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社会积怨已成政治法码

当下，大陆的地方政府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法，确实让人看不懂。他们似乎不是想缓解社会矛盾，而是拼命地在不同的群体中制造社会积怨与矛盾。比如各地抓捕律师的事件，再如北京对非京籍儿童接受教育的门槛收紧、安徽安庆所谓的殡葬改革砍砸乡村山区老人的棺材、浙江各地拆除基督教堂的十字架等，这种事件举不胜举，虽性质各不相同，但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在累积各个群体的社会积怨。至于那些强拆、征地、维权、罢工等群体性事件，因警察镇压而带来的社会积怨，更是以几何级的速度在各地快速蔓延。

如此多的让人无法理解的政治行为，让人不能不想到，社会积怨正在成为当下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工具。很多利益集团、政治派别，可能都在有意识地操纵社会积怨，或以社会积怨作为政治法码，来达成他们的政治或利益目标。他们将累积和激发社会积怨，视作争取民众或破坏对手的手段，他们有时使用恐吓战术，有时使用鼓动战术。由于对社会积怨的不断刺激，会使公共生活呈现出一种极度的过敏特征，民众人人都成了消息灵通人士，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集体焦虑中。

最初这种社会积怨，可能只是一些个体或小群体的怨气或怨恨，但由于模仿、暗示、感染等心理作用，积累久了，它就转变成一种全社会拥有的集体心理。《史记》就有“积怨畜祸”的说法，民间过去也常言：冤不可极、怨不可积，积怨的危害可谓妇孺皆知。《礼记》孔子有言：“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认为舜与夏代的治国之道之所以好，就在于民众没有什么怨言；而商、周的治国之道就要差多了，毛病数都数不过来。可见民众积怨自古就是人们理解和判断政治与社会现实的一种常识性感受，它虽然不是什么政治术语，却是人们衡量政治是否清明的一个重要标准。所谓人怨惹天怒，也是古人对社会积怨的认知。

社会积怨首先意味着它可能导致社会冲突，也可能危及社会秩序。一旦这种可能，转变成现实，社会积怨就演化为了社会危机。社会积怨是社会危机的潜伏与酝酿状态，而社会危机则是社会积怨的爆发，它的最坏结果就是社会动乱。所以社会积怨，既是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威胁，也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挑战。

我们多把社会积怨，仅看作是民众的一种态度，或某种心理选择，这是远远不够的。它的根源，其实在于社会制度本身。每逢社会制度面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变化，无法适应或自我调整时，社会积怨就会大量产生。亨廷顿有个观点，认为现代化进程会天然地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因为经济增长虽在以某种速度改善人们的物质福利，但同时却在以更高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对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就更是如此。由于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由社会挫折感导致的社会积怨也更为普遍。

有一些社会积怨比较容易解决，它是制度规范层面的，只要我们规范了某些制度，积怨就可能得到释放。比如高房价、强拆征地、就业难或环境污染引发的积怨，地方政府与民夺利或执法不公引起的积怨，这些社会积怨只要加快规范社会制度，就可能得以缓解。还有一类社会积怨，是由社会及政治结构所导致的，有一些深层的、基础性或历史性的原因，体现为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这一类积怨化解起来就比较困难，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波及面很广。比如民族或宗教问题引发的社会积怨，社会阶层分化或政府正义引起的社会积怨。

如果我们不注意辨析，把这两类社会积怨混为一谈，就可能延缓前一类积怨的解决。前一类社会积怨，开始只是想规范制度，假如迟迟没有解决的希望，就可能深化为对整个社会及政治结构的怀疑、对执政者核心价值的追问，这就成了一种价值取向上的积怨。价值型积怨，化解起来就非常困难，这时政府无论怎么做，都难以取得对方的理解或信任。当价值型积怨普遍到一定程度，便会激化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最后导致狂飙突进式的社会运动。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场灾难。

如果对社会积怨辨析不清，或治之无道，整个社会就像坐在一座活火山上。那些潜藏而累积的怨恨，总会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爆发出来。这一点，古人都有认知，西汉的刘向在《说苑》中，说曾说过：“诗云：人而无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意思是：《诗经》上说，一个人品行不端，就会结怨一方。如果民众对执政者不满，而这个国家不很快就灭亡的，是没有过的。

其实，这些社会积怨不仅在摧毁积怨者，也在摧毁整个社会的防卫能力。民众因此对自身感到混乱，对未来感到恐惧，甚至觉得社会在走向崩溃。人们沉浸在一种普遍而持续的不安状态中，也会变得冷漠而缺乏责任感，公共生活似乎在朝着一个虚空的目标狂奔。积怨不仅使民众失去了方向感，政界人士也体现出一种常态性的焦虑。积怨会成为弥漫在社会中的一个咒语，使所有的信念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支撑这个社会的支柱也会一根根地被推倒。

当下社会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是一个高风险的时代。只有在政治理念上，辨析清楚了如此复杂而广泛的社会积怨，才可能减少社会动荡的机率，真的做到能洞察现实、选择未来。社会积怨的不确定，更需要我们有对它认知的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