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杂记》全书

看守所杂记

My Life in Prison

 

 

 

                       折页小照说明词

 

1948年11月5日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市。1968年10月下乡插队落户。1978年3月至1984年6月,在北京航空学院获工学学士、硕士学位。1985年至1988年,在清华大学分校任教。1988年秋,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科学哲学博士学位。1989年9月9日,被投入秦城监狱,1991年2月7日获释。自1991年夏始,成为自由撰稿人,曾在美国、日本及香港的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并曾与人合作出版了译著《科学革命史》[(美)科恩著]和《中国的危机》[(美)黎安友著]。

1999年4月,撰写了题为“点燃万千烛光 共祭六四英魂”的告全国同胞书。同年5月18日被抓,并于次日关入北京市看守所。2000年12月2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所谓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一审判决;2001年2月1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原判。至此,通过假手法院实施文字狱迫害,中国的一党专政制度制造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跨世纪良心犯。

 

 

 

 

                  目  录

 

序                                       许良英

序                                       丁子霖  蒋培坤

自序

 

 

一  看守所杂记

 

南行波澜

阴云袭来

不眠之夜

身陷七处

维护尊严

舌战预审

安然共处

不以己悲

生死墙下

四大好处

权利白洞

腐败一斑

求书不得

棋牌相伴

讼事实录

开庭前后

巧遇校友

轮子孙巍

电锯高铄

疑罪从有

留言万金

时有孤独

严打冤魂

清晨链声

七处白描

公民运动

读报一得

主权人权

俄国北约

台湾问题

朱氏其人

畸变失真

早生多育

初读李敖

敬琏现象

教师自卑

尽说官话

人性弱点

书香飘屋

血洒铺板

斗室社会

三遇法轮

官司见底

走向监狱

 

二  诉讼文本

控告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

我的自我辩护

我的最后陈述

我的上诉状

关于和平地实现中国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几点思考

点燃万千烛光 共祭六四英魂

 

 

附录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三  遣送处纪事

 

引子

正眼瞧人遇禁令

私立规矩知多少

愚人节的真故事

悚然惊心这一幕

辛巳清明见亲人

水深火热吉尼斯

人不公道我公道

黎明鸡叫更扒皮

劳我筋骨又何妨

长假风情不能昧

依然故我遣送处

尾声

 

四  狱中书札

 

写在前面的话

关于希望在国内自然科学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的申请

春华秋实

历史将记住这一幕

给司法部长张福森的信

给儿子的一封信

给母亲的一封信

给狱政科长的一封信

一生说真话

附记:出狱纪实

五  文选

 

 

重要的是奠定民主社会的基石

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

中国需要更深刻的思想解放

在全美学自联2003年度自由精神奖颁奖典礼上的答词

我所亲历的八九民运片断

写在六四15周年前夕

也说邓小平

附录

捍卫汉语世界中人存在的尊严                 傅国涌

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2001年度

杰出民主人士奖颁奖典礼上的致词             童  屹

江棋生何罪之有                             王  丹

 

 

 

许良英

 

江棋生是我1992年12月开始认识的。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全面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他原是中国人民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生,碰巧他的导师黄顺基是我1944年在桂林一所中学教物理时的学生。1989年学生运动中,他被推选为与政府谈判的对话团的常委,后负责人大广播站,而当时我们正是这个广播站的热心听众。由于我们家离人大只一站路,从5月初到6月初,我们几乎每天傍晚都到人大看大字报、听广播,想不到这个广播站是江棋生主持的。“六四”后,他和运动中许多活跃分子一样遭到拘禁,可是当局找不到他的罪名,一年半后恢复了自由。出狱后日子过得很艰辛,靠打零工挣些生活费。但他不以为苦,始终保持着开朗、豁达和自信的心态。第一次见面的当天晚上,我们又一起参加了一个不寻常的聚会,到会的十五、六人中有一半曾在六四后坐过牢,他们自称是“秦大(指秦城监狱)同学”,我在6年前就已认识的于浩成也在其中。

自那天以后,我们经常见面,无拘束地交流思想和信息,成了忘年交。他曾帮助我做了两项重要工作。一是1994年征集《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的签名;另一是1995年的《宽容呼吁书》,他不仅自己签了名,还作了文字上的润色和征集签名的事。同时,他还主动帮助以丁子霖、蒋培坤、张先玲为代表的六四死难者家属群体(后称为“天安门母亲”)做了很多工作。他待人真诚、本色、实在,处事利落、坚韧、执着,深得朋友们的信任。

他曾多次遭到无理拘禁,但他都能泰然处之,理直气壮地面对任何审讯。1999年4月,为了纪念六四10周年,他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点燃万千烛光  共祭六四英魂——告全国同胞书》,并广为传播。一个月后,他被拘捕,过了一年半,以所谓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成为中国20世纪最后一个文字狱的受害者。对这样的判决,他嗤之以鼻,在法庭上就大吼:“以言治罪可以休矣!”“埋葬文字狱!”正气凛然,令人敬佩。

2003年5月他恢复自由后,即准备把自己在狱中所写和以前发表过的文字汇成集子,要我写一篇序,我欣然允诺。因为这个文集纪录了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在没有自由的国度所经受的磨难,更反映了一个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独立知识分子为民主、自由、人权而抗争的心声,值得所有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认真地读一读。

在整个文集中最引起我强烈共鸣的,是作者出狱前向官方所作的“保证书”——《一生说真话》。他说,自1989年以来就要求自己说真话,而且要说官方不爱听的真话。他认为,“说真话是天性使然”;“说真话是一种人格的张扬”;“只有说真话才能领略人生的意趣和真谛,才能建立友谊和信任的平台”。对此,我深有同感。记得5年前,我的老师、97岁高龄的陈立先生(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今年3月去世,享年102岁)给我回信说:“我读你的信,真是心惊肉疼,你太天真,天真无邪,但也反映不懂世故,奈何!”我告诉先生,1974年从对毛泽东的迷信中猛醒后,我所做的不过象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除了解放前为了对付特务,我一生没说过一句假话,是一个从来不懂世故的长不大的人,而且痛恨任何说假话不脸红的伪君子。仅凭这一点,江棋生就可以成为我的同志。

说真话是质朴人性的表现,主要表现在谎言与真相之间的抉择上。这种抉择,只要凭良知和直觉就可做出。对需要通过经验的积累、比较和理性的分析、推论来解决的问题,仅凭良知和直觉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水平的限制,坚持说真话的人说出来的就不一定全是真理,甚至可能是极其荒唐的谬论。我自己1974年以前就是这种状况。那时我迷信毛泽东和共产党,以为党报不会有假,深信亩产水稻几十万斤当是事实,3年进入共产主义是可能的。现在读江棋生的文章,发现有些地方也显然考虑欠周(当然还不象我三、四十年前那样极端和荒唐)。例如关于八九民运的回忆,邓小平4月25日杀气腾腾的讲话他当时就听说了,而且还听说了邓小平反人性的狂言:“用20万人生命换取20年稳定!”可是他愣是不相信邓小平真会下令军队向学生开枪。

又如,他在狱中写了一篇物理学论文《透视T变换》,认为T变换只是变正计时为倒计时的计时方式之变换,不是时间反演变换,没有实际的物理意义,因此,整个时间反演物理学不得不彻底改写。他十分自信,认为世界顶级学术刊物会发表这篇论文。我虽是学物理出身,但以后研究的是科学史和民主的历史,早已远离物理学前沿,时间反演物理学从未接触过。但根据科学史上的经验、教训,科学探索固然需要顽强的自信,但探索结果是否真有科学价值,不能依靠自我感觉,而只能由科学共同体中的同行专家来评议。我介绍他请北京师范大学的刘辽教授进行评论。刘辽是我相识已25年的知己朋友,一直在物理学前沿奋斗,卓有成就。他对江棋生在政治上深为同情、赞佩,但对这篇物理学论文并不赞同,认为:T变换就是时间反演变换,物理过程经时间反演后,等效于把它的录相带倒过来放,“看来问题出在未注意到速度等于[空间增量]与[时间增量]之比,而时间增量永远是[晚(t大)–早(t小)],空间增量永远是[晚时刻空间位置–早时刻空间位置]”。他的意见只写了一页纸,逻辑明晰,文字简洁,值得认真考虑。

 

 

2004年6月29日

 

 

 

丁子霖   蒋培坤

趁江棋生的《看守所杂记》即将付梓,我们想说几句话。

1989年北京爆发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时候,江棋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虽然他与我们同属一个学校、一个系,但当时却互不相识。在六四后的“清查”运动中,我们风闻本系有一位博士生,因拒绝“说清楚”自己在学潮中的所谓“问题”,竟被校方以“态度顽固”送交公安部所属秦城监狱关押审查。后来情况如何,不得而知。

直至1993年春我们同他第一次见面时,才知道他被关押了17个月,终因找不到足以控罪的证据被“免予起诉”而获释。这次见面我们又知道他是江苏常熟人,恰好与我们同乡,也就自然多了一份乡土亲情。

那个时候,六四大屠杀在社会上造成的恐惧心理远未消退,那些在大屠杀中失去亲人的受难亲属仍处于悲苦无助的境地。虽然,我们联络一些难友所进行的寻访、救助六四受难者的活动已开展两年多时间了,但每取得一点小小的进展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这一方面是由于当局的阻挠与破坏,另一方面也由于一些大屠杀的见证者乃至受害者本人怯于当局的威慑力而不敢同我们接触。江棋生是一个有心人,虽然最初的接触并不多,但他理解我们的处境,也知道我们当时最需要、最想做的是什么。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渐渐失去了自由。由于安全部门的严密监控(包括监视、跟踪、电话窃听、盘问和扣留来访者等等),我们与外界的联系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令我们宽慰的是,我们的寻访、救助活动并没有因此停止,反而有了相当的进展。这里,除了难友们的共同努力,也有同情者的出力相助,而江棋生正是这样的同情者之一。在那段时间里,他依然保持着与我们的联系。他主动帮我们寻找六四受难者的线索,受我们委托向一些受难者亲属送交人道救助款。为此,他被列入了公安部门的黑名单,行动受到监控,甚至遭到安全局警察的无端辱骂和殴打。终于,在1994年六四5周年前夕的一天上午,当他从我们家里离开的时候,突然遭到安全局警察的非法绑架,并以所谓“收容审查”的名义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里整整关押了45天。事后他告诉我们,在收容审查期间公安人员对他的审问,主要涉及他与我们之间的联系,且所问问题大都来自电话窃听。

为此,我们心里很不安,觉得不应该连累他。但是,江并不在意,也没有因此而有所退缩。他说他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六四大屠杀的幸存者,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他只是想以平常心做一些平常事。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动下,国内经济象吹足了气的泡沫飞速膨胀,社会上人心浮动,很多当年从89天安门广场下来的学运参与者也终因抵御不住“大好商机”的诱惑而纷纷下海。我们理解并尊重他们的选择,我们也曾听说有人向江提出过这方面的建议,但他不为所动。有一段时间,他为一些私人公司做过文献资料的翻译工作,偶尔也帮助家乡的乡镇企业推销一些服装产品,但只是以有限的佣金来维持生计而已。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一句极具号召力的口号,叫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凭江的才智与资历,他若要让自己“先富起来”并不难,但他看重并追求的似乎并不是财富,而是作为一个公民的自由与权利。他也有自己的一句口号,叫做“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当然这句口号的诱惑力并不大,没有多少人响应。旧时人们常常把“安贫乐道”视为做人之美操,但这样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如今早被新潮的人们视为十足的迂腐。然而,任何事情总会有例外。江棋生就是一个例外。他有时调侃自己,说曾经当过很多年的插队知青,大不了再当它一回。

“为了自由……。”这是人生的诸多选择中最合乎人性的一种选择。但是在专制独裁的共产中国,这种最合乎人性的选择恰恰是最要不得的选择,因为这无异于选择了坐牢或者流亡,亦即选择了舍弃在自己国土上的那一份自由。这在很多人看来,断然是最傻最不“明智”的。然而,在89年以后我们所结交的诸多新朋旧友中,恰恰有不少这样的傻瓜,他们“为了自由”已经坐了很多次牢,却并没有因此“聪明”起来;而且,时至今日,仍在为坐牢做“准备”。现在,又有了一批比他们更年轻的朋友,如徐伟、杨子立、张宏海、靳海科以及刘荻、杜导斌等等,他(她)们现正忍受着铁窗之苦,也傻得可以,如果不变得“聪明”起来,这个牢肯定还得坐下去。

我们想,这里有一个道理是谁都懂得的,只是有些人装做不懂而已,那就是自由是无价的,但得来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不是你付,就是我付;而且付出的恰恰是你我想要得到的。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下也没有免费的自由。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同胞已有很多人为此付出了代价,包括生命的代价;最近的一次付出,就是1989年的那些勇敢的献身者。有人说这样的代价太昂贵了,能不能想个办法,既不需要付出,又能够得到,最好是等着有人送上门来。现在也确实有不少人是这样想、这样做的。我们想,这与其说是追求自由,不如说是拒绝和逃避自由。

这里涉及到所谓“主义之争”。我们注意到,这类争论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热闹起来的时候,恰好是民间社会持续了好多年的争取自由与公民权利的运动被当局残酷地镇压下去的时候。那是自六四大屠杀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镇压,很多人被捕入狱,判了重刑,很多人被放逐到了海外。1999年5月江棋生的被捕,已经是那一轮镇压的尾声了。也许正是这种现实政治的残酷,迫使一些良知之士退回到了书斋中,潜心于“主义”之研究。

现在,那场曾经激荡于整个90年代的民间反对运动已成为几近于遗忘的记忆,作为那场运动的当事者,现在回想起来不免令人神伤。记得1997年的初冬,江棋生来我们南方的避居地小住。我们谈到89年那场被镇压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谈到六四以后此起彼伏的民间抗议运动,谈到了中国的出路问题。当时我们都觉得,要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不能寄希望于执政者的“开明”或“诚意”,也不能靠少数精英的所谓“安排”或“设计”,而要靠国人的普遍觉醒。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使人人都明白,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他们都拥有与生俱来的一份自由和权利,这份自由和权利是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这就意味着必须促成这样一个现实的转变,即要使国人逐渐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子民或臣民定位,成为真正具有独立人格、个体意识的现代公民。据此,我们认为:在当今的中国,无论是要推动体制内的政治改革,还是要争取实现体制外的多党竞争,抑或如当时有朋友所主张的实施宪政,都必须坐实在维护公民的基本自由与权利之上。因此,今日之当务之急,应该是一场切切实实的公民运动。其中的部分内涵,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公民的维权运动。

于是,经反复商议,决定共同起草一份有关公民权利的宣言,以期促成并启动国内的公民运动。这个宣言从酝酿到定稿整整经过了一年时间,其间广泛听取了各界人士的意见,作了很多次修改,最后把文稿一分为二:一个叫做“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另一个叫做“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我们的本意,无非是想把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和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具体化为国人可以接受的文本。现在,这两个宣言也已成为几近于遗忘的记忆了,但在当时,却曾在国内外引起过不小的反响,发表不几天,国外就有好几个译本;而在国内,则有各地区众多的公开签名支持。江棋生是这两个宣言的发起人之一,又是宣言发言人,但在宣言发表的之前之后,他却多次被公安警察以所谓“度假旅游”的名义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此后,江棋生为推进这场公民运动,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做了很多切实的工作,直到他1999年5月被捕入狱。在关押审讯期间,他先前写的一些文章被列为“煽动颠覆”的罪证,却独独不提这两个宣言,这似乎不合情理;不过,也许当局有难言之隐,怕以此控罪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吧。

现在,江棋生已服完四年刑期回到了我们中间,并给我们留下了这本《看守所杂记》。他在书中记录下了什么,他在四年铁窗生涯里的所思所想,不用我们多说,朋友们通过阅读自会明白。我们只是希望,作为江的朋友,都能记住他为国人的自由所付出的一切;同时,我们更希望江棋生以全新的装束,为自己、也为国人的自由投入新的征程。

 

2003.10.29

 

 

 

 

自 序

《看守所杂记》一书,是我要出的第一本书。在此之前,我只发表过一些文章及与人合作出版过两部译著。

本书的内容分成五部分:看守所杂记,诉讼文本,遣送处纪事,狱中书札,文选。本书的一大特点是,除“文选”外,其余内容都是在大墙之内形成初稿或已然定了稿的。现在看来,比起事后回忆,身在其境的现场写作确有其难以替代的价值。在本书即将付梓之时,我为自己当初的毅然命笔感到欣慰和激賞。

本书的“文选”部分是书中的配角,收录了我公开发表过的少量文章。这么做的目的是,让大家能够看到一个更为完整和鲜活的跨世纪良心犯。同时,也含有以下用意——如果说,我的墙内文稿表明了我的“不卑”,那么,我的墙外文章则表明了我的“不亢”。

春临大地,鸡鸣不已。当此之时,要出第二本书的打算已然植我心中。这第二本书将收录我公开发表过的、未曾出现在《看守所杂记》一书中的文章。

几十年来,我一直读别人的书。如今能出一、二本自己的书,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在本书面世之际,我要感谢冒着极大风险将我的书稿带出看守所和监狱的人。感谢为本书欣然作序的许良英先生、丁子霖老师和蒋培坤老师。感谢为本书的出版付出许多心力的童屹女士和苏晓康先生。感谢王丹先生和傅国涌先生。感谢开放杂志社的金钟先生,他提出的中肯、专业的建议为本书增色不少。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章虹,她是全部书稿辛勤的录入者和本书的第一位认真的读者。

 

2005年3月22日于北京

 

                   

 

 

 

 

 

 

 

 

看 守 所 杂 记

 

                   

 

 

 

 

为最终在中华大地上确认言者的权利、异端的权利并确立对言者免于加罪的制度,需要有人不断地冲击言禁,挑战恶法,以自己的牢狱之灾去窄化并堵死以言获罪之路。

 

 

 

 

 

 

我深信,在这片土地上,即便是驯服的草民,识时务的俊杰和笃信东方文化的传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又何尝没有人性的萌动,又何尝不希望有朝一日,说真话就和逛公园、下馆子、看大片一样,不再是少数英雄的专利,而是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只要愿意就可为、能为之事呢?

 

 

 

 

 

 

 

 

 

 

 

 

 

1999年5月19日,当局将我投入北京市看守所,由此启动了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司法程序。同年11月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针对官方的指控,我当庭作了无罪辩护,并明确宣告,作为文字狱的受害者,我决不奢望会有什么公正的判决。从那以后,将近5个月过去了,然而一纸判文却迟迟不下。冬去春来,我决定将所中杂记陆续整理,以便送达墙外,公诸于世。

2000年3月28日 于

北京市看守所

 

一   南行波澜

 

1999年,不会很平静。就在我用平和的笔触写完《公民运动:通往自由之路》一文,全家三口乘坐火车离京赴锡,准备平和地回故乡过年的时候,不平静的波澜开始微微泛起。

2月11日晨,我们在北京站登上了109次南行列车。在车厢中坐定不久,便发现北京市公安局11处常年光顾我家附近的两名便衣也在车上。这是先前从未有过的。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回答说:领导上交待,要“护送”你到常熟。提速后的列车,当天到达无锡。那一夜,我们借住在亲戚家中,而楼下则由无锡警方通宵“值班”。第二天,我弟弟自常熟驾车来接,一路上被两辆车紧紧尾随,直至常熟市区。大年初三,官方又破天荒地派人登门送春节慰问信。而我在常熟的许多老同学、老校友却被当局“递了话”:不要与我会面。种种反常不禁使我想到,如果节后直接返京,因为临近“两会”,我必定会被特别监控,其严密程度肯定超过以往。这样的日子岂能舒心?象任何正常人一样,我渴求自由:自由地呼吸,自由地走动,自由地访友。于是决定我妻子、孩子取道苏州返京,我则去上海访客会友,再不动声色徐徐南行,圆一个普通公民的阳历三月自由之梦。

2月24日晨,我一人先行离常赴沪。我弟弟驾车送我妻子、孩子去苏州。警方误以为我也在车上,于是一路盯梢跟着去苏州,直至下午一直不见我踪影,才又四处撒开大网。

我于24日取道太仓、浏河,安抵上海。由于使用了电话联系,25日上午我到浦东蒋亶文家叙谈时,发现已被上海警方跟踪。自由旋即得而复失,令我慨然长叹。中午,我与几位上海朋友进了一家餐馆。他们是平生头一次身历此境:在便衣特务的注视下进餐。我不打算更多地连累他们,决定立即重返常熟再作计较,特务们要跟,就跟着去常熟罢。餐毕,我与朋友握别,出门坦然打的去公兴路长途汽车站。不意鬼使神差,手忙脚乱的特务竟然没能跟上来!在确认重获自由后,我临时决定南下杭州。

晚上8点,我步出杭州火车站,特意登上一辆双层巴士的上层,在美丽的夜色中缓缓西去。我不想打电话,而是按地址直接找人。这样做虽然麻烦,但是自由。26、27号两天,我与王东海、朱虞夫、祝正明、吕耿松等朋友畅怀晤谈,合影留念。28号,我在赴南昌的火车上阅读亨廷顿著、刘军宁翻译的《第三波》,不期被一位频频使用手机指挥业务的乡镇企业副厂长注意到了,结果因此交上了朋友,当晚我被邀请住进南昌宾馆。3月1日上午,我购得去广州的火车票后,开始漫步初次光顾的南昌街头。我去了闻名遐迩的滕王阁,品尝了被称作黎毫的来自鄱阳湖的一种水生蔬菜,在农贸市场与江西老表拉家常。还有一件赶巧事,街头报摊上正在出售的《南方周末》,其头版刊登的是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被抓获的照片。下午4点,我登上南下的列车。经过一夜奔驰,3月2号上午抵达羊城。与南昌的闹而不躁大为不同,我一出广州站,顿时置身于人流汹涌、声浪嘈杂之中。定了定神,我搭上去宝山、南头的中巴车。一路疾驰,大约12:30左右,我已经来到了南头关前。进深圳要在这里交验身份证和边境证。当时我有两种选择。一是交80元钱,由关前来回游荡拉生意的本地人带进关去。二是告知深圳朋友出关来接。由于对前者的不信任,我被迫选择了后者。通过电话联系,人民大学校友夏洪跃带着边境证出来顺利接我进关。这是我继92年6月深圳之行后,再次踏上这块孕育着深层变化的土地。小夏是我的88级博士生同学,91年获得博士学位时年仅26岁。去深圳后先后在市委统战部、市工商局、深圳商报等单位呆过,因此享有“跳槽博士”之称。我到深圳那天恰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于是就在景密新村小夏家与他父母、妻子和娇女共进晚餐。当夜,他安排我在北环路边的中审大厦住下。

到深圳,我的打算是一会友,二访客,再就是随意地、放松地、自在地体会、感受和领悟。我不是作持不同政见者之游,我只是作公民游。会友仅会人大校友,访客只访《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之作者何清涟,观光是任其自然,插空而为。

3月3日,小夏和我在香密湖度假村用过早点,前往深圳大学。的士从深大北门进去,穿行在缓坡绿林之中,到一处徐徐停下。我先下车,不经意地督见一辆摩托越过的士,绕到右前方草地上息火支车。再一回头,却见一学生模样的男子,戴着眼镜,手中持书,面露微笑,站在我们身后。我稍感纳闷,并未意识到特务已经随身附影。

小夏和我取小道边走边聊。正月的深圳已是绿色遍路,清香阵阵。来到一处宿舍区,偶一回首,却见30米开外正是那位学生模样的男子!我当即明白已被跟踪。但说给小夏听后,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位跳槽博士只从电影里见过1949年以前的“学奸”和“特务”,从未见过真家伙,而我则历炼多年,久经沙场了。我对他说,我有办法检测,只要专捡人迹稀少的所在随机地绕几下,如果背后仍是此人,则必是尾巴无疑。一分钟不到,答案就出来了。当时我俩都是气不打一处来:当局这种草木皆兵不是吃饱了撑的么?我的自由梦又一次被侵犯人权的魔影搅了局!从深大出来,我俩决定尝试甩掉尾巴。的士载着我俩在深南大道上往东疾驰时,小夏从后视镜中惊异地发现:特务骑着摩托在紧紧尾随!小夏对我说,深南大道上禁止摩托车行驶。我答曰:规则对特务不适用。后来,我俩先是进了《深圳法制报》社,办完事又打的在闹市区故意瞎转悠,但后面的摩托及一辆丰田面包一直如影相随。中午时分,我俩进一家地下快餐店用餐,特务还急匆匆进来检查有无别的出口。餐毕,我提出两人分手,由我一人来对付他们。我拿出了逆行奔走和在过街天桥上穿梭变向的绝招,但终因地陌人生,无功而返。尽管如此,在其后的几天里,我俩还是成功地甩掉了尾巴,设法与王晨阳、杨松贺、邵国焕、梁兴安、袁跃、赵哲等人大校友见了面,与何清涟见了面。

3月6日下午4点,当我在蛇口码头购了船票,准备去珠海会友时,被当局以莫须有的名目扣下,并将我关押在赤水湾派出所。我当即绝食以示抗议,三餐粒米未进。3月7日下午2:30分,北京来了两位警察,一位姓王,一位姓张,奉命“陪伴”我在两广行走,直至“两会”结束才能返京。

在特定时期,自由,对于率先追求自由的人来说,恰恰成为最最稀缺的东西。

 

 

二    阴云袭来          

3月19日晚上,我回到家中。按照惯例,“两会”结束以后,市局11处的便衣就撤离,直至5月中旬再来光顾。但是今年却不同。自3月下旬开始,他们频频出现;5月上旬还反常地不呆在我居住的19楼下,却在首师大的各个校门口晃悠。我没有把这些不祥的阴云看作是专门针对我个人的。事实上,春节后不久,他们就驱走了郭宝盛,威胁了朱锐。六四事件是当局的一块最大的心病,随着六四1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他们是一定会倾尽全力对各种可能的纪念活动和抗议活动加以阻遏的。而我的良知告诉我,我们也是别无选择,不管有多大风险,必须诉诸正义、申张公道、纪念死者、谴责屠夫。

清明前后,我起草了题为《点燃万千烛光 共祭六四英魂》的告全国同胞书,提出了8种供普通公民参考的纪念方法(在这之前,已经有许良英先生、鲍彤先生、吴祖光先生等关于六四10周年的文章开始传播,丁子霖老师、张先玲老师等六四死难者家属向国际法庭状告李鹏一事正在加紧运作)。我这篇文章的传播加上全球华人六四签名活动的展开,使本来就神经质的当局更为坐卧不安,镇压的阴云开始袭来。

5月7日左右,曹家禾、叶水乔在征集了许良英、王若水等先生的六四签名后来到我家。我签名后对他们说,在纪念六四这件事上,我义无反顾,我愿意担任王丹发起的百万华人签名活动的国内联系人。5月11日,曹家禾突然失踪。5月14日,他再度来到我家时,已是遍体鳞伤。原来他被当局秘密抓去,关在香山附近的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里,受辱挨打,伤痕累累。5月12日,余振斌又被抓到同一家招待所里遭刑讯逼供,之后被强制遣送原籍江西。他几年来打工所得的全部积余被悉数抄走。5月17日下午,他自赣返京后,对我述说了警察施暴、践踏人权的亲身经历。当时我除了愤慨,还多少有些纳闷。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撕破伪善,对持不同政见者大打出手的事,当局已经有些日子没干了。如今签了国际人权公约,却又重操旧业、凶相毕露,是急了?是疯了?我决定,不管怎样,我还是不卑不亢,走自己的路。

