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权威主义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当今中国仍是有影响的政治思潮。一般而言，新权威主义的倡导者赞成中国的民主化转型目标，但又认为改革要“先经济，后政治”，经济市场化应先于政治民主化；他们特别强调改革要在强有力的权威主导下进行，为此哪怕实施阶段性的、暂时性的强人政治垄断。不像自由主义者，新权威主义者在中国现实政治环境中，表现出更加柔软的身段，他们希望以自己看似温和的主张影响执政当局，但又往往在坚持理想和如何揣摩、取悦、进而影响统治者的策略性选择间左右摇摆。新权威主义的理论通常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们不敢正面面对当今中国的极权体制这个现实，至少不敢公开揭露它。新权威主义者的行动策略也引发诸多争议，赞成者认为这是中国现实条件下的适时之举，反对者则怀疑是向官方献媚，甚至有政治投机之嫌。在很长的时间里，作为一种转型主张，新权威主义有着不同的解读空间。而最近，随着习近平新独裁的形成，像萧功秦这样的新权威主义者也在悄悄修正原来的主张，似有向当权者输诚之意。本文对上述问题做个梳理。
中国新权威主义的起源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深入、政治体制改革呼之欲出的当口，如何看待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如何引领这场变革？什么样的变革路径、变革节奏是合理的？谁来充当这个引领乃至控制节奏的主角？新权威主义正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应运而生的。我们先来看当时新权威主义的一位代表人物：吴稼祥。
吴稼祥（1955~），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80年代后期在中南海供职，因六四事件入狱3年，后经商、著书、出国访学，至今仍活跃于京城政学两界。
年轻的吴稼祥似乎颇受美国学者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影响，该书强调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现代化，应该保持必要的节奏、使其成为可控的政治过程。吴稼祥据此提出社会发展的“三阶段论”，即一个处于转型中的国家要从“传统的专制主义”先过渡到“新权威主义保护下的个人自由发展阶段”，然后才是“自由与民主结合的阶段”。说得形象点儿，“民主与自由结婚之前，有一段专制与自由的调情期；如果说民主是自由的终身伴侣，则专制就是自由的婚前情人。”转型中国恰恰需要这样的过渡。
那么“为什么不能从传统权威阶段一步跨入自由民主阶段？这个高难动作尚未有一个社会完成过。这是因为伴随着旧权威的衰落，必须有一个曾经高度集中的权力的下落过程，但权力没有完全或完全没有落到作为个人的平民手里，而是被旧权威造成的中间社会层层截留了。权力的这种中间滞留使社会进入一种既缺乏权威又缺乏自由的状态，既没有必要的集中也没有必要的民主，有的只是分散。分散主义既吞食集中，又吞食民主。发展民主自由的措施，会变成扩大分散的措施；加强集中的措施，则变成进一步削减个人自由的措施。必须有新的权威来消除旧权威造成的旧社会结构，使中间膨胀的权力向两端变迁，一方面使个人自由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利用必要的中央集权排除障碍，保持自由发展中的社会稳定。”换言之，新权威主义的论证核心不是改革目标（目标是民主化毫无疑问）；而是改革路径（如何找到民主化的现实道路）。而且，就操作层面言——新权威主义强调的不是政体而是领袖。新权威主义不仅强调领导人物，还强调与领袖人物配合默契的决策集团，强调英明的远见，果断的行动，排除任何障碍的力量以及高超的应变能力。
这个观点在当时并非没有争议。荣剑就在《“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的文章中指出：“政治民主化在客观上需要一个‘硬’政府，即一个高效率的、廉洁的、法治的政府，但这个‘硬’政府既不是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行政控制体系，也不是‘新权威主义’所设想的专制政权，它是政治民主化的产物。”事实上，当时有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改革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且人治高于法治，因此当下最需要做的是尽快实现从魅力领袖主导的社会向法理型社会的转变、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在民间和知识界几乎高度一致地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的时刻，吴稼祥等人主张通过新权威主义来推动改革，的确是难合时宜，难以获得大多数知识精英的支持。”
邓小平与新权威主义
据说，八十年代的邓小平也曾赞成新权威主义。法律出版社2011年出版《走向宪政》一书，收入吴稼祥“从新权威到宪政民主”一文，该文称：
中国经济改革在1986年实际上已转入新权威主义主导的经济政治综合改革。正是在这一年，邓小平至少10次倡导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3月6日，他有机会对他倡导的综合改革进行总的定性和命名，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向他汇报思想界流行的新权威主义思潮，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是这个主张。”
其实，邓小平赞成的，并不是那个“先市场化、后民主化”的新权威主义，他只是强调要用强有力的领导力推进经济改革、加快中国的发展。即便是政治改革，在邓小平的理解中，也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而绝不是“削弱”或“否定”党的领导。在邓看来，没有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中国就要“四分五裂”。这和民间一些新权威主义者所憧憬的通过可控改革走向民主化完全是两回事，而且是正相反对的。
专制统治者也能接受新权威主义这个提法，证明“新权威主义”的确可以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去解读。民主化的赞成者把它理解为一个专制社会走向民主的过渡；专制统治者也可以把它视为既定政治框架内推进经济发展和行政制度改革的路径或策略，目的则是为了延续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体制。
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
现在让我们看另一位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萧功秦。
萧功秦（1946~），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教授。记得几年前在香港理工大学出席中欧论坛主办的民族问题研讨会，休息时几个朋友互相拍照，萧功秦坐在远处，忽然发现自己成了别人拍照的“陪衬”，遂赶紧抽身过来，加入拍照行列，笑言曰“我还不至于在那么个位置。”
萧功秦鼓吹新权威主义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之久。2012年8月，萧教授出版《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是近年来作者新权威主义观点的系统表述。萧认为，“自中国进入改革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两种激进主义思潮，一种是要回到毛时代去的左翼激进主义，另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右翼激进主义，虽然它们在十年前已经逐渐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然而，随着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日益突显，它们重新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进一步深化的改革，化解社会矛盾，而是固步自封，一旦改革进入锁定状态，矛盾将进一步激化，长此以往，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鉴于此，萧强调“中国既要避免激进的西化自由派鼓动的‘颜色革命’，也要防止极左派鼓动的教条主义者的‘文革’复辟”。
