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松:草根英雄刘建伟的维权之路

 

刘建伟,四川籍在京务工的尘肺病农民工,“大爱清尘”志愿者与尘肺病民间维权人士。他于1998年进入顺义一家玉器厂工作,从2006年开始,他妻子、姐姐、弟弟和本人先后被确诊为尘肺病。他的维权之路可谓惊心动魄。经过艰苦的努力,他为十多名本厂工友讨回了公道,还通过微博把自己的法律知识和维权经验向全国工友普及,并且带病和自费为有求于他的尘肺兄弟维权。他是当代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本刊委托特约评论员、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王江松对刘建伟进行了采访。

 

王江松:建伟你好!你已经有6年的尘肺病维权历史了!你当时是怎样走上这条维权之路的?

刘建伟:作为一个农民工,我的知识水平很有限,初一没念完就辍学外出打工了。我所在的工厂是从事玉石雕刻的,会产生大量的粉尘,国家相关部门对工厂的第一次检查就发现有五名尘肺病患者,发现后工厂随即封锁消息,并对员工们进行了体检。我与工友们感觉到不对劲,因为工厂从我和我老婆在1988年、1992年分别进厂以来从没体检过。几天后,我才发现厂里十几位老员工已经长时间不来上班了。慢慢打听才得知是因为患上了尘肺病,回家疗养去了。顺义区电视台曝光此事后,工厂因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被查封。一星期后,又奇迹般地恢复生产了。

2004年,我无意中在工厂捡到一本国家2003年推出的《职业病防治法》。我从上面了解到我们所从事的是危险行业,这给了我一个警示。当初进来时工厂没有对我们进行任何体检,也没告知我们这一行当能造成职业病,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工厂自65年成立以来,总共有三百多人在此工作过。由于粉尘危害极大,尘肺病的潜伏期又有五至二十年的时间,当时仅有三十多位在职工友查出了身患严重尘肺病,而那些已经离职还不知道自己患病的人可能还处于病症的潜伏期。当我意识到这个情况以后,我开始想办法搜集证据,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王江松:你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都做了哪些事情呢?

刘建伟:最初我在工友之间宣传是要让工友们也有防病和维权的意识。我敢于与企业叫板,为工友们出头,坚决拒绝和反对一切不利于劳动者的措施与决定。在这同时,工厂开始禁止我散布“谣言”。我一直觉得总得有人带头来做,否则我们都会任凭企业剥削。厂里有位本地老员工叫王少明,16岁就进来工作,离职后在家闲了两年。当出现尘肺病症状时,他并不知道这是个病。2004年下半年发病不幸去世,享年44岁,是被尘肺病活活憋死的。那时我已经是工厂里的车间主任,去看望过这位老员工两次,并参加了葬礼。我算是见识到了尘肺病的厉害,便更加积极地宣传尘肺病的危害并搜集证据。

2007年企业转制,工厂被卖给了个人,并强迫员工们终止了合同。2008年以前,国家还没推行《劳动合同法》,而企业不与员工签订任何形式的劳动合同,即使签了也是为了应付检查,这些问题都是执法部门严重缺位、不履职责造成的。国家的法律是好的,但到了下面,执法者就不执行了。我们工厂的工作环境是归卫生监督所、卫生局以及安全生产管理局监管的,每次要来检查了,都是提前通知厂子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检查当天劳动者不准工作,留两三个人在那里跟执法部门表示一下什么粉尘都没有。明知有粉尘,执法部门的人拿点礼、吃点饭就走了,每年都是这样过去的。以前劳动者不知道这些危害,要是知道了,能防范点儿也好。

王江松:你发现自己得了尘肺病后,与企业打了长达6年的官司。根据你的经验,从开始维权到拿到赔偿款,都需要经过哪些步骤?