如今回想起来,5月17日中午,有两名警察来约见我时,就隐隐透出了无吉有凶的信息。当时我作好了与他们就法轮功问题和科索沃事件进行交锋的准备,但是他们只字不提这两件事。我将《点燃烛光》、《五四前夕读报随想》和《就科索沃问题我说三个不》拿出来,他们不动声色地收下,然却绝口不议。他们“关心地”问,近期是否要到外地去?我想这是上面交待要问明的。或许是良知未眠,他们的语气自始至终显得沉重。他们当然知道要对我下手了。不过,透露这个消息是要丢饭碗的,他们不可能这么做。他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会相信,我即便被告知要抓,也不会躲不会走:我没有抓我关我是“成全我了”的豪迈和归宿感,但有“该坐牢时就坐牢”的底线和公民心。换句话说,我在轮到我坐牢时决不会缩头,但我也决不会出于什么动机而“加塞”去坐牢,且宣称“判得越重越好”。当然,被关在牢里还要与当局套近乎,搞谋合,还要披肝沥胆勤支招的旷世投机,就更为我所鄙视和不齿了。

 

 

三    不眠之夜

 

5月18日的白天没有任何反常。天放晴了,是初夏时节一个典型的明明灿灿的日子。上午,我照例大声朗读《英语世界》,读书。下午,王林海到首师大听进修课,来我处略坐。河南信阳的安均发来传真。近5点,我去乒乓球室与体育老师打球直至6点。回家路上我特意留心了一下,未见尾巴。夜幕降临以后,我为常熟、长沙等地的朋友封装了几篇文章,打算第二天寄出。我还把傅国涌给我邮来茶叶的包裹单揣在兜里,准备捎带将今年的浙江新茶取回受用。晚上9点多,楚延庆顺道来我处,在叙谈过程中我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电话采访,在他临走时,我给了他若干份《点燃烛光》。11点左右,我熄灯睡下。

不料,迷糊劲还没上来,就响起了不紧不慢的敲门声。我打开灯,扫了一眼壁上的挂钟,是11:30。三更半夜来“造访”,必是警察无疑。果然,叫门的是恩济庄派出所姓高的民警。由于我与家人都习惯了我被深夜带走的事,我不假思索就打开了房门。谁知一下子拥进来5、6名警察,且个个都铁青着脸。我顿时明白,来者不善,真的动手了!我从容穿衣,心中却涌起阵阵别人察觉不到的自责的痛楚:最近的一本日记已无法转移,这将连累朋友,尤其是连累那些暗中帮助我们的朋友!我步出房间来到门厅。这时,妻子早已在床上坐起,她显然看出了事态的严重,就大声发问:“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正想回答她“不会太久”,却一眼督见近前竟站着女警察。这是要搜查!这表明,短期内我不可能重返家园!我于是笑了笑,没有回答。我转过身子,最后看了一眼妻子和已被吵醒的儿子,走出家门。

下得楼来,除了我身边紧围着4、5名警察外,夜幕下,竟黑压压还站着20多名!我对姓高的警察说:对付一介书生,你们如此兴师动众,有必要吗?他说,谁知道上面是怎么想的?数分钟后,由7、8辆车组成的“车队”到达恩济庄派出所。在门口我见到海淀分局一处的头,姓于的处长,而他则装着没见到我。路过刑警办公室,竟见楚延庆被关在里面!原来一个多小时前,他们先把他抓来了。我被带到派出所紧里面的一间屋子里。不一会,由姓翟的副所长进来一本正经宣读拘传票,有4、5名警察开始照相。当镁光灯频频闪亮时,我自然地露出了轻蔑的微笑。之后由海淀分局一处的宋爱欣进行例行公事式的“讯问”,而市局11处的人则来回转悠。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被移到刑警办公室,面对两名自称是市局一处的人。发问的那一位约50来岁,带眼镜,个子不高,头发不多,一副文人相,说话也显得慢条斯理。我估计他干政治警察这一行已经有些年头了,刚才一定是忙于翻检从我家中抄来的东西,现在则开始与我正面接触。尽管我十分鄙视政治警察这个职业,但我对每个与我打交道的警察,一向都给予应有的对人的尊重,因此我俩之间的答问与过招,一直进行到天放大亮。

我记得,他首先提到不久前读过我写的《公民运动:通往自由之路》一文。接着列举了他所读过的我写的其他文章。当他感叹说:“没想到你显得这么年轻”时,我回答说:“这是不用说违心话的缘故。”接着我问他,你对我的文章有何看法?他王顾左右而言他,说我学历高,会用脑,笔头勤,肯定不止写了这么多篇,一定还有许多用笔名发表的文章。这时,我也给他打了个哈哈。接下去,盘问就一直围绕着《点燃万千烛光》和李晓平的《关于和平地实现中国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几点思考》这两篇文章进行。从他的发问中,我很快就确知他们拿到了日记。这使我心头发紧,痛楚异常。我只能祈请朋友宽恕我的失慎和大意。同时,决不能再从我的口中给朋友造成任何新的伤害!从他嘴中,我也清楚了他的上司对李晓平的那篇“纲领性论文”十分恼火,曾经下令要把作者尽快“挖”出来。

约摸凌晨2、3点钟,有人招呼他出去“吃点东西”。这时管片民警张红焰进来,将我的白色茄克衫递给了我,说,夜深天凉了,披上为好。那位受命诱我开门的高姓民警则面带歉意给我端来了一碗面片汤。半个多小时后,那位“主审”又进来了,他关注的焦点依旧是李晓平和六四10周年。他开口道,跟你说实话,我们经过认真研判,发现你的观点和李晓平的观点极为一致,这不能不让人得出李晓平就是你的结论,你对此有何解释?我笑了,说:英雄所见略同这句古语,你难道不清楚?他机巧地接过话题说,你能不能把那位英雄介绍给我啊?我答:他是人大教授,与我很熟,比我年轻。“那他的真名是什么?”他紧接着追问一句,他在盼望我口吐真言。我说,他还想当博导,想出入境自由,所以才用笔名。我和他是好朋友,我把真名告诉你,岂不坏了他的事,丢了我的人格?我虽然不敢掺乎组党,但这个底线是一定要守的。我的话他听着不舒服,便马上讥刺我:你以为你干的事还小啊?为六四,王丹在国外搞百万人签名,你写文章不算,还挑头当什么国内联系人,办你是不是很正常?我说,纪念六四我是责无旁贷,这是不是也很正常?守住底线,活人不怕开水烫。他讪讪地说,你是哲学系出来的,我承认说不过你。后来他跟我扯起“国外民运人士”的一些“丑闻”,忽然,又提到了在京的几个与我相熟的已成为“部级领导”的常熟老乡,还一一点出了他们的名字,并观察我的反应。我心想,这会儿功夫他们连我家里的名片盒都翻检完了,也真够麻利的。我淡淡地回了一句“人各有志”后,他又聊起了别的……

迂回盘查不见成效,天色却已微明。这时他不再温尔文雅,有点气急败坏地说,最后再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一直怀疑李晓平是你的笔名,是不是?”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现在让你回去,你还纪念六四吗?”我分别给予明确的答复:“不是”和“当然”。“嘿,还想纪念?!”,他抛下这句话后扭头走了出去。

 

 

四    身陷七处

无眠的5·18之夜过去了,阳光洒进小院。

约莫10点多钟,审了我一夜的那位进屋对我说:“咱们换个地方再谈。”于是,我随市局一处的三个人步出派出所大门,上了一辆淡蓝色的小轿车。轿车发动后,双蹦灯打开了,途经航天桥、公主坟、莲花池、天宁寺桥,往东南方向扎去。在南二环的一个地方,车子往北拐入一条单行道胡同,突然,高墙、电网、岗亭映入眼帘!我当即断定,这里就是所谓的半步桥44号,专门关押大案、要案“犯罪嫌疑人”的地方。车子从敞开的西大门进去,前行40米左右,停在紧闭的又高又大的铁门外。铁门上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北京市看守所”,另一块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驻所工作室”。我在车中又呆了半个多小时,由一处的人将我带到专供步行出入的小铁门前,从荷枪实弹的武警的眼皮底下,跨进了完全失去自由的另一重天地之中。

很快,我被带到一幢楼里二层的一间预审室内。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也叫七处,就设在看守所内。人们习惯上就用“七处”来代表预审处和看守所两家。记得94年我被关押在西城拘留所时,那里的在押人员提到“邮七处”时,往往有谈虎色变之感。我当时呆的那间预审室不大,显得脏和乱,有一位看上去不到30岁的警察看我,“送”我来的一处那几位则不辞而别,此后再未露面。我怀着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朋友的惦记,微微闭目,坐定在一把木椅之上。

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那位看我的人问我犯了什么事进来。我告知是写了纪念六四事件10周年的文章。这时,我觉得他的神情有所变化。紧接着他说:“说实话,对你们这些为信念而坐牢的人,我是佩服的,比如象魏京生、王丹、方觉。” 他语气的真诚使我无法怀疑,我只是惊异他的大胆。我与他素昧平生,他却如此袒露心迹!我对他说:“的确是人各有志。昨天晚上我接受外电采访时刚刚说过,如果为行使言论自由权而坐牢,我心甘情愿。”接下去我问他姓甚名啥,他说:“等你出去以后再说吧。”不一会儿,他给我打来了一盒炒饼和一盒牛肉。我也确实饿了。

下午,我被刑事拘留。

傍晚时分,我的皮带、皮夹、皮鞋被解除,钥匙串和驾驶本被扣下,然后穿过又一道武警把守的铁门,进入关押犯罪嫌疑人的内院,被送到三区313室,再一次开始了作为一名阶下囚的特殊生涯。

 

 

 

五    维护尊严

任何一个刚被抛入看守所的人,都会面临三个问题。一是对付预审员轮班不分昼夜提审你的疲劳战术。二是学会如何与同号和平相处。三是设法减轻由于生活状况急剧恶化给身体带来的损害。我当然毫不例外。不过,我还多了一件事,那就是维护政治犯的人格尊严。

七处有个土政策,规定在押人员被提出监号时,在临出门之际,就不能抬头平视,且必须双手抱头作猥琐状,直至到达被提讯之处。回来路上也必须如此,直至跨入监号,铁门锁上为止。5月19日傍晚我进号后刚一听说,马上感到这种做法不能接受。这项规定有辱任何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更不必说纯属受迫害的政治犯了。那天晚上9点我被夜提时,我决定不守规矩。当时我步出监门,站立在甬道中。看守(里面称“队长”)锁门后,回头喝令:“手抱头”。我胸有成竹,面露微笑,平静地对他说:“我是因为写文章进来的,有必要这么做么?”他轻轻地“唔”了一声,没再言语。

第二天上午,我正式向预审员提出:这种做法有辱人格,且要求他向管教员转告我的见解。下午王管教提我,说:“你把这件事看得很重么?”我说:“是,不能接受。”他显得为难地说:“这儿队长挺多,他们都习惯这么做,我也不便一一打招呼。”我说:“我自有办法。”此后几天内,我遇到不同的看守,都用上面那句话轻轻化解了他们的喝令;面熟之后,每次还聊上几句。号内的人都十分羡慕我的“待遇”,但是,他们不敢尝试那么做。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我不能干,那就是背诵《监所规则》。七处规定每个在押人员必须背诵监规,即便是文盲,也要由别人包教包背;进号1、2天之后,管教就要提你出去检测;每天上午8点(周末除外),号里还集体大声背诵监规两遍。5月20日,我细看墙上木框内安放的监规,与10年前我在秦城监狱所见到的,完全是同一个版本。里面将“拉帮结派”印成“拉邦结派”,将“淫秽”印成“滛秽”,将“晾晒”印成“凉晒”等误植,依旧赫然在目。而最成问题的,乃是这个监规是“有罪推定”原则的产物,它将每个在押人员都视作“犯罪分子”。例如,监规第二条是这样的:“严格遵守学习制度,努力改造思想,端正态度,彻底坦白交待罪行,深挖犯罪根源,积极检举揭发违法犯罪行为。争取从宽处理,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我向预审人员提出:“这样的监规早已过时,早应重订。要我背诵这样的东西,就如同要我吃死苍蝇一样,恶心透了!” 预审员说,背不背你拿主意,但重不重订我们管不着。

我向管教也提出了这一点。王管教说,我们不要求你,但还得要求别人。从此,每当号中响起象小学生似的背诵声时,我一边双目微闭,养起神来,一边不由得哀叹国人的奴性:他们还不敢为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往前多跨半步。我想,他们其实都不想背,但又不敢不背。那么,声音低一点又有何妨?当个南郭先生又有何妨?至少,不必那么买力,吐词不必那么清晰,不必刻意显出比别人更服从吧?

 

 

 

六    舌战预审

5月19号下午2点,预审员庞江、书记员宋俊杰奉命到位,以一个轻松的话题拉开了疲劳战的序幕。

庞江说:“你长得很象汪嘉伟。噢,不,应该说汪嘉伟像你。”我笑了,说:“相象的原因恐怕是,我们都是南方人,他在上海长大,我在常熟长大,同受吴越风情的熏陶呗。”他接着又聊了几句我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等等之后,就沉下脸来,亮出了刑事拘留票。此后,直至6月26日他亮出逮捕证,我不记得还有什么太轻松的东西。不过说实话,我认为他人并不坏,左味也不重。然而,他所充任的角色,决定了我们之间对立冲突的主基调,决定了舌战烽烟必然缭绕不绝。

舌战的焦点之一是,我是否必须“如实回答”他的所有问话。因为现行法律规定我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因此他显得振振有词。我的回答是:根据人权理念,我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他说:我不管人权不人权,反正法律上并没有这一条。我说:这说明中国法律的落后,必须修改。他说:现在不是还没改么,就得照办。我说:那得看你问些什么问题。他说:我知道该问些什么。我说:我在外面所做的一切,都是行使一个公民的人权,都不是警察该管该问的。他说:你甭管我该不该,我现在的职责就是问你,你必须回答。我说:“我现在的权利就是决定什么时候可以理你,什么时候不理你。”

舌战的焦点之二是,涉及别人的事情说不说?我的宗旨是:一概不说。不知道的不说,知道的也不说。他讥讽说:这是你用来掩护自己的一个借口。我说:你可以这样认为。但是对我来说,我决不能对不起朋友。他又进一步刺激:你不见得是真心这样,你是虚伪的。我说:你不了解我,但我清楚下面这一点,即如果我配合你们说了别人的事,我的“态度”好了,然而,我会为此付出一辈子良心不安的代价。你说,这样的事我能干吗?我是不是虚伪,你可以保留,但是有句话我要你记下来,这就是,我宁可为这种“抗拒的态度”多坐几年牢。应当肯定的是,他后来对此作了明确的让步和道歉,说:你不是虚伪的,错怪你了。别人的事你可以不说,那就说说你自己的事罢。

舌战的焦点之三是,光是自己的事情说不说?他的观点是:大丈夫敢作敢当,既然做了,就敢说出来。我的看法是:这得看对谁说。如果你们公正执法,我说给你们听,自然无妨;如果你们蓄意迫害,那我不就是帮着你们来迫害我自己么?你说,我能这么犯傻么?他说:你做的事情不是没有不可告人的么?既然如此,为何不说?我说:不是不可告人,并不意味着就得告人。告不告人的关键是,我认为是否必要,我乐不乐意。在法庭上,我十有八九会说。他说:那么在这儿,你就打定主意不说了?我说:日记在你们手里,还问些什么?!他说:那是两回事。后来在他的软磨硬缠下,我几次心软,把我所写的署名文章都说给他听了。

舌战的焦点之四是,我能不能马上见律师?5月19日下午,他倒是挺认真地对我说:根据法律,你现在就有请律师的权利。我当即要过纸、笔,写下一份全权委托书交给了他。委托书全文如下:兹全权委托我妻子章虹女士代为聘请张思之、李会更先生为我的辩护律师。我于20、21日接连追问他,问他将我的委托书送出去没有。他支支唔唔,不作正面回答。事情很清楚,他们压下了我的委托书!我气愤地抗议说:你们玩什么把戏?又要践踏人权,又要假惺惺地挂块遮羞布!他说:依照法律,你是可以请律师,但我们另有规定。我说:你们的规定是什么?再说,你们的规定也不能与你们的法律相抵触啊!他说:你不要再问了,再问我也不会告诉你什么。我请律师的权利,就这样被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违法地剥夺了。

舌战的焦点之五是,他们是“依法办案”,还是搞违宪的政治迫害、搞文字狱?预审员口口声声说他是“依法办案,别无他求”。若仅仅如此而已,则他清夜扪心,也就不会有什么愧疚和自责。而如果他是被用来搞文字狱、制造新的冤案,事情就大不一样了。作为政治犯,我本能地要点破这个案子的实质,要回击迫害者。而预审员则是事实上的靶子,要承受我的批判和抨击。我觉得“文字狱”三个字,最恰切地点出了这起案子的要害,使预审员和他背后的听汇报者都沉不住气了。5月21日凌晨,预审员和他的上级当着我的面急了。预审员狠狠地说:“这次就是要办你!”他的上级更为狠狠地说:“早几年就要办你了!搞民主党的要抓,你也要抓!在我们这里,没你的言论自由!这次对你采取强制措施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你要放明白点!”我说:“我一点儿也不糊涂。不过,我已经将近68小时没合眼了。从现在起,我决定不再回答你们的任何问题!”说罢我闭上眼睛,佯作入睡状。又听到他们颠来倒去说了些废话后,对我施行的疲劳战术终于收场了。

 

 

 

七    安然共处

 

我进入313监室时,里面已经关押了21人。我虽然有过被关押在西城拘留所的经验,但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最大的不同点是:七处关押的人,其案头一般将面临被判三大刑,即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和死刑的命运。这些人是我人生经历中从未遇见过的。此外,凡是涉及命案或强奸案的在押人员,其小腿上还被带上4、5公斤重的铁镣,昼夜不解。与他们同席而眠,共板而食,我是平生头一次。当时313室中,就有王延、乜品贞、孙宝仓、邹贵根、李海峰、王金明、吕伟、吴朝阳、刘士海等9个带着脚镣。其中李海峰、吕伟、乜品贞涉嫌伤害致死,王延、孙宝仓、邹贵根、王金明、吴朝阳涉嫌故意杀人,刘士海涉嫌抢劫杀人。还有一个高二学生,叫汪辉,涉嫌伤害致死,因他尚未成年,故没被砸上脚镣。9个带镣的人中,王延还被带上了手揣(一种紧紧铐住双手手腕的铁制戒具,被带上以后,衣服不能再穿上,已经穿上的,脱不下来),且手揣和脚镣又被一铁链相连。由于铁链较短,他根本无法直腰,只能佝偻窃行。这种把人搞成虾状的桎梏相连的惩处,是最严厉的一种戒具处罚——原因是王延参与了1999年3月29日凌晨2时许发生在310监室的暴狱事件。暴狱未遂后,所有参与者被暴打一顿,然后调号关押。事有凑巧,这个313室在1993年也曾发生过一起严重的暴狱,结果一名暴狱者被武警当场击毙在室内。至今,留在北墙上的弹痕还依稀可辩。

除了上述10人,号中还有:杨兆秀,涉嫌绑票。陈军,涉嫌抢劫。阿布里米提,涉嫌贩毒。马会军,涉嫌窝赃。李丹,涉嫌盗窃。赵山坡,涉嫌贩毒。

另有5人涉嫌重大经济犯罪,他们是张黎明、霍海音、宋世璋、叶林、王丰。张黎明和霍海音是313室的正、副学习号,由管教指定对号内进行日常管理。

作为一介书生、一名思想者,如何与他们安然共处?在链声哗哗中,我有一种内在的自信,这就是:亮明身份,本色做人,就一定能逢凶化吉,相安无事。

果然,当我告诉他们自己是因为写了纪念六四10周年文章而被抓时,他们立即送给我一个豪迈而响亮的称呼:政治犯!被官方“唯心地”刻意抹煞的东西,在这里得到明确而一致的认同。我体会,这个称呼含着一种尊敬。拿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就你不是为钱进来的!”这个称呼含着一种理解。拿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总该有敢于站出来说话的人!”这个称呼含着一种同情。拿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被抓是因为点背,而你是真冤。”

第二天吃饭时,紧挨着我右边的是维吾尔族人阿布里米提(Ablimit)。他操着生硬的普通话对我说:“汪辉跟我说了,你跟我们不一样,你不是坏人。”

放风时,大家纷纷与我聊。家住崇文区靠摆水果摊为生的邹贵根与我聊自由亚洲广播电台,他对该台的对方付费电话号码能够倒背如流。霍海音与我聊巴黎之行,他在那里曾和万润南一家共进晚餐。孙宝仓与我聊10年前的天安门广场,他们单位曾给学生们送去好几卡车饮料和食品。马会军与我聊二监,数年前他曾在那里见过王丹。更多的人与我聊大赦的可能性,他们是真心希望共产党在掌权50周年的时候来个大赦什么的。而我自然不能蒙他们,当我实话实说“严打有戏,大赦没戏”时,他们一个个都愤愤然起来,并冷不丁地迸出了一句绝话:“美国导弹打什么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还不如来个干脆的,打他妈的贪官污吏大本营得了!”

几天以后,陈军给我谈了我进号时他的印象和想法。他说,他当时见一个“30多岁”的人昂首进来,以为是穿了便衣的七处警察突然查号。但马上督见我又随身带了衣服什么的,便又以为是不是当局派来了一个“卧底”。我问他,你为什么会冒出这些古怪的念头来?他说,都赖你不抱头、不低头,你要是象我们那样一副熊样,我不就没别的想法了吗?言罢,我俩相视而乐,大笑不止。

 

 

八    不以已悲

 

从5月19日开始,我的生活状况发生了一落千丈式的急剧恶化。

先说吃。在家中,我早餐是泡饭就咸菜,外加一个荷包蛋。午餐是鸡蛋、西红柿、榨菜汤,还有一大碗切面。晚餐是全家共进,一般是3菜1汤加米饭,3菜中或2荤1素,或1荤2素,全部由我掌勺。我有时再来一两浸泡了花旗参的二锅头。可在号里吃什么?早餐是一碗棒子面粥外加一个窝头,还有2、3片咸菜。中午、晚上各是两个窝头加大半碗熬元白菜汤,汤面上能见到少许油星子,幸运的话,还能吃到很少的绿豆大小的猪肉末。每星期二、四、六、日中午是改善,即将两个窝头换成两个馒头。很明显,这样的伙食还不如10年前我在秦城监狱所吃到的,更远远低于当今许多猪狗的伙食标准。对于一个刚进看守所因而未能用自己的钱从其小买部购买食品的人,他所摄入的热量和营养成份都出现了锐减,这对身体所造成的损害是无庸置疑的。

再说睡。监室长11米,宽3米,计33平方米。其中铺板长11米,宽2米,计22平方米,水泥地占11平方米。313室共22人,铺板上睡16人,地下睡6人。我被安排在铺板上睡。但是,睡眠质量根本无法保证。首先是两盏灯泡长明不熄。其次是不断有人起夜,动静有大有小。还有是打呼噜的,此起彼伏,特别是张黎明,鼾声如雷,少有间断。在安宁、温馨的家中,我几乎从不失眠。然而,突然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下,我是辗转反侧,难以安寝。

最后是活动空间。把人关在监号内,就如同把林莽中的动物关在动物园里,活动空间被极度紧缩,身心俱受严重压抑。我是一个喜爱运动的人,夏季天天游泳,春、秋、冬三季力争天天打上一小时乒乓球。有时候,在星期五的晚上,我会和妻子去304医院舞厅跳舞。在儿子暑假期间,我们全家三口人游历名山大川,去过峨嵋山、五台山、长白山和武夷山,有过三峡之旅和九寨沟之行,访过永定民居,到过渤海中的菊花岛。如今,我被憋在铁笼子里,一星期最多两次放风,每次一小时。风圈与监号相接,由一铁门隔断。风圈长5.5米,宽3.5米,在2.8米高处是一铁栅栏网,让你插翅难越。

几天以后,我就进入了亚健康状态。主要特征是:食欲不振,每顿只吃一个窝头;便秘,三天解一次大便,还出现肛裂;眼皮终日沉重。我是一个对坐牢有精神准备的人,但是,身体状况的滑坡还是发生了。为了尽量减轻由此带来的伤害,特别是不要出现不可逆的不良后果,我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购买一些补充食品,多少改善一下营养条件。二是确立“坐牢就是坐牢”因而不以已悲的豁达心态。头十来天,我每天告诫自己一次:我立身处世既然不因祸福而避趋,就应当坐得起牢。

后来,痔疮不治而愈;眼皮也不沉重了。10月分开始,每天早餐前练“哑铃”——大可乐瓶装满了盐,2个月下来,胸肌有了较明显的增大。由于有了苹果,便秘现象也消失了。每次放风,都练摸高,让腿部肌肉得到锻炼:我是号里摸得最高的两个人之一。2000年3月,再看看大腿,没有明显消瘦。3月1日,我洗凉水澡,已经不难受了,无须再咬牙。只是右边鬓角白发开始明显:缺乏微量元素。特别是眼角开始出现鱼尾纹。而这些都是坐牢的必然结果,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毕竟,坐牢就是坐牢。在这里,我要按亲人和朋友所希望的那样活着,睡好每一觉,过好每一天。记得有首歌中有这样的词句:“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后来的事实表明,我做到了这一条。

 

 

 

九    生死墙下

 

我觉得,自己会在313室长期呆下去,直至被解送下狱为止。道理在于,当局肯定不想让我接触更多的在押人员,因此不会将我调号关押。我于是沉下心来,开始对同号一一访谈。撇开经济犯不算,其余的涉案者一般来自社会最下层和最边缘,无论从适应环境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我都有必要好好了解他们,真实地把握他们的内心世界,听一听他们对人生、对社会的感受和看法。而他们也乐意和我对话,利用这个因“缘份”带来的机会,把他们心中的困惑、痛楚、怨恨和忏悔向我诉说,末了不忘讨论一下如何把官司打好。这种访谈只能在晚饭后进行,因为这时已不必“按指定位置”坐板了。访谈之余,我开始参与制作中国象棋。号内已有一副,我搞第二副。方法是将牙膏包装盒裁成小方块,然后手书汉字于其上——对我来说,这是拿手好戏。棋盘就画在一小块布料上。过些日子,妻子把钱送来之后,我花100元订购了一床被褥。6月10日到货后,就将临时占用的两条公用被子替换掉了。我以为,这次到313室“插队落户”是插定了。

6月16日下午1点半,监门被突然打开。王管教宣布:除5人外,其余都收拾东西。5分钟之后,我与张黎明、霍海音、宋世璋、叶林和张磊匆匆话别,和其余16人一道,拿着行李,走向四区。四区也叫死区,是专门关押死刑犯的地方,当局把我们弄来,究竟为了什么呢?走过长长的死寂般的甬道,我们16人分别来到401室至404室的门外。稍后,我与吴朝阳、刘士海、陈军进了404室。由于室中有同案犯,陈军随即被转押他处。很快就弄明白了,原来401到404室可以看作是三区的延伸。404室中的20来号人,就是4月19日从306室整体搬迁过来的。从405室到414室共10个监号,才是关押死囚的地方,每号大约关押8至10个死囚,他们被一律砸上脚镣,带上手揣,不管你是暴力犯,还是经济犯、贩毒犯、人贩子。此外,还给死囚一对一配有陪号,陪号是刑期较短的已决犯,往往是大案、要案中的从犯或是窝藏、窝赃犯,以确保对死刑犯的严密控制。我所在的404室,与关押死囚的405室,真正是咫尺天涯,一墙之隔。后来知道,是七处将313室改成了未成年号,因此将我们遣送四区,而我,也因此来到了真真切切的生死墙下、阴阳界旁,并将在这里度过一段永生难以忘怀的时光。

不出意外,从正、副学习号开始,404室全体对我表示了毫不掩饰的欢迎和接纳。副号胡学忠,门头沟人,40来岁,长得很壮,涉嫌包庇被抓。当时,我刚在铺板上坐定,他就大声地和我聊起西单民主墙和魏京生的事来。他后来于9月29日下午“干起”了。所谓“干起”,是指未受刑事处罚而获释。七处在押人员中,约有百分之一、二能交上这种好运。有个叫华岩的,是涉嫌走私爱立信设备进来的。他听说我在大学里是学空气动力学的,就跟我聊起四川绵阳的国防科工委所属的29基地,他父母曾在那里工作,他小时候也在那里生活了10多年,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就设在那里。后来他随父母回京,父亲去了《科技日报》社,因此和孙长江先生相熟。而孙长江老师如今就住在首都师范大学24楼,可以说是我的邻居。98年夏天,我与丁子霖、蒋培坤两位老师一起造访过他。王克全是涉嫌合同诈骗进来的,他曾在307室与方觉呆在一起。他告诉我:“方觉被抓半年后,当局找他,要他具结悔过,然后就放他。但被方觉严辞拒绝了。”后来当局另外找辙,以非法经营罪判方觉4年徒刑。正学习号叫铁歧,35岁,是涉嫌金融诈骗进来的。他语气平缓、字字清晰地对我说:“不是有言论自由么?怎么说几句真话就给抓起来了?”他说的话和313室后来调入的张磊所说的几乎完全一样。张磊家住丰台,25岁,涉嫌伤害他人进了七处。几天前,张磊还对我说过:“其实就数你这样的人才算有种有胆。我们只会对平头百姓来狠的,而你敢对权贵说不。”第二天,我对404室的号友介绍了我于6月4日凌晨0点到3点,站立默哀3个小时祭奠六四英灵的事,还给他们背诵了题为《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的告全国同胞书。听完以后,有好几个人对我说:“老师,出去以后就跟您当政治犯,行不?”