萧功秦还从认知层面对两种“激进思潮”做了些分析。他认为，无论左右，激进主义在方法论上都有“建构理性”和“制度决定论”的特征，“以为只要建立好的制度，例如激进自由派心目中的议会制或民主程序，或激进左派心目中的‘一大二公’，就可以重建新社会。但他们都忽视了制度必须与习俗、传统、文化与发展水平对接，才能有效运作。失去与本土条件对接的新制度，就如同牛脚上装上马蹄，不但徒劳无功，而且破坏原来的社会有机体的正常生命。”而萧主张要“秉持中道理性，从经验与试错中渐进走向民主与现代化”，他又称之为“温和的渐进主义”或“渐进主义的务实理性主义”，在哲学上也可以叫“新保守主义”。萧强调，“渐进主义的务实理性主义”就是“主张在尊重历史上已经存留的传统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通过稳健的变革，逐步地摆脱旧秩序，向民主宪政的新秩序软着陆”。“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整合秩序的政治权威、传统的文化整合力与对人心的聚合力，均是实现稳定秩序与渐进发展的重要保障。”在这个意义上，萧高度评价邓小平的威权式改革，认为“邓小平改革就是超越左右之争的新威权政治”。
应该承认，像萧功秦这样的新权威主义者，至少在他写作如上文字时，骨子里还是赞成民主宪政的。在强调社会变革需要一定条件、强调渐进改革是中国实现民主转型的可操作、低成本路径等方面，萧功秦的观点和自由主义中的温和派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萧教授的身段确乎过于柔软了些。比如，这位新权威主义者一方面大力论证必须发展中国的公民社会，以实现“强社会”对“强国家”的制衡，这是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又对刚刚发生不久的政府对“茉莉花散步”、对公民运动的残酷打压视而不见、不置一词，这就显得不够诚实、甚至自欺欺人了。需知就在萧功秦这本书出版前不久的2011年，北京和江浙、华南、西南等地都发生了对自由知识分子和民间活动人士的大规模抓捕、打压，但我们没有听到萧教授对此有任何反应。他反而在指责阿拉伯的“茉莉花革命”“进一步刺激了原先已经温和化的自由主义思潮重新转向激进”，照此逻辑，官方的镇压反倒成了合理的，因为它有助于防止“社会激进参与”的“井喷效应”。
萧功秦对所谓“激进自由主义”的批评其实是非常不客观的。事实上，正像本书前面几章已经指出的，绝大部分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不“激进”，也不“极端”，他们充分意识到了中国政治转型的艰难，需要创造条件一步一步去做；也几乎没有人认为把西方的制度简单搬到中国来套用，“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这不过是党国统治者用来诋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似是而非之词。萧功秦竖起一个并不存在的靶子加以抨击，在学理上是不严肃的。自由主义学者徐友渔曾这样批评这位新权威主义者——
萧功秦口口声声反对政治激进主义，但中国的现实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长期没有动静，还是太匆忙、太草率？中国政治激进主义派别在哪里，其主张和代表人物何在？与公认的老左派和保守分子一样，他把人们的民主追求偷换成“一夜之间实现民主”的天真主张，把变革的要求偷换为主张“大破大立”的激进革命。他鼓吹新权威主义的过程，就是不断扎稻草人挥舞拳脚的过程。
萧在《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这本书中对邓小平的赞美、特别是对邓氏“四项基本原则”的一厢情愿式的解读，亦显得十分滑稽，牵强中透着迂腐。萧功秦称，邓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是“奉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走市场经济道路’的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道路’的共产党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这当然是为了让“四项基本原则”向萧功秦诠释的邓氏开明威权靠拢，却全然不顾邓小平发明“四项基本原则”的真实语境和根本目的，那就是打击并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允许任何力量挑战中国的既定政治制度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然而，就萧功秦而言，问题还不止于此。
习近平与“新权威主义的2.0版”
中共十八大结束、习近平上位以来，萧功秦对中国政治局势又有新的解读，那就是他的“新权威主义2.0版”之说。在2013年12月凤凰卫视组织的一次沙龙中，萧功秦论证了中国需要“铁腕改革”和他所说的“新权威主义2.0版”的含义。他首先赞扬“习近平新政”有八大特点，诸如“通过新的八项规定，理顺民气，缓解社会上的焦虑心理”、“提出新整风，通过克服官僚主义，通过官员的自我改革，自查自纠，来整顿官风”、“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老虎苍蝇一起打，打击腐败不但可以赢得民心，而且可以树立中央权威和威慑力，从而打击挡道的保守势力，起到敲山震虎作用”、“整顿网络环境，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极端主义利用网络，引爆社会政治参与爆炸，保持改革所需要的政治稳定环境”，等等，甚至连“强调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在作者的解读中也成了“压抑无序政治参与的膨胀和井喷，进而维持改革开放所需要的政治稳定”的必要之举。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与深化改革委员会，萧的解读是“中国政治制度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常态政治，常态政治需要制度性分权，而中国的转型期则属于非常态政治，需要运用更有效率的‘看得见的手’，去推动改革进程，发挥集权统筹功能，才能防止各管一摊、‘九龙治水’式的各自为政，避免‘号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出现。综合以上这些，萧功秦断言“习近平新政”代表着一种新形式的新权威主义——
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波新权威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1.0版本；那么，习近平新政，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波新权威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1.0版本和2.0版本的区别何在？概括地说，第一波新权威主义，就用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去启动市场经济改革；而第二波新权威主义，用政府这支手，去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市场经济起到决定性作用，克服前一阶段改革所面对的矛盾，即政府主导改革造成的近水楼台效应与利益垄断与利益固化。
好像是在回应自由主义者对习近平“左转”的批评，萧功秦解释“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管理，决不是要回到改革以前去，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六十条来看，习近平决不是原教旨主义者，而是要用坚持党的意识形态来防止政治参与爆炸，影响改革稳定，目标是为了实现中国民主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萧同意一位外国记者的说法，即“习近平是萧功秦心目中的模范领导人邓小平的新化身”。“事实上，我也确实认为，习近平深刻地理解了邓小平思想的精髓。习所做的是正是邓小平思想的体现。”萧总结说，无论邓小平的“1.0版本”还是习近平的“2.0版本”——
这两个版本都是新权威主义，因为都是要坚持党的执政地位，力求避免传统集权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容易陷入的政治参与井喷和连锁效应的陷阱，都是要通过大幅改革，来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其最终目标是在条件成熟时实现向中国特色的民主体制的软着陆。