刘建伟:尘肺病维权可以说比登天还难,成功的维权必须走五步:

第一步是确认劳动关系。

这是最难的,因为当时入职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或其他书面上的协议。现在打官司,文字形式的材料是最有力的证据,没有这些就没有确实的证据维权。即使当时签过协议的,企业在员工离职时还要收回包括合同在内的全部文件。劳动者也没有那个意识,其实老板在这时就已经给劳动者下好套了。现在的维权,劳动者若没有书面的证据,就只能靠自己寻找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证据,再有就是相互作证,别的毫无办法。

第二步是职业病诊断。

职业病诊断是赔偿的标准和依据,有了它才能证明是由于从事粉尘作业而患病的。但由于国家的法律不完善,想要去职业病诊断机构开证明,尘肺病患者需要企业在职业病诊断书上盖章,盖了章医疗机构才给做诊断。企业不盖章,医院就见死不救。本来企业就不承认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盖了章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损害他们利益的事情怎么会去做?不仅如此,患者还要提供环境监测报告等材料,这些就更不可能拿得到了。2011年为了做个职业病诊断,我连母亲病重都没来得及见上最后一面。我找了顺义区疾控中心三次,第四次被逼急了,便以跳楼威胁的方式求一个说法。我所帮忙的每一个案件都起诉到了中级人民法院,企业回回都是困兽犹斗,想尽方法拖延时间。这个职业病诊断本是企业该给盖章的,因为在之前的判决中已经确立了劳动关系,企业应尽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了,但企业还是拒绝盖章。我为了这一纸诊断书,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第三步是工伤认定。

劳动局认定工伤科接受个人提出申请与企业提出申请两种认定方式。如果企业配合,由他们去认定,最快两个星期就可以办出来。如果是个人去劳动局申请,恐怕要等候三年的时间。

第四步是伤残等级鉴定。

这是最快也是最轻松的步骤了。因为前面的程序已经走得差不多了,该拿到的证明都拿到了。职能部门也该履职了,再不履职说不过去了。

第五步是工伤待遇与赔偿。

这一步相对来说又要困难些。企业有钱也说没钱,有的已经把财产转移、变卖了。比如我所在的企业为了逃避责任和义务,从一个集体企业,慢慢转变为个人的,再一点一点把企业卖出去,最后偷偷注销了。于是我又开始打行政官司,告发企业违法注销,导致受害者因找不到责任主体和诉讼对象而自生自灭。还有就是败诉企业耍无赖,就是不依法赔偿你,你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当地政府又加以保护,法院又不受理。让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上访情绪激烈一些,就以扰乱社会治安的名义拘留你!江西省乐平市的36位患者,2012年8月维权成功,法律文书生效后,企业竟然企图以支付30%生活费与医疗费为一次性解决。4个患者发现是骗局,拒绝签订这样的协议,至今一分钱都没有拿到。32人发现上当,第二天申请法院撤销该不合理的协议,法院就是不依法受理至今。他们甚至到北京上访了4次,无果。这就是维权的艰难与无奈!

王江松: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企业都是那么不配合吗?

刘建伟:那是当然的,企业为了逃避责任,通常都会采取拖延战术。企业的拖延战术让很多受害者死在了维权的道路上

40多岁的尘肺病三期患者张广斌,连呼吸都很困难,已经在家卧床等死。这位患者2011年1月回到家后,感觉到了身体不对劲。他们村去了将近30人挖煤炭,那企业老板是内蒙古的人大代表,那企业里因尘肺病过世的员工已不止20人。在这个案件上,企业几乎在每个环节上都设置障碍,在时间上拖延受害者,使维权的成本大大增加。受害者若来不及做职业病诊断,所谓的后续赔偿也就没办法了。由于尘肺病的潜伏期长,部分员工离职后才出现症状,企业自然不会主动提供证据,因此,律师或维权代表就要想方设法去寻找证据。前段时间为跑维权的事情,我在北京、四川和内蒙古阿拉善盟之间来回奔走。作为证据拿到法庭上的疾控中心体检表,就是我通过些手段拿到的。事实已经摆在那儿了,企业还不承认,还诬陷我们造假。在当庭对峙时,自己又说漏了嘴,于是迫于压力,承认了十来个人的劳动关系。其实这些证据是疾控中心的保密性文件,我能得到实属幸运。现在的劳动者若想搜集证据维权不是一般的难。已经离职了的就更不用说了。要执行这些法律的程序实在太过于漫长了,有的患者打了八、九年的官司最终倾家荡产,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王江松:你自己打官司是怎样克服这些障碍的?