 

 

 

十    四大好处

 

要说坐班房只有坏处,没有好处,那也不尽然。对我来说,班房生活就有四大好处。

一是早睡早起。都说早睡早起对身体有益,但在外头如何做得到?多年来,我总是晚睡晚起,无法变更。而号里则是一律晚上9点睡,第二天早上6点半起,人人如此,不得例外。令我窃喜的是,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是强制午睡时间,这又使我的午睡习惯得以延续,不至无端心烦。

二是睡硬板。我素来喜睡硬板,但妻子不喜欢,于是选中了“强力”床垫作为将就。进了班房可就只有硬板,又由于褥子很薄,就成了货真价实的睡硬板。

三是洗凉水澡。供饮用的白开水由劳动号一天两次送到号中,此外再无一滴热水供你洗脸或洗澡。春夏秋冬,人人都洗凉水澡。在外头,洗凉水澡的好处耳熟能详,但有几个真去洗的?即便是大夏天,也是热水冲澡,水稍凉一点还直叫唤。而这里别无选择。从5月到9月,我洗得较欢;10月以后到第二年3月,我只能每隔10多天洗一次,因为七处的水实在太凉,需要咬牙才敢往身上泼。不过,虽说洗的时候挺不好受,但擦干身子后就爽了,也从没有发生过因洗澡而患感冒的事。

四是吃不到烫嘴的东西。我从小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喜爱吃烫的东西,或者叫做不怕烫:我觉得有些东西烫才有滋味。而妻子不赞成我的这个习惯,理由是容易引发食道癌。她说的道理我当然接受,但在外面就是不好改。有时舌头被烫木了,就注意一些日子,但不久又忘了。现在可省心了,熬菜汤从伙房的锅里打到一个个桶里,再运到各号门口,通过一个特大漏斗倒入号中自备的桶中,再分发到各人的塑料碗里,经过这四道工序,能温热就不错了,那还有烫嘴这一说?自然,食道癌之虞也就烟消云散了。

号里常说这么一句话:公安局治百病。这当然是一种夸大的说法,但是不无道理。我的理解是,对于那些吸毒者,那些嗜烟酒如命者,那些纵欲过度者,那些起居无规律者,坐班房能有效地根治他们的毛病。他们中的不少人,由于坐班房,体重真还长了呢。

除了四大好处,我对“求人不如求已”这个道理也有了更真切的体味。班房坐着,指甲长着,胡子也长着。这指甲长了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用指甲刀绞。但管教给指甲刀没个准,有时一个月都不来一回;来了,20多号人往往没轮遍,指甲刀又收回去了。我们的土办法是:指甲长了,就往水泥墙上蹭,无伤无痛,三下五除二的事。而胡子长了咋办呢?总不能胡子拉茬的上法庭吧?那样的话,可就是知我者谓蓄须明志,不知我者谓号中鼠辈了。总的来说,还是整干净为好。但是,与指甲刀不同,管教是决不会给刮胡刀和剃须刀的,于是号内就自力更生,盛行拔胡子。各号都有自制的“胡拔”——用松紧带把两个牙膏嘴连在一起成镲状,就齐活了。我头一次拔胡子,是由同号陈连民动手的。由于已有30年胡令,故胡茬较粗,胡子拔出后,根部渗血成片;尤其是三角形敏感区,根根连心,拔一根胡子,滚下一颗汗珠,只能咬牙坚持。在这之后,就由自己动手,纤细的新胡子冒头不久就开拔,痛苦就远为减轻了。这样,除了理发,个人卫生方面的事,就根本无须求人了。把拔胡子和凉水澡联系在一起,就是下面两句话:

有边胡子萧萧下,不尽凉水滚滚来。

 

 

 

十一    权利白洞

 

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宇宙中存在黑洞,黑洞中的东西是跑不掉的。与黑洞相反,据说宇宙中还存在白洞,白洞中的东西都将跑得光光的,留不住。所谓权利白洞,就是一种什么权利都留不住的状态。七处的在押人员,大体上就处在权利白洞态。

先说人身权利。人身自由被“依法”剥夺,自不必再说。那么,人身不受侵害的权利呢?事实上也根本没有保障。应当承认,七处发生看守、预审打人的事是比较少的。但是,这种少并不是因为打人者虑及人权,而是已经不再必要。绝大多数关押在七处的人,都曾在刑警队或派出所、缉毒处因“破案需要”而被痛欧过,并因此留下了相应的口供。来到七处后,只要维持原来的口供,预审是不会动手打人的。而一旦改口,预审为了“结案需要”,就该出手时就出手了。象陕西富平人陈向龙,因为翻供,身上被预审用烟头烫了个够;河南台前人李济亭,因为改口,预审就用竹条猛抽其后背,直至他又改回去为止。看守打人之事一般发生在在押人员违反监规之后,如李亚平在监号卫生间内攀援水管,发现后被看守煽了几十个嘴巴;张铁英捅碎了窗玻璃,也被狠揍了一通。

再说读书看报权利。号中几乎无书可读,仅有的几本武打小说,是由劳动号偷偷带进来的。偶尔也有在押人员家属只管将书寄到七处,管教一时开恩,经检查后允许将书留在号内。一件咄咄怪事是,号内无任何法律文本,竟然连《刑法》、《刑事诉讼法》都没有!(应当公正地加一句,有《刑法》和《刑诉法》广播讲座。)在通常情况下,一星期中能看到2至3天的报纸。但是,这中间若有“在押人员不宜”的版面,管教还得扣下。从1999年10月下旬到2000年1月下旬,由于当局摆开架势修理法轮功,练功者纷纷被抓被关,号内也因此仨月不见报纸。与此同时,电视也几乎完全停了。而平时即便给电视,也只让瞧电影频道,新闻节目极少让在押人员过目。

三说放风权利。20多号人整天挤在一间屋里,汗味、屁味、放茅味,味味难闻。因此按理说,放风应当是不可忽缺的。而有关法律也规定:每天放风一小时。但实际上,星期六、日绝不放风,星期一、五基本不放风,平均说来,每周也就能保证2次,每次一小时左右。这就是说,七分之五的放风时间给掐掉了。99年12月1日,404室的风圈门坏了:坏是坏在不能开启,因而我们无法出去放风。解决这件事本是举手之劳,看守打个电话让修理工来一趟就成了,但却一直拖到12月16日才叫人来修——这意味着我们的放风权利无足轻重。而如果风圈门坏在不能关闭,因而出现我们可以自由进出风圈的情形时,号里人谁都明白,不出几分钟,修理工就将跑步到位,以确保我们履行呆在屋里的义务。

四说侦查阶段见律师的权利。《刑诉法》第96条明文规定了此项在押人员寻求法律帮助的权利。但是,99%的在押人员被违法剥夺了这项权利!而且,剥夺者有恃无恐,满不在乎。

最后,不妨看一看公安部制订的《看守所在押人员行为规范》。那里面权利部分畸轻,总共43条《规范》,其中“必须”字样出现15次,“不得”出现12次,“不准”出现37次,“严禁”出现1次。在押人员甚至“不准”相互之间馈赠财物!为了确保《规范》的实施,每号都安上了2个监控器,一个安在屋里的喇叭盒内,另一个安在卫生间的墙上,昼夜工作,从不叫苦。

那么,大体上处在权利白洞态的在押人员,事实上享有什么权利呢?依我看,他们只享有两项权利。一是接到起诉书后请辩护律师的权利。二是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权利。

 

 

十二    腐败一斑

 

《行为规范》中出现的一个“严禁”是“严禁吸烟”。所以,当《规范》颁布生效后,七处从1999年5月1日开始禁烟,在押人员从此不再“放烟茅”(所谓“放烟茅”,是指放风时站在风圈上面马道上的管教会将点燃的香烟扔下几颗来,底下的人轮流抽吸,过一把烟瘾)。同时,这个禁烟也是针对管教、看守、预审和劳动号的。这就是说,整个七处想成为无烟区。然而,自禁令下达之后,香烟进号就没有停止过。区别在于,原来是在押人员以市场价购烟后存放在管教处,现在则是烟价暴涨,在押人员偷偷用鬼子票——看守所自行印制的代币券——从劳动号手中购买。例如,一包“威龙”烟的市场零售价不到2元,劳动号竟以50元出手!其利之暴为倒卖海洛因所望尘莫及!2000年春节,号内人以300元购了6包烟。而好几个从六区调到404室的人都告诉我,在六区,则是管教干这种营生。一个管教管5个号,以每号每月8包计,一个月40包,光这一项,就能赚2000余元。我太清楚了,对于烟虫来说,为了抽上一口烟,宁可少吃几袋方便面。因此,令人咋舌的暴利烟交易得以顺利维持,经久不衰。烟进来了,再用原始办法“搓火”:在棉絮上撒上少许洗衣粉,卷成捻子状,用塑料鞋底压住捻子在地上快速滚动磨擦,很快,火星、火苗就冒出来了。这时,烟民们就在监控器的盲点处会聚,美美地、舒心地当上一回活神仙。

在看守所里,还有一种交易使香烟交易远为逊色、沦为小菜一碟,这就是“走托”交易。“托”、“走托”、“有托”、“正托和反托”是号里使用频率极高的几个词。但凡有点可能,刑事犯罪嫌疑人的家人或朋友就会想方设法使出浑身解数去“走托”——找门路行贿公检法人员,以使官司出现自己所期待的结果。这一条达不到的话,就退而求其次:能不能使在押者不受皮肉之苦?能不能快点了结?能不能尽早下圈(离开看守所到服刑场所)?能不能送点吃的?等等。走托交易的盛行和泛滥,是对所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公然蔑视和戏弄;在有的地方和有些时候,管用的分明是“以金钱为依据,以人情为准绳”。

走托交易达至贪赃而枉法,是一种一本万利的腐败交易。从朝阳看守所邮上来的一位姓梁的人告诉我,他父亲花了6万元走托,由于找的托硬,结果他干的10多起抢劫“缩水”成了2起。从炮局(公交分局看守所)邮上来的一个人说,他家花了6万元,但托软了一点,没能达到不来七处的目的。四川巴中人刘德国告诉我,他的同伙曾经多次“栽”在朝阳或丰台分局,他们老大花钱找托,如果事情不大,常常立即获释。密云县人肖海军告诉我,他自己就好几次在密云被抓,都是家中使钱走托,将他“捞”了出来。

走托交易是一种典型的制度性腐败。它已经远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半公开、公开地、每日每时地在进行,只要看一看那些随处可见的肥得流油的办案、审案、判案人员,就什么都明白了。号里人的官司都还没有了结,因此在走托一事上,嘴都比较紧,尤其是每每花上十多万、几十万元走托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和毒品犯罪嫌疑人,他们的嘴就更紧了——我在这里提及的几桩小买卖,可以说连冰山一角都称不上,真的。

 

 

 

十三    求书不得

 

1999年8月8日,立秋,这天我向看守所交了两份报告。一份是求病号饭的报告:由于出现痔疮苗头,我决定“改善”一下自己的伙食,打报告申请半个月的病号饭——一种软食,是煮得烂烂的切面,里头有少许鸡蛋。这份报告很快就生效了。另一份是求书报告,全文如下:

 

宋管教并转看守所:

本人酷爱读书,而号里几无书可读。我家中自费订有《方法》、《读书》、             《英语世界》等杂志,是否能请家属送来一读?读好书是人生一大乐事,有好书,则窝头胜过馒头。如蒙允准,不胜感激!

404室良心犯

江棋生

1999年8月8日

 

报告由学习号交给管教之后,似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一个多月后,宋管教口头答复我,说是看守所正在筹建图书馆,等等吧。这种推诿式的拒绝并不出乎我的意料,我只是多少有些困惑:你建你的,我送我的,分明并行不悖;况且又是举手之劳、行善积德之事,为何就是不为?

求书不得,于是只能打起字典的主意来。好在号内有一本《新华字典》,我就开始逐字浏览。这样,好多生、冷僻字平生头一次一一打了个照面。但事后检查,真正记住的只占1至2成,倒是不少以前迷迷糊糊或知之不确的常识性东西,这下得到了澄清。此外,作为南方人,我有一个先天的弱点,就是对好多普通话中的口头用语不知晓、不会用;即使会说了,相关字词也不会认和写,这一回则有了突破性进展。此外,还顺便知道一些吴语方言也被字典认可了,如:噱头,打烊,戆头戆脑。

一进看守所,英语的听说读写就全部吹灯了。后来通过关系,从别的号弄来一本《牛津双解词典》,这样才又稍稍接触一点英语。几个月后,宋管教终于从别的号给我拿来一本马克·吐温的《汤姆历险记》,英语功课总算聊胜于无。

1999年12月,王丰父亲从济南用特快专递寄来《三国演义》,而管教将书又漏进来了,遂使我有机会在30多年之后,得以重读一遍这套古典名著。不过,毛宗岗父子的批注乃是初次读到。作为传世之作,书中对世事沧桑、人生历练的描述可说是入木三分,深堪玩味;而毛氏之评说亦令人叹为观止。看来,中国人对人性中的不少东西是早已悟到且早已悟透,从中映出的聪明、智慧、狡黠、机贼与圆通自不必多说。留下我想说的有三点。一是反皇帝不反制度。群雄并起,都想当皇帝,但制度万万动不得,也没人权什么事,重要的是把专制政治给玩好。这说明中国人在制度创新上欠缺大聪明、大智慧。二是孙策凭直觉不信鬼神,且力排众议,当属难能可贵。然而,当今中国依然是信鬼神者众,我的同龄人中信者亦为数不少。可见鬼神之事,恐怕只能是各信各的,强求不得。三是“平其气则谋”。这区区5个字,贯通多少人事!大至国策,小至奕棋,都是这个理。每个打牌、玩棋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体会:当由懊伤、激怒或其他原因导致气不平时,失算、漏算就频频出现,牌越打越糟,棋越下越臭,且难以自拔。总之气不平时,脑子就不好使。当谨记于心。

 

 

 

十四    棋牌相伴

 

如果说,看守所里最缺乏的是自由,那么,最富余的当数时间。官司未打完时,就没多少好想好聊的;官司打完等着下圈时,就更是无所事事了。可以说,如果号内没有棋牌,真不知时光该如何打发,又不知会生发几多烦恼、几多纠葛、几多反常!每天下午5点至晚上9点,多数人都是在棋牌相伴中将日子打发,这段时光的基调是忘却心烦,寻乐得乐。当然,乐极生悲也时有发生,这时,有人因赌气争执而打起来了。

号内的扑克是用公费从看守所小卖部订购的。所谓公费,是由家里来钱的人按月上交,供购买公用物品,如洗衣粉、洗涤灵、手纸等之用的一笔款项。一般每人每月交20元,以保证无钱的人也能搞搞个人卫生。如果家里不来钱,又没有人缘,那就连手纸都用不上,只能水洗屁股了。

号里人玩牌,一般是玩“拱猪”和“敲三家”。吃完晚饭收拾停当之后,或结对、或两两搭档在铺板上成一字儿排开。由于水平相当,又很投入,玩到忘情处,叫声笑声四起,有时竟成鼎沸之状,以致招来看守踹门示警。

一般情况下,是玩而不赌。但如果刚好白天买了方便面,于是便会赌面,“拱猪”出局的输家乖乖将面拿出来。无钱的人赌什么呢?他们赌喝凉水,赌弹脑壳,赌做俯卧撑。

我在外面已经多年不摸牌了。在号里,我有时会玩一下早年就会的“打升级”,并尽量用心去打。在双方牌况相当的情况下,会有一番智力和意志的小角逐,打出一些机巧有趣的配合来。冬日的一天下午,我更是遇上了一个或许可称得上50年不遇的小概率事件。当时我们打10,我做庄。在摸到的12张牌及另外拿起的6张牌中,竟没有一张主牌!我以为必输无疑了。然则柳暗花明,否中藏泰。稍一整理,发现手中竟有11张梅花,只缺梅花2,另外留下了黑桃A,共12张。我先出黑桃A,第二手就将11张梅花全部摊牌,两手就把对方给“剃”了。号内人都惊呼,在他们的打牌生涯中,还是第一次遇见过如此奇特的牌形。

号内的棋类品种齐全。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围棋都有,顺便五子棋也就有了。除曾经提到过的用纸片做成的棋子外,其余则皆由窝头“面”做成。所谓窝头“面”,是将窝头捣碎后加上少许豆奶粉、棉絮和成的“面”。维族人赛义德捏出来的国际象棋,在昏黄的灯光下,几可乱真。我会下两种象棋,中国象棋是从小就会下。我的故乡——常熟是个琴棋书画都较有名气的江南小城,常熟人惠颂祥曾经取得过中国象棋全国个人赛第四名的好成绩;象棋大师、江苏省棋院教练言穆江也是常熟人;我的四弟江华生曾经获得过江苏省职工围棋赛冠军称号。下国际象棋是90年春在秦城监狱学会的,由同居一室的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研究生陈见兴所教。

我在号内主要下中国象棋。近一年来,我花在下棋上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在外面50年中花在棋类活动上的时间。在外面,我只在星期六上午10:00——11:30看电视直播的象棋快棋赛,此外,每月或每两月与首都师范大学象棋协会的棋友下一次棋。在“平其气则谋”的状态下,我的胜率较高,可坐号内第一把交椅。第二把交椅则凯觎者较多,于是便互相叫板,赌起喝凉水和弹脑壳来。我记得河北饶阳县的人贩子段兴厂,由于屡屡输给山东人王丰,其额头上鼓起的包,足有半个鸡蛋大。

 

 

 

十五   讼事实录

 

1999年6月26日,星期六,我身陷七处已达38天,不管是否下捕票,谜底都应该在今天揭晓。看守所与外头一样,也歇大礼拜,星期六、日,在押人员                                                不用横成排、竖成行地坐板,可以在号内自由活动。6月26日这天,酷热难忍,号里人大多光着膀子,并时不时进水房冲凉,我和贵州人李刚则铺开棋盘,纹枰对座。大约10点30分,号门被打开,看守呼名后,我推枰起身:果然不出所料,来提我了!

几分钟后,我在预审室坐定。庞江开了空调,给我倒了杯白开水。我明白要下捕票了,就静等他开口。很快,他不紧不慢地说,检察院的批捕决定昨天才下来,因此今天来执行,涉嫌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说,我知道要走到这一步,没什么要说的。我当时凭直觉感到,他们要在预审笔录上做手脚并不难,因此不想把我的态度留在笔录上。简短的笔录经我签名、摁手印后,庞江随即拿出逮捕证让我签字。我接过捕票细读了一遍,包括读了上面盖有的公安局长强卫的大红印章,然后在签名一栏上重重地写下了“文字狱”三个字,继而在下一行再写上我的名字。庞江在一旁目睹,显得十分不快,张嘴埋怨我为何刚才不表示态度。我这才笑着说,这是我早就想好了的,这样的逮捕证或许会在历史上留下点意义呢。我告诉他,1990年10月7日,我在秦城监狱接捕票时,写下的是一个大大的“冤”字,那张捕票上,盖的是苏仲祥的章子。当然,“文字狱”三个字厉害多了,但并不是针对他的,只是由他把这个信号带上去而已。他无奈地喃喃了几句,将我送回监号。

7月25日,又是一个热浪肆虐的日子。下午2点多,由书记员宋俊杰出面,问我5月18日安均给我发传真的事。当时预审室内还坐着两个身着便衣的人,庞江有事外出了。我这才知道,河南信阳的安均也被抓了,坐在我面前的两个陌生人,便是河南方面的公安。安均由反腐败到反专制,当局以为把柄在握,就下手了。我由此担心,西安和长沙两地,是否也有人身陷囹圄?

9月9日下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一名书记员来到四区甬道口,我被告知,我的案子已经由公安局移送到检察院。她还告诉我,我有“请律师的权利”等。

9月22日上午,我戴着手铐第一次步出看守所大门,上了检察院第一分院的囚车,到八宝山分院所在地接受检提。提讯室在地下一层,与地下停车场毗邻。检察官李磊森五十开外,书记员白欣染了黄发。我坐定后,李磊森让法警除去我手上的铐子,说:“这样来谈,好一些。”检提所问的几个问题,都是有关两篇文章的事。一篇是96年2月李晓平写的《关于和平地实现中国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几点思考》,另一篇是99年4月我写的《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从其所问,我知道了起诉书将会是什么样子。最后提到请律师一事时,我当即指控公安局违法剥夺我的权利。李磊森听完指控后面无表情、不置一词,没有呈现一星半点法律监督的冲动。我明白,这就是国中老百姓常常遇到的“说了也白说”的情形。我的态度是,白说也要说,说的人多了,或许就会起作用。我告知李磊森,我全权委托我妻子为我聘请辩护律师一名;究竟请谁,由她决定。

99年10月11日下午,我在看守所律师楼见到了莫少平律师和他的助手王刚律师。我以前没有见过莫律师,只知道他曾为方觉辩护过,出于对妻子的信赖,我毫不犹豫地在委托书上签了字。很快,我发现与律师的交谈和沟通不存在任何困难。我们谈了情,谈了理,谈了法。我略带惊讶地知道了两件事。一是我妻子从未接到我被刑拘和逮捕的通知。二是律师在我的案卷材料中没有见到任何预审提讯我的笔录材料。好在他们没敢抽换逮捕证,在我所见到的逮捕证复印件上,“文字狱”三个字象一颗正义的钉子,将捕票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最后,我读了一遍公安局写给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上面建议拿《思考》、《烛光》两文来给我治罪。而莫律师也已有了他的倾向性意见:那些“犯罪事实”完全站不住脚,准备为我作无罪辩护。“当然”,他说,“辩护意见必须针对检察院的《起诉书》才能正式形成。”

由于我的案子纯粹是当局强加的政治迫害,相应的司法程序实质上只是过过场而已,因此,请不请律师原是两可的事。再说,我不仅能在法庭上自己为自己辩护,而且还有能力“自卫反击”——据理申斥文字狱的制造者。那么,我为什么决定要请呢?我之所以要请律师,主要目的是想增加当局黑箱操作的难度,使本案有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历史见证人。说心里话,我并不奢望律师会冒着风险完全实话实说。因此,那个秋日下午,莫律师用十分平和的语调所表明的态度,直使我胸中漾起一脉感动和感激之情:莫律师和王律师肯定能从我的眼神和表情中看出来,尽管我并没有说出来。

10月20日,我通过宋管教向驻看守所检察官递交了控告信,控告公安局践踏

我请律师的权利、我妻子知晓我被刑拘和逮捕的权利和我妻子代为聘请律师的权利。

10月21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名书记员来到404室门口,向我送达《起诉书》副本,并告知“10天以后随时开庭”。

 

 

十六    开庭前后

号里人浮游尘世,见多识广,但却从未见过针对政治犯的起诉书。因此我一回号,他们就要过起诉书争相传阅起来,并且马上就议论开了。

“这算犯的哪门子罪呀!”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写篇文章就给加顶那么吓人的大帽子!”

“人权人权,连说话权都没有!”

“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共产党还在这样把人往死里整!”

10月29日上午,莫律师再次来到看守所,告诉     我11月1日就开庭。当时我觉得,法院赶在起诉书刚下第10天就开庭,表明当局似乎拿定了主意,要速判速决。其实,我也希望尽早对簿公堂,一是能见到亲人,二是能留下一篇经得起检验、无愧于历史的辩护词。

辞别律师回到号内,我就潜心推敲早已打过多少次腹稿的辩护词和最后陈述来。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自我辩护一定要浩气在胸、正面迎击;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言简意赅、打中要害。最后陈述要出自肺腑,有情有义。为了避免被审判长动辄打断,在遣词行文上还要注意拿捏得当,不能意气用事。

10月30日、31日两天,是休息日。在这两天中,我从容敲定了自我辩护和最后陈述的最终文本,并决定开庭时不带片纸,以正气和辨才在法庭上反客为主,将迫害者置于被告席上。号里人则忙着帮我洗衣裤,还张罗着给我找合适的鞋子,并嚷嚷着要为我制作领带;还有人主动替我值夜班,以保证我精神饱满、器宇轩昂地拿下这场真正的官司。

99年11月1日,刚用过早餐,监门就被打开了。尽管我早已穿戴整齐,但王丰还给我递来了毛背心,张志力为我披上了棉大衣。我高举右手,向全号打出一个“V”字,转身迈步出监。

那天,去一中法开庭的有6人。法警将我们带出看守所北大门后,一个被人称做“老大”、身着皮茄克的人将我单独留下,而让其他5人上了依维柯囚车。稍后,我被带上一辆警车,看押我的两名法警抱怨说,为了我的事,他们连早饭都没吃上。他们告诉我,7点不到,公安局的人马就开到了一中法内外实行警戒,他们也随即集合起来,驱车来看守所提我。我清楚,当局的政治犯恐惧症又犯了。不一会儿,“老大”上了警车,坐在驾驶座上。他对我说,他必须万无一失地完成上头交办的任务。旁边的法警告诉我,“老大”就是他们法警队的队长,48岁。只见“老大”频频用手机通话,等候出发指令;直到8:30左右,三辆警车和一辆囚车才鸣响警笛,驶离看守所。由于实行了交通管制,因此一路绿灯,畅行无阻。在途经的各个路口,都聚集了密密的车辆和行人,他们因早早亮起的红灯而被迫驻足等候——他们不会清楚,当局如此劳师动众、草木皆兵,乃是为了对付一个敢说真话的良心犯!

