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晖：政治反对中的道德洁癖

最近一段时间，几位我长期关注的维权一线人士因为募捐账目的问题反目成仇，令人遗憾。尤其是我长期互粉的两位朋友（安全原因就不说具体名字，反正关注维权领域的人自然知道是谁），其中质疑方说被质疑方利用维权活动捞钱自肥，而被质疑方说质疑方刻意造谣树立自己，其实都是言过其实的诛心之论。在中国参与维权，如此高的风险，如此低的个人回报，如果真有骗子参与，那一定也是很蠢的骗子，连更有效的财源都找不到。
　　尽管双方言论都有过激失控之处，但每次遇到这种事情，我都是旗帜鲜明地站在被质疑者一方，此文谈谈我的理由。我并没有做足功课去研究各方的证据，所以不会去断定被质疑者的账目到底有没有问题。我虽然相信他，但不准备从这个纯经济问题入手。
　　1.道德洁癖者的幼稚
　　只要了解在中国从事政治反对所带来的人身风险，维稳执法者的无底线（非法拘禁、刑讯殴打、威胁家人），就应该看到，维权在此国无异于一场战争。如果有军人在战场上指责同伴随地吐痰，说脏话，那不是很可笑吗？
　　很多人中了改良派伪启蒙的毒，相信一种“缺少道德的异议人士最终会变成毛泽东”的神话。我此前在多篇文章中反复论证，毛的成功本质上是一种地缘政治现象造成的权力集中。毛如果有底线，就不会被斯大林看中，就无法成为毛，就这么简单。毛是什么人？早在中央苏区肃反时（那时他只有30岁出头）就开始使用的大规模处决和酷刑，相关史料我哪怕看一眼都会有生理上的不适感，更不用说延安窑洞里那些风流官司。这样一个人会选择进入今天的维权群体？现在若真有毛这样的人，想必早已去选择城管、武警、各级领导干部这些更能释放自己暴力倾向的职业，哪会去和一群人道主义同情爆棚的人一起给政治犯搞什么声援、什么送饭？
　　这当然不是说维权群体中的人没有道德缺陷。虽然他们的缺陷远比我少，也远比大多数人少，但是在一个高度焦虑、高度危险的环境中工作，充道德圣人是多么不现实的事？独立学者和异议人士叶隐曾在微博上谈到这样一个例子：“组建抗英的自由之子，领导波士顿倾茶事件，通过谣言和煽动诱发波士顿惨案，刺激民众反英情绪狂飙。参与大陆会议，组建大陆军……干下这一切的塞缪尔亚当斯并非文盲和暴徒，而是哈佛法学毕业生，后被尊为美国国父，美国独立革命之父。”很多例子都说明，异议人士并不一定要是圣徒。事实上，当代政治学的一切理论都是奠定在人是不可信任的这个基础上。圣徒当然存在，但是他们大多存在于监狱里或被迫流亡。当局是不会容忍一个高智晟、陈光诚这样的人在大街上自由行动的，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和现实妥协。谁都希望高、陈这样的人越多越好，但圣徒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个正常人不可能不考虑生计，不可能不考虑酷刑、毒打的威胁，不可能不借助与体制的适度妥协来给孩子换点奶粉钱。
　　用圣人的标准要求维权人士正好中了当局的计。为什么官媒《环球时报》的胡锡进主编会说出“反对政府要自己屁股乾净”这样的话？他恰恰是利用了很多人的道德洁癖来给政治反对设置门槛，利用了每个人都可能有的道德、法律上的擦边行为来对异议者进行人身和名誉上的威胁。如果你也拿着放大镜找异议者的瑕疵，就正中了胡主编的下怀。当局正发愁异议者的人品太乾净，你主动通知他们“那谁谁谁的募捐账目对不上！”会带来什么危险可想而知。
　　2.警惕话题的鸡毛化
　　好吧，就算账目不清的问题真的存在，某些维权人士真的有多报销的现象，到底算多大个事？当你们在纠结一个人的差旅费是300还是500的时候，某个乡党委书记的儿子可能已经在澳门输掉一千万了。网络上的公共舆论空间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如果你有几千，上万的阅读者，难道不应该仔细盘算一下什么样的信息最有营养？什么样的质疑有最高的边际效益？
　　当年全民质疑红十字会的时候，我是举双手赞成的。红十字会（以及其他官方承认的大型慈善机构）和个人募捐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它具有极强的垄断性，可以使用其他募捐者所不能使用的免费媒体资源和体制内募捐途径（比如通过学校强制收取），别人无法通过竞争将其淘汰；其次，它的募捐规模巨大，一旦腐败被揭露，对社会有极高的边际效益；最后，也是更重要的，其人员编制本身就是中共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对红会的质疑本身就是削弱维稳机器的过程。最近红会又出现了新的丑闻，比如利用低价出租仓库给关联企业来进行洗钱等。如果你真的喜欢玩质疑游戏，难道这不是最好的题目么？
　　我当然不会像中宣部一样限制别人发言的自由，就算我想，也没有那个能力。但是这个道理必须要讲明白：一边是国家机器主导的千亿、万亿级的疯狂掠夺，一边是实力依然微不足道的异议群体偶尔出现的几百几千的账目不清，如果你希望自己的言论有任何价值，希望对你的微博粉丝负责，你应该先去质疑哪一边？
　　3.竞争是最好的质疑
　　一本账到底有没有问题，几句话是不可能说得清的。我在国内混的时候有过做账的经历，深知道把这玩意做好有多困难。且不说业务上的账，我曾试图给自己家里的开支记账，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每个月总有几百块钱对不上。当时我朋友开玩笑说：“你就告诉你太太，这个叫财务损失。”不光是各种例外的非常规支出要费脑筋，光是忘了计的款项就足以让人头疼。以我的记性，如果让我去维权圈子里搞募捐，今天被质疑最多的肯定是我。想起我初中时帮老师收钱，最后发现少了几块时浑身冒汗的场景，我以后是再不会去干这种事了。
　　由于无法正式注册，缺少受法律保护的财务制度，也缺少合格的财务人员，维权群体的账目监督必然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怎么办？我们都知道，多党竞争是促使执政党透明化的最好办法。同理，如果你想让其他的募捐者透明，最好的办法就是另起炉灶，召集一个新的活动群体，通过比前人更好的财务制度来争夺捐赠者的支持。与其跟一个你不信任的人长期合作，为什么不直接行动，证明你才是最值得信任的维权人士？
　　异议群体和执政党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它不具有垄断性。先入此行者不可能通过任何行政壁垒、市场准入、或者暴力干扰来阻止其他竞争者的出现。无论先来者还是后来者，承担的风险是一样的。如果你对执政党不满，当然不可能轻易地建立一个组织与其竞争，因为它会让你死得很惨。但是你对维权、异议者不满，只需要新建一个QQ群就可以与其公平竞争，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