刘建伟:我对企业提起诉讼后,企业竟然把自己注销掉了,把工厂业务搬迁到另外的区县去了。我当然没法跟着企业跑啦,于是我就告顺义工商局知法犯法,在企业没有清偿员工债务之前批准企业注销了,要求恢复公司。2010年4月到2011年的7月,我将顺义工商局告至北京市工商总局。毕竟工商局是国家机关,自古以来民告官都是极其艰难的,所以我每次去都准备好录音设备,并以礼相待。相较之下,工商局的态度是极其蛮横,让人无法接受的。本来,我来这里不是无理取闹,是因为案件需要约了相关负责人见面。但来了几十次都被拒之门外,无功而返。最后一次我一拍桌子说,“你不帮我联系,我就自己逐个去敲门找!”我把工商局楼里的办公室敲了个遍,工商局的人说我这是扰乱办公秩序,并叫来了保安要打我。我说,你们没权处置我,我有什么不对就叫110来!他们不叫,我自己叫!110来了之后,我把对话录音一放,工商局的人傻眼了。这时我一直要找的办公室主任马上叫警察出去说话,被我拦了下来,“有什么话当面说!你出去就是执法不公,就是违规!”那人开始说好话,我要求把领导叫来,今天必须把这件事解决。他们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拿着纳税人的钱,却不为纳税人办事,我要将这件事追究到底。历尽千辛万苦,用了17个月的时间,北京市天竺金玉鼎工艺品有限公司,终于恢复注册了,我和我的同事以后才有了诉讼的对象,维权才有了保障,没有再一次让公司逃脱法律的制裁。即使有这样的自我保护意识,我还被拘留过两次。我觉得非常值,没有这二次拘留,政府领导就不会这么重视,解决就不会这么出奇的快。

王江松:要把五个维权环节一一做下来,需要多长时间?

刘建伟:法律程序过于漫长,维权成本又太高。老板恶意上诉、申诉和反诉,利用这种法律程序活活拖死维权者。一般的案子要三年至五年不等。我从2011年2月至2012年6月帮助了11位尘肺病人,把这维权需要的五个环节一一克服了,17个月的时间拿到赔偿款,也是最快的了。王克勤老师曾夸我,“你小子真厉害,现在维权成功的寥寥无几,你这可是全国首例!”

王江松:如果尘肺病人们没有像您这样的维权代表,是不是基本上不可能打赢与企业的官司呢?

刘建伟:没有维权的精神,没有不轻言放弃的毅力,没有正义的信念和不成功则成仁的精神,是绝对不行的。大多数患者想着领了赔偿能多撑几年,但患上这个病已然没有多少年可活了。我觉得,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有没有存在过的意义价值。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一个人,不能够只为了自己活着。我的儿子现在念高二,由于凭着一己之力长时间坚持维权事业,我已经拿不出儿子的学费钱了。连我和我老婆洗肺所支出的17000元中的大部分都是借来的。后来一位爱心人士捐了两千元,“大爱清尘”又为我从社会上募捐了两万元,总算把孩子的学费和洗肺借的钱数凑出来了。

王江松:在为自己维权和帮助他人维权的这段时间里,你还有收入来源吗?

刘建伟:我的尘肺病已属于七级伤残,再想要就业是很困难的。但凡公司看了我的体检报告,是断然不会录用我的。2012年4月,我在别人的介绍下,开始在北京市市区通过清洗空调来换取一些收入。这个工作算是技术活,不需要花费太大的力气,尘肺病人还能够承受。我把每个月赚的钱的百分之十捐给了“大爱清尘”。每当有主顾将超出收费标准的善款交到我手中时,我都会给予那些比我更需要帮助的人们。那些鲜活的生命随时都可能消逝,当我还有这个能力时,能帮一点是一点。

王江松:你为尘肺病患者们做了这么多事情,你的家人对此怎么看呢?你夫人的身体情况还好吗?