新权威主义是目前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最终目标还是走向更开放、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这一过程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不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习总书记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改革永无止境”，我从这些话中，看到中国现在的体制对环境挑战的适应能力与发展弹性。中国的未来是大有希望的。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
“基因突变”：新权威主义者向权力的输诚
对于萧功秦的上述说法，细心的自由主义者马上发现了其中的重要变化，那就是在似乎不经意间，作者把原来自己反复论证的民主化的最终目标从“宪政民主”偷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主体制”或“更开放、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
北京老资格的民间反对派人士江棋生（1948~）把萧功秦的这一变化称之新权威主义的“基因突变”。在《也说萧功秦》这篇文章中，江棋生不无惋惜地谈到：
在着手构思这篇短文时，我对萧功秦先生至少还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认为他身上多少还一直存有学术良心。根据是，他明确认定中国现行社会制度属威权体制而不是民主体制，他坚决主张中国应该告别威权体制，走向宪政民主体制。这就使他明显区别于论证和吹捧中国模式万世永续、毫无良知可言的御用学者。凭此一条，中共中央组织部将判定他是西方民主的应声虫，而不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应声虫。二是他与一般地表个态而已的亲民主人士不同，对于中国如何从威权走向民主这个大课题，他还真是魂萦梦绕，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不惜心血和精力，决意要为中华民族找出一条唯一可取可行的民主转型路径来。
不曾料想，当我读到去年12月15日刊发于《共识网》上的“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的再出发”一文时，竟发现萧功秦坚持20多年的新权威主义出现了不容无视的基因突变。在文中，萧功秦说：新权威主义，“其最终目标，是在条件成熟时，实现向中国特色的民主体制的软着陆”。很快他又说：“新权威主义是目前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最终目标是走向更开放、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我没有想到，我想天成也不会想到，这位萧先生居然初衷尽失，自废武功，将中国未来的远景目标，从宪政民主改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而地球人都知道，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就是一党统治下的开明专制，或者如天成所说，是一党统治下的软性威权体制吗？这种体制，言禁报禁党禁三禁俱在，三权不分立，大选无踪影，与民主何缘？与民主何涉？
江棋生还谈到：“新权威主义的基因突变，首先被秦晖教授指出来了。去年12月27日，在凤凰财经峰会午餐会上，当着萧功秦的面，秦晖先生说：‘我注意到萧功秦以前讲的和现在讲的有一个不同点。他以前讲的新权威是走向自由民主或宪政道路的过渡阶段，现在却讲新权威是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的过渡阶段。新权威主义的最终目标已经有了某种变化，从一般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变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秦晖先生点到为止，但话是讲得再明白不过了。在随后的当面回应中，萧功秦先生十分诚实，不仅对他的观点变异毫不赖账，而且干脆把话说得更为具体直白：我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新权威主义会走向中国特色的民主。将来的民主不会像西方那样，而是会出现贤人政治，十年轮换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有了贤人政治的萌芽。贤人政治加上协商民主，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行文至此，我忍不住几声感慨，几声悲叹。多年来，萧功秦先生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具有独立见解的学者，他不是从投政府的机出发，而是从自己个人的历史研究出发，正面肯定和赞美新权威，论证新权威主义是最为可取的走向宪政民主的过渡阶段，立志要为中国找到一条可行的民主转型之路。尽管正如天成所道破的那样，萧的主张其实是回避和延缓民主转型的。而现在呢？久服并痴迷地兜售新权威主义鸦片的萧功秦，沉湎于浪漫和有毒的玫瑰梦中的萧功秦，竟颓变成了一名归化于新权威麾下，主张取消民主转型，追求和完善一党统治下软性威权政体的、自带干粮的编外‘智囊’。”
吴稼祥对“习李新政”的另类解读
那么另一位新权威主义者吴稼祥又如何解读“习近平新政”呢？说来有意思，这位老兄一口咬定习是要真改革，他的那些“左话”不过是迷惑保守派的“假动作”。2014年2月吴稼祥在接受共识网记者采访时称：看一个政治人物，不是看他怎么说，而是看他怎么做。“因为政治人物说的有些话，可能是在麻痹政敌。这个就相当于在山头上要战斗，他要披着一层迷彩服，所以，政治人物说什么并不重要。”吴认为，习正在大力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就像这个报告，你不要看它戴的什么帽子，你要看它站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它这个总目标就是告诉你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是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政治制度现代化难道还能拒绝民主吗？这个报告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纲领性的报告，只是一般人看不懂。”吴稼祥还称：“在这个报告起草之前，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开始了。31个省市区的政协主席退出常委，而且有可能明年两会期间省委书记都不再兼人大主任了，为什么？异体监督，体系现代化。而如果政协主席放在共产党内，那怎么有效监督？原来政协所有违反党的言论可能都会被制裁，因为你是党的机构，但假如他不在你的常委里面，那他提的建议是在外面提的建议。你现在不能抓他，抓了他会喊的，这是中央赋予的权力，要真正跟你协商。也就是说，同体变成异体，也就形成了制约。而且，这个报告也是一个‘家常型报告’，不能一下说这十年能干成多少，他只能说当下能说的话，不可能把所有的底都抛出来。”总之，在吴看来，习李新政充满希望，“未来九年将是中国重登世界之巅的契机”。吴甚至表示——
习和李是我们在一百年来所能遇到的最好的“大大”了，或者说是最好的领导人了。造就他们这样的人才不容易，是大苦大难造就的，他们都下过放，吃过苦，当然，也不是所有吃过苦、受过难的人都能成为人才，但一旦成就，那就不是一般的人才。而且，不仅他们俩，包括现在常委班子里的这些人，他们都是非常能干的人。所以这一届班子执政期间，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包括台湾），迅速的走向重登世界之巅的一个关键性的时期，未来的十年，还有九年，我满怀信心。
吴稼祥并没有像萧功秦那样“自废武功”，把宪政民主偷换为“特色民主”，但他对习近平一厢情愿式的解读同样招致自由学界和网友的一片批评，因为一年多来习近平“左转”的种种行为，已经很难用“假动作”之类来解释。事实上，习近平上台后的权力集中化趋势，政府既打击贪腐、又打压民间声音的“双管齐下”手法，官方掀起的反宪政逆流，迅速上升中的新国家主义和咄咄逼人的外交强势，都引起了自由主义知识界的高度警惕。荣剑、李伟东等人强调的“极权主义不是通过威权主义走向宪政，而是走向法西斯主义，这才是人们最大的担心”，表达的正是这种警惕。而新权威主义者，或是由于其懦弱性，或是由于其形势变化下急于输诚的心理，决定了他们不愿意、也不敢从这个角度观察问题，思考问题。
