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母亲：我们的愤怒 ——读“德国之声”专栏作家泽林的文章 天安门母亲群体（丁子霖执笔）

在3个多月前，也就是今年6月初在海内外人士纪念“六四”屠杀25年的时候，“德国之声”专栏作家泽林有意发表了关于“六四”屠杀的一些言论，曾引起海内外舆论的愤怒。当时，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成员大多数都不知此事，除了个别人外。

本来，天安门母亲群体早拟定于5月间在一起集体祭奠我们遇难的亲人。1999年、2004年、2009年，每逢“六四”五、十周年之际我们都会在某位难属家中默默举行集体祭奠仪式。然而，今年却未能举行，因为从4月间起，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的一些主要成员即相继遭到警方严密控制——或被带走盘问；或在房前屋后被警方和居委会日夜看守，出门贴身跟随；或被强制性地责令交出电脑中有关“六四”的资料；更有甚者，当局干脆把难属监视居住在外地不准回京……这种违反人伦的状态一直持续到6月中旬。

而正是在我们这群天安门母亲失去自由、被禁声、彼此失去联系、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下，在2014年6月4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德国人泽林竟在“德国之声”这家媒体上发表了有关“六四”屠杀的奇文，标题为《从天安门到莱比锡》。文中说：“确实：1989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时的失足。”他还说，按西方人的法制和公正理念，对一个案件要区分一时疏忽还是有意为之、是个案还是连环作案……接着，他又在第二篇回应长平批评的文章《让公平取代愤怒》中再次强调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989年显然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一时失足。虽然六四确实很糟糕，但在文化大革命过后40年里，它幸好只是一次个别事件。”他在这段话里用了“显然”一词，话说得那么肯定；还说“幸好”只是一次“个别事件”，言下之意纯粹是一次偶然。

遗憾的是，这些文字我们都是后来（在今年“六四”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看到的。在纪念逝去亲人的悲痛日子里，长时间的被禁锢，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当我们恢复自由以后，媒体和朋友们问起我们对泽林文章的看法，我们感到十分诧异与茫然。我们随即陆续找来这场争论（尤其是泽林与长平的争论）的相关资料，又阅读了此人发表在“德国之声”上的有关“泽林观点”的文字，这才对泽林其人其事有所了解。

我们认为：泽林在6月4日发表该文绝非偶然，而是经过缜密考虑的。他不会不考虑到国内“六四”镇压幸存者的感受，不会不考虑到我们这些“六四”难属是怎么度过这25年来悲苦、艰辛的日子，不会不考虑到长期以来一批又一批公开谴责“六四”镇压的有志之士的种种遭遇与想法；当然，对他来说，最最要紧的是首先要考虑中共当局对“六四”事件的态度——他们25年来始终对“六四”持“平暴”这一定性，尽管口头上已改说是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一场“风波”。泽林不是一时疏忽和失言，而是有意为之，否则不会把他的奇谈怪论特意选择在6月4日——海内外纪念“六四”惨案之日发表。

泽林的文章要害是“六四”屠杀是“一时失足”，而非“有意为之”。他两次提到同一个话题，可见他对这一论断坚定不移。

泽林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据是1990年当时的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与邓小平的一次会晤。他说：“邓小平没有给施密特留下他会重蹈覆辙的印象，他最关心的是如何使中国重新回到国际开放的道路上。”然后，他得出结论：确实：1989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时的失足。除此之外，泽林再也没有按“西方人”处理案件的惯例举出一丝一毫证据。他只是说：“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25年前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足见他的判断是多么轻率，多么苍白。

25年前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来告诉泽林吧：

5月18日，赵紫阳先生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信中说：“现在形势十分严重，最紧迫的事情是让学生停止绝食（这是最受群众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学生答应停止绝食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运动。

“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只要我们主要领导人亲自到群众中去宣布承认这一点，群众的情绪就会大大缓解，其他问题才好解决。即使我们需要采取维护秩序的坚决措施，也必须先走出这一步然后才好行动。不然，在众多群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采取强硬行动，可能引起威胁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后果。”

但是，这个方案被邓小平拒绝了。这样，理性和平地解决学潮的路已经走不通。邓最后拍板说：“事态的发展更加证明四二六社论定性的正确。学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问题出在党内，出在赵的‘五四’亚银讲话上。现在不能再退了，否则不可收拾。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以上引自赵紫阳先生回忆录）

早在此次学潮之初，邓小平就说过“不怕流血”，那就是不怕使用屠杀手段，制造流血事件。在“六四”屠杀之后，邓又一次说：“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可见，这次事件，是他一步一步酿成的。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在6月4日凌晨戒严部队会师天安门。“不惜一切代价”的意思很明白：格杀勿论。