刘建伟:我是一根筋的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始有终。这条助人之路走了5年,无意中得罪了一些人。2012年4月18日,我在家中被三个不明身份的人打了,家门也被砸了。开始家人当然是反对的。骂我天天不上班到处跑,还要靠老婆的伤残津贴养活。由于我的执着,最终老婆还是成了我的支持者。老婆现在是尘肺病三期,加上肺气肿,已经非常危重了。

我这一生最大的愧疚是,为了替同事维权,我妈妈临终前都没有见到我最后一面。2011年8月11日,远在四川的妈妈传来病重住院的消息,我这时深深知道妈妈非常难过这一关了。伺候妈妈的大姐给我妈妈的检查报告,已经无法挽回妈妈的生命了,让我回家照料妈妈。妈妈也想远方的我。我也非常想回到妈妈身边照看,孝敬她老人家。可是我不能走啊,因为他们所有的当事人,没有法律的知识,到哪里去办事都是无功而返,又加上赵恒龙、王秀兰、颜翠如三个人的官司在法院开庭。我纠结的心非常难受,又无奈。我此时要求大姐把妈妈从区医院转入成都华西医院治疗,等我8月31日就回到妈妈身边。坚持到30日顺义区卫生监督所给我们最终的答复后,我就可以放心地回去照料妈妈了。26日中午妈妈给我打了电话,让我给大姐2万钱,好到成都医治自己的病。我按妈妈的要求做到了。此时我已经订好8月31日上午7点50的机票了。30日去监督所了,得到答复是,我们已经尽力了,没有办法为你们去做。我此时非常坚定地说,今天你必须把领导找来,你们的法定责任与义务,必须做到,否则就是渎职,我将起诉卫生监督局。在我的要求下,监督所王副长来见我。他承认这是我们的职责,给我一个星期,请你相信我,我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回答,好!我信任您,就给你们7天。否则我告你们顺义区卫生监督所。

终于盼到了可以回家的日子了,那一晚我没有怎么睡着过,天不亮就起来收拾回家的东西,5点25分我的电话突然响起了,是二姐从成都来打来的电话,姐姐哭着告诉我,妈妈刚刚走了。你怎么还不回来啊,妈妈昨晚还念叨刘建伟怎么还不回来啊!此时的我只有泪和大声的哭……妈妈没有等到我,我没有和妈妈说上话,妈妈就这样带着思念与恨离开了我……妈妈哪里知道我不能回去的原因啊。妈妈您原谅不孝的儿子吧……我当天回到老家,看着妈妈未闭着的双眼,摸着妈妈的脸痛哭了一场。9月7日妈妈出殡那一天,卫生监督所王所长来电话说,你们可以做职业病鉴定了,我们帮助你们出证明手续,马上来办理吧。没有为妈妈送终,换来了同事的职业病诊断,我不知道值得不,留给大家评论吧!

王江松:你觉得造成尘肺农民工兄弟维权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建伟:尘肺农民工维权真是太难太难了!主要原因是维权通常会被认为是闹事,维权者会成为维稳对象。有一次我到镇政府找领导,他们大声呵斥我,还说让警察抓我,把我逼急了,跳上窗台,正告他们,你们不尊重我的权利,不好好研究和解决我的问题,我就往下跳!这几年来,我成了地方官员的维稳对象,长期有一帮村里安排的混混监视我,我出门参加什么会议,还有警察贴身“保护”我。整个行政体制和司法体制对我们维权民工都是不利的,立法层面也还存在许多问题。

在“大爱清尘”的安排下,2013年3月7日下午14:30分左右,人大代表谢子龙、陈静瑜,政协委员吴先宁,在“大爱清尘”发起人王克勤和20余位媒体人陪同下,来到我租住地顺义区二十里堡村看望我及我帮助维权成功的尘肺病患者徐秀英、赵恒龙、桂立萍。

当人大代表谢子龙先生在街道见到我时,王克勤老师向他介绍,刘建伟是我们“大爱清尘”杰出的志愿者,也是一位民间的草根尘肺病人维权者,一家4个尘肺病人,他这些年一直在帮助尘肺病人做一些维权的事,通过他的努力抗争,为自己与身边的同事,以及社会上的患难兄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全国是首例。他一次性帮助尘肺病人拿到了国家认可发给的工伤证10本,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他为尘肺群体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谢子龙先生这时伸出双手握着我的手说,兄弟,我们来看你了,你辛苦了!我回答说,感谢人大代表来看望我们这些尘肺病人,我们这些弱势的人需要政府的关怀与帮助。