我以为，无论吴稼祥的“辩护”还是萧功秦的“变节”，均是中国语境下新权威主义者懦弱性甚或投机性的某种证明。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可以理解新权威主义者何以采取这样的话语表达方式：在一个精于言论控制的党国极权体制中，知识分子要表达自己的独立政见，往往要采取迂回曲折的形式。不敢直面当下，或干脆曲解当下，回避核心问题，同时又希望自己的主张能被当局所听到、所采纳，这样，对官方意识形态和领导人行为的善意的“正解”和“期待”就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策略。久而久之，这样的心理取向甚至会影响研究者的认知，把下意识中希望当政者成为的那个样子解释为现实政治的未来走向。在萧功秦、吴稼祥对“习近平新政”的解释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二人的不同只在于，萧功秦已经自我“变节”，把宪政民主变成了“特色民主”；吴稼祥则一厢情愿地要证明习的“清白”甚至“伟大”，乃至于荒唐地把意识形态部门的左转动作指责为对习近平的“陷害”。
什么条件下“权威主义转型战略”才是可能的？
在我们批评了中国的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吴稼祥后，我还是想在结束本章时探讨一下：究竟有没有基于宪政自由主义立场的“权威主义转型战略”？在什么条件下这样的“权威主义转型战略”才是可能的？
对第一个问题，我的答复是：有。
20多年前，一位叫米格拉尼扬的俄罗斯学者就曾这样论证“权威主义转型战略”，他认为：“极权主义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过渡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公民社会在经济领域和精神领域中正在经历形成、定型和巩固的复杂进程的时候，极其重要的是，要在政治领域保留住强大的权威政权，它可以在这一阶段允许发扬有限的民主。在一个处于过渡时期的社会中，为了使人民不致产生种种幻觉，推行改革的当局必须响亮地说出限制民主的必要性并将其原因解释清楚。与此同时，权威主义政权应当在这一时期建立民主政治机制，将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的不同机构的代表人物吸收进来，逐渐给他们以权利和权力，但仍给自己保留住起仲裁和校正的作用。换言之，这一阶段的权威主义政权在政治领域的任务是，保障社会利益的冲突能通过公共权力中已经形成的政治机构的合法程序来加以解决，使合法解决冲突的程序成为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在《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中这样评价米格拉尼扬的上述观点，同时也回答了上面所列的第二个问题：
从保证改革的渐进、有序、理性和尽可能低成本角度讲，上述“权威主义”转型战略并非全无道理；它甚至是由执政党自己发动的、旨在“革”自己的“命”的政治改革的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当然，这种战略的前提是：第一，执政党内已经形成改革力量居主导的权力格局；第二，民间反对派已经对当权者构成足够压力，并通过这种形式与体制内改革派形成相互呼应之势。只有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宪政改革才有可能实质性地、但又是循序渐进地进行，包括有计划地推进选举制度改革、解除“党禁”从而推动政党政治的建设、公共传媒的改革、党军关系的改革等等。就建设中的政党制度而言，这种转型战略有可能形成原执政党仍保留关键部位的控制权力、但其他政党组织亦开始获得合法反对派身份的这样一种格局，这种格局将是过渡性的，它的进一步发展乃是更完全意义上的多党竞争体制。如果中国的宪政改革真能循着这个路子发展，那倒是一件幸事，因为它可以大大降低改革的成本，减少改革进程中的震荡，避免出现权力真空和转型失序，使改革大体上有序地进行，使体制内外的各种力量（中左和中右）都能找到自己发挥作用的方式和位置。
但，我在宪政报告中同时刻意强调了“我们也要清醒意识到这种战略本身包含的风险”——
一方面，仅仅强调“强有力的权威主义政权的庇护”，有可能落入新的独裁主义的陷阱。无论俄罗斯还是中国，这种独裁传统都可谓根深蒂固。即便是有坚定的改革主张的领导人，在合理把握民主的开拓和为了推动这个过程而不得不实施的某种有节制的控制这两者之间，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更应该强调体制内外的沟通、联盟，强调民间自由力量在督促体制内当权者走向民主过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相信只有通过这种体制内外的沟通、互动，体制内改革者的上述困难才能在实践中予以克服。
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如果奉行“强有力的权威主义”的领导人并不是真的想走向宪政民主，而只是想通过改善经济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统治，那么这样的权威主义就更与我们所说的转型战略无关了，它只不过是当政者维持共产党一党专制制度而采取的手段。
很可惜，当下中国的统治集团显然更接近后者。
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吴稼祥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对此要有起码的诚实。
[1]以上论述出自吴稼祥1989年1月16日在《世界经济导报》发表的《新权威主义述评》一文。
[2]同上
[3]荣剑此文也在1989年1月16日的《世界经济导报》发表，报纸显然是在让两篇观点正相反对的文章打擂台。
[4]荣剑“新权威主义再批判”，2013年12月31日发表于财经网荣剑的个人博客。
[5]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341~342。
[6]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页1。
[7]同上，页29。
[8]同上，页14~15。
[9]萧提出实现中国民主化需经过5个阶段：1，改革集团进入政治核心；2，改革者当政后的经济转型与经济起飞；3，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共享；4，在社会均富的条件下发展公民社会；最后，5，在以上基础上实现以宪政民主为中心的民主化。见同上书，页41~42。
[10]同上，页6。
[11]徐友渔《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一剂不对症的药方》，中国影响力网，2014年3月3日。
[12]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页16。
[13]萧功秦《中国为何需要铁腕改革》，凤凰网2013年12月8日。
[14]同上。
[15]同上。
[16]同上。
[17]即《中国为何需要铁腕改革》，在共识网发表时改为这个标题。
[18]指王天成，下同。
[19]江棋生《也说萧功秦》，载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2014年7月29日。
[20]同上。
[21]吴稼祥《习李改革是中国重登世界之巅的契机》，载共识网2014年2月20日。
[22]指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列举了60条改革举措。
[23]同上引吴稼祥文章。
[24]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14年7月11日报道：中央中纪委早前批评中国社科院被境外势力渗透，社科院于是决定将会以政治纪律作为考核属下学者表现的首要标准，党的喉舌人民日报10日更发表文章称，社科院已展开多项工作，严防干部及研究人员意识形态出轨。吴稼祥除了在微博上怒斥社科院这个做法等同是“猪圈”，他在接受德国之声的访问时表示，这还牵涉中共党内派系斗争。他说，目前党内斗争异常激烈，这实际上是社科院在设计陷害习近平为首的改革派。
[25]安•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页63。
[26]张博树《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全本）》，页302~303。
[27]同上，页304。
——转自纵览中国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8期 2014年8月22日—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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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权威主义批判
