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秉中：就河南血祸六致习总书记公开信

挣扎在艾滋病村死亡线上呼唤关爱

渴望救助的弱势人群

就河南血祸六致习总书记公开信

 

6月中旬我去河南省汝州市会见因上访被判刑的5位艾滋病受害者之后，又去了河南艾滋病重灾区，亦是河南“血浆经济”主要发源地的新蔡和上蔡两县的艾滋病村，看望那里仍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艾滋病晚期患者及病亡者家属。这一群体的凄凉处境和无助之状，令人黯然神伤，心绪难平。

300多名卖血者死于艾滋病浩劫的东湖村

1992至1993年是新蔡县农民卖血最狂热的两年。该县有3000多口人的东湖村，1000多名青壮年为了摆脱贫困，争先恐后去县人民医院在本村建立的血站卖血。抽800毫升血，经分离机分离后，收购其中的400毫升血浆，其余400毫升非血浆成份与多人混合后再回输给卖血者，导致80%以上的卖血者因交插感染染上艾滋病毒并感染丙肝病毒。他们卖一次血扣除5元钱化验费，可净得45元。那时打一天工才挣5元钱，靠卖血挣钱对急于致富的农民来说极具诱惑力。

当年28岁的李淑芝听血站大夫讲卖血有利健康，还能挣钱，从1992年起，除在本村血站卖血外，还到邻近的两个血站轮流卖，每天卖一次，丈夫也是卖血大军的一员。夫妇二人于1997年先后出现发烧、咳嗽、消瘦、起疱疹等艾滋病症状，不能下地干活双双成了残疾人。丈夫发病后一直当感冒发烧治疗，卖血挣的钱连同原有的积蓄都花光了也没有治好这个感冒病，在不明病因情况下于2006年病亡。他们夫妇因响应政府号召卖血患上艾滋病，病的病，亡的亡，惨剧发生后政府再也不管了，但上访就打压，含垢忍辱的李淑芝则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家寡人。

 

老高家兄弟5人更惨，他们觉得卖一次血能毫不费力地拿到45元钱，比下地干农活省劲多了，但不知其中的风险而乐此不疲。到了2000年，哥兄弟几个先后因感染艾滋病毒发病，仅四五年光景，老大、老二、老三和老四四对夫妻先后死去，5个兄弟的父母也因卖血病亡，全家10口人就这样命丧黄泉。老五这对夫妻虽然有幸活下来了，但现在已是艾滋病晚期，朝不保夕。尽管老五体力很差，因为得不到国家任何赔偿，还坚持下地干活，不然就没有钱花。老五还有另一最大心病，就是得了艾滋病无处不在的岐视，担心孩子找不到对象无脸见人。

东湖村那几年因为死去的人多，有的家都死光了，有的死后在村里竟找不到有力气能抬棺材的年轻人。如果上访，县乡就派人把你抓回来训斥，再上访就拘留。

遭遇横祸的张老汉夫妇

新蔡县张大庄村已儿孙绕膝的老汉张从宽夫妇，从未想到儿子张军旗1992年响应政府号召卖血能感染艾滋病，同时还感染了丙肝，瘦得皮包骨，全身黄疸，不能像别人那样外出打工给家挣钱了，更未料到的是还传染给了妻子。张军旗患病后因确诊太晚，多年一直当感冒发烧治疗，积蓄花光了，于 2000年不治病亡。丈夫死后，被丈夫染上艾滋病的妻子，回娘家躲灾，结果竟一去不复返死在娘家，仅27岁就匆匆了此一生。儿媳什么时候死的，张老汉夫妇也说不清。死者给爷爷奶奶留下的则是难以承受的一男一女两个艾滋孤儿。因为得不到任何赔偿和抚恤，二老未能享受天伦之乐却饱尝人间苦难。

家徒四壁的张老汉种了四亩地，因为无钱施肥，每亩收成不及旁人的三分之一，年收入只是千元。全家只靠两个孤儿每月每人99元低保和卫生部门给的每月200元补助金过活。由于年老体衰，无力修缮和打扫，本应满屋生辉，却逢雨必漏，四壁挂满蛛网，室内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穷困潦倒的张老汉带着两个孤儿就这样在死亡线上挣扎。

家境破落孤家寡人的水秀英

与张老汉同村的农妇水秀英对我说：“我们村的青壮年绝大多数都卖血，为了致富，那几年我和丈夫一起去卖，虽然挣了一点钱，结果把丈夫的命给搭进去了，2003年去世时瘦得走不动道，发高烧谁都不认识了， 35岁竟忍心扔下我去了西天”。

