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中间社会站出来

早在十天前，即7月16日，企业家王石也有一段慷慨之辞。那天刚刚披露湖南企业家曾成杰的死讯。举国震惊。王石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声，承认在重庆企业家遭薄熙来黑打时自己“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承认这是“懦弱错误的行为”。并宣示：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要明确说不！

另一位重量级企业家王功权，则站出来力挺王瑛。他以一句话来概括他的态度：个体有选择自由，群体应承担更多责任。希望企业界同仁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显然，上述个案没有一个是孤立的，它们是一连串事件。这一连串事件构成了一个趋势，那就是素来以懦弱、隐忍乃至犬儒著称的中国企业家，终于按捺不住了，终于要站出来说话了——站出来说话，以一个公民的姿态。

这是一个信号，中间社会觉醒的信号，处于体制内外结合部的中间地带崛起的信号。

转型需大战略

必须承认，中国的确是一个过于复杂的国家。它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国家，而是超国家体。而它之为超国家体，不是因为人口之众，也不是因为地域之广，主要就因为它之复杂。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第三波第四波民主化摧枯拉朽，却都到中国的门口戛然而止。

担心爆发“茉莉花”革命，中国当局不断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第三波第四波让很多人有幻觉。他们眼里，中国巨变指日可待，因为苏东和北非提供了可复制的模式。但事实证明，这判断太乐观了。除了强化世界潮流浩浩汤汤的大叙事，在具体操作即战术层面，第三波第四波于中国转型而言，恰恰负面意义大于正面意义。因为苏东之变，对党内强化了反戈巴机制，以堵死内部变革之路。因为北非之变，对社会强化了反“颜色革命”尤其强化了网格化维稳，以堵死民间倒逼之路。而且不能不承认，这两方面的努力并非徒劳，党内反戈巴机制尤其大见成效，而令九零年代以来的每一届领导人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这就是历史的吊诡。别的转型国家每闯出一片天，即等于在中国关上了一扇门。我们刚刚还为别的国家的人民欢呼，回头却悲哀地发现自己脚下又少一条路。环球不同凉热，人家的节日，往往是我们自己的悲剧。竟有如斯结局，原因之一，是当局强大的反向学习能力。别的国家的每一次巨变，对当局都是一次难得的预警，让当局可以亡羊补牢。所以，第三波第四波往往不是动摇、而往往是固化了中国的专政体制。

既有三十年高增长所强化的国家财政能力，镇压和收买能力特别强大；更有史上罕见的特殊利益，保卫专政体制的动力特别强大；还有强大的反向学习能力，赋予专政体制特殊的柔韧性。同时拥有这三个层面的优势，是其他转型国家都不具备的。中国的复杂性可以多角度解读，但这三个层面的综合优势，则是所有复杂性中最重要的元素。

这就注定了中国的转型之路特别复杂、特别艰巨。突尼斯的一个小贩之死，马上延烧为全国性抗议，可中国有过多少比小贩之死严重百倍的人权惨案？台湾的一个美丽岛镇压，马上激怒整个社会，社会用选票把美丽岛受难者的太太、律师顶起来，形成新的抗争集群。但中国有过多少次美丽岛镇压？所有威权国家对转型的抵抗，相比中国都太小儿科了。所以，所有其他国家的转型经验，固然可以而且必须借鉴，但的确不可复制，不可照搬。在别的国家管用的办法，到中国的确往往失灵。

广东江门市大批市民抗议政府兴建核原料加工厂

最典型的失灵，是中产阶级理论的失灵。通常认为，中产阶级崛起之后，将成为转型的主力。但在当下中国知识界，抨击“中产阶级”却成为时尚，主要就因为对中产阶级的失望，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像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那样，承担其推动转型的历史责任。这抨击不无道理，中国中产阶级的局限性确实太大。但问题是，中国的水土注定长不出符合国际标准的中产阶级，因而用国际标准来套，来责之中国的中产阶级，其方法论本来就是错误的。中国的中产阶级注定负荷不了那样沉重的期待。

中产阶级不行，哪个阶级行？工人阶级么？早在90年代国企改革时就整个解体了，成建制的工人阶级早就子虚乌有。农民阶级么？当代中国从来不存在完整的农民阶级，因为城市化尤其因为2.5亿农民工进城，农民阶级更无从谈起。农民工阶级么？原子化的农民工只有数量没有质量，根本就不构成一个阶级。资本家阶级么？大资本家早被权贵同化，中小资本家也在权力的宰制下支离破碎。