新权威主义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当今中国仍是有影响的政治思潮。一般而言，新权威主义的倡导者赞成中国的民主化转型目标，但又认为改革要“先经济，后政治”，经济市场化应先于政治民主化；他们特别强调改革要在强有力的权威主导下进行，为此哪怕实施阶段性的、暂时性的强人政治垄断。不像自由主义者，新权威主义者在中国现实政治环境中，表现出更加柔软的身段，他们希望以自己看似温和的主张影响执政当局，但又往往在坚持理想和如何揣摩、取悦、进而影响统治者的策略性选择间左右摇摆。新权威主义的理论通常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们不敢正面面对当今中国的极权体制这个现实，至少不敢公开揭露它。新权威主义者的行动策略也引发诸多争议，赞成者认为这是中国现实条件下的适时之举，反对者则怀疑是向官方献媚，甚至有政治投机之嫌。在很长的时间里，作为一种转型主张，新权威主义有着不同的解读空间。而最近，随着习近平新独裁的形成，像萧功秦这样的新权威主义者也在悄悄修正原来的主张，似有向当权者输诚之意。本文对上述问题做个梳理。
中国新权威主义的起源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深入、政治体制改革呼之欲出的当口，如何看待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如何引领这场变革？什么样的变革路径、变革节奏是合理的？谁来充当这个引领乃至控制节奏的主角？新权威主义正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应运而生的。我们先来看当时新权威主义的一位代表人物：吴稼祥。
吴稼祥（1955~），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80年代后期在中南海供职，因六四事件入狱3年，后经商、著书、出国访学，至今仍活跃于京城政学两界。
年轻的吴稼祥似乎颇受美国学者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影响，该书强调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现代化，应该保持必要的节奏、使其成为可控的政治过程。吴稼祥据此提出社会发展的“三阶段论”，即一个处于转型中的国家要从“传统的专制主义”先过渡到“新权威主义保护下的个人自由发展阶段”，然后才是“自由与民主结合的阶段”。说得形象点儿，“民主与自由结婚之前，有一段专制与自由的调情期；如果说民主是自由的终身伴侣，则专制就是自由的婚前情人。”转型中国恰恰需要这样的过渡。
那么“为什么不能从传统权威阶段一步跨入自由民主阶段？这个高难动作尚未有一个社会完成过。这是因为伴随着旧权威的衰落，必须有一个曾经高度集中的权力的下落过程，但权力没有完全或完全没有落到作为个人的平民手里，而是被旧权威造成的中间社会层层截留了。权力的这种中间滞留使社会进入一种既缺乏权威又缺乏自由的状态，既没有必要的集中也没有必要的民主，有的只是分散。分散主义既吞食集中，又吞食民主。发展民主自由的措施，会变成扩大分散的措施；加强集中的措施，则变成进一步削减个人自由的措施。必须有新的权威来消除旧权威造成的旧社会结构，使中间膨胀的权力向两端变迁，一方面使个人自由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利用必要的中央集权排除障碍，保持自由发展中的社会稳定。”换言之，新权威主义的论证核心不是改革目标（目标是民主化毫无疑问）；而是改革路径（如何找到民主化的现实道路）。而且，就操作层面言——新权威主义强调的不是政体而是领袖。新权威主义不仅强调领导人物，还强调与领袖人物配合默契的决策集团，强调英明的远见，果断的行动，排除任何障碍的力量以及高超的应变能力。
这个观点在当时并非没有争议。荣剑就在《“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的文章中指出：“政治民主化在客观上需要一个‘硬’政府，即一个高效率的、廉洁的、法治的政府，但这个‘硬’政府既不是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行政控制体系，也不是‘新权威主义’所设想的专制政权，它是政治民主化的产物。”事实上，当时有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改革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且人治高于法治，因此当下最需要做的是尽快实现从魅力领袖主导的社会向法理型社会的转变、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在民间和知识界几乎高度一致地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的时刻，吴稼祥等人主张通过新权威主义来推动改革，的确是难合时宜，难以获得大多数知识精英的支持。”
邓小平与新权威主义
据说，八十年代的邓小平也曾赞成新权威主义。法律出版社2011年出版《走向宪政》一书，收入吴稼祥“从新权威到宪政民主”一文，该文称：
中国经济改革在1986年实际上已转入新权威主义主导的经济政治综合改革。正是在这一年，邓小平至少10次倡导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3月6日，他有机会对他倡导的综合改革进行总的定性和命名，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向他汇报思想界流行的新权威主义思潮，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是这个主张。”
其实，邓小平赞成的，并不是那个“先市场化、后民主化”的新权威主义，他只是强调要用强有力的领导力推进经济改革、加快中国的发展。即便是政治改革，在邓小平的理解中，也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而绝不是“削弱”或“否定”党的领导。在邓看来，没有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中国就要“四分五裂”。这和民间一些新权威主义者所憧憬的通过可控改革走向民主化完全是两回事，而且是正相反对的。
专制统治者也能接受新权威主义这个提法，证明“新权威主义”的确可以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去解读。民主化的赞成者把它理解为一个专制社会走向民主的过渡；专制统治者也可以把它视为既定政治框架内推进经济发展和行政制度改革的路径或策略，目的则是为了延续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体制。
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
现在让我们看另一位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萧功秦。
萧功秦（1946~），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教授。记得几年前在香港理工大学出席中欧论坛主办的民族问题研讨会，休息时几个朋友互相拍照，萧功秦坐在远处，忽然发现自己成了别人拍照的“陪衬”，遂赶紧抽身过来，加入拍照行列，笑言曰“我还不至于在那么个位置。”
萧功秦鼓吹新权威主义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之久。2012年8月，萧教授出版《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是近年来作者新权威主义观点的系统表述。萧认为，“自中国进入改革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两种激进主义思潮，一种是要回到毛时代去的左翼激进主义，另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右翼激进主义，虽然它们在十年前已经逐渐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然而，随着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日益突显，它们重新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进一步深化的改革，化解社会矛盾，而是固步自封，一旦改革进入锁定状态，矛盾将进一步激化，长此以往，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鉴于此，萧强调“中国既要避免激进的西化自由派鼓动的‘颜色革命’，也要防止极左派鼓动的教条主义者的‘文革’复辟”。