邓小平在事后还说过，“我知道，这场风波是迟早要来的，现在来更好，因为我们这些老同志还在”，他还说，他们这些老人有经验，可以帮助处理学生们的事件。他是担心他们这些“老同志”死了之后风波再来，那就麻烦了。

于是，在1989年5月20日，李鹏签署了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几十万野战军从全国各地开进北京，随之首都民众在各条交通要道堵截军队进城，一连相持了好几天。到了6月3日至4日，终于开了杀戒，戒严部队动用机枪、坦克悍然镇压了手无寸铁的北京学生和市民。

6月4日凌晨北京全城瘫痪了，成百上千的学生、市民被送往医院，当场惨死了上千人，好多遗体还被偷偷地埋了。

6月4日后几天，还抓了一批“暴徒”，关了、判了、毙了。

在6月4日后几天里，还通缉了一批学运领袖，有些人被抓了，判了刑；有些人逃到了海外，至今还滞留在外有家归不得。

“六四”后中共政府给“六四”这场惨绝人寰大屠杀定性为“平息反革命暴乱”。这个定性至今未曾改变。

1989年8月起，我们难属站起来寻访“六四“死难者，寻找其亲属，经过25年的艰苦努力，走街串巷、深入边远山区，至今寻访到204位死难者，他们不是死于枪伤，就是被坦克压死，有些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属于失踪者。目前已经记录下来的只是死者和失踪者中的极少数。

这一切的一切，均历历在目，又有谁能否定得了？谁要听到有人说这些“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一时疏忽”，听者必定侧目以对，心里会骂：这是个畜生!

一个人在北京住了20年，但好像一切都没有听闻到；时至今日，居然还说什么“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25年前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谁听到这些话，心里必定会骂：“这种人连畜生都不如！”

“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中，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其他失去了都可以弥补，唯有失去了生命不能弥补。因此，凡是把人的生命当儿戏、当赌注的所谓‘道理’，我不能认同。”（引自丁子霖《扎好伤口，擦干眼泪，寻访受难者亲属》）。泽林的“道理”，就是这种把人的生命当儿戏、当赌注的“所谓”道理。这种“道理”我们无法认同！

泽林要想以他的所谓“公平”来“取代”（压制）我们的愤怒。对于我们这些难属来说，这绝无可能。不仅我们的亲人被杀害，而且不少难属还受到了不公平对待，被监控、噤声、长时间的失去自由、秘密羁押……而且20多年来始终遭受如此际遇，难道连不平、愤怒都不能？！

我们天安门母亲在纪念“六四”15周年的时候特别发出过这样的呼吁：“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正是这四句话，引领着我们一步一步走向真相、走向正义、走向觉醒。泽林文章中口口声声“我们西方人”如何如何，并一再提及法制、公正、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的概念，然而，众所周知，这一切都必须以“事实”、“真相”为依据。现在他通篇文章绝口不讲“事实”，不讲“真相”，而且批评长平给出一个“人们希望公布真相”是“错误判断”。泽林居然提出：“人们也很想遗忘。因为遗忘也是人们不可剥夺的一种自由。”他认为应该“允许就拒绝遗忘展开讨论”。泽林断然做出结论，他说，许多中国人希望忘记，“购物消费比回忆糟糕的时代更有诱惑力”。确实，现今的中国人在大庭广众之下闭口不谈“六四”，但是在私下里谈，而且都要带上一句：“六四”问题迟早要解决；有一些年轻人没有见过当年的杀人场面，不知道“六四”为何物，但这是谁之过？答案摆得明明白白，不言自明。现在泽林替中共当局说出了历来他们只敢做而不敢说的话，他如此为虎作伥恐怕是为中共当局帮了倒忙吧。

泽林的文字并不冗长，但我们却从中嗅出了一股历史尘埃的陈腐味儿。我们要问泽林，当年希特勒纳粹杀害欧洲人、犹太人、波兰人，你也曾向他们宣扬过那套“遗忘论”吗？你不敢！你只敢在今日的北京向中国人叫唤“遗忘”。依我们看，你是看着中共当局的脸色这么说的！你很清楚在北京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可是，中国民众不会欢迎像你这样丧失天良的“西方人”！

泽林的作为已经给德国蒙羞。在我们的心目中，德国是一个民主制度成熟健全的国家，它有着优良的反思历史的传统，并赢得了世界人民的普遍尊敬。这20多年来，处于极度困苦中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始终得到德国官方政要与民间团体的关爱，对于这份人间大爱我们始终铭记在心。也正因为此，在以往的岁月里，我们曾多次不顾凶险，排除干扰，接受“德国之声”等德媒的采访。现如今“德国之声”在发生了泽林事件后，我们希望它能振作起来，沿着以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

2014.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