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强势反腐，官场人人自危，2014年刚过半，自杀官员已达32位。刚刚过去的7月，官员自杀密度更高，多达8位。也就不难理解，深圳报业集团下属的《香港商报》要特别呼吁：“不破不立，但若将‘破’字做过头，执政党的形象会严重受损……为稳定计，特赦划断该提上决策日程了。”这反映了官僚集团的普遍需求，即强势反腐超出了他们的承受极限，他们要求马上给强势反腐划句号。
但这没有得到最高当局认可。海外中文网站多维新闻网随后则发表社论予以痛斥，断言一旦采纳这主张，就是自毁长城。
该社论表示，习近平的执政支持率，很大程度来自强势反腐。而支持强势反腐的民众，多数都反对特赦，反对划句号。如果紧急刹车，就会“让好不容易建起的信任功归一篑。”无独有偶，周永康案公布后，人民网也马上发表评论：《打掉大老虎周永康：不是反腐句号》。《人民日报》次日评论文章，措辞更严厉：“谁都不要心存侥幸，计算‘不出事’的概率；谁都不能藐视法纪，存有进了‘保险箱’的幻觉。”与其得罪支持强势反腐的民众，不如继续得罪官僚集团，强势反腐无退路，这的确是最高当局当下的心态。
最高当局对反腐的决心之大，二十三年来仅见。固然，无论江泽民，还是胡锦涛，每次换届，都会用反腐开路。但无论江、胡，反腐都点到为止，实际都是做做样子。过去二十三年，即整个江、胡时代，官场的日子过得太惬意，尤其贪腐集团基本没有被实质触动。以致积非成是，整个官场之中，包括所有贪官，都把这当成了惯例，完全丧失警觉和预见，对可能发生的变化和形势的急转直下，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们曾经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而且官僚集团那么强大，不太可能遇到实质性挑战。因为他们深信，只要共产党的天不变，他们的利益格局的道就一定不会变。习近平上台后，共产党的天确实没变，但官僚集团的利益格局的道却突然倾斜，他们心理上无法承受，势所必然。
焦虑、恐惧弥漫整个官场。“枪杆子”、“刀把子”（指军队和政法系统——编者注）从来是反腐禁区，徐才厚、周永康却相继落马，连“枪杆子”“刀把子”都朝不保夕，整个官场，没有谁敢说是安全的。群起反抗么？地毯式监控之下，无人出头，何来组织？零星的个人反抗则是以卵击石。
如果只能在安全和既得利益之间选择，基于人性，没有人不愿用利益换取安全。实质已被体制内媒体收购的《香港商报》主张特赦划断，就是要表达这层意思，即：穷寇莫追，以交易换取软着陆。在一贯强横的贪腐集团来说，这已经很低声下气了。
但现在看来，官僚集团不仅难有软着陆的可能，反而面临后续的更大威胁。因为，人心已经被充分调动起来，惩办周永康尤其吊足了公众的胃口。本来，当局一次次放风，一次次推迟周案的公布，目的是造成审美疲劳，减弱周案公布可能造成的心理震荡。目前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但当局不曾想到这一方式的副作用，即连惩办政法王周永康人们都习以为常的话，必然刺激出对反腐更高的期待，强势反腐更难刹车。
这其实是强势反腐的两难困境：一刀切的特赦划断固然容易失信于民，导致功亏一篑；但如果仅仅用强势反腐树权威，这权威本身必然被它自己刺激的民粹绑架，纵然想收手也是欲罢不能，最终会逼到官僚集团狗急跳墙，导致强势反腐本身的高危。
出路何在？唯有宪政。
宪政之所以可能，一个重要的条件，是要有社会共识。过去宪政之所以难，就在于缺乏这样的共识。民间有需求，而且一浪高过一浪，但没用。因为官僚集团没这需求，他们在官场原有的规则下很平稳，而宪政会令他们束手束脚，让既得利益大大缩水，他们没有理由认可宪政。何况他们那么强大尤其那么“团结”，中国整个格局仍是官强民弱，他们若不认可宪政，谁都对他们无可奈何。
这就是说，当官僚集团拒绝宪政，同时官僚集团又是社会最强者的时候，就基本没有宪政破题的可能。必须等官僚集团分化，开始沦为事实上的弱者，尤其当官僚集团跟社会一样陷入普遍的恐惧而无法自拔时，宪政才有可能。