萧功秦还从认知层面对两种“激进思潮”做了些分析。他认为，无论左右，激进主义在方法论上都有“建构理性”和“制度决定论”的特征，“以为只要建立好的制度，例如激进自由派心目中的议会制或民主程序，或激进左派心目中的‘一大二公’，就可以重建新社会。但他们都忽视了制度必须与习俗、传统、文化与发展水平对接，才能有效运作。失去与本土条件对接的新制度，就如同牛脚上装上马蹄，不但徒劳无功，而且破坏原来的社会有机体的正常生命。”而萧主张要“秉持中道理性，从经验与试错中渐进走向民主与现代化”，他又称之为“温和的渐进主义”或“渐进主义的务实理性主义”，在哲学上也可以叫“新保守主义”。萧强调，“渐进主义的务实理性主义”就是“主张在尊重历史上已经存留的传统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通过稳健的变革，逐步地摆脱旧秩序，向民主宪政的新秩序软着陆”。“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整合秩序的政治权威、传统的文化整合力与对人心的聚合力，均是实现稳定秩序与渐进发展的重要保障。”在这个意义上，萧高度评价邓小平的威权式改革，认为“邓小平改革就是超越左右之争的新威权政治”。
应该承认，像萧功秦这样的新权威主义者，至少在他写作如上文字时，骨子里还是赞成民主宪政的。在强调社会变革需要一定条件、强调渐进改革是中国实现民主转型的可操作、低成本路径等方面，萧功秦的观点和自由主义中的温和派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萧教授的身段确乎过于柔软了些。比如，这位新权威主义者一方面大力论证必须发展中国的公民社会，以实现“强社会”对“强国家”的制衡，这是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又对刚刚发生不久的政府对“茉莉花散步”、对公民运动的残酷打压视而不见、不置一词，这就显得不够诚实、甚至自欺欺人了。需知就在萧功秦这本书出版前不久的2011年，北京和江浙、华南、西南等地都发生了对自由知识分子和民间活动人士的大规模抓捕、打压，但我们没有听到萧教授对此有任何反应。他反而在指责阿拉伯的“茉莉花革命”“进一步刺激了原先已经温和化的自由主义思潮重新转向激进”，照此逻辑，官方的镇压反倒成了合理的，因为它有助于防止“社会激进参与”的“井喷效应”。
萧功秦对所谓“激进自由主义”的批评其实是非常不客观的。事实上，正像本书前面几章已经指出的，绝大部分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不“激进”，也不“极端”，他们充分意识到了中国政治转型的艰难，需要创造条件一步一步去做；也几乎没有人认为把西方的制度简单搬到中国来套用，“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这不过是党国统治者用来诋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似是而非之词。萧功秦竖起一个并不存在的靶子加以抨击，在学理上是不严肃的。自由主义学者徐友渔曾这样批评这位新权威主义者——
萧功秦口口声声反对政治激进主义，但中国的现实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长期没有动静，还是太匆忙、太草率？中国政治激进主义派别在哪里，其主张和代表人物何在？与公认的老左派和保守分子一样，他把人们的民主追求偷换成“一夜之间实现民主”的天真主张，把变革的要求偷换为主张“大破大立”的激进革命。他鼓吹新权威主义的过程，就是不断扎稻草人挥舞拳脚的过程。
萧在《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这本书中对邓小平的赞美、特别是对邓氏“四项基本原则”的一厢情愿式的解读，亦显得十分滑稽，牵强中透着迂腐。萧功秦称，邓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是“奉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走市场经济道路’的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道路’的共产党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这当然是为了让“四项基本原则”向萧功秦诠释的邓氏开明威权靠拢，却全然不顾邓小平发明“四项基本原则”的真实语境和根本目的，那就是打击并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允许任何力量挑战中国的既定政治制度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然而，就萧功秦而言，问题还不止于此。
习近平与“新权威主义的2.0版”
中共十八大结束、习近平上位以来，萧功秦对中国政治局势又有新的解读，那就是他的“新权威主义2.0版”之说。在2013年12月凤凰卫视组织的一次沙龙中，萧功秦论证了中国需要“铁腕改革”和他所说的“新权威主义2.0版”的含义。他首先赞扬“习近平新政”有八大特点，诸如“通过新的八项规定，理顺民气，缓解社会上的焦虑心理”、“提出新整风，通过克服官僚主义，通过官员的自我改革，自查自纠，来整顿官风”、“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老虎苍蝇一起打，打击腐败不但可以赢得民心，而且可以树立中央权威和威慑力，从而打击挡道的保守势力，起到敲山震虎作用”、“整顿网络环境，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极端主义利用网络，引爆社会政治参与爆炸，保持改革所需要的政治稳定环境”，等等，甚至连“强调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在作者的解读中也成了“压抑无序政治参与的膨胀和井喷，进而维持改革开放所需要的政治稳定”的必要之举。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与深化改革委员会，萧的解读是“中国政治制度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常态政治，常态政治需要制度性分权，而中国的转型期则属于非常态政治，需要运用更有效率的‘看得见的手’，去推动改革进程，发挥集权统筹功能，才能防止各管一摊、‘九龙治水’式的各自为政，避免‘号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出现。综合以上这些，萧功秦断言“习近平新政”代表着一种新形式的新权威主义——
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波新权威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1.0版本；那么，习近平新政，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波新权威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1.0版本和2.0版本的区别何在？概括地说，第一波新权威主义，就用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去启动市场经济改革；而第二波新权威主义，用政府这支手，去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市场经济起到决定性作用，克服前一阶段改革所面对的矛盾，即政府主导改革造成的近水楼台效应与利益垄断与利益固化。
好像是在回应自由主义者对习近平“左转”的批评，萧功秦解释“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管理，决不是要回到改革以前去，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六十条来看，习近平决不是原教旨主义者，而是要用坚持党的意识形态来防止政治参与爆炸，影响改革稳定，目标是为了实现中国民主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萧同意一位外国记者的说法，即“习近平是萧功秦心目中的模范领导人邓小平的新化身”。“事实上，我也确实认为，习近平深刻地理解了邓小平思想的精髓。习所做的是正是邓小平思想的体现。”萧总结说，无论邓小平的“1.0版本”还是习近平的“2.0版本”——
这两个版本都是新权威主义，因为都是要坚持党的执政地位，力求避免传统集权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容易陷入的政治参与井喷和连锁效应的陷阱，都是要通过大幅改革，来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其最终目标是在条件成熟时实现向中国特色的民主体制的软着陆。
