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写传记？为什么要读传记？虽说传记一直是图书市场的常销书，但是它的社会功用却并不是那么为人广知。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制度如何思考》这本书里，将制度的维系定于制度决定记忆什么、遗忘什么，也就是法国社会学家毛利·哈布瓦赫(Maurie Halbwachs)所提的集体记忆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制度的传承和方向。而个人传记，则担负着集体记忆载体的功能，读者与传主共同分享着历史、体验和思考，这种共同的记忆纽带伴随写作、出版和阅读的长期过程而不断加深，对制度存续、对社会建构都极为重要。
不过，可能很少有一部传记像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这般，会对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起到无法估量的巨大作用。能够与之媲美的也许只有《甘地自传》，或者多伊彻写的托洛茨基《先知》三部曲。不过，就像曾经激励过整整一代人的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虽然有巴金亲译美文，但却难脱被人淡忘的命运，世人也不见巴金生前心中的黑旗。今天的人们，很难从克鲁泡特金这位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或者饱受偏见的托洛茨基身上重组对中国或者俄罗斯的集体记忆、然后思考未来的可能。
甘地固然伟大，开创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抗争范式，成功领导了印度人民的反殖民斗争，但是在我眼中，曼德拉毕生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斗争，却出于蓝而胜于蓝。要害在于，曼德拉反种族隔离的斗争，其成功之处不是赶走了白人种族主义者，或者从反对派转为执政党，而是化敌为友，共同推动了历史性的民主转型。
只是，化敌为友并不是字面上这么简单。在曼德拉的毕生斗争中，他先后亲身经历了四个阶段、同时也是四种形态的斗争方式：公开的非暴力不合作、从非暴力转向暴力、狱中的不合作抗争、以及与魔鬼合作、谈判。每一个阶段的经验，分别涉及反对派策略的不同理论，对中国当下有关社会运动和新兴反对派的争论而言，都弥足珍贵。不过，其中以促成非国大从与白人政权合作的精英团体向走群众路线的反对派的转变最为关键。
非国大于1912年创立。但是严格地说，从成立到1940年代，非国大都不能算作一个反对党。作为一个温和的南非黑人精英团体，一直扮演着有限的黑人族群的精英代表角色，吸收当时为数不多的黑人医生、教师、商人等专业群体和小资产阶级，能够与南非白人当局进行有限的协商。直到1949年布隆方丹的大会上，非国大才转变为一个真正的群众组织，开始走向政治反对，也成为推动废除种族隔离的主要力量。
这是非国大的第一次转型，也是曼德拉介入反对政治的开始。这次转型，不仅因为1948年国民党赢得大选胜利后着手推动种族隔离制度，更重要的，还应当追溯到曼德拉1944年参与创建青年团。种族主义者马伦领导的布尔人的国民党上台后，立即出台了一系列种族隔离法律，包括剥夺有色人种议会代表权的《选民分离代表法》、阻断跨种族通婚的《禁止通婚法》和《不道德行为法》、按肤色进行社会分类的《人口登记法》、和最为恶劣的《社团区域法》。《社团区域法》是种族隔离制度的核心，规定按种族社群划分居住区域，与其他相关法律一道，改变了战前英国人的合众党执政下较为温和、带着殖民主义色彩的种族歧视政策，而建立起一套以纳粹种族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种族隔离制度。
虽然通常情况下，正是这类强制性、不平等的社会分隔引发抗争运动，但是，抗争不会自动发生，更不能指望一个素来温和的合作主义精英社团在面临进一步压迫时能够轻易转变路线、展开斗争，何况南非白人政权随即通过《反共条例》，以警察国家体制对付任何可能的挑战。此种关键情形下非国大走群众抗争路线，并扩大与南非共产党、印度人组织、有色人的“非洲人民组织”的合作，却应该溯及1944年曼德拉参与创建的青年团。正是青年团的主要创建者，如西苏陆、塔博等在1949年当选为非国大领袖，得到了非国大成员的支持，青年团的群众路线也成为非国大之后的斗争路线。