重病在身的水秀英有气无力，不仅房屋漏雨，而且房脊等处裂缝，令一贫如洗、守寡多年的农妇茫茫然看不到未来。陈秉中在水秀英家门前多处裂缝的房子成了危房我到她家小坐后离村不到半小时，村干部立即到她家发问，“刚才来的人是什么人，问你什么了，你可不能乱说！”其实她只是希望我能为她这样的受害者生活难以为继的困境，有机会向上面反映反映。陪同我到张大庄村看望水秀英的新蔡县志愿者刘喜梅后来转告我说，“村干部的发问把水秀英吓得够呛，她最担心村里打击报复，如果再把每月99元低保也给扣住不发，那就没法活了。”现如今在河南血祸问题上维护受害者权益，争得公平和正义何其难！

河南艾滋病村“第一村”文楼村

文楼村位于河南省上蔡县城三公里处，全村6个自然村， 3000多口人。 说它是河南艾滋病村第一村，是因为1996年有“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教授最先到文楼村调查和救治那里的艾滋病人，并得出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是“血传播”的结论；1999年是第一位艾滋病专家桂希恩教授最先深入文楼村做大面积艾滋病毒检测，揭开流传于河南的所谓“怪病”之说就是艾滋病；2000年亦是河南第一位记者张继承公开发表文楼村《近百人染上“怪病”之谜》的独家报道，向国际社会揭开怪病的盖子，将名不见经传的艾滋病村文楼村推向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如今，文楼村仍笼罩在艾滋病的阴影中。

地处中原的文楼村民风淳朴。1990年初“以血致富”的风刮到上蔡县后，因为离县城近，县人民医院最先在文楼村一农户家办起了血站，县医院血库尼主任是血站的站长，有专人常驻村中，并备有血液分离机，随来随采。县卫生局院内也有血站，文楼村的卖血者也常光顾。因为来钱容易，80%以上的青壮年都卖血，不卖血的是少数，1995年达到顶峰。2000年后文楼村在不到1000名卖血者中，被检查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就有678人，感染率超80%，其中578人已经出现明显症状和并发症，当时已有200多名重患死亡，村边坟头一天增加，一天死三四个很平常，最多一天死七人，成为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爆发最早、疫情最重的艾滋病村。

1996年卫生部明令禁止私自采血采浆，但县医院在文楼村办的血站竟把卖血者领到血站尼站长家偷着继续采。该村卖血者感染艾滋病毒绝大多数是在县医院办的血站感染的，但县医院至今无人对此负责，省和县政府也从没有对此追究。

高耀洁从1996年起多次到文楼村。因进村道路泥泞，艾滋病患者程国印就用三轮车将她接进村中，在他家门前放一个凳子或摆一张桌子，高耀洁就这样在村中既发放小册子，宣传艾滋病知识，又送医送药，还资助艾滋孤儿上学，被前来求诊者围起一圈又一圈。因进村次数多了，文楼村没有不认识高耀洁的。在艾滋病泛滥成灾政府无人过问的情况下，高奶奶在艾滋病患者急需得到救治和关爱时成了他们的贴心人。

著名艾滋病专家桂希恩1999年8月是应他在上蔡县医院工作的学生之邀，从北京开会返回武汉途中没有回家径直去了文楼村。那位学生告诉他，村里许多青壮年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口内生疮，然后不治身亡，希望他来文楼村能对河南1996年后一直流行的所谓“怪病”作出明确诊断。桂希恩抽取了11名“怪病”患者的血，经检测10人为艾滋病毒阳性，让他为之震颤。后来又抽取140份血样，阳性率达62%。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所谓的怪病就是艾滋病，与高耀洁的诊断和结论不谋而合。据此桂希恩曾向上蔡县卫生局汇报，两个月过去了竟杳无音信。有的县乡干部说，这个病没法治，等都死光了，也就没事了。

为了说明艾滋病可防可控并不可怕的道理，桂希恩对村民反复讲解只要不输被污染的血，不性乱，不吸毒，做到洁身自好，是不会得艾滋病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桂希恩还将文楼村已染上艾滋病毒的马深义夫妇和他们的一个孩子及另一母子共5名艾滋病患者，接到他武汉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5天。艾滋病专家桂希恩对待艾滋病受害者的这种情怀和高耀洁对艾滋病感染者如亲人，文楼村人谈起过往的一切，至今津津乐道，记忆犹新。

文楼村中有五位因病痛难忍和付不起医药费的艾滋病患者上吊或服农药自杀。我曾请接受采访的几位艾滋病患者点出自杀者的姓名时，他们当即指名道姓说出了四位，还有一位需要更多的人回忆才可得到证实。还有一位卖血者当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又加上妻子因他得了艾滋病提出离婚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竟一夜间疯了。