我想带着人大代表到我家里坐一会儿,结果遭到房东强烈的反对,原因不明,无法说起。我们一行近30人,只好来到一块空地上,站着接受谢先生与媒体的采访。谢先生问我,你现在帮助大家时,遇到的都有一些什么最难的问题?你希望政府应该从哪些方面改善才能够帮助到你们?我回答道,我帮助大家的时候,遇到的最大难处就是法律的尴尬,职能部门的不作为,企业的不尽责。我对谢先生详细说明了尘肺维权的五大步法律程序,其中存在的种种障碍陷阱,以及应对之策。谢先生听后说道,你已经成为一名尘肺病专业的法律维权人了,你做得很好,了不起,一个农民工竟然被逼得学习法律,还成功帮助到了那么多与自己相同的弱者。他对在场的所有记者说:我现在对刘建伟承诺,刘建伟在全国帮助尘肺病人维权时,遭到故意刁难,不依法立案的,我将提供帮助,我们不能够让做好事的受到人为的刁难,我们应该帮助他。

谢先生问我,有什么建议向政府提的。我回答有呀!

一是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第62条,要求政府首先无条件依法救助危重的尘肺病兄弟,让他们活下去。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不依法办事,法律得不到实施,冬天里天天有因得不到治疗而死亡的尘肺病兄弟,心疼啊!

二是让有责任主体的尘肺病人,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简化法律程序,尽快向原企业讨回自己的权益。太多的人死在了繁琐的法律程序上。而对于找不到责任主体的尘肺病人,当地政府必须无条件地依法进行生活医疗的救助。

三是把尘肺病纳入大病医疗,让无终结性医疗期的尘肺病患者有享受医疗保障的政策。

四是要求企业尽责,做好生产场所的安全达标。职能部门依法履职,不再是光吃饭不干活的单位。加强、加大宣传粉尘危害的力度,让劳动者有意识,知道职业危害防胜于治。大家努力呐喊呼吁,阻止这人为的悲剧,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与义务。

谢子龙代表听说,你讲得非常好,我会把你的提议带到两会上,希望能够帮助解决这一群体的困难。我一定尽力呼吁。

王江松:尘肺病维权者自己要注意哪些问题?

刘建伟:根据我的经验,在现有法律空间中,尘肺病患者还是可以有一定作为的,这就需要大家具备一些主观条件:

一是要学习和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包括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职业病防治法等等。要有强烈的权益意识,知道自己受到了哪些侵犯。

二是要注意搜集和寻找相关的证据。由于尘肺病潜伏期较长,劳动者很可能多次更换了企业和工作场所,又由于企业普遍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未雨绸缪,提前解除可能得了尘肺病的工人的劳动关系,因此到了打官司时,劳动者往往难以提供劳动关系的证明和证据。这就需要受害人千方百计寻找相关的物证和人证。

2010年10月8日,我的徒弟颜翠如夫妻从四川老家回到北京开始了艰难的维权。我首先让他们去北京北医三院做尘肺诊断。等拿到诊断报告,证明了我的猜测。夫妻已经患尘肺病。我又再一次成为维权的代表,夫妻唯一能够提供给我的证据就是几张照片。唉……深感难啊!我先让他们去政府信访,要求解决赔偿。多次上访也没有见到政府领导,就是一句话,我们不认识你们,你们凭什么来找天竺政府赔偿。最后丈夫李立昆以撞墙的方式见到了纪检委书记李斌,他说你们拿出证明你们给企业工作过,我就让他们马上赔偿你们。夫妻俩无话可说,相信书记的话,找到劳动关系的证据就好办了。我要他们按我的思路方式去搜集证据:录音,与公司法人代表谈话的录音资料。这个证据只有一次机会获得,不能出任何差错。法人代表当时没有意识到有人录音,也不知道录音的法律用处。再加上2个以上工友出庭做证,工友的条件是,不是自己的亲属,有与公司的劳动合同,此人必须和你一起工作过。与此同时,还要寻找一切以前的书面通信、信封、工作衣、帽、工资条等等做佐证。还要去工商局调取了公司的存档档案。这个案子终于打赢了。