为了避开早已聚集在法院西门外的关心我的朋友和记者,车队没按惯例走西门,而是从一中法的北大门驶入,在中央大楼的一道边门处停下。在囚车上的5人被先行带入大楼之后,我下了警车,被带到楼里的一间暂押室内,解开手铐。我脱下大衣,一个人在里头慢慢踱步。尽管很快就要见到亲人,很快就要作为一名“被告”而平生头一次走上法庭,但我的心绪却出奇地宁静,宁静得连自己都难以相信。

几分钟后,法警打开暂押室的铁栅栏门,传我上堂。法庭离得很近,我走到门口迈入第一步,就督见了坐在仅有的5个旁听席最右端的妻子。她带着眼镜,显得瘦削,冲我点了点头。我点头示意后,又扫了一眼另外4个派来占座的旁听“群众”,微微一乐,径直走向被告席。这时,审判人员、公诉人、莫律师和王刚律师都已正襟危坐,一场无奈的、虚伪的“公开”审理就要开张了。

……………………….

 

约莫2个小时后,当我的最后陈述进入尾声之时,旁听席上突然爆发出一阵掌声。我确知掌声来自亲爱的妻子。恼怒的女审判长立即指使法警驱赶她。我转身目送妻子步出法庭后,压住怒火,继续进行陈述。最后,我对法庭提出强烈抗议,抗议其掏出红牌驱逐我妻子的粗暴行径。

闭庭之后,我被带到暂押室甬道中,“老大”让我临时占用法警值班桌椅,以便进行最后一道程序——阅读“法庭记录”。书记员的手工笔录明显跟不上庭审进度,尤其对被告人的自我辩护和最后陈述,记得更为简略。我对书记员当面提出上述看法后,给了她一个面子,签了“大体无误”四个字。而几乎是刚放下笔,就见法警忙着要把我先送回去。我说:“还有5人没完事,就不等了?”“老大”说:“不把你先弄回去,这一路上多少警察该吃不上饭!”我笑了,说:“现在我回去,早过了七处开饭的点,按规矩,来这儿开庭的,一中法都管饭,这次也得管我的饭呀。”“老大”也乐了,说:“你倒打听得仔细。得了,给你拿个包子和鸡蛋,优待一下。”

由于路上又是交通管制,两辆警车驶出法院北大门后,如入无人之境,一路疾行直抵半步桥。很快,我就由法警在四区甬道口交还给值班看守。走在长长的甬道中,我和看守聊了几句开庭的事,他则叹了一口气,说:“咳,你真犯不上,民不与官斗么。”我回答说:“什么时候官不与民斗了,中国才有希望呢。”

我一进404室,已经铺板午睡的号里人可就躺不住了,而我则更是全无睡意,于是便将开庭情形绘声绘色地详述起来。我告诉他们,搞文字狱的人有多心虚:一是让我坐警车而不是囚车;不知是怕劫车,还是怕媒体?二是不进西门进北门,躲开人群和媒体。三是旁听椅给撤剩了5把,搞事实上的秘密审理。我说,我的心愿是搞现场直播才合适,才过瘾,而官方却特别胆小,害怕公开,拒绝公开。这时,顺义人张春华说,他今天与同案人一起去高法接受讯问,在进、出西门时,见到马路两旁聚集了不少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同一个地方)。我对他说,那里头一定有不少是我的朋友。我提到作为公诉人的检察官在堂上一点底气也没有,被我和律师驳得涨红了脸,相当尴尬;作为审判人员的法官则是例行公事,敷衍任务;而我的律师则有理有据,声音宏亮、清晰、抑扬顿挫,起诉书存在的“指控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两大毛病都被他一一揪了出来。我介绍了自己所作的成功的辩护,并大声复述了部分辨词。我说,由于审判长多次无理打断,致使我不得不提高语速,从而给一场事实上的反诉及反审留下了些许缺憾。最后,我谈到了法庭上响起的令号里人啧啧称奇的掌声,讲完了一个他们从未经历、也前所未闻的开庭故事。这时,号里破天荒地响起了一片赞叹声、掌声和敲板声!而这时,看守所的监控室也发现了404室的故事会,只听得甬道中响起一阵匆匆的脚步声,看守赶来敲门,并打开观察孔对我说:“行了行了,赶快睡吧。”

 

 

十七   巧遇校友

 

由于人满为患,北京市看守所从98年8月23日开始,问朝阳区看守所借了20个监号,凡是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起诉的被告,就要由七处解送到那儿关押;等他们接到二中法的判决书后,再押回半步桥,打二审官司。1999年10月25日,中午时分,404室调进了6个从朝阳所过来的人犯,其中有个戴眼镜的经济犯,个子不高,胖胖的,与人相处颇有自来熟的味道。由于很快就午睡了,下午又是坐板,因此我一直没能和他说上话。晚饭以后,学习号华岩突然高声叫我,说来了一个人民大学毕业的,是你校友。我过去一瞧,就是那个胖子。铁窗之下会校友,双方自是一阵惊喜,一阵感慨,接着就坦怀无束地聊开了。

胖子叫张志力,云南昆明人,89届金融专业毕业硕士生,因为积极参与学潮,被延期一年毕业。然而,由于档案经好心的老师作了“处理”,他居然被分到国家旅游局去了。我和他在89学潮中未有接触,但都认识张洪江——一位学运积极分子,人大硕士生,毕业分回江西后,因不堪忍受进一步的迫害而上吊自裁!10年之后,不意重提这件人间悲剧,直令我俩悲愤莫名,长叹连连。胖子当上旅游官僚后,吃喝玩乐,逍遥自在。几年后,又被派到旅游局下属的一家投资公司,握有实权。胖子坦率地承认,在巨大的既得利益侵淫下,他从一个对现行制度进行过批判性思考的青年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维护现行制度的分肥者。由于胃口越来越大,终于东窗事发:挪用公款1500万元且无从追回,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看得出来,张志力属于那种想得开的人。仕途断裂,重刑加身,却照样能吃能睡,爱玩找乐。他打“拱猪”是一绝,又见缝插针学下国际象棋。几天以后,他开始白天作“桥牌入门”讲座,晚上指导我们配对试打。我的全部桥牌知识,就是从他那儿得来的。他为官数年,精于此道,我学到的,当然仅是一些皮毛。此外,他还是一位古诗词爱好者,常常踱步斗室,低吟浅唱;号内流传“七笔勾”,他见到后,先是评点有加,后又执笔改写。可以说,这个精力充沛、不修边幅的胖子的到来,给号内平添了几分热闹、几分情趣。

共同相处增进了我俩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有一天,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共产党气数已尽。”我感激他对我的信任,但我知道,多年来他已不读有关理论书籍,这个谶语般的结论从何而来?因此我马上问他:“此话怎讲?”他说,这来自他亲身经历中的感悟。他告诉我,他在朝阳所期间,有好几个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穿制服的人,请他代写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他雄辨地说,连这些个“积极分子”都如此看低看贱共产党,以致竟让“罪犯”代笔而亵渎共产党,你看共产党还有什么气数?

有意思的是,我后来发现,张志力在提到毛泽东时从不直呼其名,而是带有较浓的个人崇拜的神色和语调。我几次想直言相问:“这是为什么?”但终于未能开口。1999年12月8日,他离开七处,去大兴团河的南大楼转运站。他曾经对我说过,他很可能回故乡昆明服刑,并在昆明开始演绎他新的人生。

 

附:

七笔勾

 

序:九九冬,滞七处,逢江君诸公。言订旧度新,传以乞雅正,然,乐为之。

 

张志力

 

1999年11月11日

半步桥头,雾霭氤氲煞气稠。

獬豸抚角忧,魑魅魍魉吼,千般镣黯锈,咫尺飘尸臭。

一入斯门,此生便罢休。

因此上,把浪子回头一笔勾。

 

遗恨难休,养育之恩何以酬。

却念旧风流,门楣今蒙羞,病榻莫能守,遥拜魂西游。

凄凉荒冢,愧疚泪长流。

因此上,把孝子贤孙一笔勾。

 

思念佳偶,花前月下相携手。

心仪两相印,誓言共皓首,一朝成楚囚,愿她自由走。

黄连苦酒,孑然饮已够。

因此上,把夫唱妇随一笔勾。

 

伫斜阳久,悄垒河畔青青柳。

依依儿正幼,茫茫街孤游,不惧衣单陋,惟有失教忧。

子非仲谋,终是父咎由。

因此上,把望子成龙一笔勾。

 

义气千秋,披肝沥胆同剑酒。

桃园金兰友,今日还在否?不抵威逼诱,奈何他人诟。

易水燕侠,作古何悠悠。

因此上,把红尘知交一笔勾。

 

年华豆蔻,一任春风拂锦绣。

宝马陌上路,飞鹤九洲渡,香歌满画楼,幽欢牵心头。

几番风月,可堪叹再有。

因此上,把红粉知已一笔勾。

 

丹心白手,天地人鬼尽摹透。

悲欢离合苦,进退荣辱愁,青山遮不住,大江奔热流。

不入斯门,不经沧海不英雄。

因此上,囹圄下

把逍遥世外、蹉跎岁月一笔勾。

 

 

十八    轮子孙巍

 

我在写于1999年5月上旬的《五四前夕读报随想》一文中,提到了4月25日两万多名法轮功练功者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南海静坐,并且点出了当局的报复行动:立即收缴《法轮功》书籍。

以后的事态表明,对于民众的抗议行为,哪怕是静静的、无声的抗议行为;对于民众的不便或不能纳入其控制之下的自组织行动,共产党至今没有什么新的思维和新的对策,所祭出的,还是它的老套路:打压。

在国务院信访办出面对法轮功练功者进行了几次安抚和愚弄后,大规模的、赤裸裸的打压就揭幕了。7月22日,“法轮功”被打成“非法组织”而遭公开取缔。10月,“法轮功”又被扣上“邪教”帽子而置于死地。我明白,在看守所里遇见法轮功弟子的一天日益临近了。

1999年11月9日晚上,404室进来了一位法轮大法的信奉者,丹东人孙巍。一问才知道,抓人的事早就发生了。小孙97年毕业于辽宁大学计算机系,后在中关村一家电脑公司打工,4月25日参加中南海静坐后,很快就被刑事拘留,关在炮局(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看守所的别称)。在关满30天时,是办了取保候审出去的。10月底,他从因特网上下载了一些关于法轮功的资料,复印了200来份,给北京市公安局和所属的各分局各派出所寄去,也给少数亲朋好友寄了,这一下就给直接抓到七处来了。

小孙比较瘦小,戴眼镜,面相显善,号里人都叫他“轮子”。大家问他为什么对法轮功“执迷不悟”。他说,他在辽大读书时患有失眠症,十分痛苦,经人介绍练习法轮功后,很快不再失眠;进而再读法轮功的书,里头劝人向善不行恶事,他就把自己偷骑的一辆自行车又还回原处了。一步一步地,他就对“李老师”(他从不对李洪志直呼其名)说的越来越信服,认定“李老师”就是比常人要高不知多少个层次。号里人相信“轮子”说的是实话,但是,他那种对待法轮大法的痴迷和对李洪志“保持高度一致”的拜服,却让人大不以为然。号里人一向牛得很,有事没事常拿天皇老子、政客明星开开涮,这次当然不会轻易买李洪志的账,于是问题就象连珠炮似的射向了小“轮子”:

“你们的法轮到底啥模样?几斤几两?”

“李洪志治好罗锅可是真的?”

“能不能让‘李老师’搬运一些肉包子来?”

“李洪志比如来佛层次都高,为什么还要改生日?”

“弟子落难,李洪志为什么不回来搭救?”

“‘鲶鱼嘴’对法轮功如此无情,李洪志为什么不发发功,让他十月一日阅兵时浇个透?”(号里人见江泽民的嘴长得象鲶鱼嘴,因此给他起了这个绰号)

…………………….

 

令大家赞赏的是,面对所有这些问题,小“轮子”都讲究真善忍,不急不恼,语气虔诚地一一给出他的说法。不仅如此,晚上躺下后,他还对或好奇、或扳杠的左邻右舍不懈地进行传道护法,低声细语说上几小时。总的说来,“轮子”在号里处得还不错。当然,他被大伙讪笑的事也有好几桩,这里且举两例。一是他自称能接收宇宙中的高能量物质,然而又比谁都怕冷,根本不敢洗凉水澡,于是不仅引来阵阵讥讽,后来还被轰下板来,勒令去水房擦身洗脚。二是他来到404室后,赶上有几次吃土豆,他端起菜碗,满脸认真地发问:“这土豆怎么连皮都不削?”大伙一阵哄笑后,对他说:“你再瞧瞧,黑斑都没去,还给你削皮?”他摇摇头叹息道:“真不讲饮食卫生。”于是,边吃边吐皮,大家吃完了,他才吃一半。

1999年11月11日晚上,我和“轮子”进行了第一次认真的对话。然而交谈不久,我调整得很到位的宽和心态就失稳了:由于分歧太大,我忍不住不时起急。我只得提议只摆分歧不作争辨,并拿起笔记下了15条分歧,声称各自保留,以后再议。我对“轮子”说:“我不能苟同法轮功教义中的许多说法,包括那个什么都能忍的‘忍’字。如果有人践踏你的人权,侮辱你的人格,你也忍?忍有个限度,应当有忍无可忍的时候,否则就有奴才之嫌了。当然,官方给法轮功扣的四顶帽子、定的四反结论则完全是枉加罪名、蓄意迫害。法轮功只是忧人类、忧社会。说它反人类,反社会,这可是弥天大罪,虽纳粹之恶也不过如此。至于反政府,法轮功还没走到这一步,它只是请原和变相请愿。而且在我眼里,反政府并不是罪名,而是公民的权利。就连共产党自己,不也是反中华民国政府起家的么?要说反科学,这有点贴谱。然而,科学并不享有不受反对的特权,反科学不是罪名。”听完我的话,“轮子”对我说:“虽然我俩之间分歧不小,但比起政府来,你看待法轮功的态度要客观公正得多。打压法轮功,肯定是一桩大冤案,魏公村下六月雪就是明证么。”

在这之后,我与“轮子”还就“法轮功是否反科学”和“法轮功是不是邪教”分别进行了几次争论和论证。2000年1月12日,“轮子”被转押海淀区看守所,离别时我俩互道珍重,约定出去以后再好好讨论。

 

附:

15点分歧

 

孙巍                                 江棋生

 

1、人之初、性本善                     人之初、善恶共存

2、意识本质上也是物质                 倘如此,则物质如何定义

3、植物是比人还高等的生命                  正相反

4、史前文化存在                            有可能

5、月亮是史前人类造的                      痴人说梦

6、进化论是完全错误的                  进化论有缺陷

7、人类的主要高科技成果                来源于人类的发现和发明

来源于外星人

8、气功是超常的科学                    气功是非科学或前科学

9、实证科学的基点是错误的,            是特别合理的

即观察和实验作为其基点

是错误的

10、四维时空以外的另外空间             如果存在,只存在于极其
是肯定存在的                       微小的时空尺度之内,与

李洪志无涉

11、宇宙的本性是真善忍,               迄今为止的证据只支持

万事万物先天都具有                 宇宙的本质是运动,万

这个本性                           事万物都运动

12、比人类更高级很多很                 可以作这样的猜测

多的生命是确实存在的

13、人的特异功能是确实存在的             还有待确认或否决

14、人的一生大体上早已被                不赞成这种剧本先定的宿

安排好,个人奋斗只能                命观点、演员观点。

改变小的方面

15、实证科学弊大于利                       利大于弊

(到目前为止)

 

十九    电锯高铄

 

1999年11月11日下午,天阴沉沉的。3点来钟,号内调进了两个带脚镣的人,一个来自海淀区看守所,叫刘波,山东威海人,涉嫌杀人、盗窃,长一身牛皮癣;另一个来自西城区看守所,叫高铄,家住小西天电车公司宿舍,杀人后用电锯分尸并抛尸护城河。“牛皮癣”和“电锯”的进号,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骚动。前者让人畏而远之,后者则令人感到恐怖和好奇。当天下午,还有不少看守赶来404室,站在门口往里一通瞧,为的是看一看“电锯”到底长的是什么模样。

高铄进号时,身穿一件土灰色羽绒服,寡言少语,目光呆滞。然而,要说他长得象歹徒,那可是一点儿都不靠谱。他是75年生人,个子较矮,但脸部白皙,眉清目大,曾在西城一家民办大学读完了大专课程,案发时在中青旅证券公司上班,收入不菲。我们问他:就是你,用一把电锯搅动了京城?!他脸无表情点点头,并不说话。几天以后,他显得较为适应和放松了,慢慢给我们讲了他的事。

由于业务关系,他所接触的,都是远比他富的人。久而久之,心痒难忍。在发财欲望的烧灼下,他选择了靠山吃山的致富之路:盗卖客户股票。99年5月,他卖掉了一客户价值20万元的股票,并临时雇人在西四一家银行将钱取出。岂料雇员见钱眼开,要将酬金从5000元加码至5万元。他将雇员带至车公庄2号楼10层的一套住房内,经两天讨价还价未能了断,遂起意结束对方性命。在雇员于深夜熟睡后,他恶从胆边生,用铁锤猛击其头部而将他送了终。尸体在屋里放了两天后,他借来电锯动手肢解。当天晚上10点多钟,他将两条大腿打包,出门打的去永定门,准备抛入护城河。谁知刚下出租车,就冷不丁地遇上一伙联防,并被不容分说地带至联防值班室。他说,突然大难临头惊出一身冷汗后,不知怎么却很快镇静下来了。在几次要他开包接受检查的危急情况下,他都面不改色地对付过去了,当然,后来想想还真是后怕。最后,他以“去爷爷那儿取了身份证再回来拿包”为由,故意缓步走出值班室,上了马路。待拐过一个小弯,他立马撒腿就跑,跑出大约一站地左右,气喘吁吁地打的回到车公庄,急步上楼将躯干和头颅打了包,一刻未停就又下楼打的直奔德胜门,总算神不知鬼不觉地顺利抛了尸。

我们问他,我们听着都觉得瘆得慌,浑身起鸡皮疙瘩,你用电锯锯人就不觉得瘆得慌?他说,一个人将尸体扛出去,他扛不动;如果叫别人来帮忙,那就更坏事了。想了两天头都疼了,实在想不出招,就硬着头皮这么干了。我们又说,那天你走后,永定门联防一旦将包打开,还不炸了窝?还不惊出精神病来?!他依然脸无表情,轻轻说,那是肯定的。就这么面对面、眼对眼地听他说了,也问了他了,但我们却还是很迷惘:人这个东西,真是够你琢磨的。说实话,至今我都难以把这个脸上没有一丝横肉的小矮个,与丧心病狂残杀同类的恶行挂起勾来。

后来,我和高铄又单独细聊过两次。他说,他的父母和我是同辈人,就他这个独生子,他这次出事是对父母的毁灭性打击。为什么图财又害命呢?他说原因有两条。一条是他信奉拜金主义,自己的心态被追逐财富的欲念腌制过了。第二是他所见到的“先富起来”的人,大都是靠巧取豪夺所成,这种不公正的“生态”给了他深深的刺激。他说,你要写,就把这两条写全了,缺一不可。

2000年1月24日上午,高铄接到了起诉书。不出所料,上面列有“一特两极”:后果特别严重,手段极为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看守所里流行一句话,叫做:一特一极,生死难测;二特一极,必死无疑。他被打上“一特两极”,所面临的,只能是与死神相拥、别无他哉的命运。

2月中旬,他去一中法受审,他的一个叔叔去旁听;他父母心都碎了,不想也不敢去见他。3月20日上午,他去法院接一审判决书。行前,大伙都清楚,他接的肯定是死票。下午,他被破例允许回号收拾东西时(某看守是他的“托”),已经按死囚待遇戴上了前揣,并将在“死号”中度过他按月计算的最后时光。我从被垛中抽出他的被褥,递给了他。当我用目视与他作最后的告别时,他脸上露出了一丝惨淡的苦笑。

4月下旬高法开庭审理时,高铄使小聪明,当庭“晕”倒在地,于是被迫休庭。6月14日上午,高法再次开庭,高铄又一次适时“晕”倒,导致再次休庭。同号郝卫军当天去高法接二审票,与高铄同车往返。小郝告诉我,高铄被架回“笼子”(法院中的候审室,状如笼子)后不久就“清醒”了,大呼小喊地说:法官大人,我冤枉啊!在回程路上,高铄已经一点不晕了,还问小郝“江老师接票了吗?”

7月初,我们知道他已经“晕着”上路了(上西天之路)。

 

 

 

二十    疑罪从有

 

陈向龙,陕西富平人,号里都叫他龙哥。99年12月下旬,他被一审判处死缓,由朝阳所转来七处,分到404室。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是我所见到的在预审阶段就不认罪,直至上了法庭依然不认罪的两个刑事犯之一(另一个是安徽人胡秀朋,也是小个子,脾气倔,外号“胡一刀”)。陈向龙在98年8月6日被丰台区刑警队抓获,当天,在刑讯逼供下,曾经供述“杀害同屋人李和平”的事,之后随即翻供并再未改口。他被递解到北京市看守所后,继续否认自己杀了人。为此,他受尽虐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七处的预审将他提出去后,竟然三天四宿不让他回号,这期间,只给他吃了一个油饼和一个鸡蛋!除不准躺下休息外,他还被罚面壁而立,鼻尖几乎贴至墙面,每次时间长达6小时以上,不准挪动一寸。他的肩胛处和颈项处,被烟头烫了数十次。预审不得不将他送回号以后,管教又马上提他,见他依然不认罪,就不由分说地给他戴上戒具,并交待号里人“想办法让他正视正视”。而这区区一句话,却又使他不知遭了多少罪!龙哥对我说,他对死早就无所谓了。他经历了好几次生不如死的折磨,他说,他事实上已经死过几次了。

几天以后,我问龙哥要过他的一审判决书。我惊讶地发现,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他杀了人;间接证据只能表明他有重大嫌疑,而决不能据以认定他就是杀人犯。我认为,如果真“以事实为根据”,这个案子根本就判不下去。然而,二中法居然照判不误!不过,判是判了,判官心里并不踏实。因为,如果真是“证据确凿、充分”的话,对一个如此猖狂地拒不认罪的杀人犯,又怎么能从轻判处死缓、不判死即呢?号里人见过类似的判例,他们说,这叫保守判决。就是说,给龙哥留一条命,万一龙哥没杀人,还不至于无可挽回。而我认为,所谓保守判决违背现代法理,是搞疑罪从有。而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如果证据不足,就应当放人,不能判个大概其!我对龙哥说:你应当上诉。他们凭什么定你杀人犯?!龙哥看了看我,翻了翻白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操着陕西话慢慢告诉我:法轮功的人那么善,那么与世无争,也要被他们抓起来,他还能指望什么呢?他决定不上诉。他已心冷如灰,说官司没法打,小流氓斗不过大流氓。

2000年2月24日,陈向龙一天只吃了半个馒头,没说一句话。接下来的25、26、27号三天未进食,不听劝,不说话。28号早、中餐又未食。28号下午,龙哥被管教提出去,再未回号。大伙都认为,龙哥此举不象是意识清醒的绝食抗争,而是很象精神病发作。为什么?他四天粒米未进,脸部明显瘦削,发黑,眼睛深陷,但奇怪的是,却无半点痛苦表情流露。大伙无一例外地对龙哥心怀同情,同时,胸中也是悲愤有加:如果是因冤案而使一个好端端的人精神失常,那可真是个大悲剧呵!

二十一    留言万金

一个人被抛入看守所后,他的通信权利也就随之被剥夺了,尤其是所谓未决犯,根本不允许向家里写信。唯一能向外界通点信息的,是每月一次发出一张要款条,向家中或向朋友要钱。而你能见到的全部亲人信息,不过就是送款条上送款人的签名而已。当然,与外界隔绝音讯的禁律在“有托”的人身上是不起作用的。“托”可以将口信或书信作双向传输,这种“托”称为“空气托”(还有“水托”:能将食品带入或安排会见的“托”;“实托”:能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托”)。对我来说,既无托可走,又无特异功能,而对亲人和朋友的思念却萦绕于怀,难于排解。怎么办?还是那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号里人有家住北京远郊区县的,有外地的,他们所收到的钱款,均由家人或朋友从邮局汇来,看守所设专人将汇款单送到号里,让收款人签字。绝大多数汇款单的“简短留言”栏中都是空白,但我无意中瞧见,门头沟人胡学忠的妻子却写下了10来个字,传来了弥足珍贵的一泓亲情。我突然灵机一动:我不也能试试让妻子寄钱而不是送钱吗?

