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被指已成中国“富翁俱乐部”
中国人大制度建立已整六十年。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人民代表大会就被确立为建设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核心机构。检审该制度在一个甲子时间里的兴衰起伏，就像是查看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政治温度计。
在一周前，习近平发表了《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宣称：“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他还说：“6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
对习的这篇重要讲话，我们可以一分为二地做个分析。首先，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中国人大制度在建设中国民主和推动宪政的过程中已经和继续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当下人大制度的全面式微却是不争的事实。
74年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承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但中共建政两年后，刘少奇就指出“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已经成为“老口号”，过去用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权”有“进步意义”，但在新政权下则不适合，“主要是劳动人民还不识字、，过去没有选举的经验，他们对于选举的关心和积极性暂时也还不充分。”
进入21世纪，在习的讲话中，仍然没有实现普选的承诺。在讲话第一句，习认定间接推选的第一届人大是由“普选”产生，否定了一个根本的事实：二战后至今，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从未进行过全国普选，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尽管朝鲜和越南这样的国家操控选举，保证党提的候选人100%当选，它们的最高议会也是全国直选的。习近平唯一一次提到“民主选举”，也是在肯定现阶段的人大选举：县乡直选、以上人大由下一级人大间接选举。与今年刚举行的印度大选相比，那里8亿多选民、5亿5千多万人投票，在中共领导人眼中，中国国情之差、民众素质之低，由此可见一斑。
邓小平对人大工作的推动主要来源于他分权和放权的改革，和由此产生的对人大工作的尊重和人大领导的不干预。发挥人大积极作用、发挥中央和地方两头积极性，成为全国人大系统制度化和权力扩张的上方宝剑。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大从“大牌子、老头子、空架子”的“两手会议”（举举手、拍拍手）和“橡皮图章”逐渐钢印化，在反映民意、监督行政司法和反腐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跑小步、不停步”的渐进增量改革和“磨合”扩权方式，帮助人大积累发展出一套制度和方法，推动了中国迈向民主宪政的进步。例如，1990年代的“评议制度”、“司法检查”和“个案检查”、人大信访、走访选民工作等等，都是探索中国特色民主化道路的各种尝试。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1989年民主运动期间，全国人大在京部分常委发起签名运动，试图通过召开人大特别会议来解决京城危机。在宣布戒严前，人大法工委还通过回复的方式，支持湖南省人大罢免副省长杨汇泉。在外出访的委员长万里也做出姿态，希望通过人大程序解决国内危机。而当时人大内部的当家人正是常务副委员长习仲勋，也就是习近平的父亲。
彭真、万里、李鹏、乔石和他们的副手陈丕显、习仲勋、田纪云（在李鹏和乔石两届任内）结成的“黄金搭档”给人大系统加上了脊梁骨。但不幸的是，2003年，“两国”（吴邦国和王兆国）治人大，中国人大走上了十年衰败路。
吴邦国自废人大武功的大举措是把黄菊和他在上海摸索出的由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总方针带到了中央。人大成为几乎与政府、政协、工青妇组织并列的被协调方，所谓“最高权力机构”大打折扣。王兆国上任伊始，就把中国最有成就的人大研究专家蔡定剑赶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因为蔡定剑写过《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系统批判了阻挠推行普选的“公民素质论”，引来王兆国一番教训：“吃体制的饭，不能说反体制的话。”结果硬是敲掉了蔡定剑的副局级金饭碗，而且还不许他回到北大。
随后，一系列保守措施出台，原来的改革探索被叫停。评议制度、个案检查、司法检查、代表走访选民基本上废弃了。人大信访划归政府统一的“大信访”体制。在新公布的《监督法》里，监督权只给了人大常委会，人大和普通代表并未被授权监督政府。地方民主创新实验全面萎缩和中断，例如“海选”和“民主恳谈”等。所以，面对中国民众呼唤更多自由和民主时，人大不是缺位（例如乌坎事件），就是充当杀手。例如，在2011年“独立候选人”现象产生后，全国人大法工委首先断定，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在今年香港争取特首普选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荣顺到香港宣读反对普选的指示。
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知道，根据彭博新闻社报道，全国人大70名最富有代表2011年的财富净值，超过美国国会全部535名议员、美国总统及其内阁成员、9名最高法院大法官财富净值的总和。全国人大已成中国“富翁俱乐部”（他们许多拥有外国国籍），各级人大也成官商和官黑勾结的场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习近平坚决反对“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其实，中国人大制度又何尝不是巴黎公社加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制度“飞来峰”？在里面坐着的代表又何尝不是外国的不明飞行物？
难怪，上海绝望的访民会在人大会场前举起 “淫大呆婊”的牌子。人大是否该受如此奚落，当然还有讨论的空间。但毫无疑问，习近平的讲话和他依赖特别委员会治国的“超级国家主席制”，只会使人大制度更进一步归位到“橡皮图章”。
（据2014年9月15日BBC中文网。作者夏明，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著有《中国人大和治理》（英文）、《政治维纳斯》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