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想，曾經的殖民地，如果沒有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香港回歸實行“一國兩制＂的構想，現在的香港會是一個怎麽樣的狀況？或許，北京全面收回香港，和內地一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邊境開放，香港和內地居民來去自由，今天的香港“特區＂還會存在嗎？或許，香港繼續是英國的殖民地，每年以上交“租金＂換治權。但想想，遇到亞洲金融危機，北京會“放水”以人民幣不貶值力保嗎？遭遇香港經濟滑鐵盧，北京還會優先開放市場，用CEPA來拯救嗎？
除了“一國兩制＂，相信還沒有一種體制可以讓今天的香港依然保持維多利亞海港的璀璨。
“一國兩制＂造就了今日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也讓香港有條件可以商議如何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雖然並不完善，但除了台灣，中國終於可以有一個地方首長是民主選舉出來，中國終於可以邁向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的可能。不過，也正因為此，香港社會在爭議需要什麽樣的民主而分裂成不同陣營，正面臨撕裂。更有人消費“一國兩制＂，打出當年的港英殖民地旗幟，要時光倒流回到殖民時代，暴露出奴性；亦有建制派人士揚言如果政改不通過，北京已估計最壞情況是“一國兩制不再存在”；有的評論甚至直指，中國繁榮富強了，即使多一個香港少一個香港不具備實質意義。
香港普選的爭議聲中，建制和反對派人士都有挑戰“一國兩制＂，發出不在乎香港、不在乎“一國兩制＂、不怕玉石俱焚的詆毀聲和激進傾向。這是企圖顛覆“一國兩制＂，徹底撕毀香港繁榮穩定的一個危險信號。因為，“一國兩制＂不僅關乎香港的前途，同時也關乎中國改革開放，關乎中國的命運。
“一國兩制＂意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或者是“一個中國，兩種制度”，是中國政治領袖鄧小平在1980年代時為了實現中國統一目標所制定的憲法原則。鄧小平的這一高瞻遠矚，是最早為實現祖國統一的政治構想。
1981年9月底，葉劍英委員長宣佈了中國政府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對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定位不一，但統一和回歸的基本政策是相通且一致的。1982年1月10日，鄧小平在接見一位海外朋友時說：“九條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香港回歸後成為實行“一國兩制＂的先行者，走上“一國兩制＂之路，是香港為中華民族統一大業的探索，同時是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標識，鄧小平一錘定音。
鄧小平曾先後兩次明確講過政治交待。在他退休前4個月，1989年5月，在與中央領導同志談話時他說：“我請你們把我的話帶給將要在新的領導機構裡面工作的每一個同志。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鄧小平年譜》1975—1997第1278頁)這個政治交待主要講了中央人事問題。
退休4年後，1993年8月，他和有關負責人又講了一次政治交待。他說：“實際上，這是個政治交待的東西。”(《鄧小平年譜》1975—1997第1363頁)這次政治交待主要講的是中國命運問題。鄧小平的兩個政治交待，體現了鄧小平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遠見。
在政治交待中，鄧小平專門講開放，選（執行）開放者。放眼世界搞改革，打開國門搞建設，選（執行）開放者同樣決定中國命運。鄧小平交待了兩點：一是不許關門，封閉就會造成災難。鄧小平說：“關門可不行啊，中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那種封閉時代。那種封閉的方式也造成了災難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種狀態下，經濟不可能發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國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強。現在世界的發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變化，特別是科學技術，追都難追上。”(《鄧小平文選》第3捲第299頁)二是要乾起來，大開放。鄧小平指出：“一個好班子，搞改革開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幾件開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機會就不要丟，就是要堅持，要乾起來，要體現改革開放，大開放。”(《鄧小平文選》第3捲第297頁)選開放者，鄧小平進一步設想：我們要再造幾個“香港”，就是說要開放，不能收，要比過去更開放。不開放就發展不起來。
以香港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範例，一個太少，中國需要更多香港是鄧小平的重要政治交待之一，而且上升到“中國命運問題＂，可見戰略寓意。現在中國只有一個香港，但各方都顯得並不珍惜，鄧小平不會願意看到這一幕。