1999年12月20日下午,送款的女警官打开监门,呼我和另外两人的名字。我隔着铁栅栏门接过汇款单,就见“简短留言”栏中写满了密密的蝇头小字。我扫完一遍,便冲动地、不假思索地将“留言”撕下来了。待我签上字,将单子交还给女警官时,她皱着眉头说:“怎么留言栏没了?”不善作假的我,一时语塞。好在同号人挺帮忙,在门口的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谎称“汇款单送来时留言栏就没了”,将女警官的追问搪塞过去,遂使留言条得以珍藏至今(以后各次留言皆未能撕下)。女警官走后,我把条子拿出来,展平后细细重读。留言是妻子于11月26日汇款时写下的,全文如下:“这个月怎么不见你的要款条?高墙隔开了我们,但它隔不开我们的心。不管将发生什么,我都会陪伴着你,直至永远!我们均好。江枫学习也很努力,请放心。朋友们都想念你。”我刚读完,眼眶里突然泪水涌动,难以自已。坐牢逾七月,家书抵万金!这份家书,带着发妻的至爱真情,穿过四重铁门,将两颗隔不开的心紧紧系在一起。那夜,我心潮起伏,无法入睡。我与妻子相识24年、结婚20年来的相伴相依,滚动映现,历历在目。

妻子于50年12月出生在江苏常熟。她在学前小学读书时,父母调苏州工作,于是全家迁往姑苏,住临顿路建新巷29号。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她在苏州市一中读初二,由于父母皆成“走资派”,她只得当个“逍遥派”。68年,她与同班同学插队于昆山县城南公社团结大队。72年,她回到祖籍常熟县梅李公社塘桥大队,成了回乡知识青年。74年底,她到常熟县纺织机械厂当车工,户口仍在乡下,身份还是知青。75年春夏,经我的中学校友、退伍后在纺机厂工作的陆正芳的热心牵线,我与她相识了,并开始共同编织了一个曲折的、带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至今,她当年的工厂小姐妹们,如高美华、金雪英、张敏亚、秦凤英、穆桂英等谈起我俩的事,还依旧津津乐道,如数家珍。78年春,我作为一名77级新生进了北京航空学院。78年夏,她从常熟被单厂抽调回苏州,在南门商业大楼工作。

1978年冬,作为一个30岁出头的在校大学生,我的结婚申请报告通过特批盖上了北航的印章。1979年春节前夕,我们在苏州领取了结婚证书;80年春节,我们在常熟举行了热烈、欢快、突破俗套的结婚仪式。在那个年月,通常人们结婚,也就是把亲朋好友叫来吃顿喜酒,发发喜糖而已。而我俩则另加了不少小节目,直乐得来宾前仰后翻。此外,还有专人照相,配上闪光灯助兴添彩。有好事者还特意写了婚庆贺词,先由苏仁炎用普通话朗读,再由沈国放译成英语——满堂宾客撂杯停箸,洗耳恭听。总之,我俩的婚宴标新立异,效果甚佳。81年春,她与人对调来京。81年11月10日,我们的儿子江枫来到人间。从82年春开始,我们朝相伴,夕相守;共患难,同欢乐。工作之余,她读完了中专,又通过严格的自学考试,获得了档案管理专业大专文凭。

自结识至今,风雨同行,24年过去了。这24年来,我俩相知益深,情守愈笃;24年来,我俩形神相随,心心相印;24年来,我俩认朴求真,生死相许……

2000年1月中旬,我收到了第二份留言,回忆如下:99.11.26的汇款是否收到?我不喜欢冬天,但冬天到了,春天也就不远了。我想念你,更想见到你。朋友们都问你好。家乡的父母、弟妹、朋友都能理解你。

2000年2月底,我收到第三次留言,回忆如下:回家过春节,一切顺利。年初三与游水、居士、刮金等朋友相聚,他们都很关心你、想念你。爸爸行走不便,但头脑清楚,他执意给了我一笔钱。我妈身体还可以,你母亲身体不错。弟妹都不错。2.26江枫将去考TOEFL。

2000年3月底,我收到第四次留言,回忆如下:五件套[1]我早就让朋友欣赏了。去年11月10日我给“疯子”[2]寄去了一份。近来有人告知了你在里面的情形。我们分手已整整十个月了!

2000年4月29日上午,我见到了莫少平律师和王刚律师。莫律师告诉我,由于超过法定期限不下判决,他已向一中法递交了书面报告,要求变更对我的强制措施,改羁押为取保候审。王刚律师则告诉我,江枫已通过会考,两门“优”,其余是“良”。

4月29日下午,我惊喜地收到了儿子写来的留言,字迹清晰、工整,回忆如下:爸爸,我已通过会考,正准备“一摸”。春节回老家,亲人很关心你。快一年没吃到我家的传统大餐——西红柿、鸡蛋、榨菜面了,但那味道,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和妈妈生活很好,很正常,请放心。爸,我永远支持你!   儿  江枫   4.17

读完儿子的留言,我的眼眶中又一次泪水涌动,不能自已。儿子对我的理解超出了我对他的期许,身高1.83米的他,开始展示精神的成熟和人格的光华,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不可替代的慰藉。

人说“知子莫如父”,我愧对。我太注重自己的事,对儿子关心少,操心少,了解少。对他的长处,我能道出三条,真诚,自立,节俭,其它就不甚了了;对他的短处,我能说上两点,少奋发,欠刻苦,其它也是不甚了了。此外,我也不甚清楚,他对我的选择,是何看法,作何评价。我只是相信,我的“落难”会激励他,鞭策他,有利于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年以后,他给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我这个牢就坐得更踏实了。

 

注[1]:指我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等五篇材料。

注[2]:指朱镕基。时有民谣,称江泽民为戏子,李鹏为傻子,朱镕基为疯子。

 

 

 

 

二十二    时有孤独

在所有被关押的人中,政治犯是最踏实的。他不仅心中坦然,而且事业没有中断。然而,作为一个因身份而受到尊敬,因人品而广结人缘的人,在继续我的事业的过程中,却时有困惑,时有烦恼,时有孤独。经过一段时间的细察和静思,我确认,症结在于:我是崇尚非暴力,赞成和平演进的,而我所面对的特定群体,在他们的脑瓜里,却有着中国暴力文化和共产党斗争哲学的最深积淀!

在号里,你要是谈到官僚风流、名士堕落,你绝不孤独。你要是提及贫富悬殊、社会不公,你绝不孤独。你要是谴责刑讯逼供、司法腐败,你绝不孤独。我曾将一首外面见到的《七律·长腐》唱给大伙听,众皆曰:贴谱。经我略加改动后的《七律·长腐》是这样的:

官军不怕应酬难,

万杯千盏只等闲。

五粮水鱼腾细浪,

洋酒龙虾走泥丸。

韩国烧烤浑身暖,

歌厅包房蓝带寒。

更喜小姐白如雪,

三陪过后尽开颜。

然而,当话题推进到“如何变革中国?”时,我所提出的非暴力主张立刻显得孤掌难鸣,而七嘴八舌、应者甚众的主张,则是以暴易暴、造反有理。下面,就是我与他们之间所进行的一场典型的对话。

众:对付共产党,非暴力没戏。

我:那东欧怎么有戏?苏联怎么有戏呢?

众:在中国肯定就没戏!

我:那台湾走向民主又怎么说?

众:那是国民党开明,大陆是行不通的。

我:大陆再来一次官逼民反、改朝换代,有意义吗?

众:甭管有意义没意义,改了再说,换了再说。

我: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不是还得面对和平变革制度这件事吗?

众:那让后代去做。

我:为什么不从我们开始?

众:你有文化,能写文章。我们开什么始?

我:在顺从和造反之间,每个人都有事可做。这件事就是:逐步撤除对统治者的支持,使落后的制度越来越玩不转。这叫行使“无权者的权力”。

众:玩不转它不会抓人?

我:搞非暴力少合作或不合作,绝大多数人不会被抓。少数被抓的,应当坐得起牢。

众: 他抓你,搞你死他活。而你却动口不动手,这不公平,不带劲。你出去再写《告全国同胞书》,就不能是“点燃万千烛光”,而应当是“操起刀枪斧剑”,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你瞧,根深蒂固的东西,急切难以改变。在号内,武打书流行,武打片热门,除我之外,鲜有人不读,不看。我以为,嗜血嗜暴的野蛮习性,长期以来阻遏新的识见的萌生和播扬。“无权者的权力”,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乃是全新的东西,非做有效的启蒙,不会有临界数量的认同。出去之后,当加紧努力呵!

 

 

 

 

 

二十三    严打冤魂

 

号里人谈起自己的案子,说得最多的是“点背”两个字。说“冤”的也有,比如说“量刑过重了,冤”。不过,这种话如果被“二进宫”、“三进宫”听到了,则往往会招来斥责:你这就冤了?要是搁在83年“严打”那会儿,你早就被拉出去了!我一点儿也不瞎说,赶上那会儿,这屋里除了几个经济犯,其余的都得拉出去!“拉出去”是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听了不少关于83年“严打”的事,觉得“二进宫”说的完全是实话。

83年“严打”完全是一场由长官意志主导的人治运动。那年夏天,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直接干政,在北戴河找公安部长刘复之当面交待:三年内要组织三次战役;要严,严就能治住。言出法随,“严打”很快就拉开了序幕。在那场典型的人治运动中,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被任意毁损,法律这根“准绳”被随意胡置,轻罪重判且每每畸重是普遍情形,刑讯逼供、草菅人命成为家常便饭。时至今日,“严打”所造成的罚不当罪的冤魂还在呻吟,“严打”所造成的屈打成招的冤魂还在控诉。

家住丰台的慕永顺告诉我,83年,他把单位的一部旧电话机拿回家去用了,被行政拘留十五天,作了处罚。“严打”一来,一事两罚,被逮捕并判刑4年。他说,这种滥抓胡判毁了他一生。郝卫军告诉我,他见过一个人,83年因偷了一盒价值10多元的电焊条,被判了9年。他还知道一件事:两人在公园里谈恋爱,被联防队“抓获”,女的由于不好意思,谎说“被强迫”,结果男的屈打成招,承认“调戏”被判刑8年。门头沟人胡学忠告诉我,他认识一个人,被怀疑偷了女朋友家的东西,在刑讯逼供下“招认”后,被判了15年。数年后案情大白,他被释放回家,但身子骨已经垮了。胡学忠还说,有一人抢了半平板车黄瓜,结果被毙了!河北固安人尚建国告诉我,83年他在甘肃省第一监狱服刑,他号里有个人因偷了一只皮夹(里面只有5元钱),被判刑15年。此外,他还见证了两起改判。一起是强奸案,另一起是调戏、伤害妇女案,均被判处10多年徒刑,并已服刑4年。“严打”一来,竟然都被改判为死刑,涉案4人都给拉出去了!

从我所列举的一鳞半爪,可知“83严打”在背离法治精神的路上走得有多远。从法治角度看,法律会随着时间而有所变化,但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不能因时段的不同而不同。面对同一部法律,不能在平时执法、司法从宽、从轻、从慢,甚至睁只眼闭只眼,等到“问题成堆、形势严峻”了,就组织战役来个一律从严、从重、从快,整你判你杀你没商量。此类“严打”不仅不足为训,而且要对其进行深刻检讨。然而10多年来,对“83严打”的黑幕,官方刻意回避,媒体保持沉默——完全是自欺欺人。不仅如此,自那以后,还把“严打”当成了法宝,动不动就祭出来使使。当然,后来的“严打”,的确远不如83年那样狂热和荒唐,但滥施酷刑继续下来了,行政对司法的干预继续下来了,有托则宽、无托则严继续下来了。依我看,只要人治的根子未除,一旦“气候适宜”,碰上“政治需要”,83年那一幕就有可能卷土重来。

 

 

 

二十四    清晨链声

 

北京市看守所常年保有80名左右死囚的关押量。他们呆的地方,离我最近处不到0.5米,最远处不足50米。几乎每周,都有人被一审判处死刑,从而加入死囚的行列;几乎每周,都有经二审核准死刑的人被拉出去处决。所谓铁打的死号,流水的死囚是也。执行枪决那天,由于多数情形下不搞公开宣判,一般是在上午8点多钟开门提出死囚,这与正常的检提、法提、管提和见律师在同一个时间段,因此即使近在咫尺,我们还是无法知道,某一天是否又有人“上路”了。然而,如果有一天,在早餐开饭之前,死号的铁门被打开,随即甬道中响起铁链声时,我们便能断定,今天有人将被处决,而且一定是经公开宣判再付执行的。1999年12月8日,一个阴冷的冬日,正交大雪节气。我们刚起床,就听见死号的铁门被打开的声音。很快,甬道中传来杂乱的、此起彼伏的铁链声,估计至少有6至7人被“点名”叫出去了。12月13日,刚接了一审票来到404室的密云人肖海军说,他在朝阳所读到了12月9日的《北京日报》,上面有陈连民等9人于8日被 枪决的消息。而这个陈连民,原来就关在404室,与我紧挨着睡。中秋节前一天,9月23日上午,他去一中法接一审判决,再未回号。两个半月以后,魂归西天。

有句老话,叫做隔行如隔山。看守所里,则是隔墙如隔山。除了清晨链声给我们带来一些信息外,关于死号与死囚,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而好奇心又常常驱使我们就如下一些问题进行猜测和争论:死囚如何度过他们的最后时光?让不让死囚提前知道处决日期?临刑前一天给不给吃特殊的、最后的晚餐?当局怕不怕死囚叫喊?用什么法子不让其叫喊?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两件事提供了确切答案的话,你就是在404室再呆上一年,那些问题也依然是个谜。

第一件事是,2000年1月21日上午,我在律师楼的等候处遇见了河北故城人杨树宾。他因抢劫罪被一审判处死刑,脚上带链,双手带揣,关在413室。那天出来见律师,是走二审程序,打二审官司。我抓紧机会,问了早就想问的问题,他则一一作了回答。他说死囚何时被拉出去是从不提前告知本人的,当然更不会给一顿“改善”了的最后的晚餐。处决那天上午8点多钟(要进行公开宣判的,则是6点多钟),监门打开,管教来指名提人,且门外站着法警。死囚一跨出监室,颈项上就被法警套上绳圈,以阻其叫喊。随后就被带去验血,确认正身;押到法院后,解揣,五花大绑给绑上,剔除脚镣;法官宣读二审法院的《刑事裁定书》后,被押赴刑场。他还说,号内的活全是死囚干,包括给陪号洗衣服。家里或朋友给死囚送的钱,要被陪号“切”去30-40%。杨说,他的事二审也没戏,二审“拉回来”的只占5%左右。

第二件事是,2000年6月22日下午,404室调入了一个经济犯李首龙,他是吉林延吉人,朝鲜族。他在411室当了8个月陪号,前些天打报告要求回老家服刑,结果就被调过来了。他一来,我们就把杨树宾所说的与他一一核对,结果他只订正了一条,即现在死囚的钱全都保存在管教那儿,陪号“切”不着了。他又告诉我们说,他们称死囚为“重号”,而“陪号”的正式名称叫“监护”。陪号每星期要写一份“监护报告”,没什么可写,就象小学生那样胡编。411室有7个陪号,8个重号,基本上都睡在板上。值夜班全由陪号承担,分前、后夜,各一人当班。与普通监室相比,死号的气氛要沉重得多,压抑得多。“重号”不准高声说话,不准唱歌甚至不准哼歌。他们也时常反思,但主要是两条,一条是 “点背”,另一条是“对不起家里人”。对自己的“罪行”,则极少忏悔。这使我想起曾经在313室和404室见过的准死囚——即自己和别人都认为将被判处死刑的人。他们是王延、孙宝仓、吴朝阳、毕大维、陈连民、陈金琰、廖林、李亚平、高铄、刘波。10人中我只听到孙宝仓1人作过忏悔。而在我所见过的、交谈过的100来个在押人员中,也只有河北唐山人刘长海和湖北遂州人张云军作过忏悔。中国人之缺乏忏悔意识,是否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死囚,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如刑场在哪儿?处决后摘不摘器官?谁给摘?等等。不过,这些问题难以在看守所里得到答案,只能出去以后再说。而对搞清楚了的问题,号里人则有两点评述。一是临刑前不给好吃的,说明共产党不如皇帝老儿慷慨。以前秋决前夜,狱卒还给死囚送几碟菜,烫一壶酒。现在却是两个窝头、一碗菜汤就给打发了。二是临刑前不让出声,显见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大度。电影里常有共产党员在刑场上高呼口号的,可见喉管未被割断,或脖子未被勒紧。如今的死囚却是开不了口,说不了话,彻底歇了菜。

 

 

二十五    七处白描

 

关押在七处的人,对外统一使用“宣武区半步桥44号旁门”这个通讯地址。而11年前的1989年,我在秦城监狱往家里写条要钱、要衣、要书时,让用的也是这个地址。当时,我压根儿不知道“半步桥”在什么地方,“44号旁门”又是个什么所在。如今,当我动手写下这节杂记时,我在“旁门”内已经生活了13个月又17天,可以说,对七处的基本布局和其他一些情况,我已经了然于心。

路人走在“半步桥”上,他见到的是七处的西大门。接到通知前来送钱的家属所到的地方,是西大门的传达室。进西大门直行约40米,便是七处的北大门。门口挂有两块牌子,一块是“北京市看守所”,另一块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驻所工作室”。北大门是电动大铁门,除汽车进出时偶尔开启外,终日紧闭。大铁门旁有一小铁门,供步行出入,由荷枪实弹的武警把守。进了北大门,是七处的外院,院内有办公楼,预审楼,律师楼和武警楼。往南偏西方向走100多米,又是一道武警持枪把守的大铁门。进了这道门是七处的内院,内院中的主体建筑是一幢外表看来象四层楼的曰字形环楼,是关押犯罪嫌疑人的地方。环楼看似四层,其实是两层,每层高5.5米左右,在3.0米高处建有马道,供看守巡视用。环楼内共有7个关押区。1区住着100多个劳动号。2区专门关押处级(或相当于处级)以上的人,小号,每号关押4人左右。3区主要关押公提阶段的人,大号,每号20-30人不等。4区的401室到404室,加上6区和7区,主要关押检提阶段、庭审阶段及接了判决等待下圈的人。4区是大号,每号20-30人不等。6区、7区是中号,每号10多人。4区的405室到414室,是死号,每号10多人,其中一半是死囚,一半是陪号。5区是女区,中号,每号10多人。在6区辟有传染病区,有3-4个监号。2区到7区,每区有15个监室。这样,共关押1500人左右。加上劳动号,共1600人左右。七处在朝阳区看守所借了20个监室,以每室20人计算,共400人。两处共计,约 2000人。整个看守所是一池活水,天天有进有出。进,主要是从各区、县看守所来;出,主要是去团河南大楼转运站,由那儿再发往各监狱或劳改农场。此外,傍着四区风场的南墙,七处盖了一排简易平房,专供监视居住用。在平房和高墙电网之间,有一小片空地,供被监视居住的人出屋走动。七处内院的四角各盖有1个岗楼,武警24小时执勤,每隔2小时换岗。404室离东南角岗楼很近,换岗时的口令声、枪栓声,在夜深人静时,每每清晰入耳。而白天放风的时候,如果你轻轻跳起往西看,则能见到黄天灰云之下,万博苑高高的写字楼。我和号里人议论过,出去之后,一定去次万博苑,为的是登高俯瞰,好好瞧一瞧七处这块在二十世纪末还关押着良心犯的鬼地方。

我吃了一年多牢饭,对七处的伙食状况已经有了充分的发言权。自1999年12月初开始,每周一到周五,早餐是1个窝头,1碗棒子面粥,外加2小片咸疙瘩。午餐是2个馒头,1碗菜汤。晚餐是2个窝头,1碗菜汤。每周六、日,上午餐是2个馒头,1碗菜汤。下午餐是2个窝头,1碗菜汤。终年是3种当家菜:10月下旬到来年4月下旬,大白菜;5月上旬到7月上旬,元白菜;7月中旬到10月中旬,土豆。每年还能吃到10次左右西葫芦,10次左右芹菜,5次左右萝卜。每年能吃到1次豆制品,在春节期间。每年能吃到1次饺子,在大年初一。平时的菜汤中,大多数情况下均有少量的肉末。元旦、五一、中秋、十一,各有1次炖肉,春节期间有2次炖肉。

七处的食品供应在2000年3月份上了一个台阶。从原来的30多个品种增加到70多个品种。尽管是将批发价进的货,转手以高出市场零售价30—80%的价格卖给我们,但号里人权衡利弊后,还是欢迎这种剥削,认为“剥削有功”:“如果什么都不卖,光吃发的,眼睛早就绿了!”

七处有4件事遭到普遍的诅咒。一是每周一、三、五上午,喇叭里将《监所规则》、《行为规范》各播送两遍。这种愚蠢的做法招至大伙儿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双重拒斥,不仅毫无“正面效果”,而且引得一片诅咒。二是每年元旦、春节、五一、八一、十一前,五次例行的野蛮清监。清监当属必要,但是,有什么必要搞得象鬼子进村、土匪进庄?每次清监,先把号里的人轰到风圈内,然后由穿着青色大褂的看守、管教等进屋,将所有人的被褥、衣裤、食品、日用品等胡翻乱搅,搞成一锅粥。与此同时,另有数人在风圈内实施搜身。20来分钟后,留下满目疮痍的劫后狼籍,扬长而去,其兜里装的,不是他们想要找到的“胡拔”、我们自制的电视室内天线和我的《看守所杂记》(他们根本找不到),而是我们刚买未用的崭新的扑克牌。“政府工作人员”的此种行径,理所当然地被大伙指着脊梁骨痛骂,连抢劫犯都愤愤不平:“他们和我们有什么两样?!”三是搞所谓“专项斗争”时形式主义猖獗。如2000年7月3日开始为期两周的“检举揭发”专项斗争,规定晚饭后也要坐板,且要加班坐到10点。停开电视,不准玩牌,不准下棋,不准有任何娱乐活动。时值盛夏酷暑,26人共挤一室,白天坐了一天板,晚上正亟需放松,而形式主义却漠视这种基本的生理和人道要求,除了使人心烦、遭人咒骂外,还能有什么好结果?四是中秋节、元宵节不给国人发免费月饼和元宵,却给洋人发。这种妄博虚名的做法,受到国人众口一辞的谴责。中国人的节日,国人被冷落,受刺激,平空添堵。再说洋人也未必领情——一是他们不过中秋节和元宵节;二是他们知道中国人反而没给发,心里着实纳闷、不好受。

逢年过节,七处都按共产党的老套路,搞征稿活动和广播座谈,以强制和诱惑双管齐下的手法,使在押人员公开“表明心迹”。对此,不少人虽然心里腻味,但行动上却仍然配合。而我一直希望,大家能慢慢明白,不合作其实是一种更好的选择:你不敢当反抗的斗士,那也未必就只能当自贱的奴才,可以不卑不亢地说几句,也可以打个哈哈什么都不说么。不过,听着喇叭里传来的那些奴气四溢、曲意逢迎的表态,我已经是同情多于作呕。这些在押人员不再是70年代前愚不可及的小老百姓,他们自己明白,他们在说违心话。同时我听得出来,他们的自我作贱,也迹近是一种表演,透出浓浓的应付和敷衍。我为404室只写过一篇稿件,题目是《打架斗欧现象浅析》。由于既无阿谀之辞,又公然对看守所“打击牢头狱霸”的主旨表达了异议,因而未被采用。

那么,对于被关押者来说,七处的人和事是否只是令人反感,而从来不获好评呢?应该说,并非如此。例如,保证供应凉水,招收工人替代劳动号做饭、发饭,家中或朋友送、寄来的钱能按时发到收款人手中等等,都能得到大伙的肯定。而有些看守和大夫更是受到普遍称赞,如王大夫。称赞她的理由很根本,很朴素,四个字:把人当人。

 

 

 

 

 

 

 

 

 

 

 

 

 

 

 

 

附一                   七  处  简  图

 

 

半         停车场                                北          往滨

步                                                           河医

桥     西                                  西          东     院

44                    大                     挂两块牌子

号     门                                        南

律师楼                                 北大门(铁门、武警)

警                                     办公楼

预      预       预

审      审       审

岗楼                            楼      楼       楼

内门

洗                          1区、2区(楼下)

衣                               5区(楼上)      医

房                 管       1区、2区放风区       务

教                             室

押                          3区(楼下)           管

人                          6区(楼上)           教

员                看        3区放风区             室

伙                守      自行车装配工棚

房                室

4区(楼下)           小

锅                           7区(楼上)           食

炉                                                 堂

房       铁栅栏

404室

4区放风区        监视居住平房

高墙电网

 

 

附二                   打架斗欧现象浅析

众所周知,牢头狱霸现象曾经是看守所监禁生活中的一种主要痼疾。它是指监室中存在着不把人当人、称王称霸的个人或少数人团伙,心存故意地侮辱人、欺负人、虐待人。牢头狱霸行为具有经常性、任意性、野蛮性甚至残忍性,是一种得到纵容或变相纵容才能有恃无恐地、长期维持的恶劣现象。现在,由于各项治理和打击措施的有力和到位,在北京市看守所,此类现象虽时有偶发,但已不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目前,对正常监所秩序构成主要冲击和危害的典型不良现象,乃是打架斗欧现象。

所谓打架斗欧,是指在押人员中两人互欧或多人参与的暴力打斗。它的发生,多多少少属于事出有因,不象牢头狱霸常常无事生非、无端发难。同时,打斗双方或多或少都有毛病,都不是善主。相对强的一方固然恶性偏重,可怜之人亦必有可恨之处,不象牢头狱霸总是恃强凌弱以恶压善。此外,打架斗欧现象还具有突发性,片刻之间,两人就出人意料地滚成一团。最后,它还伏有升级隐患,吃亏一方力图寻机报复,且往往提高强度。

打架斗欧发展成为一种比较突出的常见和多发现象,它的表层起因有以下几种。一是互不服气、互相叫板。两个人好端端地在下棋,本来是纹枰对坐的一种高雅手谈,由于互不服气,互相说对方棋臭,结果拳打脚踢、鼻青脸肿。二是工于算计、占小便宜。一种是双方都是如此,都想占对方便宜,日久积怨,一朝爆发;另一种是一方觉得另一方太可恶,尽占便宜,于是忍无可忍,挥拳而起。三是心烦躁动、随手而为。如起诉书来了,见措词严厉,凶多吉少,心理承受力便徒然下降,连别人的正常唠叨都觉得无法忍受,因而抬手就打。四是玩笑过度、恼羞成怒。相互之间扔个花生米,扔个蒜瓣,发展到扔片鞋,再下去就怒而打斗。五是学习号不够公道,或处事简单粗暴。有些监室内就发生过此类打斗事件。所有这些打架斗欧基本上都在一分钟之内就迅速成形:先是一方或双方恶语伤人,导致恶言秽语升级、对立情绪急剧升温,很快就血脉贲张、黑气上冲,进入自我失控态,于是拳脚相加、乱揍一气。

打架斗欧的深层原因有如下几条。一是没有确立尊重别人人格的道德基准。监室中粗话脏话张嘴就来,有辱人格的话语脱口而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条。二是没有确认尊重别人正当权益的基本理念。刻意占别人便宜,尽量混得有“面”,决不当号内鼠辈等,均是明证。三是虚荣过度,妄争脸面。四是崇尚暴力、习惯于暴力相向的劣根性作祟。

毫无疑问,打架斗欧现象应当引起严重关注,并采取有力的对策加以治理和遏制。一般说来,看守所的在押人员都是犯了官司进来的,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心烦。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能说是良知尽泯,都不能说丧失了起码的礼仪廉耻之心。因此,扬善抑恶,防戒并用,从而形成弃暴从理和平共处的主流氛围、大大减少打架斗欧现象,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具体说来,可以采取以下几条举措:

一、开展切实有效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在押人员确立骂人可耻、打人违法的文明准则和法制观念。心中有了这样的准则和观念,有了尊重人格尊重人的正当权益的道德基准,导致恶语伤人的粗话脏话就难以出口,而表达体谅、宽容的消气话、暖心话就会自然流露,而小心眼儿、算计别人也会大大减少。这样,怎么打得起来?有些监室已经杜绝了打架斗欧现象,关键就在于这种文明心态得到了确立。

二、多一点公道,给一点台阶。

这是指要求学习号为人处事要公道,批评和纠正别人错失时,方法要得体,要多少给点台阶。

三、快速反应,及时制止。

这是指号内一旦突发打架斗欧,要迅速加以制止,不能再让他们到水房去打个够。

四、分清是非主次,处罚公正严明

对打架斗欧者,应当在分清是非主次的基础上加以严肃批判,并进行公正的惩戒,达到使其心服口服、真心悔改的目的。

 

2000.5.11

 

(此文于2000.5.13交给宋管教)

 

 

 

二十六   公民运动

 

从二十六节到三十七节,是有感而发、一气呵成的随想。2000年2月13日,年初九,写下以下文字。

1、  民主运动

是一个好名称。但在实践上,始终停留在少数人的运作层次上(除了高潮爆发的短时期内,如八九民运的五十多天里),民运人士被称为“搞民运的”,贬称为“吃民运饭的”。这就是说,“民运”被认同感较差,难以拉近与民众的距离。

a.敬而远之

对民运人士表示敬佩的人不算少,但一般都将他们认作是超凡脱俗的,非常人之楷模,因此可敬不可近、可敬不可学。

b.慎而远之

认为民运人士是具有一定献身精神的人,同时又觉得不能真正把握好他们的动机,或因自身的利益关系而审慎行事,因此稍闻即止,无交往之意。

c.漠而远之

对政治的传统冷漠;在其他领域中投入了过量的精力;拜金主义等。因此连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的广播都不听,对搞政治的人漠而远之。

d.避而远之

认为民运人士也是政客,比共产党官僚好不了多少。更有甚者,认为前者还不如后者,因而深具反感。

民主运动的难有起色,除了官方的打压、中伤和民众被传统理念所束缚等原因外,“民运人士”欠缺民主资质是一个重要原因。“入清扬浊”,从而改善民主运动之声望是一个办法。另行倡导公民运动,传播新的政治理念,又是一个办法。

2、  公民运动

公民运动明确无误地宣示:她的积极参与者不是想翻身作主人,而只是想昂首做人。她的一般参与者也无须被称作“搞政治的”,而只是凭良心行事,过真实生活。积极参与者所注重的,不是权力的追逐和权谋的运用,不是以当“斗士”或“英雄”为急、为荣、为幸。一般参与者也用不着离开原有谋生行当去为信念献身,他们完全可以立足本业,通过拒绝谎言、说出真话来实现自身价值,体现公民精神。茅于轼、崔卫平、余杰等不认为自己是“民运人士”,别人也不认为他们是,但是他们的公民行为是显然的,其意义不可低估。“过公民生活”,是可以向最大多数国人提出的、恰当的和比较切合实际的要求。“一部分人先过公民生活”,是可以向一部分国人提出的、虽有风险但不能推卸的底线要求。因此可以预见,与民主运动的名实难副相区别,公民运动有望成为千百万人的实践和运动。因为,一个人可以不问政治,但他不可能不问做人;一个人可以莫谈国事,但他不可能不谈人事。

 

 

 

二十七   读报一得

《北京日报》无法与《南方周末》相比,但号里没有办法,只能见到前者。然而,就是这份报纸看守所也极少给,自 99年10月下旬至今,大约总共才见了10来天的报纸。不过,说句公道话,《北京日报》也不全是混话、屁话。1999年7月30日《北京文化杂议》栏中的“智慧的生活”,更是一篇不错的好文章。

该文引用了一位外国记者的话和一位出版社编辑的感叹,点出了中国的落后更在于思想的落后,精神的劣势。自然,作者不便进一步点明,这是由于当权者在思想领域设置禁区所致,但读报的人不难明白这一点。

那位外国记者皱着眉头对作者方刚说:“我在北京接受不到先进的信息,买不到自己需要的书,过不了智慧的生活。”

一家学术出版社的编辑在饭桌上对作者感叹:本世纪人类最先进思想家的伟大著作,因为许多原因中国还没有引进。他说:“我们许多学者用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孜孜以求的课题,可能早已被西方学者推衍到了顶峰。”北京一些学者到西方呆了几年回到中国,都不敢再搞学术了,转而去做生意。“他们明白,这辈子再努力,也不可能在学术上建树新的高峰,所以不如去做点实事。”

在中国,人们曾经在饭桌上也不敢讲真话。现在,饭桌上讲真话已比较普遍,这是事实。接下去,要把饭桌上的真话变成报纸上和电视上的真话——这一步做到了,何愁过不上智慧的生活?

