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潘:容不下民间图书馆的乡村,文化正在凋零

两句改造自雨果(“多建一所学校,就少建一座监狱”)和马克·吐温(“你每关闭一所学校,就必须开设一座监狱”)的话,也渐渐成为很多人耳熟能详的警句:“多建一座图书馆,就可以少建一个监狱;关闭一座图书馆,就得多建监狱。”甚至,中国观众熟知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也告诉我们:就算是在监狱,也必须建一座图书馆。

但近日,乡村图书馆正面临着生死边缘的考验,这个致力于在乡村地区建立以青少年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人文教育图书馆网络公益组织,自2007年以来成立的22家中,已有20家被关,1家独立。这让人实在难以理解,像这样目标清晰、理念朴素、工作接地气的公益项目,居然会遭遇这样的对待。

其实,图书馆创始人李英强早就明确宣布:乡村图书馆从成立之初就只是一家单纯的教育公益机构。我们做的事情从来都非常清楚,非常简单,只是要帮助乡村青少年得到阅读的机会,并通过阅读走上自主学习和开放学习之路。所有加入的伙伴都是为着这条“教育自救”之路而来的。只是在青少年中普及一些公民常识。

如今这样的局面的发生,外界包括本身,目前也都没有得到清晰的解释。但我想,这些地方管理部门应该好好了解他们眼皮底下的这些利在千秋的努力:图书馆不仅仅提供书籍阅读,还开展读书会、电影欣赏、写作比赛(笔者有幸成为2010年的评委之一,对其理念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冬令营/夏令营等丰富的活动,这些活动很显然正是农村所匮乏的。

从组织建设来说,从乡村图书馆的官方网站上可以看到,它有着明细的财务月报,收到的每一笔捐款,支出的每一笔开销,都将公布明细。另外,图书馆均以当地历史文化名人(如第一、三、四馆)或捐资者意愿(如第二馆)来命名,并成立本地理事会,共同参与,为图书馆长期发展提供资源。新馆开设遵循的第一条原则是“到你的家乡去建一个图书馆”,没有合适的本地发起人就不盲目扩张。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一定程度上,承载了中国传统社会士绅主导乡村文化普及与倡导的价值,以及在此之上的乡村自我治理的良好运作的理念。这一点也尤为可贵,这些图书馆,除却国民教育体系的义务教育之外,其实也隐含着原来私塾教化育人的某些功能。

这里可以做一些延展。两千多年以来直到1949年政权更迭之后,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一直都是秦晖教授概括的“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特征,因此也保障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中断。其中以私人捐款兴办的义塾和地方(村)、宗族捐助钱财、学田,聘师设塾以教贫寒子弟的村塾、族塾(宗塾)最具公共性。资料显示,私塾古人称学塾、教馆、书房、书屋、乡塾、家塾等,产生于春秋时期,2000余年延绵不衰。族塾、义塾都带有免费教育性质,以出身清贫家庭的子弟作为施教对象。而且官府从不干预私塾办学,任凭私塾在民间自由发展。这也保证了文化传统与乡村伦理的延续。

如今,义务教育几乎已经全民都不成问题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农村的撤校并校恶果显现、优秀教师外流等,基础教育又面临新的问题,在日益完善的城市教育的光鲜亮丽映照下,乡村教育几乎成为教育的“飞地”。现在很多乡村文化公共空间极度匮乏,因而“黄赌毒”也日益成为农村劳动之余的恶习。而对于那些留守儿童、青少年来说,一座图书馆,就是一个可以打开眼界与世界的最便捷渠道,甚至那些书可以成为改变他们命运的金钥匙,使得他们不至于信奉“读书无用论”,早早地进入城市,却只能成为城市边缘人,个别人走上犯罪的可悲道路。

一些农村地区,对于公益组织或者说区别于政府之外的民间组织一直有着莫名的戒备甚至恐惧,这可以理解,毕竟这些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理念与大城市或沿海地区相比还是有些差异,但其中的道理却并不复杂。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如果地方政府都对民间公益组织采用这种粗暴的对待方式,很显然只会制造更多的社会问题。中国现在内陆和欠发展地区的乡村居民的精神世界,不仅与这些地方物质一样贫瘠,甚至更荒凉,在大量劳动力进城后的空心化以及在单一、粗暴的基层权力干预下自治组织的消失,造成乡村精神伦理、价值信仰等彻底凋零,沦为丛林社会一样的残酷世界。这个从时有发生的农村老人自杀、农村强奸案件等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的乡村太需要图书馆了。在国民义务教育体系已经高度资源集中化的时候,这种民间的乡村图书馆,除了提升文化教育的价值与满足精神的需求,一定程度上也承担着中国精英士绅关切本土文化、教育的载体功能。让每一个民间图书馆安稳地发展下去,激活民间这种关注文化教育的活力,在传承中国文化传统与教育自救的同时,鼓励民间自组织的发展与自我治理,有利于解决中国农村问题,也是使中国社会得以重建的根本。

(据2014年9月17日南方都市报。作者张天潘,媒体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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