新权威主义是目前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最终目标还是走向更开放、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这一过程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不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习总书记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改革永无止境”，我从这些话中，看到中国现在的体制对环境挑战的适应能力与发展弹性。中国的未来是大有希望的。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
“基因突变”：新权威主义者向权力的输诚
对于萧功秦的上述说法，细心的自由主义者马上发现了其中的重要变化，那就是在似乎不经意间，作者把原来自己反复论证的民主化的最终目标从“宪政民主”偷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主体制”或“更开放、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
北京老资格的民间反对派人士江棋生（1948~）把萧功秦的这一变化称之新权威主义的“基因突变”。在《也说萧功秦》这篇文章中，江棋生不无惋惜地谈到：
在着手构思这篇短文时，我对萧功秦先生至少还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认为他身上多少还一直存有学术良心。根据是，他明确认定中国现行社会制度属威权体制而不是民主体制，他坚决主张中国应该告别威权体制，走向宪政民主体制。这就使他明显区别于论证和吹捧中国模式万世永续、毫无良知可言的御用学者。凭此一条，中共中央组织部将判定他是西方民主的应声虫，而不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应声虫。二是他与一般地表个态而已的亲民主人士不同，对于中国如何从威权走向民主这个大课题，他还真是魂萦梦绕，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不惜心血和精力，决意要为中华民族找出一条唯一可取可行的民主转型路径来。
不曾料想，当我读到去年12月15日刊发于《共识网》上的“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的再出发”一文时，竟发现萧功秦坚持20多年的新权威主义出现了不容无视的基因突变。在文中，萧功秦说：新权威主义，“其最终目标，是在条件成熟时，实现向中国特色的民主体制的软着陆”。很快他又说：“新权威主义是目前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最终目标是走向更开放、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我没有想到，我想天成也不会想到，这位萧先生居然初衷尽失，自废武功，将中国未来的远景目标，从宪政民主改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而地球人都知道，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就是一党统治下的开明专制，或者如天成所说，是一党统治下的软性威权体制吗？这种体制，言禁报禁党禁三禁俱在，三权不分立，大选无踪影，与民主何缘？与民主何涉？
江棋生还谈到：“新权威主义的基因突变，首先被秦晖教授指出来了。去年12月27日，在凤凰财经峰会午餐会上，当着萧功秦的面，秦晖先生说：‘我注意到萧功秦以前讲的和现在讲的有一个不同点。他以前讲的新权威是走向自由民主或宪政道路的过渡阶段，现在却讲新权威是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的过渡阶段。新权威主义的最终目标已经有了某种变化，从一般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变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秦晖先生点到为止，但话是讲得再明白不过了。在随后的当面回应中，萧功秦先生十分诚实，不仅对他的观点变异毫不赖账，而且干脆把话说得更为具体直白：我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新权威主义会走向中国特色的民主。将来的民主不会像西方那样，而是会出现贤人政治，十年轮换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有了贤人政治的萌芽。贤人政治加上协商民主，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行文至此，我忍不住几声感慨，几声悲叹。多年来，萧功秦先生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具有独立见解的学者，他不是从投政府的机出发，而是从自己个人的历史研究出发，正面肯定和赞美新权威，论证新权威主义是最为可取的走向宪政民主的过渡阶段，立志要为中国找到一条可行的民主转型之路。尽管正如天成所道破的那样，萧的主张其实是回避和延缓民主转型的。而现在呢？久服并痴迷地兜售新权威主义鸦片的萧功秦，沉湎于浪漫和有毒的玫瑰梦中的萧功秦，竟颓变成了一名归化于新权威麾下，主张取消民主转型，追求和完善一党统治下软性威权政体的、自带干粮的编外‘智囊’。”
吴稼祥对“习李新政”的另类解读
那么另一位新权威主义者吴稼祥又如何解读“习近平新政”呢？说来有意思，这位老兄一口咬定习是要真改革，他的那些“左话”不过是迷惑保守派的“假动作”。2014年2月吴稼祥在接受共识网记者采访时称：看一个政治人物，不是看他怎么说，而是看他怎么做。“因为政治人物说的有些话，可能是在麻痹政敌。这个就相当于在山头上要战斗，他要披着一层迷彩服，所以，政治人物说什么并不重要。”吴认为，习正在大力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就像这个报告，你不要看它戴的什么帽子，你要看它站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它这个总目标就是告诉你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是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政治制度现代化难道还能拒绝民主吗？这个报告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纲领性的报告，只是一般人看不懂。”吴稼祥还称：“在这个报告起草之前，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开始了。31个省市区的政协主席退出常委，而且有可能明年两会期间省委书记都不再兼人大主任了，为什么？异体监督，体系现代化。而如果政协主席放在共产党内，那怎么有效监督？原来政协所有违反党的言论可能都会被制裁，因为你是党的机构，但假如他不在你的常委里面，那他提的建议是在外面提的建议。你现在不能抓他，抓了他会喊的，这是中央赋予的权力，要真正跟你协商。也就是说，同体变成异体，也就形成了制约。而且，这个报告也是一个‘家常型报告’，不能一下说这十年能干成多少，他只能说当下能说的话，不可能把所有的底都抛出来。”总之，在吴看来，习李新政充满希望，“未来九年将是中国重登世界之巅的契机”。吴甚至表示——
习和李是我们在一百年来所能遇到的最好的“大大”了，或者说是最好的领导人了。造就他们这样的人才不容易，是大苦大难造就的，他们都下过放，吃过苦，当然，也不是所有吃过苦、受过难的人都能成为人才，但一旦成就，那就不是一般的人才。而且，不仅他们俩，包括现在常委班子里的这些人，他们都是非常能干的人。所以这一届班子执政期间，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包括台湾），迅速的走向重登世界之巅的一个关键性的时期，未来的十年，还有九年，我满怀信心。
吴稼祥并没有像萧功秦那样“自废武功”，把宪政民主偷换为“特色民主”，但他对习近平一厢情愿式的解读同样招致自由学界和网友的一片批评，因为一年多来习近平“左转”的种种行为，已经很难用“假动作”之类来解释。事实上，习近平上台后的权力集中化趋势，政府既打击贪腐、又打压民间声音的“双管齐下”手法，官方掀起的反宪政逆流，迅速上升中的新国家主义和咄咄逼人的外交强势，都引起了自由主义知识界的高度警惕。荣剑、李伟东等人强调的“极权主义不是通过威权主义走向宪政，而是走向法西斯主义，这才是人们最大的担心”，表达的正是这种警惕。而新权威主义者，或是由于其懦弱性，或是由于其形势变化下急于输诚的心理，决定了他们不愿意、也不敢从这个角度观察问题，思考问题。