三是学会运用自媒体,向社会各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方面我本人尝到了甜头,还有@张海超@古浪赵文海@乐山何兵@阳和平等等知名尘肺维友,不断通过微博发声,引起了主流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四是尘肺兄弟要守望相助、抱团维权。四川乐山的尘肺兄弟们做得最好,他们建立了互助基金,建立了网上和网下维权网络,与地方政府进行集体谈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王江松:我一直跟踪你的微博和腾讯日志,注意到今年你频繁出行,到外地去探访和救助尘肺兄弟。请你把探访和救助的情况向读者介绍一下。

刘建伟:这两年我多次前往尘肺病多发地区做探访和救助,这里仅把今年的几次探访和救助介绍一下,让大家了解尘肺病人悲惨的生活状况。

去年十月份我探访在成都华西四院自费治疗的尘肺病兄弟们时,接到四川省峨边县大堡镇集广村尘肺病人刘代平的求助,他说整个村庄的男劳动力大部分均在本村的煤矿打工多年,很多人得了尘肺,有卧床的,还有死亡的。他们不懂法,不知怎么维权,也请不起律师。现在好多人治不起病了,求我想法提供法律援助。

2013年1月6日我前往峨边。从成都至峨边,历经4小时半才到达。下午4点左右从峨县城倒车来到集广村。他们深居大山,房屋简陋,十分破败,家里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半路上还看见一个尘肺病人的房屋几天前刚刚被大火烧尽,不知道春节怎么过。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

这个村庄大约有160个尘肺病人。开始时大家在离家二、三里地的小煤矿挖煤,开绞车,当放炮工。在整个村庄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煤矿,都没有安全生产条件。打工到2007年底,政府要求这些煤矿整顿,强行关闭一些小煤矿。就这样,这些没有签订过任何用工合同的老乡被一个个强行失业,没有任何赔偿与离职前的健康检查。

在煤矿打工是整个村庄的唯一生活来源,于是到2009年,大家又带病坚持进入整顿后的各个煤矿打工。大家打工只为挣到钱养家就行,从没想到会患什么病,会是什么恶果。

大家回忆,早在2006年左右,村里挖煤的乡亲开始都出现了胸闷气短咳嗽病症,去医院检查都说是肺炎,肺结核,结果治疗不好,最后都死亡了,附近乡村已经有6人死亡了。2011年底,好多尘肺病人都出现症状,大家都找政府,要求救助治疗。最后政府要求大家先要有尘肺病证明,才进行救助治疗。大部分人被诊断为尘肺病一期至3期尘肺病。按说已经有了政府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和职业病诊断,按法律的程序,就应该进行工伤认定,但大家没有一点点法律意识与自我保护的意识,拿到了诊断书,犹如一张废纸,不知这份诊断书能够给自己带来医疗的保障与公正的赔偿。

我还了解到最让我无语的7个人的遭遇。他们在前一些年经过自己的努力,申请了劳动仲裁,手里有劳动仲裁的原件,结果由于自己的无知,该拿到的钱,没有拿到;该享受的工伤待遇,没有享受到;不能够终断的劳动关系,被一次性解决。20000元就出卖了自己的生命……真让我哭笑不得。必须用法律武器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能纵容这些无良企业肆无忌惮吞噬生命的行为。

走山路来到乡镇的复印店,打印了相关法律援助材料和委托书。回到刘代平家,这时陆续赶来10多位尘肺病人,从18;00点开始与大家签订法援手续,一直工作到凌晨1:00点。我对大家说,你们去通知附近的乡亲们,有想维权的人,明天继续来这里联系我,信得过我的人,我一样尽力帮助他们,绝不能够拉下一个想维权的兄弟。那晚住在刘代平家,由于房屋简陋,被子不暖和,我被冻感冒,尘肺病症状出现了。第二天与46个尘肺病人签订了法律援助委托书。这个群体尘肺案,由王胜利律师代理。

2013年3月,我应尘肺病友冯万印的请求,探访了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虎坪村五组,一个严重的尘肺村。16日早晨登机去湖北。由于路途遥远,下飞机倒车三次,顺路看望了“大爱清尘”志愿者何权贵,只见他侧卧在床,长长的头发胡须,清瘦发黄的脸。此时他勉强坐起来想与我说话,拉着我的手,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想活下去,我爸爸还在,儿子还小……建伟哥哥你帮帮我,我想去医院治疗。他老婆把被子揭开,让我看他骨瘦如柴的腿。我留下200元爱心款后,含泪告辞了我们可敬的志愿者何权贵。