当下中国，已经到了这关口。维稳恶政令社会普遍恐惧。官员自杀高潮的到来更印证官僚集团也陷入普遍的恐惧之中。有个官员对他早年的官场密友曾这样倾诉：
“你辞职对了，现在，如果公安局要逮你，必须讲明理由、出示手续、通知家属，你还可以马上请个律师。我们吃公家饭的，说整，一下子就把你整了，人权都没得，唉……”。
这哀叹反应的心态，在官场是有代表性的。事实上，官场显贵死于非命，其家属亲友却不敢出声，不敢有任何抗争，只能忍受，已非个案。现在官员的权利某种程度讲，甚至比普通民众的权利更缺乏保障，比普通民众更不安全。
这正好是宪政的突破口——当曾经的强者也沦为了弱者，也亟待权利的保护。到这地步，他们终于跟社会有了共同需求，因而有了跟社会达成共识的可能。
但这只是可能，不是必然。普遍的恐惧呼唤对个人权利强有力的保护，这强有力的保护可以来自宪政，也可以来自独裁。中国社会正处在到底走向宪政还是走向更大独裁的十字路口。
认为中国的前途只会是更大独裁即所谓新极权，这悲观不能成立，因为它完全否认了强势反腐引爆的体制内外巨大的变量。但认为不需要争取，只须期待“改革者”习近平效法蒋经国，把中国带到宪政，则过度乐观，这过度乐观本质上是忽悠。
十字路口的中国到底走向何方，必须取决于公民社会的力量。公民社会的力量越大，宪政的可能性越大，不争取，就没有任何可能，结局一定是更大独裁，更大灾难。
所以，一味的冷感，一味的嘲笑和抱怨，都没有意义。当历史的天窗终于打开，公民社会需要找准支点，以积极的姿态主动投入，主动设置议程。
当下最好的支点，就是强势反腐。强势反腐的大方向没有错，需要的只是把强势反腐引导到社会学家孙立平呼吁的清理恶政的轨道上来，把强势反腐当作清理恶政的突破口。如果能够通过强势反腐系统地清理恶政，宪政的曙光离中国还会很远么？
什么叫恶政？破坏法治、侵犯人权就是最大的恶政。在几乎无官不贪的背景下，强势反腐再怎么强势，都不可能四面开战，都不得不选择性反腐。所以，问题不在选择性，问题只在怎样的选择性。是权力自说自话的、仅仅为了打击异己、巩固集权的选择性反腐，还是目标集中于清理恶政的选择性反腐。前者出于私利，把公民社会排除在外，结果只会导向独裁。后者服务公义，公民力量渗透其中，必然推动宪政转型。
中国当下最需要的，当然是后者，即以积极公民的姿态主动投入、主动设置议程，就是设置清理恶政的议程。这就可以回答本文开篇提到的“特赦划断”之争：不宜一刀切，要么都特赦划断，要么都不特赦划断。而应区别对待，有选择地特赦划断。选择的标准，就是法治的标准、人权的标准。对破坏法治、侵犯人权罪行昭彰的贪官，不予特赦，而是依据现行宪法和法律，该怎么清算怎么清算。对一般贪腐官员，则可以考虑特赦划断，给他们一条出路，让他们在交出非法所得之后，能够软着陆，回归社会，不再普遍恐惧。
这也是跟未来法治时代接轨的一种执政导向。即任何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法治和人权为边界。不是期待执政者良心发现主动行善，而是以积极公民的主动参与来推动这种执政导向，在此过程中发育公民社会，确立公民主体性。宪政转型以此为基础，才是不可逆的。强势反腐以此为基础，才可能有理性的民意支撑，而不被盲目的民粹绑架，也才可能软着陆即制度化。
即，通过强势反腐，系统清理恶政，最终抵达宪政，可能是当下最现实、操作性最强的路径。“恶人”正纷纷倒下，李东生、周永康等每个人的倒下都是撕开恶政的口子，就看公民社会能否主动介入，引导潮流，不断扩张宪政的社会基础。
套用革命家列宁的话来说，单是下层被统治者要求宪政是不够的，只有当下层被统治者们不愿意照旧生活，而社会上层统治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宪政才有可能成功。而随着强势反腐的急剧升级，体制的急剧分化，这样的历史契机正在到来，就看能否把握住。
（据FT中文网。原文网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7556?fu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