中国人至今难以过上智慧的生活,这主要归罪于统治者,其次也与被统治者的容忍有关。从整体上说,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一直赶不上物质追求,且二者之间差距不小,这恐怕是中国落后于东欧、俄罗斯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2000年2月29日记)

 

二十八    主权人权

记得鲁迅说过,对中国人来说,只存在两个时代,一个是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我大体接受这个说法。换句话说,中国人几千年来过的是没有人的尊严、没有人权可言的生活。而这几千年中,主权却大体无恙,只有很少时段中国人当上了亡国奴。因此,亦可以这样来概括:一种情形是有主权无人权,当家奴;另一种情形是无主权无人权,当亡国奴。这两种情形当然有区别,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远远及不上有人权还是无人权的区别。有人权,当为人;无人权,则为奴。在以人权理念为基石的现代文明看来,一切漠视和践踏人权的主权都丧失了存在的理由,都应被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权所替代。

李鹏等人宣称主权高于人权,我看根本说不通。那些践踏人权的主权是邪恶的,应当被埋葬,岂能高于人权?那些保障人权的主权是服务于人权的,又怎么高于人权?

结论正相反:人权高于主权。

(2000年3月15日记)

 

 

 

二十九   俄国北约

 

英国BBC采访者一问捅破窗户纸,而俄罗斯代总统普京亦是快人快语,说,为什么不能加入北约?!条件只有一个,即北约须成为视俄罗斯为平等伙伴的政治组织。我认为,俄国已成为民主国家,北约将其视为平等伙伴,已没有原则上的困难。北约与联合国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联合国是各类国家的“俱乐部”,而北约是民主国家的“俱乐部”。对民主国家而言,她应当是、也只应是一个政治组织。当然,俄罗斯加入北约还会遇到一些别的困难,但这是另一回事了。

在我看来,由于地球上还存在专制国家,还存在非要使这个世界“丰富多彩”而执意保留下来的专制国家,北约应当还是一个军事组织。她应当回击、制止专制统治者挑起战争的行为;她应当针对专制统治者在其领地内大规模践踏人权的行为实行军事打击。不能对专制统治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寄予太多的希望。不能对打着主权幌子践踏人权的罪恶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北约应当开始考虑接纳俄罗斯,以使地球村中的专制势力更形狼狈和孤单,更无所售其奸,从而更快地使全球成为一个民主化的、丰富多彩的人类大家庭。专制制度当然还可以见到,不过是在“丰富多彩”的博物馆里。

(2000年3月18日记)

 

 

 

三十   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因国共内战不彻底所造成的。当初共产党没能用武力“解放”台湾,而退至台湾的中华民国又一直拒不投降,因此50多年来,在一个中国的版图内,一直存在两个国号,大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叫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承认中华民国的时候,大陆没有收起自己的国号;在联合国改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台湾也依然飘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号。李登辉的“两国论”如果仅限于表达这个事实状况,那就叫一句大实话。

历史的吊诡之处是:导致中共“解放”梦破灭的第一推动力,却是当局的把兄弟——朝鲜的金日成政权。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冒天下之大不韪,指挥军队越过三八线,全面突袭大韩民国,悍然发动了使数百万人命丧黄泉的朝鲜战争。后来他被正义的联合国军打得抱头鼠窜按下不表,后来他把同志加兄弟的大陆中国人深深地拖入战争泥潭也按下不表,单说他的侵略行径立马就使美国朝野达成了高度共识,杜鲁门政府迅速决策,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这一来,在金日成的“统一”梦还是未定之数时,却先把中共的“统一”梦给彻底搅黄了。台湾人民从此得以免受共产极权之苦,并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经济奇迹”,创立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第一个成功运行的民主政体。

不难明白,单单出于多年的隔离、隔绝,就可能导致双方感情疏远,乃至毫无感情可言,更不必说双方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有着根本的分歧。因此不必讳言,台湾的确存在台独力量,要求脱离中国而独立;而且,大陆的制度多坚持一天,台独势力就多增长一分。然而,台湾更存在统一力量,要求全中国统一于民主制度之下,象连战、宋楚瑜、马英九常常表述的,他们的方针是一国良制,而不是一国两制。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力量不亚于台独力量。上述两种力量所抱持的理念,与共产党的统一于专政旗号之下的主张都是格格不入的。大陆官方口口声声说“统一”是最高利益,为了统一别的利益可以让位,为了统一不惜一战。而我对此则深表怀疑:大陆当局真的那么渴求统一?为了统一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好说,什么都好办?如果真是这样,则中国统一何难之有?!因为,存在着无须开战就能统一的现实途径,那就是大陆官方放弃专政制度,皈依民主制度。这么做,只是既得利益集团失去额外多占的东西,失去早就该被废止的特权,却不费一枪一弹不死一个老百姓就能实现和平统一。走这条民主、和平统一之路,台独势力就被釜底抽薪,还搅得了局么?而两岸开战(即使美国不帮台湾打),台湾被打烂了不算,大陆的京、津、沪、渝、穗等亦将被夷为平地。以这种生灵涂炭、财富荡涤换来的统一,以这种使中国人世代结仇、使中国国力大步倒退的办法换来的统一,怎能与上述民主、和平统一相提并论?姑且认为大陆官方的确是想“统一”,但它宁采专制武力统一,而拒绝民主和平统一,这就确凿无疑地表明:在他们的心目中,其既得利益才是最高利益,使他们获得既得利益的现行制度才是最高利益。

现在,大陆官方开始赤裸裸地对台湾实行威逼:你想谈也罢不想谈也罢不谈不行;依了我谈成则罢,不依我谈不成即战。这那里还是什么和平谈判?分明是战争威胁、城下之盟。所幸的是,从全世界来看,民主力量远较专制力量强大,因而专制势力一方面在威逼看上去比它弱小的局部民主力量,另一方面又十分顾忌悬在它自己头上的、远比它强大的全球民主力量。

因此,大陆官方不敢轻易玩火,十年八年海峡无战事也。

(2000年3月18日记)

 

 

 

三十一   朱氏其人

读了朱鎔基的《答记者问》,我想,凡是经过基本民主启蒙的人,都能明白:他所抱持的政治理念是何其落后与过时!

德国电视一台记者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点到了共和与民主的真谛。他谈到在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制度架构下,腐败问题能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而朱鎔基则“看不出反腐败与一党执政和多党轮流执政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在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腐败”。这真是无知加拙辩。

权力趋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一党执政下,腐败严重、广泛、公然;反腐败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多党政治下亦有腐败,但比较轻微,并不广泛,绝不公然;反腐败卓有成效,能收遏制之功。

两种结果,孰优孰劣,早有定论。在专制制度下,赃官遍地,出几个清官,有何鸟用?

150年前的中国,不能靠多几个清官来变弱为强;今天的中国,更不能靠多几个清官来抑浊扬清。走向民有、民治、民享乃是自由之路,富民之路,亦是强国之路。

或说朱鎔基肚里明白,是被迫装傻充愣。但我不太相信这一点。70多岁的人了,如果动辄靠说违心话来过日子,还不如丢了那顶乌纱帽,通通快快做几天真正的人!

从清官、贪官角度,可以就两种制度的不同写下这样两句话:

专制制度是贪官大量滋生、清官凤毛麟角的制度;民主制度是贪官甚难得逞、清官稀松平常的制度。

 

(2000年3月19日记)

 

 

 

三十二    畸变失真

朱鎔基的《政府工作报告》是一篇标语口号式的、面面俱到的、说了不少实话然又使图象畸变失真的官方文字。实质上仍是橡皮图章的人代会不可能对其提出真正的批评性意见,除了一丁点儿无关宏旨的修改外,可以说是“完全赞成”,所谓政协当然更是如此。

报告提到1999年“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但为什么不给出数据?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工业效益是多少?非国有的工业效益是多少?公有的效益是多少?私有的又是多少?这些数据是描述中国经济运行结果的不可或缺的要件。故意隐去不报,图象就畸变了。这是一种比较高明的愚民手段,目的是将现行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缺陷藏匿,从而逃避证伪。

国企三年“脱困”,不能说没有意义。但问题的紧要处不在这里。脱困前,它的效益远远低于非国有;脱困后,将依然如此。凭什么要不计代价地维持这种低效高耗的经济成份?意识形态的需要加特权利益的需要就这样压倒经济学的明确结论、就可以和经济规律对着干吗?既然国企、公企逮不着耗子或不善于逮耗子,它们就不是好猫,而只是官方的宠物。为了人民的福祉,为了民族的将来,应当淘汰宠物。

还有所谓“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成果”。在反腐败力度与腐败烈度根本无法相比的情形下,在反腐败斗争以杯水车薪式的徒劳勉强维持的情形下,说有“新的成果”,无异是一种自欺欺人。

在问题方面,与先前的所有政府工作报告一样,都只作轻描淡写,罗列一些表层东西,社会不公、两极分化、民怨沸腾、犯罪丛生只字不提,当然更不会去提政府直接制造的言禁、报禁、党禁,因而国人的基本自由受到践踏之事。

 

(2000年3月19日记)

 

三十三    早生多育

今天,从303室调来了26岁的李济亭,他因协助运输10万元假币而被判刑7年。李是河南省台前县候庙乡大李村人,他15岁结婚,16岁得子,至今育有3男1女,最小的女孩是98年生的,2岁。他说,他家乡还有14岁成亲,15岁育儿的,象他这种15岁成家的,一点儿也不稀罕,是寻常事。照此推断,他32岁笃定抱孙子!而不少城里人,32岁可能还没得子哩。此外,李济亭还告诉我,当地一户生育4胎及4胎以上的,太普遍了。而城里人呢,绝大部分只生一胎。计划生育实践中存在的这种“一头捏住,一头放开”的情形,有理由认为是全局性的,它将导致中国的人口结构继续趋于不合理、不健康、不科学。在官方大言不惭地自吹减缓了全球人口增长的鼓噪下,中华民族正在吞咽共产党先前盲目鼓励生育决策的苦果,其严重性和危害性还远远没有完全亮相。

 

(2000年3月20日记)

 

 

 

三十四    初读李敖

 

10年前,我在秦城监狱读到柏杨写的《中国史纲》,让我耳目一新。今天,我读李敖的《中国性命研究》,似乎亦有同感。

李敖的名字和概况我早已知晓,但他的文章却是首次品味。我觉得,直言不讳,见解独到,洋洋洒洒又要言不烦是李敖的特点。同时,我还倾向于认为,在不少问题上,他的论点和论证基本上能站住脚。

在台湾专制时代,李敖两度成为政治犯。所幸的是,曾被他不留一点情面加以批判的国民党,居然经过痛苦的蜕变,成了一个在理念上、事实上均认同人权、民主的现代政党,相应地,台湾也初步确立了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民主制度。今日的台湾,已经没有政治犯、良心犯了。

如今,我坐在铺板上,膝头放着《中国性命研究》,以一个所有政治犯都会具有的豁达心态,边读边想边记:

1.我倾向于赞成他对《易》的见解。不认同把“平易浅近”弄成“高深微妙”。

2.在曲学阿世的文人和逃避现实的文人居大多数的年代,李敖的愤世疾俗                完全是正当的。但他多少有点“亢”,有点不够宽容。例如,琼瑶很可能不是故意逃避现实,而是生性偏好小故事,乐意小世界而已。

3.李敖不信命,我亦然。宿命思想近乎奴才思想。

4.李敖以当“救多数人于永久”的志士仁人自许,以当“天下士”、“千古之士”自许,而我却“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我仅以当一个自尊的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非暴力不合作的公民自许。

5.两千年来,独尊孔孟,近亲繁殖,中国人思想侏儒化;今天的共产党独尊马列,控制思想,是千年悲剧的继续,于民族大不幸也。

6.对性的看法,我也反对假道学。当然也不应杯水主义,艾滋成灾。

(2000年3月23日记)

 

补记:李敖现在说台湾搞假民主,又不敢说大陆是真专制,谢泳先生说“不读李敖” 是很有说服力的。

2004年4月30日

 

三十五    敬琏现象

 

在仍与当政者取合作态度的学者中间,吴敬琏不是那种曲学阿世、一味认同与迎合权贵的人。当执政集团还在坚持计划经济,当吴树青等“学者”还在大力论证计划经济优越于市场经济的时候,吴敬琏就力主“市场化改革”,想方设法对当政者进行规劝、诱导和调教。当然,无庸讳言,他是在对当政者的基本路线、基本原则不持公开异议的前提下这么做的。

3月13日的《北京日报》上,吴先生发表了《我们的出路》一文。这是一篇努力说实话、并且比较到位地说实话的好文章。与《政府工作报告》等用很不到位的实话来扭曲真相的官方文字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在文中,他点出了困扰之所以存在的总的根源:在于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却拥有占有稀缺资源的特权;而出路在于用市场机制去消解特权,对国企“进行根本的改革和改组”,同时“大力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个明白人,他应该知道问题并没有点透。但作为一个高级幕僚,他也知道不能再说下去了。

其实,再往前走一小步,就是困扰之所以存在的真正的总根源。这就是:效率低下的公有企业却拥有占有稀缺资源的特权,并硬是不通过公平竞争就厚着脸皮当主体。换句话说,官方所认定的“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存在内在的根本缺陷;而这个制度为所谓十四大、十五大及宪法所确认,这种确认的依据是意识形态的公有制崇拜或公有制迷误,再加上已经到手的巨大的制度性既得利益。出路在哪里?出路在于取消公有制的特权地位,确立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个病根不除,中国永远成不了先进国家、发达国家。

吴敬琏等人的主张,是削弱国有及公有制的特权地位。应当说,这很可能有利于最终取消其特权地位。但也有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在渐进过程中,与特权共命运的权力什么样的坏事、糟事都干得出来!已经触目惊心的权力市场化、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等就是明证,而秦晖、何清涟等学者也早已公开指出了这一点。

不过,我还是不想苛求吴敬琏。毕竟,他与吴树青之间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在中国,多一些吴敬琏,要比多一些吴树青强多了。

(2000年3月24日记)

 

 

 

三十六    教师自卑

 

自共产党执政以来,教师的相对社会地位就落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以“科教兴国”为最大任务的朱熔基政府上任两年多来,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状况。

《北京日报》3月22日转载了《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报道提到,去年寒假前,中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题组对辽宁省168所城乡中小学的2292名教师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约有五成的教师存在心理障碍,高出正常人群心理障碍发生率30个百分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69%的被检测者有较强的自卑感。

自卑感这东西是既蒙不了自己又蒙不了人的一个指标,它真实地反应了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低下程度。多年来,中国的农民,是自卑感最强的一个群体;这些年来,蓝领工人的自卑感急剧增大(更不用说下岗工人了);1949年以来,教师一直不是共产特权的优惠对象,他们有较强的自卑感亦不足为怪。这里让人痛恨不齿的,乃是官方的虚伪:被他们口口声声称为国家主人、土地主人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人,却是自卑感最强的人,而自谦地称作“公仆”的人,却是最富有自豪感、最缺乏自卑感的人。虽然近10年来,公仆们在和大款相比时,也泛起了酸酸的自卑感,不过,大款们中不少就是前公仆,此外,现在的大款们也还不敢不和公仆们相互惠顾,一荣俱荣。

在受检测者中,被拖欠工资的农村教师达到30%。朱熔基的《政府工作报告》引用了不少数据,但是,在谈到问题时从来就拒绝数据。这里的69%和30%两个数据,是尤其万万用不得的。

(2000年3月26日记)

三十七    尽说官话

 

乔宗淮穿着官衣说官话,在今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讳疾忌医,矢口否认中国存在“受迫害”的人。眼下本人正坐在北京市看守所404室铺板上,失去自由已十个多月,是一个地地道道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是一个因为两篇文章而受到文字狱迫害的人!而类似我这样的政治犯、良心犯在中国又何止成百上千!他们都是因为行使人权,冲击言禁、报禁、党禁而身陷囹圄。共产专政国家中如果不存在受迫害的人,岂非天方夜谭?不信可以问问哈唯尔,问问索尔仁尼琴,问问普京。不过,要迫害者当时就承认迫害了人,的确也是难事。文化大革命中迫害人,当时不是叫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么?六四血腥屠城,不是叫做“平息暴乱”么?现在,当局迫害人,不是称做“惩罚犯罪”么?从来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把“法轮功”打成邪教再加鎮压,就是一个最新最大的例证。在我看来,“法轮功”是一种愚昧的善教,有权存在,可加批判。但是当局出于维护特权的过敏,硬是生生地给它扣上邪教帽子,然后痛下杀手。世界上的确存在邪教。那些邪教教派不仅在教义中敌视人类,而且搞恐怖活动,组织集体自杀,甚至谋杀教徒。但是“法轮功”不具备这些特征,怎么能愣将它对号入座?这分明是指鹿为马,蓄意迫害。

至于有人练习法轮功走火入魔因而自杀,那是另一回事。据此根本不能论定其是不是邪教。说死了1400多人,我怀疑,姑且认为是。然而我要说,谈恋爱怎么样?因失恋而自杀乃至杀人的何止成千上万?读书怎么样?因读不好书而自杀的又何在少数?难道我们因此就要取缔恋爱、取缔读书吗?显然不能得出这个结论么!

多行不义必自毙。任何政府侵犯人权、迫害国民均为天理人道所不容,当然也为国际社会所不容。把搞迫害说成“内政”而拒绝批评,不仅十分无耻,也决然长久不了。

(2000年3月27日记)

 

 

三十八    人性弱点

 

2000年6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北辰花园别墅7号院”案作出一审判决,并进行了公开宣判,以“组织卖淫罪”分别判处刘春洋、张芳菁死缓和无期徒刑,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分别判处范少峰、范培祥、冯军有期徒刑9年、9年、和8年。6月12日,冯军由朝阳看守所解来404室,使我得以对此案的全貌和内幕有了第一手的知晓和把握。

冯军今年25岁,毕业于长春建筑工程学院,大专文化,后去长白山当了一名森林警察。1999年春天,他应表姐刘春洋的召唤,来京协助张罗设在北辰花园别墅7号院的“高级俱乐部”。为了力求做到名副其实,开张之前,他们还专门从泰国请来高级妓女,对他们招募来的“小姐”进行严格培训,以便胜任为社会名流销魂的“高雅”任务。从1999年3月18日到6月2日短短两个半月时间内,就有数以百计的权贵富豪、明星大腕争相光顾7号院,荣幸地成为俱乐部的正式“会员”。生意鼎盛时期的5月30日和5月31日两天,造访者高达80多人,日创收5万元以上。

身高1.74米、服装模特儿出身的刘春洋深谙“美色对于男性是难以拒绝的诱惑”这一人性弱点,做成了一把红红火火的高档皮肉生意。1999年4月下旬的一天凌晨,邓朴方带着三位新加坡客人来到7号院。邓坐在轮椅上,由随从抬上二楼,在客厅里与刘春洋、张芳菁聊天,他的三位客人则入室接受小姐服务。由于是电话预约,“俱乐部”特意留了6位小姐,给每位客人配备2位,名曰“双飞”。每位小姐开价1100元,双飞则是2200元。按惯例,客人还要另给小姐和服务人员小费。那天事毕后,冯军从邓的随从手里拿到小费500元。邓小平的一位外甥,则是自己驾着白色大奔去接受小姐服务,冯军则每次将他的皮鞋擦得锃亮。张芳菁的几位中南海“朋友”,也是自己驾车前往,而且是晚上不去下午去。关系热络之后,张芳菁曾被邀去中南海逗留。冯军说,他为之擦过皮鞋的还有昔日的篮坛巨人、年逾70的电影明星和当今乐坛的走红歌手。同显贵家族和高级公仆一样,这些人踏入7号院,也冒着不小的风险。因为,按他们的知名度,不仅冯军认得出他们,其他“俱乐部工作人员”和小姐也都认得出他们。然而,在人性弱点的驱使下,他们对7号院趋之若骛,不落人后(出于宽容,我在这里隐去他们的名字)。作为门童、清洁员和避孕套发送员,冯军对有些事是不可能知情的。例如,如何提高“俱乐部”运行的安全系数,他一般并不与闻,他只记得刘春洋对他说过:“朝阳分局已经摆平了,不用担心了。”

妈咪千虑,终有一失。1999年6月2日深夜,北京市公安局13处包围了7号院。当时在别墅内的所有嫖客和妓女无一漏网,其中包括专程来京汇报三峡库区工作的某省(四川省或湖北省)副局(厅)长和省政府秘书长。他们的被抓,导致6月3号听取汇报的朱熔基和有关部委头头白等了一上午。有个嫖客情急之下跳楼出逃,结果胯骨骨折,未能如愿。冯军由于熟悉环境,在夜色的掩护下成功逃逸,然后找到当天没去7号院的表姐,连夜奔走天津。第二天,两人坐火车急赴长春。几天以后,再转移到吉林市。6月9日中午时分,在吉林市一家宾馆内,他们被警方抓获。

冯军被递解来京后,关押在昌平县七里渠的13处拘留所。在号里,他遇见了6月2日夜里被抓的几个人。一位是开着一家电脑公司的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事发后被开除学籍。一位是北大方正集团的经理,被劳教一年半。还有一位是西门子中国公司副总经理。更多的“会员”则是6月2日以后赴7号院时被蹲守的警察捕获的。其中有刚从天津调任来京的北京市某局副局长,北京市某区电力局负责人,59岁的燕山石化公司党委负责人,私企大药商等等(他们的名字且一一隐去)。当然,多数“会员”漏网了,其中包括每次去都要享用“八飞”,因而一掷万金极尽奢靡的“黄哥”。还有些“会员”则是网不住的,如前述邓小平的外甥,与一位姓王的哥们再去7号院时,被蹲守者好言请其驾自己的白色大奔到“另一个地方说说清楚”。车子进了七里渠13处拘留所,他勃然大怒,要过电话指名与13处处长通话,话毕驾车扬长而去,姓王的则留下抵帐,被处15天行政拘留。

当今中国,无论是上流社会,还是中下层社会,色情泛滥、暗娼遍地已是不争的事实。只有正视“色欲易于失控”这一人性弱点,才能找到较为可取的办法,用以矫治已然远不可取的现实。

还有一个大的人性弱点是:如果非份之财唾手可得,被追究查处又极少可能,则试图攫取便成为难以抗拒的冲动。源于这一人性弱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官吏腐败是久治不愈的痼疾。从王朝初建到王朝崩溃,其间的贪增现象,与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揭示的封闭系统熵增现象一样,呈现铁定的规律性。有些出现过中兴的王朝,仅仅是打破了贪增的单调性,而绝没有逃脱这一大趋势。几千年来,从皇帝到大臣,从士大夫到平头百姓,在反贪肃贪上可没少想办法,没少下工夫。从道德批判、道德自律到稽查督责、整肃吏治,从咒贪官、颂清官到杀富济贫、揭竿而起,这些办法被坚持使用,重复使用,周期性地使用,然而腐败愈演愈烈、终至无官不贪的大趋势却怎么也遏制不了,消解不了。最后,在极个别清官的悲鸣之后,便响起了王朝覆亡的丧钟。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不能说中国人不知道“财欲易于失控”这一人性弱点。但是,中国人显然对该弱点正视不够,识之不透。理由是,外国人针对此弱点而专门设计并行之有效的三条反腐防腐举措至今未能在中国得以确认和确立。

举措之一是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并相互制衡,这就根绝了权力集于一身(个人或机构)的现象,使以权谋私的难度大大增加了,并同时增大了被追究查处的可能。