到达湖北口乡冯万印家时已经天黑了。当晚有同村的9个尘肺病人陪同一起共进晚餐,大家把我看似亲人,救命恩人一样款待。席中大家开始讲述所患病的过程。从87年左右,村里的壮年男人,开始出门打工,由于无文化知识,只出卖苦力换钱,88年前后,村里壮男出门打工回家,挣了一些钱回来,让大家看到了走向富裕的致富之路,就这样,大家各自带着自己的亲人、朋友争先恐后去陕西省潼关县、河南省灵宝市从事挖金工作,在工作时开始几年没有任何防护、排风设施,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出现咳嗽、干呛。

挖金是整个湖北口乡的唯一经济来源,大深山里的都以挖金为荣,一家父子、亲兄弟妻子整个家搬去长年住在那里挖金。在这5、6年中。大家开始出现咳嗽、胸闷气短,累无力。去检查,医院大多说患肺结核,没有说是尘肺病,大家都以肺结核治疗,结果钱花光了,人也不行了,好多乡亲都是家破人亡。大家对我说,附近的乡亲,已经死亡不少人了,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尘肺病人。他们对病痛死亡已经习惯麻木了。我问,这些年,死亡的人,患病的人,拿到过赔偿没有,大家都说,能够拿到赔偿的太少了,我们什么都不懂,只听老板的,什么尘肺病,矽肺病,都没有怎么听说过。

我对他们说,马上找一个有网络的地方,我要上网发微博。由于在深山里。手机网络一直不好,无法使用。历经20分钟,来到一家有网络的人家,开始了我的微博工作。把何权贵的尘肺困窘现状,配上一张图片,向社会求助。微博发出不久收到几位爱心人士的私信,想对何权贵表示奉献爱心,要我给一个私人账号。这是一对一的捐助,卡与密码都是他与老婆拿着,我说明了一切情况,大家非常信任我,当晚就收到几千元捐款。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已是晚上23:20分了。

3月17日凌晨,我早早醒过来,吃完早餐,带好手机工作本,出发去探访山里的危重尘肺病兄弟。历经2小时来到深山里的湖北口乡虎坪村五组王孝平家。我进王孝平家时,看见他几间泥土房,到处都是泥缝口,他老婆看见我们去了,拉着我们两个人直接向老公的床面前扑。还一边说着,我们都在等你呀,刘大哥,希望你能够救救他,救救我们这个家吧!他在12日求人用摩托稍出去买了农药,想自杀了,他说太难受了。他买回来后我发现了,我收起来了。我给他说,冯万印兄弟电话来告诉我了,他已经与北京的大爱清尘志愿者刘大哥联系了,16日要来我们这里看望你,你不能够死了。也许刘大哥能够救你,说什么也不能够自杀。就这样,他天天盼这你来。

看见卧床的他,心里真是难受,一身脏兮兮,屋里难闻的味道。我上前问道,兄弟你现在哪里不舒服,他费劲的说,肚子胀,出不来气,累。说着把被子揭开,撩起衣服,只见肚子鼓得高高的,他说我的肚子里有20斤水,胀得难受呀!我问他腿怎么样,他老婆费劲的撩起裤子,只见腿也是浮肿得如大象腿。天哪,在家受折磨,等死这就是他的生活命运。天天要这样面对3个未成年的孩子,67岁的老父亲。他才40岁呀,家庭的顶梁柱呀。

我们两人又向下一个危重尘肺病家前行了,一路上,我开始把王孝平一家的遭遇,因无钱救助在家等死的处境,利用手机发了微博。微博发出不久,就开始转发传播开来,收到一些私信,对王孝平家的不幸表示同情,愿意奉献一点爱心。我对大家的爱心善意表示感谢,一个个回复他们王孝平的个人账号。这时我又联系“大爱清尘”做微公益的负责人牛爽,他说王孝平的微公益还差一点才到10000元。我说希望尽快把大家的爱心款打给他好救命。就这样,微博发出后,陆续收到3000元捐款,大爱清尘在19日也把钱打入王孝平个人银行账号。20日王孝平顺利住院。在经过住院治疗几天后,把肚子里的腹水抽出来了,身体减轻20多斤。心脏腹水无法抽水,只能够靠自己慢慢排。经过治疗,精神身体明显大有好转。住院以后,又收到6000元捐款。多家当地媒体进行了采访报道,政府官员也前去看望,表示尽力提供帮助。

