

薄熙来当然最后是失败了。但这样的历史大悲剧并不是没有成功上演过。最经典的就是1949。国统区主流知识界曾经认为现状坏到无以复加，哪怕是破坏性的力量也无所谓，何妨“以毒攻毒”。但结果呢？

这样的故事还可以找出一大堆。但没意义，因为没说服力。不是说它没道理，而是道理没用，非理性不可能用理性去说服。唯一能够改变非理性、唯一能够改变极端主张的力量，只能是事实本身。一切极端的主张都来自现实的极端。专政体制、维稳政治则是最大的极端，这种极端政治不铲除，中国社会的极化趋势一定愈来愈烈，“二次文革”的达摩克利斯剑将不以任何人的良好意愿为转移，随时随地突然落下。

（据2014年9月26日风传媒。原文链接：http://www.stormmediagroup.com/opencms/review/detail/48f0e181-4530-11e4-a301-ef2804cba5a1/?uuid=48f0e181-4530-11e4-a301-ef2804cba5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