鄧小平“一國兩制＂是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的產物。只有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才有“一國兩制＂的生存空間，只有進一步改革開放，才有“一國兩制＂不斷完善的生命力。“一國兩制＂不僅關乎香港的命運，同樣也關乎中國的命運。“一國兩制＂不容顛覆，因為這將顛覆整個中國的現代化、整個中國的改革開放成果。
香港走到了特首普選的十字路口，政府和泛民主派都互不相讓堅守底線。經過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的香港政改方案，別說是泛民主派的意見，中央這次基本上連香港任何中間力量、溫和派的提議方案都沒有採納。但按規定，政改方案必須廣泛聽取意見，必須在香港立法會獲得2/3的支持才能通過。一直以來，香港立法會的立法會議員中支持政府的議員沒能超過2/3，政府很多政策無法獲得絕大多數人的支持。這樣的政改方案也很有可能不會在立法會獲得按規定的支持。政改一次又一次原地踏步，無疑讓“一國兩制＂遭遇重大挫折。鄧小平設想“一國兩制＂對兩岸統一的示範效應還會有嗎？
在和撒切爾夫人談判時，鄧小平寸步不讓，他強調，如果1997年不收回香港，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無法向中國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
“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在戰略上決定的中國政治命運，雖然這位政治家只是原則確定方向，需要後人“摸著石頭過河＂，可以有曲折，可以在內涵上有爭論，卻不容顛覆。同樣，任何嘗試顛覆“一國兩制＂的意圖，任何讓“一國兩制＂走上歧路的行為“都無法向中國人民交代＂，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罪人。
鄧小平還說過，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也沒有必要變了。五十年不變的核心是中國在一國中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鄧小平要求做好這篇大文章。問題是，香港要實行的資本主義的內涵究竟是什麽？是傳統的國際公認的具代表性的資本主義，還是中國可以自己探索具特色的資本主義，這還需要詳細探討。
（註：本文作者系香港資深媒體人，2009年亞洲最佳記者，八次獲得亞洲新聞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責編霍默靜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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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顛覆“一國兩制”應是底線
試想，曾經的殖民地，如果沒有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香港回歸實行“一國兩制＂的構想，現在的香港會是一個怎麽樣的狀況？或許，北京全面收回香港，和內地一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邊境開放，香港和內地居民來去自由，今天的香港“特區＂還會存在嗎？或許，香港繼續是英國的殖民地，每年以上交“租金＂換治權。但想想，遇到亞洲金融危機，北京會“放水”以人民幣不貶值力保嗎？遭遇香港經濟滑鐵盧，北京還會優先開放市場，用CEPA來拯救嗎？
除了“一國兩制＂，相信還沒有一種體制可以讓今天的香港依然保持維多利亞海港的璀璨。
“一國兩制＂造就了今日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也讓香港有條件可以商議如何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雖然並不完善，但除了台灣，中國終於可以有一個地方首長是民主選舉出來，中國終於可以邁向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的可能。不過，也正因為此，香港社會在爭議需要什麽樣的民主而分裂成不同陣營，正面臨撕裂。更有人消費“一國兩制＂，打出當年的港英殖民地旗幟，要時光倒流回到殖民時代，暴露出奴性；亦有建制派人士揚言如果政改不通過，北京已估計最壞情況是“一國兩制不再存在”；有的評論甚至直指，中國繁榮富強了，即使多一個香港少一個香港不具備實質意義。
香港普選的爭議聲中，建制和反對派人士都有挑戰“一國兩制＂，發出不在乎香港、不在乎“一國兩制＂、不怕玉石俱焚的詆毀聲和激進傾向。這是企圖顛覆“一國兩制＂，徹底撕毀香港繁榮穩定的一個危險信號。因為，“一國兩制＂不僅關乎香港的前途，同時也關乎中國改革開放，關乎中國的命運。
“一國兩制＂意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或者是“一個中國，兩種制度”，是中國政治領袖鄧小平在1980年代時為了實現中國統一目標所制定的憲法原則。鄧小平的這一高瞻遠矚，是最早為實現祖國統一的政治構想。
1981年9月底，葉劍英委員長宣佈了中國政府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對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定位不一，但統一和回歸的基本政策是相通且一致的。1982年1月10日，鄧小平在接見一位海外朋友時說：“九條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香港回歸後成為實行“一國兩制＂的先行者，走上“一國兩制＂之路，是香港為中華民族統一大業的探索，同時是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標識，鄧小平一錘定音。