文楼村农民马深义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卖血，同妻子雷妹双双染上艾滋病。除卖血前生的大女儿未染病外，因为不知情，母婴传播又生下两个被染上艾滋病毒的孩子。30岁的雷妹2000年曾到桂希恩家做客呢，2001年因病情恶化撇下丈夫马深义和三孩子驾鹤西归了。非常不幸的是，马深义大家庭里他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子，都因为卖血染上艾滋病。

2013年，马深义深感体力不行了，5亩地只种3亩。后来听老乡说，骑摩托车载客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赚两百多块。马深义花了四千多元买了一辆摩托车去了广东东莞。当有人要搭摩托车的时候，治摩人员去阻止，“你是艾滋病人，不许载客。”客人还没听到后半句就吓跑了。这个挣钱的活干不下去了，马深义只好将4000元买的摩托车作价3000块卖出。

马深义从广东回家后，买了一台三轮拖拉机，农闲时给人运砖头。为了多赚10块钱，把装车的重活也揽下来，累得喝水的力气都没有。前年村里来人通知要农房翻新，让农户自己先拿钱垫付，翻新合格后县政府再把钱给补回来。”马深义拿不出预交金，只好花钱买了白色涂料把房子外墙刷了几遍，大门也刷了个红彤彤，算是旧貌换新颜了。

2007年11月时任总理温家宝到艾滋病重灾区文楼村视察时，当地艾滋病患者却完全被当局软禁起来，能与他直接见面的村民又都是由当地官员精心挑选被操控着，以继续掩盖已陷入困境的艾滋病村实情。马深义回忆说，在温总理到文楼村视察前一天，便有两名便衣警察来到他家，强制他两天内不得出门，也不允许他感染艾滋病毒的孩子去诊所接受治疗。他不解地问，“我不明白为什么总理来探望我们，却不准许我这样的村民去见他。”

比文楼村疫情更严重的上蔡县后杨村

后杨村距离文楼村乘车仅10分钟路程，卖血人数之多和卖血沸腾度之高比文楼村有过之而无不及，亦是高耀洁和桂希恩最先发现和进行救治的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的艾滋病村。

据该村接待我的艾滋病受害者介绍，80年代末就存在偷偷卖血现象，90年代初因由政府出面鼓励“以血致富”，1995年卖血达到高潮。全村600多户4000多口人 ，10户有9户卖血，80%以上感染艾滋病毒，仅据前几年几个人的不完全回忆，至少死亡300人，段付林和段森林等5户全家死绝。

后阳村因“血浆经济”造成的严重后果，仅举一例就可窥一斑而见全豹。

现年48岁的艾滋病患者王玲，20多岁就卖血，因抽血点就建在她家，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时一天卖二三次。因为过量抽血，抽到昏过去的程度就达30多次。有时抽得心难受扑通倒下不认识人了，经点滴输液，4个多小时才恢复过来，可是第二天又继续卖。

我问她为什么这样不要命地卖血？她说：“我不卖血哪来钱呢！”

王玲听血站大夫说的“人血和井水一样，不管你抽出多少，总是那样多”深信不疑。王玲丈夫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毒已于是2006年病亡；她弟弟已于2005年去世，25岁的弟媳是艾滋病人；王玲的大儿子16岁就卖血，已于2004年故去，儿媳亦是艾滋病毒感染者。王玲姐妹6个，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毒5位病亡，幸存的三妹妹和妹夫都是艾滋病人。在迷茫于“血浆经济”的王玲及她的姐妹几家，听信血站 “以血致富”的惑众妖言，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王玲丈夫死前曾为无辜感染艾滋病上访，但被弄回来一顿训斥，作为处罚，除保留99元低保照发外，另外给予艾滋病患者每月200元补助被扣停发。现在政府紧紧盯着艾滋病患者，给予的不是关爱，而是有风吹草动就打压。我此次到后杨村造访，也令与我会面的朋友担惊受怕，如果走漏风声说不定又灾难临头。

关爱和救助是沧桑正道打压受害者是倒行逆施

河南艾滋病的发生与流行，是河南省推行“血浆经济”的恶果。省卫生厅长刘全喜1992年上台伊始急于创造“改革创收”奇迹，大力鼓吹“以血致富”经，说什么河南省9000万人口中，能卖血的7000万人只要有1-2%的卖血一年就可获得1亿元的收入，也是农民脱贫困致富的好办法。为此省卫生厅专门成立了 “开发办”和“改革办”等机构，还在开封市召开现场会，提出“内靠公章、外靠血浆”创收新思路。由于河南省政府的严重渎职和对省卫生厅长刘全喜的包庇与怂恿，各类“合法”与非法血站在豫东南遍地开花，一二百万卖血大军游荡于各血站之间卖血，导致艾滋病泛滥成灾。无疑，河南省政府应对此负责，中国高层有人极力阻挠对河南血祸的查处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韩国发生“岁月号”沉船事件，总统道歉，总理辞职，可是河南艾滋病事件的主要责任人至今既无人对此道歉，也无人为此辞职。