不过，1944年青年团创立之初仅仅100余人，如何能够挑战并且改变非国大的老旧精英？卡尔·曼海姆1928年题发表在《科隆社会学季刊》上“代际的问题”( Das Problem der Generationen)论文，从代际的角度指出了集体记忆和团体化对形成代际政治的认同贡献。这些多数是福特黑尔大学的年轻毕业生，与殖民地精英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一代候补公务员，他们与缺乏高等教育的上代黑人精英形成差别。更重要的，由于时代的影响，他们更关注非洲民族主义和如何推翻白人霸权。而且，从1946年南非共产党领导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以及印度人社团的斗争经历中，特别是受当时印度非暴力运动的影响，他们学习到了反抗和激进主义精神，开始尝试建立常设性的组织，进行群众动员，并且最终在1949年的布隆方丹会议上通过了不合作、不服从、争取政治权利的行动纲领，标志着非国大向反对派和反对运动的转型。
因此，非国大从合作到反对的转变，实质上体现为两代黑人精英之间的竞争。如何反对，端赖新生代政治的崛起，青年一代精英的加入成为反对派形成的驱动力。不过，由年轻代际所推动的创新，在威权体制下未必直接表现为新旧的世代更替，尤其如中国当下不涉成形组织的领导权争夺，只关乎话语权和路线的竞争。那么，这种代际竞争就更显其隐蔽性，往往体现为激进和温和路线、坚持体制内改革还是公开形成反对派的争论。
当然，反对派的形成并非一次大会能够解决的，新生代的胜出及其力量巩固也需要在政治方向上得到加强。这个过程，不仅需要代际之间的竞争，更需要协商和共识，需要创制革命性的宪法，将代际政治发展为更清晰的政治共同体。然后，反对派的根本路线才得以确立，敌我或者政治联盟才可能进行根本的划分，包括准备各种可能的反对策略。在国民党上台之后的第六年，随着国民党种族隔离制度的一项项法律的逐步通过，特别是1953年《班图教育法》的实施而形成的政治空间紧缩，反对派何去何从成为日益迫切的问题，曼德拉为代表的新生代面临着真正的考验。
1955年里程碑的《自由宪章》，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问世的，而它的生成，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协商民主的过程，充分汇聚了反对派各方而不仅仅是非国大内部的意见，通过大会所形成的高度共识彻底巩固了新生代的政治地位，包括未来进一步向武装斗争转变的组织和路线准备。也就是说，西苏陆、塔博、和曼德拉等为代表的新生代政治地位的确立，早在他们1965年被判终身监禁之前，也在1989年开始转型之前。这一新的权力基础，最终可资谈判并且专为现实权威的正当性，是通过1955年大会达成的，并且包含两个最重要的反对派的权力来源：一方面，凝聚最大范围的反对派的共识。在大会前夕，卢图利酋长当选非国大主席之后几个月，非国大的斗争理论家马修斯教授提出了建立一个超非国大的泛反对派联盟“人民大会”的建议，然后向200个南非各反对组织发出邀请，提出《自由宪章》的草案。另一方面，在55年6月25日到26日的两天大会上，来自南非各地、各组织的3000名代表，对会前经过反复征求意见的两个版本的草案，进行面对面的激烈交流、逐条讨论确认，然后通过，确立了其后半个世纪的斗争方向，也就是曼德拉的“彩虹国”理想。
由此观之，作为少数的反对派特别是新生代其成长途径，莫过于面对威权逼迫而通过交往民主凝聚最大范围的共识，在最大范围的层次上建立起新生代与人民的纽带，这也是中共革命历史上统一战线的翻版。如果仅仅由少数人，甚至是少数上一代精英，炮制一部诉求温和、甚至简单到停留在20年前政治主张基础上的宪章（如08宪章），然后由众人简单附议联署；如果条文未经充分全面的参与讨论，以反映最大限度的反对共识，并且未能充分指向革命性的建国理想，那么这样的宪章只能是极不成熟的，即使在反对派内部也难以凝聚充分的正当性，无助于反对运动的持续以及对公众支持的动员。其后的新生代运动精英，势必以更为激进的姿态展开对旧运动精英和威权当局的双重挑战，视旧运动精英的温和立场或改革话语为“通敌”便很自然，早先的宪章运动也难以避免资源积累的失败。选择适当的时机，促成这样的公民大会，便是反对派转型所不可避免的关键转折点。
（此文为《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书评。谭振学译，广西师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