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张鹿先生给我送来了两本书：《宇宙的琴弦》及其姊妹篇《宇宙的结构》，作者是美国物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布赖恩•格林。盛夏酷暑之中，手持精心解读各种奇思妙想的长篇书卷，品饮字里行间流淌着的人类理性清泉，使我容动神怡，身心俱爽。
近几天，同样美妙难忘的阅读体验，在我重温王天成先生的《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思考框架》一书时，再一次不期而至。
我为什么要重读《大转型》呢？原因是，我家乡的一位好友朱虞英女士发来微信，特意向我提到今年2月9日刊于《共识网》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新权威主义如何走向民主”，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她建议我将读后感与她分享。读了萧先生的上述文章后，我马上想到了天成的书，并重新认真检视了他对萧功秦、季卫东、胡伟、俞可平、周天勇、周舵等学者所持政治主张的解读和批判。我的看法与初读时得到的结论完全相同：天成的剖析鞭辟入里，给出的评述明晰精当。
尽管如此，在着手构思这篇短文时，我对萧功秦先生至少还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认为他身上多少还一直存有学术良心。根据是，他明确认定中国现行社会制度属威权体制而不是民主体制，他坚决主张中国应该告别威权体制，走向宪政民主体制。这就使他明显区别于论证和吹捧中国模式万世永续、毫无良知可言的御用学者。凭此一条，中共中央组织部将判定他是西方民主的应声虫，而不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应声虫。二是他与一般地表个态而已的亲民主人士不同，对于中国如何从威权走向民主这个大课题，他还真是魂萦梦绕，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不惜心血和精力，决意要为中华民族找出一条唯一可取可行的民主转型路径来。
不曾料想，当我读到去年12月15日刊发于《共识网》上的“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的再出发”一文时，竟发现萧功秦坚持20多年的新权威主义出现了不容无视的基因突变。在文中，萧功秦说：新权威主义，“其最终目标，是在条件成熟时，实现向中国特色的民主体制的软着陆”。很快他又说：“新权威主义是目前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最终目标是走向更开放、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我没有想到，我想天成也不会想到，这位萧先生居然初衷尽失，自废武功，将中国未来的远景目标，从宪政民主改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而地球人都知道，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就是一党统治下的开明专制，或者如天成所说，是一党统治下的软性威权体制吗？这种体制，言禁报禁党禁三禁俱在，三权不分立，大选无踪影，与民主何缘？与民主何涉？
新权威主义的基因突变，首先被秦晖教授指出来了。去年12月27日，在凤凰财经峰会午餐会上，当着萧功秦的面，秦晖先生说：“我注意到萧功秦以前讲的和现在讲的有一个不同点。他以前讲的新权威是走向自由民主或宪政道路的过渡阶段，现在却讲新权威是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的过渡阶段。新权威主义的最终目标已经有了某种变化，从一般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变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
秦晖先生点到为止，但话是讲得再明白不过了。在随后的当面回应中，萧功秦先生十分诚实，不仅对他的观点变异毫不赖账，而且干脆把话说得更为具体直白：我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新权威主义会走向中国特色的民主。将来的民主不会像西方那样，而是会出现贤人政治，十年轮换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有了贤人政治的萌芽。贤人政治加上协商民主，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
行文至此，我忍不住几声感慨，几声悲叹。多年来，萧功秦先生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具有独立见解的学者，他不是从投政府的机出发，而是从自己个人的历史研究出发，正面肯定和赞美新权威，论证新权威主义是最为可取的走向宪政民主的过渡阶段，立志要为中国找到一条可行的民主转型之路。尽管正如天成所道破的那样，萧的主张其实是回避和延缓民主转型的。而现在呢？久服并痴迷地兜售新权威主义鸦片的萧功秦，沉湎于浪漫和有毒的玫瑰梦中的萧功秦，竟颓变成了一名归化于新权威麾下，主张取消民主转型，追求和完善一党统治下软性威权政体的、自带干粮的编外“智囊”。
于是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新权威主义如何走向民主”一文中，转基因后的萧功秦先生除了对新权威更为钟情看好、满怀希冀之外，还毫不忌讳地表达了如下的观点：民众的抗争对“民主”的到来有百弊而无一利。萧先生明确主张，在新权威治理下，民众平时不能当麻烦制造者，不能给统治者添堵、添乱，更不应自力抗争，把统治者逼到墙角；即使在社会危机深重时，民众也要体恤新权威，恪守顺民之道，不能起而发难，要求“大幅度民主化改革”，引发“薄壳效应”。否则，威权体制如何吃得消？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转型，新权威不靠谱，新权威主义者也同样不靠谱。在我眼里，中国的真问题是：民间力量如何“不断自我更新”，以便像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许多国家的民众那样，在统治者布设的四项坚持、五个不搞和七种不讲的重重阻力下，通过坚韧不拔的非暴力抗争，合格地担当起推动和实现中国民主化的历史责任。拿天成的话来说，那就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非暴力抗争在绝大多数转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只有少数国家发生了自上而下的主动改革；在少数发生了自上而下改革的国家中，由于旧势力没有受到多少冲击、改革不彻底，成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很少。考虑到当代中国一党专制的韧性、道德理想的彻底丧失，在没有外部事件作用的情况下，高层内部发生分化选择改革转型的几率非常低。非暴力抗争是促使盼望已久的民主转型发生的唯一可靠的动力。
接到朱虞英女士微信的当晚，我将徐又渔先生的“新权威主义：一剂不对症的药方”发给了她。又渔的文章痛快淋漓、明白晓畅，几乎点中了新权威主义的所有软肋和死穴。我认为，她读了以后，收获肯定不会少。在此，我愿坦率地讲，在发送那篇文章时，我对新权威主义是真的没有什么补充意见要说。完全是意想之外的萧功秦对新权威主义的挥刀自宫，使我有话要说，且不吐不快；也因此，我的这篇小文才得以应时地露了头、问了世。
2014年7月29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7月30日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