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谢飞：呼吁以电影分级制代替电影审查的公开信
电影局等有关部门及电影业同仁们：
我国实行多年的“电影审查”行政管理办法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制度，早已不适应今天建设法治社会与市场经济的现实了。我以为，以电影分级制来取代行政审查，是现今我国电影事业发展面临的重要改革课题。
一、从五十年开始的行政方式的电影审查，到1997年经国务院批准，制定了“电影审查规定”，开始了行政法规的管理。多年来，虽然此规定经多次修改、细化，但由于相关法律的不健全，官员素质不等诸原因，执行中常常出现与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国家《宪法》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和“有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自由”的条文相悖的现象。
远的例子：1994年3月12日，广电部下文《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处罚张元、田壮壮、王小帅、吴文光等7位电影导演七年内不许拍摄影片，因为他们导演的影片《北京杂种》、《蓝风筝》、《冬春的日子》等未经审查参加了国外电影节。由于这一决定，田壮壮导演七年没有导演新作品，其他人则去拍摄不经审查的所谓“地下电影”，如《东宫西宫》等。以后许多年中，姜文、娄烨、贾樟柯等电影导演也陆续受到过同样的剥夺文学艺术创作权利、禁止拍摄电影多年的行政处罚。我当时问询过电影局干部：“这个决定不是违犯宪法吗？为什么许多小说、美术、音乐、戏剧作品出国发表、展览，不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审查批准，电影出展却成为违规犯法了呢？”此官员回答说：“我们认为所有电影都是代表国家的。”这个观点不仅今天看来很荒谬，当时也难自圆其说。
近的例子：由我担任艺术顾问的影片《XXX》（因该片还在审查过程中，姑隐其名），于2012年8月20日送电影局审查；四个月了，还没有得到任何书面的、正式的审查意见。根据《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2006年版）第十八条（二）条的“自收到混录双片及相关材料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查决定”，电影管理局已经严重超期，负有”行政不作为“的责任。
据了解，该片被定为“问题影片”，需等有关领导审看。据说“问题”主要是影片内容涉及“林立果选妃”及同性恋。我认为这两个内容，并无违犯<管理规定>中的“十禁止、九修改”的条文。（详见<管理规定>06年版）
该片讲述了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女孩子的命运悲剧，控诉了“选妃”对她人生命运带来的巨大危害。据说，片中出现了的林立果和林彪的镜头不被许可，要删除。不知这是根据哪条国家法规？多年来，在书籍、报刊、影视等文艺作品中对林彪集团文革中的罪行揭露与批判到处可见；92年的电影《周恩来》里，林彪和林立果“小舰队”活动的场面都早有表现，三十年后的今天，怎么又成了禁区？
关于此片，某广电总局的领导曾对我说：“同性恋不能在电影中表现，有领导人说过话。”影片中，女主人公在文工团爱上的男舞蹈演员有同性恋倾向，影片有分寸地涉及了这一现象。我以为，同性恋是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事实，公众与法律均应尊重其存在。影片对此并无褒贬，怎么不能表现？领导人的讲话是代表法律，还是代表个人？这些年，一些电影立项、审查时，不时传出的不见法律法规的要求，诸如“现代题材不许有鬼”、“不许穿越”、“不许婚外恋”、“不许写某些政治历史事件”等等，说明现在实行的审查制度不是“法治”，还是我们早就想结束掉的“人治”。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各种文学艺术种类也应该一律平等。试想，如果作家莫言，每写一部小说前，都要到有关部门立案、批准；完成后都要请有关文学专家与工、青、妇、法、教、少（数民族）等行政部门三、四十人集体审看，逐段、逐字的提意见、修改，还会有今天的诺贝尔文学奖吗？
二、将现行的行政管理式的电影审查，改变为法律制约、行政监督、行业自治、自律的电影分级制，是改革的需要，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现行的国家以行政方式统一管理的电影立项与审查制度，早已没有了实质性的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意义，而是一个制约文化娱乐市场繁荣、扼杀艺术思想探索、浪费行政管理资源的成规陋习。
去年电影局审查通过的影片号称791部，实际能进入影院见观众的不到200部，畅销的更少。有多少立项与审查工作是无意义的行政资源浪费？而现实中，通过碟片、电视、国内外各类影展放映的未经“审查”的所谓“地下电影”数量很多，加上正在兴起的数量众多的专业或非专业人士拍摄的网络电影、微电影，国家行政部门能够去全部审查吗？
法治国家就应该讲管理交给法律与社会去做，交给市场去做。就像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等文化艺术产品那样，在法律和行政的监督下，由创作者与出版社、发行商去把关，去对法律与社会负责。电影谁制作，谁发行，谁放映，谁就要对法律和社会负责。
纵观世界，没有几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几十年来为文化艺术的一个品种——电影——从上到下专门设立如此庞大的行政管理部门，浪费惊人的纳税人上缴的金钱。有些国家连文化部都没有设立，如美国，而他们的电影业却是全世界最发达的。要认识到，法律和市场是管理文化商品的最好方式，行业内人士与专业协会的自律及自治是其主要的方法。
电影局搞了几十年电影分级的研究和实验，得出的结论时：社会主义国家不适合电影分级。这个结论实属荒谬。其实，参考我国报刊、文学、音乐、美术、音像等出版业正在施行的《出版管理条例》（2011年国务院通过的修改版），其“总则”里规定：“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出版行业的社会团体按照其章程，在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实行自律管理。”仿照许多国家行之有效的分级方式，由国内的“中国城市影院发展协会”与“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等行业组织去协商、制定与实施分级标准与方法，是完全可行的。今年2月，国内北京博纳星光影院管理有限公司的一些影院，对放映的影片标出适合观看年龄的分级，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32年前，1980年10月初，一代电影表演大师赵丹先生临终时说出了他的肺腑之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对照今天电影业的现实，他的遗言仍旧切中要害。
改革就要做实事。
呼吁有关部门和电影业的所有同事们，行动起来，探讨与研究电影事业的这一重要改革！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教授：谢飞
2012-12-15
(据2014年9越18日微信公号“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