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用否定毛的文革、推动改革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半拉子改革”是周其仁先生最近在一篇题为“中国改革为什么这么难”的文章中对中国改革所做的描述。作者不仅具理论修养，更长期注重实地调研，因此对中国的问题常有鲜活、独到的看法。正如这句带有民间口语风格的概括，传神贴切，相信所言所想者众，非为周先生一人专用，但由他在这样一篇探讨中国改革的文中提出，辅以一些调研的例证，显得生动，别有意含。
不过，该文虽涉及，却没有对“半拉子改革”做进一步的展开讨论，让人感到有些遗憾。因三中全会决议、反腐、邓小平诞辰纪念活动等，近来各种有关改革的评议再起，这里，受周文启发，笔者也谈几点看法，就教各方。
周先生文中称，实行20来年的计划体制，却用了35年来改革，至今还举步维艰，让人感叹困惑。更因改革不彻底，处处呈现出“半拉子改革”状态，衍生许多问题，搞不好“就会出大问题”。
这种认识，许多人有，高层大概也不例外。前有温家宝称改革有前功尽弃的可能，后有王岐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其传达的含意恐怕也都在此。改革不彻底，就往往会引发革命；改革的状态，有的时候比不改革更能引发激烈的变革。因为期望值已抬升，社会力量已激活。只有用改革来不断满足这种期望，加速制度构建，社会才能保持平稳。这些，笔者十多年来就曾不断谈及。
“半拉子改革”这种新旧体制交混状态，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许多半市场，半国家垄断现象，也体现在其他各个领域。而政治体制甚至毛发未损，连半拉子尚谈不上。只改经济不动政治是一种最大的“半拉子改革”，造成的恶果已日渐明显。
因此，今日再谈改革，已不应只是最初所指，即对毛时代的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进行改造，而应具有双重指向：一部分是要对原制度的旧房进行改造，触及迄今未进行改革的政治和国家制度部分；另一部分，则是要改造烂尾工程，剔出因“半拉子改革”与传统体制嫁接衍生出的各种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机制弊端，建立回应新的社会要求的制度。
原先改革的部分成果和力量在这里要成为被改革的对象，通过改革制衡削弱因尝到甜头欲将 “半拉子改革”状态固化的利益集团，重建社会正义。因此，这种改革，是旧改革的继续、再生，但更应是一种全新的改革。没有这不可分割的两部分，改革便毫无意义。
两种改革观
这种全新的改革，应以结束这种“半拉子改革”状态，完成制度转型为目标。事实上，中国改革中一直存在两种改革观。一种是工具式的，邓小平的思路可谓代表。改革是为了所谓完善体制，坚持党的领导，只是在这个前提下，用改革来发展生产力，改革一些社会国家管理体制。也就是说，改革本身就定义为一种“半拉子改革”，非全面改造体制。由此，各种半拉子改革现象就成必然且具合法性。
另一种改革观，是希望以渐进的方式，不断改造旧有体制，直至达成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的再造，进而更新中华现代文明。
两种改革观因历史和政治的原因一直纠缠含糊不清，其彼此间的紧张以及赞同者之间的关系互动，是理解整个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及其当下困境的关键。改革能否复苏，不功亏一篑很大程度上也将取决于能否化解这种紧张，重新定义和明确改革目标。邓式实用主义的不争论改革只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有过正面效果，却是形成半拉子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天是否最终要改革国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已无法再回避。
上下层互动与改革之难
周先生认为现在改革之难概因上下层脱节，上层不能吸纳下层的创意和要求。这就触及到改革的主体和动力问题。笔者也一向认为，改革中上下层的辩证互动是决定中国改革成败的关键；三十多年的改革，什么时候下层的改革热情和动力能很好地被上层认可吸纳，改革就具有活力富有成效；什么时候下层被压抑，改革成独角戏，改革就扭曲，沦为空谈。
从一种历史和世界的视野来讨论问题，改革中上下层的关系的问题也是带有普遍性。当作上层僵固，要靠下层来突破制度框架回答的历史课题时，往往就不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那种由上层启动驱导的威权式的改革，因缺乏足够的社会动员和参与，先天不足，即使一时成功，从长远的角度看，或许也埋有隐患。明治维新后的近代日本或许可为一例证。
中国改革中当下这种对下层的忽略、轻视甚至敌视，其来有自，断非偶然。它是工具改革观的逻辑的延伸，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机器和改革的一个表现，也是改革乏力无法唤起热情的根源。当着那种民众有好处，官员获利，国家亦得益的皆大欢喜的改革阶段过后，利益的分化需要突破既有制度框架，用制度加以调节规范；公民意识的觉醒也需要新的制度得以容纳公民的参与。而这些，显然不是这种工具改革观所能容纳。只要官方继续维持这种工具改革观，不思对制度做带根本性改造，当年那种上下层改革互动就很难再现，改革也就绝不会有第二春。
历史地位未定的邓小平和习近平
邓小平用否定毛的文革、推动改革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且用“南巡”继续经改来挽救因六四镇压所自毁的声望。但依笔者见，邓小平的最后定位尚未明晰，要取决于习近平能否处理好邓的遗产及改革最终的命运。回归毛是死路一条；邓需要习来否定他才能最终成就他当然也成就习自己。反之，改革终落失败，习的历史地位归零，邓的也将大打折扣甚至不存。
反腐只能是清理邓式半拉子改革遗产的第一步，如不能积极地回应社会的要求并借助社会的力量，将改革进行到底，反之打压社会呼声，搞习式的新半拉子改革，即使再庞大，习的身影也将终显孤独，最后被被官僚们的所遮盖吞噬。
江、胡时期，邓模式还有可释放的空间，尤其是加入世贸一举从外部给中国注入了活力和资源，暂缓了这种模式内生的诸种问题的压力。习已不再有江、胡的运气，历史的境遇已决定，要么做伟人，再造体制，避免社会付出更大成本；要么成罪人，错过历史最后的机缘，为下一步各种社会冲突敞开大门。这只是一个时间和条件的问题了。
一些人拿些前东欧、苏联和阿拉伯国家转型遭遇的问题来否定国家制度根本性改造的必要完全是误读，本末倒置。事实上，这些转型遭遇的困难的所有根源皆在转型之前，在拒斥改革或改革不彻底。恰因此，才需加速国家改造，用渐进、坚决彻底的改革来消除病患，免于激烈的变革。当街头抗议已起，本阿里和穆巴拉克之类才宣布人们期待的政治改革，事已晚矣且将遗患深远 !
因中国的发展，让许多人幻想这种半拉子改革形成的模式可以久续。须知，绝大多数的极权和威权体制也都曾造就过各自程度不等的经济辉煌，但也都终因体制的缺陷无法避免衰败与动荡；殷鉴不远。中国的发展是与现行模式有关，但今日中国酝酿的巨大风险或也恰恰源自这种模式。成也萧何，败亦可为萧何。这是一种类威权式的后极权国家秩序，在其中公民只具半主体地位，权利无法得到基本保障，利益得不到恰当表达，公正缺失，腐败泛滥。一些颠覆性的能量正在积聚。
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只应是一个：使公民成为具有完整权利的公民。围绕此重建国家的合法性以及与社会的关系，任何偏离这个目标的改革终将失败。形式可以不一，称呼也可多样，但让公民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主体这实质内容却不可或缺。
文明巨流的导向，谁也无法阻挡，邓不能，习也不能。
（据2014年8月25日BBC中文网。作者张伦， 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