经过40分钟的山路颠簸,来到华从洪家。华从洪36岁,妻子许奎双26岁,两个孩子,由于无钱养活,交华从洪哥哥抚养。我来到一个塑料围起来的棚子,只见华从洪坐在一张低矮的床上,双腿流着脓水裸露在外,双脚踩着一个火盆取暖。看见他此时的腿,真是惨不忍睹,我直摇头咬牙。这就是山里尘肺病人的生活。让我心里难受之极,强忍住泪水,轻轻的问道,你现在感觉到哪里难受,他有气无力慢吞吞说,累呀,出不来气……然后就直摇头了。我不再忍心问下去了。

此时妻子看见华从洪的腿在流脓,就去为丈夫擦一擦,我看着真是心都在颤抖,流血……在这低矮透风的塑料棚里,度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他们是多么的坚强困苦。这时华从洪说要出去晒太阳,我们一起动手把他抬出去时,我看见他的屁股也已经开始溃烂流脓了。此时无法用语言表达内心的伤痛。我要了华从洪个人的银行账号,怀着无比伤心的心情,一步步离开了他们塑料棚的家。我忍不住回头再看看华从洪时,只见他用手把头托起,看着我渐渐远去的身影……其实我心里明白,他这样的尘肺病情,加之腿如此溃烂流脓,已经影响到心脏。他的日子已经不长了。

离开华从洪家,找到一家有网络的旅馆,开始发微博报道深山里兄弟姐妹的处境。题名【惨惨惨】的微博发出不久,开始引起博友们大量转发评论。不少人要求提供个人账号,要捐助拯救年青的生命。大家都说太残忍了,无法相信居然现在还有这样的事情存在。下午我一直就在回复大家,为爱心朋友提供个人账户信息。24日,在网友、媒体和政府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之下,终于把华从洪送往郧西县人民医院进行治疗。这时大爱清尘对华从洪的新浪微公益也发起了。由于华从洪病情危重,肺心病,心脏衰竭,于3月28日中午去世,终结了36岁的生命。

我今年还两次探访过尘肺病重灾区贵州茅台原产地。那里也有数百患者。谁能想到,在国酒的故乡,有那么多尘肺病人得不到医疗救助和保障啊!

王江松:建伟,你自己身体又不好,也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却为尘肺兄弟付出了这么多,让我们这些人真正感到惭愧啊。我真心想对你说,你自己的生命和家庭也是很重要的,你做的已经够多了,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责任范围,其他的事情应该由社会上更多的人来做。希望你能够保重和疗养好自己的身体,不要再这样来回奔波了!利用微博多做一些宣传和联络工作就足够了!

刘建伟:有些事情,还需要我亲自去办,为了维权,我会经常往外地跑。妻子在家卧床服药,一直默默地支持我,有时我也感觉很无奈,觉得挺对不住家人的。我自己是尘肺一期,经常感到胸闷、喘不过气,有时还吐血,已经两次入院治疗了。我最担心的就是怕哪天自己突然消失了。长期从事维权的工作也让我欠了不少债。由于帮助其他尘肺病人,企业故意刁难我,一直扣着属于我的赔偿款不给。已经找过数次,还被当地领导说成是刁民,官司胜诉至今,我也没拿到过一分钱。2012年6月初,我在顺义劳动局讨说法,老板还当面威胁我,要我不再管尘肺病患者维权的案子,否则没我好果子吃。但知难而退从不是我的性格,我坚持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有始有终!我现在最希望国家能更加重视尘肺病群体,给600万尘肺兄弟姐妹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人民都可以形成自我保护与维护权益的意识,不再纵容企业的违法行为。而我也会担当起我的社会责任,继续为生命呼喊奔走!

(据2104年9月14日劳工互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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