鄧小平曾先後兩次明確講過政治交待。在他退休前4個月，1989年5月，在與中央領導同志談話時他說：“我請你們把我的話帶給將要在新的領導機構裡面工作的每一個同志。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鄧小平年譜》1975—1997第1278頁)這個政治交待主要講了中央人事問題。
退休4年後，1993年8月，他和有關負責人又講了一次政治交待。他說：“實際上，這是個政治交待的東西。”(《鄧小平年譜》1975—1997第1363頁)這次政治交待主要講的是中國命運問題。鄧小平的兩個政治交待，體現了鄧小平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遠見。
在政治交待中，鄧小平專門講開放，選（執行）開放者。放眼世界搞改革，打開國門搞建設，選（執行）開放者同樣決定中國命運。鄧小平交待了兩點：一是不許關門，封閉就會造成災難。鄧小平說：“關門可不行啊，中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那種封閉時代。那種封閉的方式也造成了災難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種狀態下，經濟不可能發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國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強。現在世界的發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變化，特別是科學技術，追都難追上。”(《鄧小平文選》第3捲第299頁)二是要乾起來，大開放。鄧小平指出：“一個好班子，搞改革開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幾件開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機會就不要丟，就是要堅持，要乾起來，要體現改革開放，大開放。”(《鄧小平文選》第3捲第297頁)選開放者，鄧小平進一步設想：我們要再造幾個“香港”，就是說要開放，不能收，要比過去更開放。不開放就發展不起來。
以香港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範例，一個太少，中國需要更多香港是鄧小平的重要政治交待之一，而且上升到“中國命運問題＂，可見戰略寓意。現在中國只有一個香港，但各方都顯得並不珍惜，鄧小平不會願意看到這一幕。
鄧小平“一國兩制＂是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的產物。只有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才有“一國兩制＂的生存空間，只有進一步改革開放，才有“一國兩制＂不斷完善的生命力。“一國兩制＂不僅關乎香港的命運，同樣也關乎中國的命運。“一國兩制＂不容顛覆，因為這將顛覆整個中國的現代化、整個中國的改革開放成果。
香港走到了特首普選的十字路口，政府和泛民主派都互不相讓堅守底線。經過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的香港政改方案，別說是泛民主派的意見，中央這次基本上連香港任何中間力量、溫和派的提議方案都沒有採納。但按規定，政改方案必須廣泛聽取意見，必須在香港立法會獲得2/3的支持才能通過。一直以來，香港立法會的立法會議員中支持政府的議員沒能超過2/3，政府很多政策無法獲得絕大多數人的支持。這樣的政改方案也很有可能不會在立法會獲得按規定的支持。政改一次又一次原地踏步，無疑讓“一國兩制＂遭遇重大挫折。鄧小平設想“一國兩制＂對兩岸統一的示範效應還會有嗎？
在和撒切爾夫人談判時，鄧小平寸步不讓，他強調，如果1997年不收回香港，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無法向中國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
“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在戰略上決定的中國政治命運，雖然這位政治家只是原則確定方向，需要後人“摸著石頭過河＂，可以有曲折，可以在內涵上有爭論，卻不容顛覆。同樣，任何嘗試顛覆“一國兩制＂的意圖，任何讓“一國兩制＂走上歧路的行為“都無法向中國人民交代＂，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罪人。
鄧小平還說過，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也沒有必要變了。五十年不變的核心是中國在一國中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鄧小平要求做好這篇大文章。問題是，香港要實行的資本主義的內涵究竟是什麽？是傳統的國際公認的具代表性的資本主義，還是中國可以自己探索具特色的資本主義，這還需要詳細探討。
（註：本文作者系香港資深媒體人，2009年亞洲最佳記者，八次獲得亞洲新聞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責編霍默靜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