不独中产阶级无力，其实被统治者中的任何一个阶级，都是无力的，依靠任何一个单一的阶级，都是不靠谱的。如果没有社会各阶级的支撑，单单政治社会的两极对抗，则更不靠谱，因为政治社会的两极对比更不对等。

中国转型因此需要大战略，超越所有转型国家既有经验之上的大战略。尤其是超越单一阶级推动论，超越政治社会两极对抗，超越政治社会两极对抗基础上的推倒重来你死我活。它最重要的元素应该是开放和兼容。即最大限度地向体制内外开放，最大限度地争取体制内外一切可以推动转型的资源，尤其向处于体制内外结合部的、兼具了体制内外双重优势的中间社会开放。

这就是中间道路，即在政治社会之外，更凝聚整个中间社会的共识，集结整个中间社会的力量，形成最大限度的合力，倒逼中国转型。如前所述，中国转型的阻力是空前的，推动转型的力量也必须是空前的。惟有集结空前的力量、形成空前大格局的转型战略，才谈得上大战略。如果中间社会缺位，所谓空前的力量、所谓空前大格局就都徒托空言。如何调动中间社会，因而是转型大战略应当致力的关键突破。

中间社会崛起

这正是许志永们的意义，也正是新公民运动的意义。

许志永发起新公民运动

许志永发起的新公民运动，概括地说，无非是以自由、公义、爱为共同价值，实现中间社会各阶级的互动互助，在此基础上推进跨阶级、跨行业的公民合作，尤其是同城公民合作，最终以公民合作的集体力量，走向公民社会，推动和平转型。

这也正是“新公民运动”尤其是许志永获咎之由。因为，中间社会的聚集、公民合作的扩大，给了不受制约的权力以巨大压力。反弹是必然的，“新公民运动”注定要遭遇劫难。

但我们不可因此沮丧。许志永们固然求仁得仁，以身伺虎。但他们的自我牺牲并不是没有价值。中间社会的坚决抗议就印证了他们的价值，也印证了新公民运动的力量。在相继抓捕15名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之后，有关当局最后朝许志永下手，显然是有备而来，要将新公民运动一网打尽，杀一儆百。有关当局的这个如意算盘，并非没有根据，通常情况下，镇压是起作用的。但这次不能不让他们意外和失望。当镇压的钢鞭高高举起，民间并没有如通常那样望风而逃，噤若寒蝉，反而一批一批公民迎着钢鞭勇敢地挺身而出，大声说不。新公民运动并没有被镇压下去，她的核心理念自由、公义、爱，反而因为镇压像闪电一样传遍全国，镇压反而成了新公民运动的活广告，成了新公民运动的反向推手。

最生动的例子，莫过于茅于轼等五人第一时间发起的联署抗议。尽管联署遭有关当局彻底封杀，所有网络通道都被掐断，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方式即口口相传的方式来传播，但仅仅一周时间，即已征集到两千多个公民的签名。这中间固然少不了王功权、王瑛等企业家，以及何方、郑渊洁等知识界名流，但占最大比例的还是普通人，他们抗风险能力低，却能在危难时站出来，这才是最感人的。他们中有厨师、酿酒师、理发师、设计师、工程师、会计师，有医生、程序员、销售员，有农民工、农民、个体户、的士司机、建筑工人、家庭主妇，有军人、警察、公务员，甚至有道人、僧人。几乎遍及所有的阶级、所有的行业，尤其遍及中产和底层，活生生一个中间社会的投影。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间社会对新公民运动、对公民社会建设的广泛认同。这种广泛认同，和本文开篇记录的任志强、王石等工商巨子的公民宣示，恰成呼应，折射了当下中国最重要的趋势，即中间社会崛起的趋势，即普通人勇气下限提升的趋势。

为自己的理念受难，是幸运的。当此中间社会崛起之际、普通人勇气下限提升之际受难，则更幸运，因为这时受难，能把受难者的光和热发挥到最大限度，辐射整个社会。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志永们的一帧帧铁窗小影，都面带微笑。他们的心底是阳光的，他们的未来也是阳光的。可笑的只是有关当局：民不畏死，乃何以死惧之？呼啸而起的钢鞭再吓不住人了，一拨又一拨公民成长起来了，他们不怕了。许志永们将前赴后继。

（据2014年7月31日BBC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