法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对多年前发生的因输入有艾滋病毒的污血导致数百和数千人感染艾滋病和乙肝病毒的患者，均给予了国家赔偿，并追究责任人刑责。然而河南污血案尽管比上述国家的灾难严重得多，不仅未给予赔偿和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反而反咬一口，嫁祸于人。

7月20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2014年度国际艾滋病大会发表的宣言严正指出，要对抗艾滋病和实现艾滋病预防和治疗，没有人应当被定罪或被歧视。我们对歧视性的、污名化的、刑事化的和有害的法律的继续实施，表示共同和强烈的关注。

然而不可理喻的是，河南不仅没有追究导致艾滋病泛滥成灾的罪魁祸首的责任，反而对无辜受害者污名化和刑事化予以疯狂打压。十八大前后有8名无辜感染艾滋病毒的受害者因上访被判刑，在刑事化方面首开世界之先河。因上访被拘留者成百上千，因上访被训诫和收缴身份证不许出村者则成千上万。这样群体性迫害是道义的陨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

鉴于挣扎在艾滋病村死亡线上急待关爱和救助的弱势人群的苦难现状，渴望党中央的关注并作出决策，让他们获得新生，开始新生活。

一是去污名化和刑事化。如上所述，河南众多农民因卖血感染艾滋病并不是他们本身的过错，是“血浆经济”的受害者，亦是推行“血浆经济”罪魁祸首诿过于人的替罪羊。当局不去追究罪魁祸首的责任，却把板子打在受害者身上，并把为维护自身权益上访诬蔑为“聚众闹事”“扰乱社会治安”予拘留和判刑，是当今极为罕见的污名化和刑事化的标本有损国格。作为负责的大国应有勇气面对现实，给予所有受者平反昭雪，还他们以清白，并对蒙冤被判刑和拘留者赔偿损失。

二是对河南血祸立案问责。依法追究河南血祸罪魁祸首的责任直至刑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要体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个核心价值观的核心价值是时代要求，绝不冤枉好人，也绝不让负罪者成为特殊公民逍遥法外。

三是依法和参照国际惯例给予受害者国家赔偿。河北省毒奶粉事件和多起矿难以及交通事故都有所处理，比这些灾难者更为严重的河南艾滋病事件没有理由置于法网之外。只有惩前毖后，才可避免灾难重演，才能体现公平和公正，才能表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谎言。

四是妥善安排艾滋病和丙肝及乙肝患者的治疗。一是在艾滋病治疗上首当其冲的是提供疗效好和副作用小进口的骨干药物拉米夫定；二是要为卖血感染艾滋病毒同时感染丙肝和乙肝的患者提供免费治疗。让所有感染者获得和常人一样的寿命指数和生命质量。在获得国家赔偿之前，应提高临时性的对艾滋病感染者及其死者家属和艾滋儿童以及受艾滋影响儿童的救助标准。毒奶粉等重大安全事故受害者都获得了赔偿，可叹的是更加严重的河南艾滋病事件的受害者应得到的赔偿却迟迟不予兑现，太不公了。现在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衷心期望习总书记关注呼唤关爱和渴望救助的弱势人群，让他们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企盼2014年国际艾滋病日前能见到对河南血祸事件一立案二问责三给予受害者国家赔偿的一线曙光。

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   陈秉中

2014年7月25日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附件：

1、李克强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拒不认错应该下台‑-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信

2、放火的州官当总理蒙冤上访的百姓坐监牢‑-国际艾滋病日质问党中央百姓何日能点灯

3、已经到了对河南血祸责任人立案问责的时候了‑-致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公开信

5、有腐必反还是选择性反腐放过李克强     ‑-全国人代会继续掩盖河南艾滋病真相致习总书记公开信

6、在艾滋和丙肝双重病毒摧残下无助的村庄‑在抗病一线向习总书记报告

7、法国加拿大日本污血案的查处与赔偿和中国河南污血案不查处反而倒打一耙‑-就河南血祸三致习总书记公开信

8、韩国沉船事故总统道歉总理辞职中国河南污血案20年不查处怎么办‑就河南血祸四致习总书记公开信

9、汝州市5名无辜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因上访被判刑穷凶极恶天下奇冤‑-就河南血祸五致习总书记公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