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实施。其中第66条及第97条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第97条规定：“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这就是舆论所称的“卖淫嫖娼被抓应当通知家属”的由来。
当时舆论还在争议，这一规定会容易引起夫妻反目，破坏人伦导致家庭破裂，更容易给嫖娼者造成巨大心理压力，迫使他“自愿”交出更多罚款，同时也不可避免成为个别有私欲警察以此向嫖娼者敲诈勒索的工具——换句话说，警察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如今，嫖娼者不仅是通知了家属，还频频在国家电视台上亮相忏悔。嫖娼者不仅需要接受国家的羞辱，即法律的惩处，还需要接受全国人民的道德羞辱！
2.包括地方执法机关和舆论对法条规定的误解是明显的。实际上，规定中写得清清楚楚，只有在“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才“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而非卖淫嫖娼被抓就要通知家属。也就是说，立法的愿意并不是让警察去向卖淫嫖娼者向TA的家人宣扬TA的丑事，而是因为行政拘留本身就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通知违法人员的家属让其知道其去向甚至给他们送生活必需品。
毫无疑义，这应该是尊重人权的应有之义。在被国家权力依法限制人身自由之后，作为家属有知情权，这是违法人员者的权利，且是警察机关的义务。需要强调，它从来就不是警察的权力。既然是权利，违法人员本是可以选择放弃的。
很奇怪，这本来应该是一个一点都不复杂、很容易理解的法学常识。只是，在传播中，这一规定诡异地被误读为“一律通知家属”，在实践中则演化为警察权运用的方式。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江苏某教授嫖娼当场被抓哭求民警勿通知家人，更大的悲剧是，湖北某教授嫖娼被抓后跳车身亡。
连教授们都不知道，通知家属并不是警察的权力。可叹！
3.从这几年的实践来看，这一规定导致了警察权的滥用，公安机关把“通知家属”当作了预防卖淫嫖娼、加强打击卖淫嫖娼的手段，而尽管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只有拘留才可以“通知其家人”，实际上更糟糕的情况出现了，公安机关在实践中更倾向于将卖淫嫖娼者拘留，他们不断扩大适用拘留的范围；另一方面，“通知家属”也成为个别警察收取“封口费”的权柄。
警察超越权力界限，卖淫嫖娼者隐私和家庭名誉被完全无视，加上国家电视台等媒体的渲染，一时的不检点，付出的是一生尊严的代价。
4. 季卫东先生曾对“嫖娼通知家属”这一规定有如下的评价：立法技术上的粗糙，与当时立法者企图通过国家权力纯化社会风气的指导思想不无关系。立法朴素天真的愿望，导致的现实是，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公民日常生活，警察权力的膨胀并滥用，它同时也阻碍了公民自我调整培育道德共识机制的发育和成长。
在讨论性道德问题上，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例子在此刻依然是有启发性的：早期的基督教教义禁止卖淫嫖娼，后经过托马斯·阿奎那等人对宗教的改革，基督教开始承认卖淫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如维系家庭稳定。可见，对卖淫嫖娼行为的社会容忍度随着价值观的变化而变化。
社会容忍度的变化，带来的是对卖淫嫖娼者惩处效果的变化。
5.企图通过权力纯化社会风气适得其反。过重的报复性，导致卖淫嫖娼者“破罐子破摔”，威慑失效。从警察通知家属，到通过国家电视台及诸多媒体对卖淫嫖娼者施加诸如身份曝光、公开信息等羞辱行为，不仅没能如愿纯化社会风气，反而激起了舆论更多愤怒和敌意。
基于对国家权力膨胀和滥用的警惕和本能反感，卖淫嫖娼者更容易被公众看作是“受害者”而激发更多的同情——从薛蛮子到黄海波到王全安，均是如此。
换句话说，在国家权力体系内对卖淫嫖娼者的羞辱和污名，反而成为舆论中的“荣誉”甚至是他们获得声望的“资本”，卖淫嫖娼者的羞辱感大大降低——这恐怕不能简单归咎于舆论缺乏正确的道德立场，更该检讨的是公权力引导媒体对卖淫嫖娼者羞辱过当，导致的反弹。
而更严重的问题是，警察权的滥用及对卖淫嫖娼者的羞辱过当，它不仅破坏了家庭稳定，有损人伦，更直接破坏了人权和法治的基础。
（据2014年9月16日微信公号“苏少问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