举措之二是同人办报。民间有权自主地办报、办杂志、办广播、办电视、办网络,这就使各级官吏被置于空前有效的监督之下,大大缩小了逃避追究查处的空间。

举措之三是公正大选。自由、公正的大选,既能卓有成效地将品行较次、能力较差的候选人阻隔在权力圈之外,又能起到使当权者廉者守节、贪者敛贪的震慑作用。大选的上述威力是由上而下的层层选拔所不能企及的。

可以有把握地说,只要以上三条举措不到位,中国的反贪就决不会出现奇迹。可以预料的,乃是贪增定律的无情,乃是挥之不去的清官情结被一再撩拂而带来的苦涩和无奈。

或问生还是死?我的回答是:确立上述三条则中国生。

 

 

 

   三十九    书香飘屋

看守所里并非一本书都没有,那些嗜血嗜暴的武侠小说哪个号里都不缺。偶尔也有一些别的书漏进来,如《三国演义》等。但是,一个基本事实是:好书奇缺,开卷有益的书奇缺。而且,一年过去了,七处图书馆八字还没一撇。

2000年7月19日,莫少平律师和王刚律师专程前来看守所,告知江枫将于翌日赴美留学一事。在口述了对儿子的几点希望后,我与律师谈到了一审判决书的难产,并继而提出请他们转告我妻子往看守所寄书,以便我能更好地用好时光而不至蹉跎。我说,第一次就寄《英语世界》和《读书》杂志,那是家中长年自费订阅的(另一本自费订阅的好杂志《方法》,于1999年春被当局强令停发了)。当时我想,如果看守所将杂志扣下,就权当是给看守们寄的,也好让他们见识一下目前中国为数不多的优秀刊物,或许对提高他们的素质不无裨益。

没想到,第一次尝试就取得了突破。8月初,我从宋管教手中拿到了《英语世界》1999年第5、6期!时隔1年零3个月,我终于读到久违了的《英语世界》,这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惊喜——如同重逢知音,拥抱挚友,我在号中忘情地欢呼起来。而号里人是第一次见到,甚至是第一次听到有这样一本杂志。装帧精美的WE(The World of English)在他们手中传递,而中英文对照的特色又使其中一些人认真地翻阅起来(当然,他们不看英文,只读中文)。由于译文大都也很精美,他们读得津津有味,而我却被迫处于等候之中。不过,屋里飘起了真正的书香,心情就是不一样。

回想起来,我和《英语世界》的关系真是说来话长。从创刊号开始,我与《英语世界》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年《英语世界》问世的时候,我在北京航空学院攻读空气动力学硕士学位,其创刊号是从书摊上买到的。从那以后,我是一期不落地买,后来再改为订阅。1987年夏,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远赴英伦,在东北威尔士高等教育学院,在牛津,在剑桥,在伦敦,因语言障碍而造成的不愉快很少,这里面《英语世界》的助益功不可没。

1989年9月9日到1991年2月6日,我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每个月,我在要书条上总会列上《英语世界》,由我妻子或人民大学博士生同窗欧阳志远送到半步桥44号旁门,再由官方转至秦城。在被单独囚于一室的日子里,高声朗读《英语世界》,是我的一大幸事,也是一大乐事。从山东入伍、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武警经过我的监门,会不由自主地驻足,听着我那“象一种音乐”似的朗朗诵声,露出欣赏和喜悦的神色。1991年出狱后,由于发现缺了一期《英语世界》,我特地骑车到府右街的一处小小陋屋外购。平时在家里,《英语世界》上的所有文章,我都一一高声诵读,以此弥补在“说”英语上的严重不足。不是刻意地,似乎每期我都能找到不多几处我认为的误译,若觉得其中有必须予以指出的,我就给《英语世界》编辑部去信,而编辑部亦会复函以示感谢。

1996年夏,《英语世界》组织“百期幸运读者”抽奖活动,我畅开心扉,如实回答了所列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举出你最喜爱的曾在《英语世界》上发表过文章的三位作者的名字。我的答案是:方励之、巫宁坤和杨宪益。第二个问题是,列出你最喜爱的发表在《英语世界》上的三篇文章。我将方、巫、杨三位先生各一篇文章的题目写了下来。第三个问题是,用一句话概括你读《英语世界》百期的心得。我写的是:尽管存在种种差异,但人类的心是相通的(大意如此)。1996年8月暑假期间,我们全家回到家乡常熟,给《英语世界》的信是由我的外甥周焱,一位小学六年级学生投寄的。然后,我、章虹和江枫,再带上周焱,动身赴闽作寻根之旅。不久,《英语世界》在北京国际饭店大厅举行了隆重的抽奖仪式,百名幸运读者名单在1996年第11期上刊出,我的名字竟赫然列于榜首!

天演乎?人演乎?

1997年全年的《英语世界》,是作为奖品由《英语世界》发行部直接寄给我的。大概到第10期时发生了错寄,我于是骑车到沙滩附近,找到胡同深处的北京景山教育印刷厂,从金英女士手中换回了自己所缺的那一本。

2000年8月下旬,我又拿到《读书》杂志1999年第5、6期。这两本杂志是7月底与两本《英语世界》一起到达七处的,之所以晚20来天与我见面,不象是有人想先读为快,而更可能是要加以细细检查,看看字里行间是否通报了什么外界信息。《读书》的到来又在监号中激起了欣喜,又给粗俗的陋室平添了含有大量负熵的书香。同样,几乎所有的在押人员在外面都没接触过《读书》,但是,丁聪的辛辣漫画和陈四益的犀利短文很快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对于其余大部分文章,虽然他们不敢问津,但都认定为“很有学问、很有水平”。的确,在当代中国,《读书》是一本难能可贵的杂志。她不仅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有深度、有见地的思想交流和学问切磋平台,更是不忘体现知识分子的良知,凸显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自然,某些最为敏感的问题只能避开,某些最不中听的真话只能隐忍不发,否则,她早就没有存身之处了。但是,除了《读书》,试问神州之大,又有哪几家杂志,敢发王若水先生的文章:马克思主义是百家中的一家?不过,近几年来,这本杂志有点变味,常有一些令人感觉不太好的文章冒出来。我的一些很有学养的朋友也已经不在那里发东西了——不是水平问题,而是不再投缘。我继续订阅《读书》的理由是:上面还是有好文章,再加上总是兼听则明么。

《英语世界》和《读书》1999年第7-12期后来又分批进了404室,我依然是听任大伙随便传阅、摘抄。不过,隔些时日清点时,发现丢了一本《英语世界》,是被打完官司发往遣送处的人偷偷带走的。这当然是件憾事,但决不是坏事,我今后补全就是了。

《英语世界》和《读书》蹚了路,别的好书也就有望进入大墙了。11月底,我收到了两本书。一本是韦君宜的《思痛录》,另一本是朱正的《1957: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我的朋友丁东先生将这两本书称为“传世之作”,绝非溢美之辞。

韦君宜先生用泣血的真情、沉重的真话所言说的心路历程,让人震撼、发人深省。20世纪行将逝去,无论如何,是国人拒绝灵魂呻吟、人性扭曲的活法,选择心灵自由、尊严至上的话法的时候了;是抛弃漠视人权、轻慢人权的理论,改奉以人权为基石的理论的时候了;是告别以人为工具或手段的冒牌真理,采信以人为目的的理性学说的时候了。韦先生病魔缠身,卧床不起;她缓缓口述,吐出肺腑之言,其良苦用心日月可鉴,其拳拳爱心感人至深。

执笔整理《思痛录》书稿的是杂文家牧惠先生。牧老先生写文章举重若轻,且丝丝入扣直取本质,把话点到差1、2层窗户纸就完全捅破的程度而从容收笔。我与牧老先生虽从未谋面,但通过几次电话,其缘由是为了追讨被上海的何苦“借”去的钱款而向他请教。那是1998年5月的事:何苦在京“借”款得逞后溜之大吉,与之联系时则现编瞎话一再搪塞。除我是受害者外,失业问题专家冯兰瑞老师,于光远先生的秘书胡冀燕女士,胡绩伟先生和狄莎老师,还有万通公司上海分部的高鹏先生及万通总部的王女士等也是受害者。在我决心追款时,只有牧老先生一人成功地迫使何苦还了“借”款。何苦言而无信,巧舌如簧;蒙人坑人,信手拈来。此种行径不仅令我痛恨,而且无法容忍。我立下誓言,一定要象牧老先生那样,点中骗子的穴道。不久,我得到了上海的朋友蒋亶文和张汝隽的鼎立相助,他们于6月底冒着酷暑追到松江县,使何苦无法再开溜,并被迫在我的最后通牒定下的期限前,退还了向我骗“借”的款项。此后,谢昌逵先生受冯兰瑞老师委托又专程去上海,在蒋亶文的帮助下向何苦追讨。至1998年9月,这啼笑皆非的一幕才告结束。

朱正先生是1957年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他以史学家的风范和笔触对那一段历史作了忠实的再现和精当的诠释。在我读过的同类书中,朱正先生的这本书显得最为笃实凝重,又明晰洗练颇具逻辑力量。无论是开卷诵读,还是掩卷沉思,我都情不自禁地叹服于1957年右派们对良知的服膺和对世事的洞悉——我们今天对人类主流文明和中国基本问题的认知,并不比40年前的他们高明,大体上只是一种再发现和再确认而已。

读罢全书,对“反右是正确的,只是犯了扩大化错误”的乖谬,难道还会有半点疑问吗?读罢全书,其对列宁主义的批判难道不是水到渠成势所必然吗?

为《1957: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作长序的是邵燕祥先生。我读过不少邵先生的精彩文章,其不畏权势、针贬时弊的风骨和对独立人格、公民精神的倡扬使我对他深怀敬意。我与邵先生本人有过一面之交。1995年4月,我受许良英先生委托,曾经造访位于虎坊桥的邵先生家,就“宽容呼吁书”一事与邵先生作了认真的商讨。

朱正先生、邵燕祥先生和河南人民出版社为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假如每一个具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中国人都能读一读这本书,我相信,中国的历史进程将会有一个不小的改观。

2000年12月,我又有一个意外的惊喜。素昧平生的英国作家笔会的Poole女士给我寄来了一本英文著作,书中对一个俄罗斯村庄200年来的变迁作了生动、翔实的描述。书是寄到“中国北京半步桥警察局”的,虽经层层检查,我拿到它时却完好无损。它远涉重洋来到号中,飘溢着英伦三岛特有的书香,播撒下真挚的人类关爱,着实令号里人嗟叹不已。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2001年1月,已故李志绥先生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也进来了!虽说那是一本质量低劣的盗版书,粗制滥造,别字连篇,但争相阅读者众,议论者众,反思者众。大家的读书心得参差不齐,但有一条是共同的,这就是:腐败从中南海发源,三陪自毛泽东开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教授为李先生的书写了很好的《序》。说来也算有缘,我和童屹于1991年参与翻译了黎教授的著作《中国的危机》,不久,香港镜报出版社就将该书出版发行了。1997年夏,在童屹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的前一天晚上,我受其委托,在家里给黎教授挂了一个对方付费电话,告知童屹将要乘坐的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班机的航班号,并请黎教授通知一下项小吉。

看来,在中国,要愚民是越来越难了。不仅在社会上,在看守所里也是如此。现在的七处,每个号里都有几个经济犯,但政治犯是每10个号才摊上一个。要是每个号里都有了政治犯,想愚民就难于上青天了。

 

 

 

     四十    血洒铺板

 

监号中有书香,绝对是好事。但监号毕竟不是书屋,除了书香,还有血腥味。

2001年10月31日,农历十月初五。上午8点多钟,巡筒的大夫结束了例行公事,回医疗室去了。正在坐板的刘德国和焦文杰用手中的过期药片开始互拽。坐在焦文杰后面的是副学习号,他心情不佳已经好几天了。他见状没好气地骂了焦文杰一句,但焦以“我是还击”为由不客气地回敬了他。这时,副号伸手就掴了焦文杰脑袋一下,焦陡然转过身子与其“理论”。副号边骂边动手,于是两人扭打起来。副号人高马大,加上焦脚上带有铁链,他很快就被副号摔倒在前排铺板上,而平时与焦有过隙者则趁机蜂拥而上,下手捶打。焦挣扎着站立起来后,声言不与副号计较,但一定要与刚才捶他的人算帐。学习号过来劝其坐下,他愤愤然勉强坐了下去。待学习号刚转身离开,焦突然跃起,猛扑刚才下手者之一的梁军政。岂料梁早有防备,趁焦扑空倒地而出手猛击!梁周围3、4人亦不闲着,迅速拔拳围打焦文杰。转瞬之间,梁站立起来改为用脚猛揣,焦翻滚躲闪,无济于事。待学习号过来喝住,焦得以坐起时,鲜血从他的鼻孔和眼角开裂处汩汩而出,滴洒铺板成殷红一片,令人不忍卒视。吃了大亏的焦文杰,恨恨然急步直趋监室门,摁下红色报告灯电钮。未几,看守打开监门,并马上呼来管教。焦满脸是血,一一点出打人者姓名,管教则喝令“涉案者”出屋。梁军政迟疑不动,慢了半拍,到了筒道后遭管教一顿左右开弓大耳光,直煽得双鼻流血,久而不止。这场斗欧以4人被戴上背揣,3人被调离404室而告终。

类似的打斗现象在室中时有发生。在这之前的9月22日,及在这之后的11月30日,404室都上演了拳脚相加的欧斗剧目。

9月22日晚上,东北籍的冯军等人在玩牌,家住永定门外安乐林路的陈连顺在旁观。陈插嘴评述,语多讥讽,将冯惹恼了,两人之间便口角起来。很快,脏话、粗话全上,双方怒目相对。情急之下,陈伸手要抓冯。说时迟那时快,在旁的侯广辉一拳击中陈,杨忠发也扑上来抓打陈。也就1、2分钟时间,3个东北人将北京人陈连顺打得鼻青脸肿,还直滴血。学习号等人将斗欧制止后,力劝陈不要报告管教,私了算了。陈直喘粗气,就是不吭声。突然,他一个鹞子翻身扑过去抠侯广辉的眼珠子。无奈脚上戴链行动不便,手指刚戳到侯的脸上,就又重重地挨了几拳。当天夜里,陈脸上血痕不擦,几近无眠。第二天他又绝食一天。第三天他终于报告管教,侯、杨被戴上背揣。据说揣不够使,冯军就给免了。

11月30日上午,坐板。第一排中间坐着齐齐哈尔的孙伯赫,第二排中间坐着山东肥城人刘奎均。由于排距甚小,后排人若要挪动身子换换姿势,就难免会磕碰前排的人。虽说刘奎均是一个相当安分的人,但也做不到一点不碰上孙伯赫。其时,众人有的看书,有的小声聊天,有的闭目养神。猛然间,只听得一声呵斥,是孙警告刘不得再犯。众皆不以为然,刘也没当回事。岂料几分钟后,但见孙勃然变脸,站立转身后对刘又打又踢。原来是不经意间,刘的膝盖又轻轻碰上了孙的后背。孙的蛮横激起公愤,学习号动手捶孙,紧接着又有数人一拥而上,将孙打进地茅房。这回动手的都是北京人,我亦站起来厉声斥责孙,而东北人则无人施援手帮孙。未几,学习号摁了报告灯,管教来后立马将孙传至筒道,由多个看守给其一顿拳脚,戴上背揣调到402室。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刘奎均亦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戴上了背揣,且长达两个星期!

七处各号中的这类打斗流血事件,大概每月例行一次,可称为准生理现象。从根子上说,它源自两个不尊重。一是不尊重人格。因而出言不逊就是家常便饭,走向恶语相加互相辱骂也就是一步之遥。二是不尊重人身。一旦恼怒共振黑气上冲,动手揍人就是挡不住的诱惑,就是首选之举。在缺乏人权理念的基本氛围下,一旦出现诱因出现导火索,就爱谁谁地该开骂时就开骂,该出手时就出手了。象焦文杰的“坏”,使其人缘尽失,而有人也早已憋着劲要找机会揍他。象陈连顺的“亢”,使他不受欢迎,竟在北京市看守所内被外地人痛欧一顿。象孙伯赫的“横”,既促他欺负别人,也使他被人猛捶。不过,话要说回来,发生在七处的血洒铺板现象,在严重程度上远不及各区、县看守所出现的同类现象;在性质上也不是典型的牢头狱霸现象,而主要是互不尊重、互不服气、互相叫板所引起的争斗现象。

各区、县看守所内的血洒铺板现象,基本上都是由牢头狱霸行为所造成。不象七处,那些地方的管教和看守默许甚至纵容打斗行为,且往往是牢头打人取乐、狱霸恃强凌弱的打斗行为。上述行为几乎天天发生,被侮辱被欺压者身上不是出血就是青紫,他们如陷地狱,度日如年。而最为骇人听闻的,是在押人员在号内被活活打死!

2000年4月28日,北京市燕山区看守所内,年仅16岁的犯罪嫌疑人周锋就被轮番击打而惨死号中。象别人一样,周锋刚进号时必须“走规矩”:挨训挨打挨数十盆凉水。由于不堪忍受,他哀求管教后被调号。谁知天下乌鸦一般黑,在新号中他又挨打挨欺没个完。4月28日,他趁被提审之机向预审员诉苦,要求再次调号。他的诉苦被同时提审的同号回去报告了学习号。于是,待周回来跨进监号,就遭到劈头盖脸的暴打。他苦苦哀号,但不仅没激起丝毫的怜悯,反被蒙上被子,在学习号的指使下,号内人两人一组上去狠揍,直至命归黄泉。

无独有偶。2000年6月11日,昌平区看守所内,30岁的犯罪嫌疑人郝朝芳也被同号用拳脚夺去了生命。郝在号内属于被随意欺辱的对象,挨骂挨打,忍气吞声。更有甚者,有时牢头还不准他喝水,开水不给喝,凉水也不让喝。有次,他被推到风圈里,头部被蒙上了塑料袋,还给扎紧了,受尽折磨。6月11日那天,他对牢头的行为表示了些许不满,岂料犯了大忌。在牢头的淫威下,号内人分拨上去“惩治”他。1.81米的他翻滚、躲闪、告饶、哀号,然难逃死劫,终被夺命。他死后浑身青肿,头大如斗,惨不忍睹。

此外,1994年朝阳区看守所内,一名在押人员被同号围追堵截,打得伤痕累累,于第二天死于号中。1995年,朝阳区看守所西小院西一上403室,一名犯罪嫌疑人被放肆地暴打,一星期后不治身亡。此案当时未作认真处置,经死者家属不懈抗争,犯案者于1999年才被重新抓回审理。据我所知,东城区看守所、海淀区看守所、门头沟区看守所等都发生过在押人员被痛欧而死于非命的惨烈事件。

应当说,是大量的、经常的“血洒铺板”酿成了重大的、骇人听闻的“横尸监内”。在区、县看守所内,在押人员的人身权、人格权、言论自由权、温饱权遭到践踏,乃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多数在押人员处在欲做奴隶而不得或做稳了奴隶的状态,少数人是奴隶主或是其帮凶、帮闲。在七处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已经听到了多少个这样的故事,我已经多少次熟悉了这样的描述。不仅如此,我于1994年5月30日至7月11日,曾被关押于西城区拘留所。原因是:我给西城地区的一些六四死难者家属分送了海外留学生捐献的帮助款。在那43个日日夜夜里,我亲眼目睹了一些人受欺凌、被役使、遭克扣、当猴耍的凄苦境遇,听到了悬挂“文明监室”三角旗的监号中传出的鬼哭狼嚎,见证了在最基本人权被剥夺下的“稳定”是多么的不人道和反人性。

人权,这个当政者从内心深处对其反感和抵触的理念,正是中国社会亟须确认和加以保障的好东西。如果犯罪嫌疑人真有人权,刑警队还能普遍施暴、滥加酷刑吗?看守所内还会有那么多令人心悸的“动作九十分”,还会在21世纪转眼将至之时重演中世纪的野蛮和残忍吗?

 

 

 

四十一    斗室社会

 

在各区、县看守所的号中,基本上是少数人称王称霸,多数人水深火热。而一般说来,七处不是这种情形。七处的号中,形成一种等级特权的斗室社会,少数人享有一些特权,多数人也能凑合着过。时间呆长了,混得较熟了,互相之间帮个忙,逗个乐,请人算个命,教人唱个歌,替人值个班,让人缝个被,周末加个餐,出门“拍蚂蚱”(捡烟蒂)……日子过得不算慢,烦恼躁急也少一点,还能生出一些情分来。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这个在外人眼中阴森恐怖鬼唱歌的地方,竟还会让人冒出些许留恋呢。我自己就有过两次这样的感觉。一次是2001年2月中、下旬,我在北京市公安医院专设的地下住院部住院的时候。当时我的左脚被24小时锁定在铁床架上,人不能下地,又无音可听、无人可聊、无书可读。极度的不自由使我怀念起404室的小社会,回想在号中边走边吟,在风圈中一次次弹跳摸高的情形。另一次是2001年4月到了遣送处。那里充溢着奴役人、折磨人的法西斯味道,使七处号内的相对平等和宽松大大凸现出来,以至几乎所有“暂押犯”都犯了怀旧病。

在404室,我经历了铁歧、胡学忠、华岩、王克全、张军五任学习号。学习号相当于维持会长,由管教任命,料理号中日常事务。以学习号为首的4、5人或5、6人在号内享有一定的特权。如睡觉地儿占有12块板左右,发菜时优先且量大汤少,坐板时随意聊天,放大茅随时可去,有人给洗衣服,经常能买到高价烟,甚至能用开水洗个热水澡等。除此之外,这几个人一般不欺压别人,能与别人相安共处。要是与劳动号“有面”额外多要来馒头,还总是分下去,尤其是先给负责冲扫地茅的人和年岁最小的“仔”。逢年过节打牙祭时,还让把菜碗一一码齐后再发,以便公平一点。节假日中,让每个会抽烟的人来几口,奢侈一下,乐一乐。号里自制了电视天线后,能调出好几个频道来,于是也会想到求看守在外边打开电视,让号里人能瞧一些连续剧,白天坐板时的话题也就显得丰富些了。

张军是2000年8月来到404室的,因“挪用和贪污公款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9年。在404室,凡接一审票从朝阳区看守所七处暂押部过来的人,若要上诉,一般都由我代笔写例行公事式的上诉状。张军则自己草拟了一个长达数页的上诉意见,请我提看法,并将他的判决书,他抄录的刑法中有关挪用和贪污的条款一并供我参考。我认真阅读、思考了2、3天,发现他的案子并非所谓“量刑畸重”的问题,而是罪名成立不了!我发现,按现有证据,他的问题是同意用假发票入帐以加大费用,从而达到企业自用资金更为宽裕的目的(是否构成偷税漏税罪,可以查证)。至于单位财务主管背着他做手脚贪污公款,不能归罪于他。他的案子由名声在外的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检,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最后竟出笼了这样一份荒唐的判决书,我在大不以为然的同时,不由得心生疑窦。我向他表明我的意见后,单刀直入地问他:“是否有人在蓄意整你?”他说:“是。开始是举报我接受外商贿赂,数额高达美金60万。”

我的见解和直率使张军打开了话匣子。交谈之中,没想到他对我的故乡还怀有特殊的感情。张军是78级北京经济学院本科生,毕业后去化工局系统工作,出事前任一家国有公司的总经理,公司所在地在灯市口。他告诉我,他曾因职务之便遍历全国,有两个城市在他心中留下了最为温馨美好的印象。一个是珠海市,另一个就是我的家乡——常熟市。他给我描述的是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常熟老城区。那梧桐树荫下的恬静街道,那回荡空谷足音的幽长弄堂,那楔入城中的十里青山,那姜尚垂钓的粼粼西湖,还有那不昧时代却不失朴素的民风,那紧凑有序又很少自负浮躁的节律。有次在常熟开完会,同事都赶着去上海了,他却独自一人留下再住一个星期,为的是细细感味那一方土地上无处不在的、淡而不显的神韵。有天晚上10点多钟,他步出虞山饭店,在几乎空无一人的市井中转悠。未几,一馄饨挑子迎面而来。他抬手示意后,挑子停下来席地而支。挑子主人边热情地与他打招呼,边勤快麻利地下馄饨。他觉得夜色下的随聊舒心极了,手中端着的馄饨美味极了,他觉得要醉……我听完后心里也美滋滋的,但还是忍不住将了他一军,问他尝过常熟的炒饺面没有?他说没有。我说这绝对是一大憾事。如今在常熟,鲥鱼迹近于无,叫化鸡早成昔日黄花,唯有炒饺面独领风骚。我强调说,中国之大,恐怕再也找不到有比常熟炒饺面更为美味的面条了!

2000年8月20日,华岩获释,王克全当学习号。2000年9月16日,王克全去南大楼遣送处,张军遂为404室学习号(由于手续出了差错,王克全中午返回404室,但新主已然加冕)。张多年在国企里当头头,如今难免还端些架子,透些官气。如方便面让人泡好,洗脚水让人打好,有时还让人来个按摩等。他和我很少谈政治。他只和我说过,六四事件后张健民率队慰问戒严部队,进门就咕咚跪下感谢救命之恩,太跌分了。我们对经济谈得不少。他说,在动机不纯的长官意志支配下,资源配置极不合理,所造成的惊人浪费,数不胜数,不可思议。他答应有机会狱外相遇,再告诉我第一手资料。有一次看电视,正巧北京电视台“证券无限”节目在播出对方泉的访谈。张军没有做过股票,因而不认识方泉。我告诉他,方泉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现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在北京经济学院任教多年。我没有告诉他的是,方泉曾经是我的难友,因方于 1990-1991年间也被关押于秦城监狱。我于1991年2月7日出狱后,他还进了我曾呆过的204监区的一个小监号,在监号中的卫生间木门内侧,我深深地刻下了一幅对联:小住秦城暂作客,不妨随处一开颜。方泉出狱不久来到我家,还专门提到了上述对联。电视中的方泉侃侃而谈,我听得出来,他在尽量说真话,尽量说实话,以便减少对股民的误导。不过,如今他当了《证券市场》杂志主编,有些话自然不便说,有些话则不能太直露了。我曾经在股市中略经风雨,依我切身之体会,我对迄今为止的中国股市评价甚低。撇开国有股、法人股不准流通的怪诞不说,公开、公平、公正肯定是中国股市十分稀缺的东西,散户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乃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亦有少数堪与强庄共舞的冲浪好手,但总的来说,在悲苦和喜乐的变奏之中,小股民是喜乐甚少,苦涩多多。

张军在法定期限内递交上诉状后,迟迟不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有何动静。2001年1月,有一天张军出去见律师,回来一脸无奈地说,他的律师被高法叫去,让其提交要求高法延期审理张军案的申请报告,以便脱清法院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责难。比股民还苦涩的律师唯有照办,岂有他哉?直至3月30日我离开七处,高法还在拖,而张军的律师已经第二次按要求递交了“延期审理”申请书!(2001年10月下旬,我在二监16分监区遇见了从404室来的张小生。他说,到他于9月19日转往遣送处时,高法对张军的案子依然还没给一个说法。法院违法,且弄虚作假,踩司法公正与透明于地下:莫非是,在权力干预之下,法官们亦苦涩多多?)