我以为，无论吴稼祥的“辩护”还是萧功秦的“变节”，均是中国语境下新权威主义者懦弱性甚或投机性的某种证明。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可以理解新权威主义者何以采取这样的话语表达方式：在一个精于言论控制的党国极权体制中，知识分子要表达自己的独立政见，往往要采取迂回曲折的形式。不敢直面当下，或干脆曲解当下，回避核心问题，同时又希望自己的主张能被当局所听到、所采纳，这样，对官方意识形态和领导人行为的善意的“正解”和“期待”就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策略。久而久之，这样的心理取向甚至会影响研究者的认知，把下意识中希望当政者成为的那个样子解释为现实政治的未来走向。在萧功秦、吴稼祥对“习近平新政”的解释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二人的不同只在于，萧功秦已经自我“变节”，把宪政民主变成了“特色民主”；吴稼祥则一厢情愿地要证明习的“清白”甚至“伟大”，乃至于荒唐地把意识形态部门的左转动作指责为对习近平的“陷害”。
什么条件下“权威主义转型战略”才是可能的？
在我们批评了中国的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吴稼祥后，我还是想在结束本章时探讨一下：究竟有没有基于宪政自由主义立场的“权威主义转型战略”？在什么条件下这样的“权威主义转型战略”才是可能的？
对第一个问题，我的答复是：有。
20多年前，一位叫米格拉尼扬的俄罗斯学者就曾这样论证“权威主义转型战略”，他认为：“极权主义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过渡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公民社会在经济领域和精神领域中正在经历形成、定型和巩固的复杂进程的时候，极其重要的是，要在政治领域保留住强大的权威政权，它可以在这一阶段允许发扬有限的民主。在一个处于过渡时期的社会中，为了使人民不致产生种种幻觉，推行改革的当局必须响亮地说出限制民主的必要性并将其原因解释清楚。与此同时，权威主义政权应当在这一时期建立民主政治机制，将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的不同机构的代表人物吸收进来，逐渐给他们以权利和权力，但仍给自己保留住起仲裁和校正的作用。换言之，这一阶段的权威主义政权在政治领域的任务是，保障社会利益的冲突能通过公共权力中已经形成的政治机构的合法程序来加以解决，使合法解决冲突的程序成为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在《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中这样评价米格拉尼扬的上述观点，同时也回答了上面所列的第二个问题：
从保证改革的渐进、有序、理性和尽可能低成本角度讲，上述“权威主义”转型战略并非全无道理；它甚至是由执政党自己发动的、旨在“革”自己的“命”的政治改革的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当然，这种战略的前提是：第一，执政党内已经形成改革力量居主导的权力格局；第二，民间反对派已经对当权者构成足够压力，并通过这种形式与体制内改革派形成相互呼应之势。只有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宪政改革才有可能实质性地、但又是循序渐进地进行，包括有计划地推进选举制度改革、解除“党禁”从而推动政党政治的建设、公共传媒的改革、党军关系的改革等等。就建设中的政党制度而言，这种转型战略有可能形成原执政党仍保留关键部位的控制权力、但其他政党组织亦开始获得合法反对派身份的这样一种格局，这种格局将是过渡性的，它的进一步发展乃是更完全意义上的多党竞争体制。如果中国的宪政改革真能循着这个路子发展，那倒是一件幸事，因为它可以大大降低改革的成本，减少改革进程中的震荡，避免出现权力真空和转型失序，使改革大体上有序地进行，使体制内外的各种力量（中左和中右）都能找到自己发挥作用的方式和位置。
但，我在宪政报告中同时刻意强调了“我们也要清醒意识到这种战略本身包含的风险”——
一方面，仅仅强调“强有力的权威主义政权的庇护”，有可能落入新的独裁主义的陷阱。无论俄罗斯还是中国，这种独裁传统都可谓根深蒂固。即便是有坚定的改革主张的领导人，在合理把握民主的开拓和为了推动这个过程而不得不实施的某种有节制的控制这两者之间，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更应该强调体制内外的沟通、联盟，强调民间自由力量在督促体制内当权者走向民主过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相信只有通过这种体制内外的沟通、互动，体制内改革者的上述困难才能在实践中予以克服。
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如果奉行“强有力的权威主义”的领导人并不是真的想走向宪政民主，而只是想通过改善经济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统治，那么这样的权威主义就更与我们所说的转型战略无关了，它只不过是当政者维持共产党一党专制制度而采取的手段。
很可惜，当下中国的统治集团显然更接近后者。
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吴稼祥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对此要有起码的诚实。
[1]以上论述出自吴稼祥1989年1月16日在《世界经济导报》发表的《新权威主义述评》一文。
[2]同上
[3]荣剑此文也在1989年1月16日的《世界经济导报》发表，报纸显然是在让两篇观点正相反对的文章打擂台。
[4]荣剑“新权威主义再批判”，2013年12月31日发表于财经网荣剑的个人博客。
[5]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341~342。
[6]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页1。
[7]同上，页29。
[8]同上，页14~15。
[9]萧提出实现中国民主化需经过5个阶段：1，改革集团进入政治核心；2，改革者当政后的经济转型与经济起飞；3，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共享；4，在社会均富的条件下发展公民社会；最后，5，在以上基础上实现以宪政民主为中心的民主化。见同上书，页41~42。
[10]同上，页6。
[11]徐友渔《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一剂不对症的药方》，中国影响力网，2014年3月3日。
[12]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页16。
[13]萧功秦《中国为何需要铁腕改革》，凤凰网2013年12月8日。
[14]同上。
[15]同上。
[16]同上。
[17]即《中国为何需要铁腕改革》，在共识网发表时改为这个标题。
[18]指王天成，下同。
[19]江棋生《也说萧功秦》，载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2014年7月29日。
[20]同上。
[21]吴稼祥《习李改革是中国重登世界之巅的契机》，载共识网2014年2月20日。
[22]指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列举了60条改革举措。
[23]同上引吴稼祥文章。
[24]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14年7月11日报道：中央中纪委早前批评中国社科院被境外势力渗透，社科院于是决定将会以政治纪律作为考核属下学者表现的首要标准，党的喉舌人民日报10日更发表文章称，社科院已展开多项工作，严防干部及研究人员意识形态出轨。吴稼祥除了在微博上怒斥社科院这个做法等同是“猪圈”，他在接受德国之声的访问时表示，这还牵涉中共党内派系斗争。他说，目前党内斗争异常激烈，这实际上是社科院在设计陷害习近平为首的改革派。
[25]安•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页63。
[26]张博树《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全本）》，页302~303。
[27]同上，页304。
——转自纵览中国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8期 2014年8月22日—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