七处的监号中,常常自然地形成按地域区分的小圈子。如在404室中,北京城区人是一个圈子,远郊区县的则附于这个圈子。此外还有东北人、维吾尔族人、河南人三个典型的圈子。河北人常有,但似乎无圈子。山西、陕西、湖北、四川、安徽、江西人属多见,但成不了圈子。山东、浙江、福建、两广、云贵、湖南、甘肃、宁夏、内蒙人比较少见。我从未见过藏人。

东北籍在押人员主要涉嫌劫钱劫物、杀人越货。象吉林梅河口市的侯广辉,结伙抢劫杀人,因犯案时未成年,被判无期徒刑;两个同案犯,一个被判死刑,一个被判死缓。象黑龙江人张兴南,入室抢劫,被判死缓。他与同伙往往以代人送鲜花为名赚开屋门,闯入翻抢。马自强,曾是本溪钢铁公司工人,几年前就下岗了。1999年入关作强盗,绑抢三陪小姐,被判无期徒刑。他听不得人家提邓小平,听到就骂邓批邓。他说1997年春邓小平归天时,本溪钢铁公司家属区内鞭炮齐鸣,以示庆贺,他自己也没少放。间或也有因贩毒进来的。如黑龙江人宫仁伟,一审被判有期徒刑9年,其妻被判处死刑。

维吾尔族人则全是因涉嫌贩毒而被抓。上了岁数的,每天净身做晨祷。斋月时,年纪较轻的肚子钉不住,白天照常进餐,只有一位60开外的老者,坚持在太阳下山后进食。维吾尔族人相互之间一般都用维语交谈,扎堆打牌,与汉族人甚少过从。有个叫玉素甫·买买提的,能说比较流利的汉话,我专门问过他对汉人的看法。他措辞谨慎地对我说:“我们维族人祖祖辈辈生活在新疆,后来你们汉人来了,还领导我们,这都不去说了。汉人在新疆开工厂办实业,总该优先考虑维族人的就业问题吧?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招工是先想到汉族人,裁员是先想到维族人。这不是太不公平了吗?”有个叫热兹的,在俄罗斯呆过几年,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中国不民主,我今后还要出国去生活。”

河南人常为人所诟病。有个改编了的董存瑞的故事在社会上和看守所内广为流传。说的是,董存瑞的战友(河南人)推说去找支架而一去不复返,董在拉响炸药包时怒吼一声:“河南人,我操你姥姥!”七处每个号里几乎都有河南人。1999年5月19日我进了313室,有个叫陈军的河南人跟我说,头等大事是设法保住头颅。2001年7月20日,从电视新闻中得知,他与李亚平等人一起被执行了枪决。在404室,我遇到过河南人陈连民,他因抢劫罪于1999年12月8日被处死。后来又遇到河南固始县的好几个人,象李枝军、高学军、李学龙等,因偷、抢而被抓。但是,河南人也分人。2000年夏来了一个20岁的宋建行,这个孩子就不错。他从农村老家到北京来看望叔叔宋喜武,后者在京郊开了一家蘑菇房。宋建行抵京当天,正好其叔叔在作坊中逼问一雇工是否偷了500元钱。宋被要求用橡皮带子和树枝抽打“小偷”。当然,其叔叔更是大打出手。第二天,“小偷”因大面积皮下出血而夭亡。宋喜武被判死缓,宋建行被判无期。这个孩子从未在社会上混过,没有劣迹恶习。官司尘埃落定后,一心想的是下狱学点东西。他不声不响地抄录了《英语世界》上好几篇中译文,还缠着我,非要我给他说说15年后农村的大概面貌。

先前提到过的梁军政,是河南杞县人,因寻衅滋事被判刑4年。他在看守所里就开始多读勤写。他文化程度初中毕业,但也把《读书》杂志借去看。有一次他对我说,《焦点访谈》不过就是“焦青天”而已。我颇觉惊诧,问他如何得到这个看法。他翻出《读书》上对《焦点访谈》的一段评述,并说他认为评得对。2000年10月,他拿出新购的练习本,要我给他写几段话以作纪念。我写了三段话:

 

“民主国家不搞以言治罪,而中国还要搞,这是不是江泽民所说‘丰富多彩’中的一彩?法治国家不搞文字狱,而中国还在搞,这叫代表先进的文化还是代表落后的文化?”

“李鹏说‘主权高于人权’,这句话不经一驳。那些践踏人权的主权是应当被埋葬的,岂能高于人权?那些服务于人权的主权,又怎么会高于人权?”

“在人与人平等和国与国平等中间,有一个党与党平等。如果承认前两个平等,就没法不承认第三个平等。而如果承认第三个平等,共产党就不能有垄断执政的特权,就不能剥夺别的党派争取执政的权利,更不能迫使别的党派将其执政欲望自我阉割掉。”

 

梁军政读了几遍之后,激动地对我说,他完全看懂了我写的话,并且心服口服。

404室中还有一个湖北农民值得一提。他叫廖林,土家族,初中没读完,但明白事理,知悉世事。每天晚饭后,他总喜欢大声地发表自己对各种问题的看法,我们戏称为“土家族广播电台又开始播音了!”他常说,“货比三家”是在论的,你这个“一党执政”是怎么回事?有时则将听来的民谣说一说,如中国“四大寒碜”:

 

江泽民的老婆李鹏的字,

朱熔基的眉毛瑞环的脸。

 

号里人听完均点头称是,开怀大笑。廖林还有两个绝技。一是光用大拇指支着就能做俯卧撑。二是一口气能吃掉20个煮鸡蛋,连屁都不放。有一次他来了闲情逸致,让我将李煜的词《虞美人》写在白背心上,他用红线(将衣服拆了得线)一针针照着字样缝出来。2000年9月,他因贩毒罪被一审判处死缓。没几天,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的“抗诉书”来了,其中对其他人的判决认为是“量刑畸轻”,唯独对廖林的判决认定是“量刑畸重”。这是我在看守所近两年时间里唯一见到的一份就量刑过重提出意见的抗诉书。2001年10月,听张小生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再审,还是判了他死缓。

2001年2月,四川内江人周吉彬接了无期徒刑大票来到404室。他身高1.81米,从中央警卫团退伍后到亮马河大厦当了一阵子保安,不久辞职。2000年12月某一天,他戴上墨镜去亮马河大厦抢钱时,被堵在楼中遭擒。他说,他在设计行动方案时疏忽了某个细节,以致“失足”而成千古恨。我问他,为什么会冒出抢劫的念头并铤而走险呢?他说,他的家乡太穷了,而他在北京又大开了眼界,达官显贵、商贾腕儿们的花天酒地强烈地刺激他、烧灼他,他想一夜致富,抢一把回家把新房盖起来以告慰父母。谁知劫富不成反坐大牢,导致父亲不得安生,母亲以泪洗面。他在号内忧郁寡欢,总觉得抢了一次就判无期是太重了。

如果说周吉彬是穷则思富、趋之无道的话,那么,丁岚则是富望更富、取之无道。丁岚原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劲松分理处副主任、天坛东路分理处主任,他的妻子亦是中行职员。可想而知,他家的物质生活水平,已远在小康之上。然而,在中国社会“官银企”合伙自盗国有财富的浊流中,他结识了“名人垂钓俱乐部”的副主任傅榕。该俱乐部在北京饭店包房办公,在“联谊”、“休闲”的名目下充当权力寻租者的掮客。傅榕与官宦过从甚密,如此则既有声威又有实力与银行“合作”,通过高息揽存而支配大量资金以谋私。这里的分肥者是傅榕背后的出租权力者、傅榕、银行的丁岚和企业中将巨款打入指定银行的决策者。不料东窗事发后,挨拳头的是傅榕和丁岚,一亿六千万的事,不能没有人扛着。丁岚去泰国躲了1年,还是被抓回来了。他于1999年10月中旬调至404室;2000年10月,他才和我说起傅榕带他去杨尚昆家的事。他告诉我,见律师时遇到了傅榕,傅微笑着对他说“没大事”。丁岚说,可能傅榕心里有底,外面高官会给他铲事。我事后从曾与傅榕同号的人嘴里得知,一审开庭后,傅榕真急了,他很快就写了一份书面揭发材料,把包括杨尚昆儿子、女儿在内的人统统抖露了出来——不知是他想以此将功折罪呢,还是想借此唬住承办者,使此案不了了之?不过,恐怕不能说傅榕天真,或是犯傻,他是孤注一掷。当然,可以预料的是,有关方面将对他的揭发“不予采信”;而且我觉得,他的揭发还起了催命的作用:这样的活口不能留。2000年12月20日,星期三,傅、丁均被一审判处死刑。2001年11月,我在二监得知,二审“维持原判”的裁定书也已下达。好在经济犯有三审——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或许还能让傅、丁二位度过2002年的春节?

我是404室的老号,自1999年10月开始到离开七处,我一直睡二板,属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之一。所谓二板,是指紧挨着学习号、有12块板左右宽度的铺位。以每块板宽8cm计,约96cm。每月下旬,我负责统计全号需购之日用品,列出清单;收取来钱者应缴的公费;代一些人写要款信;完成一页下个月的月历,而平时则没活。自2000年9月开始,我夜间值班也给免了。那么,我与其他享有特权者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我认为,不同之处是:我往往心中不安。因此,每当冲扫风圈时,我会抢着将清水端出去,将污水端回地茅房倒掉(404室风圈里没有下水道);每星期五下午搞卫生时,我会不吭声地进地茅房给人供水,或是将地下的脏水舀进地茅房,或是抓块板布擦起板来;我决不早上放大茅,因为别人就在离你1米开外处刷着牙;我常常婉拒别人代为洗衣的动议;我尽量出面请看守破例打开电视;我还会让看守在放风时抛几颗香烟下来,或从其他渠道弄点烟来,以解烟民于倒悬(我本人自1968年插队前夕发誓决不抽烟后,一直信守承诺)——上述做法可看成是原有素质对特权享受的一种抵制。但是,在特权的腐蚀下,我又能抗衡多久呢?2000年12月,当自来水变得冰凉,而内蒙人李杰又屡屡提议为我洗衣服时,我心动了,悄然接受了。2001年1月开始,打水的劳动号给404室多打了一桶热水,有5个人能用多余的热水洗澡,我又跻身其中!长此以往,谁又能保证我不会象别人那样,在大家冲风圈、搞卫生时袖手旁观、谈笑风生呢?谁又能保证我不会脸无窘态、心安理得地在别人刷牙时放个早茅呢?谁又能保证我不会让人泡好方便面、打好洗脚水、进而再接受按摩呢?“抓紧世界观的改造”似乎是好的,但很不够,还要变革制度。好的制度是世界观未改造好的人难于做坏事的制度;坏的制度是世界观改造得不错的人也能轻易学坏的制度。权力的腐蚀、特权的诱惑要靠道德警觉和制度约束的双保险来抵御。死抱住等级特权制度来反(制度性)腐败,纵有壮士断臂之气概,也只是扬汤止沸,形同作秀。

在世界观方面,我真正自信能至死不改的,是我的无神论信仰。这并不是因为有神论已被证伪,已被驳倒:有神论其实不可证伪。我之所以倾向于、执著于无神论,恐怕多半是先入之见的比较优势使然,其次是我对人类的使命甚为看重,既不想怨鬼怪之捣乱,又不愿让神仙来代劳,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超自然物的存在,我觉得由人来面对整个宇宙的图象最为简明质朴,又最使人类的使命感熠熠生辉。除我之外,404室中坚定的无神论者还有45岁的范久学,京郊平谷县一农民,因宅基地纠纷而致对方一死多伤,被定故意伤害罪,判了无期徒刑。号内多数人对鬼神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这些人都是在1949年以后出生的,何以反共产党宣扬的无神论之道而行之,个中原委耐人寻味。象家在小西天的郝卫军,不到30岁,平时与我很谈得来,却相信什么“蝶仙”,还会一套招仙术。我让他招来瞧瞧,他忙乎了一阵,没有办到。有些人愣跟我说有鬼。我说:“我有鬼子票(七处发的代币券),你把鬼叫来,我请客。”他们说,鬼不食人间烟火。我又说:“请来聊聊。”他们请不来。于是我说:“七处4区是关死囚的地方,不少人都说4区常常闹鬼,我在这儿呆了小两年,怎么就没见过一次呢?”我又说:“地球上的人都快60亿了,还把鬼弄来瞎挤、添乱,何必呢?”他们被逗乐了,但心中依然相信鬼是有的。

号内多数人还信算命那一套。用扑克牌算命是有些人每日必行的功课,明摆着是随机撞大运的小把戏,他们就是信,就是乐此不疲。对好些问题,他们要寻找答案,别的办法似乎不灵,就以为算命能揭示玄机,给出明谕。山东肥城人刘奎均在3区时学会了摇签算命和测字算命,他来到404室后,找他的人可真不少。没判的人要他算何时判,判几年;已判的人要他算二审有没有戏,戏多大。他给人算命还挺认真,表情虔诚专一,手指比比划划,口中念念有词,还不时翻看从《易经》上抄下来的东西。不过,有一点大家都看出来了,如果要他算何时接大票,他一定不会忘了扫一眼我画的月历。因为,有两个日子是一定要避开的,这就是星期六和星期天——法院的休息日。他的所谓接票日,究竟是从卦上看出来的,还是从月历上看出来的,除了他的良心知道外,真是只有天知道。

2000年11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我请刘奎均测字,算算我的官司怎样了。他说:“江老师,你可是真算?”我说:“是。”他要我任给一字,我给了“仪”字。但见他敛神蹙目,进入状态10多分钟。完事后,他极为认真地给我说道:“你的家人和朋友正在花钱为你使劲。”他一紧张就把套话用到了我的头上。我忍不住一笑,心想哪个穿官衣的人敢拿我家的钱为我铲事?他见状改口道:“不管花没花钱,反正没少为你使劲。”我点头认可。我太清楚了:从我的妻儿到北京及外地的朋友,再到港澳台朋友、海外朋友、国际人权组织甚至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女士,他们是一定会关注这起以言治罪、践踏人权的个案,并且会为受害者鼓与呼的。他接着说:“你的官司正往越来越小的方向发展。”这话中听,我又笑了。“法院大票将在11月13日下来。”他说得明确肯定。我又追问一句:“不是13号左右?”他答道:“不是左右,算出来就是13号。”我扫了一眼月历,13号是下星期一,离1999年11月1日的开庭日已是1年另12天。看来,不管从理上看,从法上看,还是从卦上看,一审判决书都该下来了。第二天早上,刘奎均对我说:“若13日没有动静,下一个日子是20日。”当时我表情平和,对他的话未予置评。

13日过去了,20日也过去了。他见了我不免脸红,但我并没有说他。我觉得假以时日,人们自会慢慢接受我的下述见解:摇签也罢,测字也罢,都是从极其有限的臆想地抽取出来的表面信息中去直接推知包罗万象的人生百态和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从根本上说,是一件极不对称的、力不能逮的功课——从可怜巴巴的已知条件出发去求证无限多的确定性的断言,其结果只能是妄说了事。在我看来,据于面相和手相的算命,多少有一定的经验成份在起作用,虚妄的程度要小一些。而瞎子算命,也是经验积累在起作用,同时尽量用模棱两可或可作多种解释的语言来给出答复以逃避证伪。

应当说,信鬼神也好,算命也好,以及其它非科学的东西,还将长久存在。在看守所监号的斗室社会里,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相信“人的命,天注定”者与不信此说者还将长期共存。在外面的大社会中,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四十二    三遇法轮

自2000年元旦辽宁丹东人孙巍转去海淀区看守所之后,虽然报纸、电视中不时有关于法轮功人员的报导,但几个月来,号中未再进过法轮大法的信奉者。我当然不希望法轮功人员再被“专政”,再被关押。我与法轮大法信奉者有深刻的理念分歧,但是,他们与我一样,只是持有自己的信念,传播自己的观点而已。你可以不喜欢他们,不理会他们,也可以剖析他们,批驳他们,但不能镇压他们。镇压不仅是残忍,是践踏人权,而且也是无能,是违逆事理。先把人关进劳教所,把人投入大牢,然后再进行“关爱”,进行“帮教”,进行“感化”,使处于恐惧之中的非正常的人获得“新生”,这从程序、手段和目的来看都是反人性、反文明的。从结果看,也是非常可疑的:共产党在信仰领域搞“一统”,在思想领域搞“统一”,事实上从未真正成功过,这一次也将同样如此。

2000年7月1日,星期日。午睡过后,号里人光着膀子,或聊天,或玩牌。忽然,监门开处投进一人,随身只带一个小塑料袋,内装牙刷、牙膏和手纸。一问,方知来人叫刘永旺,河北曲阳县人,28岁,天津大学自动化专业本科毕业,在首钢下属的一家公司上班。前些日子,他趁出差之机到上海去会了法轮功功友,被上海警方抓获后在上海市看守所呆了几天,昨天被北京警方带上火车,今天就被直接解到七处来了。官方对法轮功人员的态度在这几个月里有了明显变化。原来是免费给孙巍一套被褥,并关照安排在前头吃饭,每天管教还提孙一次。现在,刘永旺的被褥就不给解决了,管教也基本不提他。好在学习号对他还算照顾,刘自己也不把吃苦当回事,给他找了一条旧公褥后,他半垫半盖,侧身睡4块板,不露怨言。有馒头也有窝头时,他抢着吃窝头。安排他擦板,他擦完后又主动擦地。每星期五下午搞卫生时,他又抢着干。他是诚心诚意“做好人”,对此大家是公认的。

刘永旺家在农村。他练上法轮功后,父母也跟着练了,亲属也跟着练了。他说,他的收获是身体健了,心性高了,趣味深了,烦恼少了。号里人自然有不信他那套的,于是又爆发争论和争执。我告诫自己只听不说,来个“旁观者清”。王克全等人与他的争论几乎是与孙巍争论的重演,而刘永旺的说法也与孙巍的说法惊人的相似。与孙的微笑和慢条斯理不同的是,刘永旺是个急性子,除了防守还常常反击,因而很快就得到了一个新的称呼:“旺旺”。有4、5天光景,在号里人与“旺旺”的交锋中,我一句话也不插。接下来的一天晚上,大家都已躺下了,有人与“旺旺”又开始论战。当“旺旺”再次提到牛顿、爱因斯坦和“四维空间”时,我终于憋不住了,欠起身子大声告诉他 ,在对事实的把握上,他明显有误。然而“旺旺”法轮在身,并不怵我,很快与我辩个不亦乐乎,弄得我大半夜未能入睡。

第二天上午,我又和他“接火”。我问他对李洪志那一套说法为何如此笃信不疑?他说,他刚接触法轮功时,也抱怀疑态度。大约半年之后,他开始坚信起来。他的回答尤其是他的神态使我明白,眼下的争论已然无益,就提了两个问题请他想想。我说,这两个问题也是提给我自己和其他人的。两个问题是:

1、你经过反复思考因而信了一个人和他的学说后,能不能就此放弃对他的学说怀疑的权利?

2、怎么让人把你的说法与胡说区别开来?

我明白,现代科学已经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但在非科学领地中,这是两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我认为,法轮大法的信奉者不应放弃对李洪志和他的经文怀疑的权利;我同样认为,马列主义的信徒不应放弃对马克思和他的学说(包括基本原理)怀疑的权利,任何别的主义的信徒也都应当珍视自己怀疑的权利。同时我认为,把自己的说法搞得不可证伪又动辄将别人的说法加以证伪的做法,不仅没有说服力,而且难免让人生烦、生厌。

我向“旺旺”提的两个问题以及我的上述看法,都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与我的预期相一致,“好斗”的“旺旺”的确很难回应。我赞赏他诚实地选择了沉默,而不是非理性的诡辩。当然,他与别人的争论是一天也没有停息过的。

除了进行争论时比孙巍火爆,“旺旺”的胆子也比孙巍要大。他天天找机会打坐,得便还坐着练功。显然,牢狱之灾并不能使这样的“痴迷分子”回头是岸。7月中旬,不知为什么,号里又断了报纸,停了电视。7月21日晚餐后,刘永旺突然开始不喝水,但谁也没把这当回事。7月22日,他不吃饭,不喝水,不说话,也不听劝。号里人包括我在内,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7月23日,还是不吃不喝,但照样坐板,低着头。巡筒大夫主动招呼他就医,他不回应,只当没听见。这时有人想起,7月22日是法轮功组织被官方“取缔”一周年纪念日,大伙才明白:“旺旺”是以绝食绝水之举表示对取缔的抗议!7月24日,他继续绝食绝水。他的嘴唇已有开裂处,嘴角已打泡,但他还硬撑着坐板;头已不能抬,身子无力地歪斜在前面被垛上。这天上午,管教提他出去,还给他借了英语书,但他回来照样拒食;下午,看守所管教科来人提他,他对复食要求还是说不。到7月24日晚,他已经双绝三天三夜了。别人用湿毛巾给他敷敷嘴唇,他竟不近情理地、执拗地推开。他已经根本坐不住了,只得静静地躺卧着。他已经明显消瘦,但脸上却几乎没有痛苦的表情。那几天,对刘永旺和大伙来说,都是人生中极不寻常的日子。刘永旺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由自戕所带来的煎熬,而大家则见证了一个决心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意志力和过人的毅力。稍后,刘永旺被众多看守带离404室,再也没有回来。那几天,不仅是我,几乎所有号里人都在想,都在说:时近20世纪末,对这样一些根本不“邪”,最多是“愚”的信仰者还要横加迫害,真是落后、黑暗和愚蠢到家了!

刘永旺走后半年又5天,是2001年1月29日,年初六。为庆贺蛇年春节,号里人用方便面口袋做成并于除夕那天粘挂在墙上的彩条,这时已开始脱落,但七天长假还没有完。大家没有想到,大过节的,随着“哐当”的铁门启闭声,号中又来了一位法轮大法的信奉者——张大奎。

大奎27岁,武汉人,中专毕业。去年12月31日下午,他和父亲还有其他功友在天安门广场展开抗议横幅,很快警察就扑了过来,把他们塞进囚车,押入丰台看守所。初六上午刚出发时,看守没叫拿被褥,他误以为要被释放,却不想被“邮”到七处来了。

刚进号时,大奎茫然失语,加上脸色发黄,身体单薄,让人无法把他与前仆后继的法轮功抗议者相联系。我记起自己与孙巍、刘永旺之间于事无补的激烈争论,决定这一回要多听听他的言说,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尊重和宽容。大奎很快就清楚了:与别人的诘难和讥嘲明显不同,我的问话是真、善、忍的。他用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告诉我,父亲是武汉人,早年去辽源工作,在当地成了家,母亲是辽源人,他和妹妹在辽源出生和长大;几年前父亲退休后,举家南迁到江城定居。他读初中时,就对气功、人体功能开发这类东西感兴趣,自己常去书店买些书,回家自己练。他是接触到法轮功的书后开始练习法轮功的。有好长一段时间,父母对他的练功持不闻不问态度。他母亲患有一种背部疾病,久治不愈,在他多次劝说下,母亲尝试着修炼法轮功,结果顽疾奇迹般地消失了。父亲担任一家粮食加工厂副厂长一职多年,本来对气功类东西不屑一顾也无暇顾及,由于惊喜母亲解除了病患,加上工作中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他拿起了法轮功的书读,并开始学着练功,结果心情好了,身体健了。就此一家4口,除妹妹外,都成了法轮大法的虔诚信徒。到武汉后,他们一直与世无争、与邻相安地继续练功。1999年4月25日中南海周围的静穆抗议,他们没有参加;以后也没有来京上访过;被“取缔”不让出门练功后,他们就在家练;被戴上“邪教”帽子后,他们还在家里练。如果不是武汉警方对家中的频繁电话骚扰和派员监控他们的日常活动,他们来京抗议的念头是不会冒出来的。他说,来京前他和父亲在家制作了一些小标语,去年12月31日下午,他们到达天安门广场后,本想打开自己的标语,但很快就遇到了别的地方来的功友,他们带着长长的大横幅,他和父亲见状就去帮着展开。几分钟后,连人带幅就被警方卷走了。他说,象他这种性格的人,到天安门广场去不是为了出风头,更不是无事生非、扰乱治安,完全只是争一个起码的信法的权利,争一个起码的练功的权利。

张大奎从我身上感受到的尊重、理解和宽容,在号中并不多见。他不得不面对此起彼伏的两类诘问。一类是关于他的信仰本身的,另一类是冲着他的抗议行为来的。前一类与发生在孙、刘二位身上的情形十分相似,这里略去不表。第二类争论在大奎身上变得甚为火爆,几乎天天发生。人们主要指责他两条。一条是“不让练就甭练呗,还不是照样能活?”另一条是“大老远跑北京天安门广场来,不知道要被抓?不知道这叫鸡蛋碰石头?”总的评语是:“不值”,“犯傻”。给他的“忠告”是:赶紧认个错,认个罪,再把李洪志骂一顿,争取“干起”,或者少判,“什么也比不上早点回家强!” 我本能地、直觉地站在辩方这一边。因为,完全可以对我提出同样的责难:“不让说就不说呗,还不是照样能活?”,“你不仅说,还不断地说,还说到国际上去,不知道要被抓?不知道这叫鸡蛋碰石头?”我认为,发生在404室、围绕张大奎的所作所为展开的争论,是一种亘古常新的价值观冲突在21世纪初的再现。控方把“得过且过”看得很有价值,只要能“且过”,尊严、权利、爱好、……一切为权势或习俗所不允许的东西都可以放在一旁,甚至一辈子活得象个奴隶,象个奴才也还是值当。时常还能听到他们用“胯下之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类表述枭雄策略性地暂屈待伸的典故、名句为自己祛脸红,壮行色。而辩方的价值排位表中,“苟且偷生”显得轻如鸿毛;人的尊严很有价值,所谓“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之志不可夺也。”人的自由权利很有价值,最为极端的表述是“不自由,毋宁死”;按自己的意愿活着、凭自己的良心行事很有价值,对唯唯诺诺、奴气十足的活法不予采认。不难看出,控方认为之“不值”,正是辩方心仪之“值”,控方认定之“值”,正是辩方轻鄙之“不值”。共同点是:双方都按自己觉得最值当或较为值当的方式生活。

张大奎上广场展标语,叫不叫“鸡蛋碰石头”?我看不叫。他不过是举着鸡蛋对石头说,别看鸡蛋是弱者,但她有存在的权利。他不是拿鸡蛋去碰石头,而是要石头不去砸鸡蛋。中国历史上,石头总是砸向鸡蛋,还一律诡称是弱者“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而平时以“苟且”为首选,“墙倒众人推”时却争先恐后的人,也乐意将弱者的呼号和非暴力抗争视作“犯傻”,以便凸显臣民心态和臣民行为的天然合理性。然而,这一切是不是也该翻篇了?如果说,面对整个制度和文化,个人显得微不足道,并深感无可奈何的话,检视、反思和逐步矫正自己的心态和行为是不是有点现实性、可能性?再退一步,如果自己改变自己也还启动不了的话,那么,在言说、评述别人行为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尝试换换角度,可以来点新的思维,带有公民色彩的思维?在号中,除我之外,张大奎的湖北老乡廖林,也对大奎的抗议行为表示了理解和肯定。东北的盖兆虎等人也没对大奎的做法进行嘲讽和责难。尽管还是少数,但已经使大奎感到欣慰,感到“踏实多了”。

大奎进号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官方在“新闻联播”中公告了一条爆炸性旧闻:1月23日下午,龙年岁末,有数名法轮功信奉者在天安门广场自焚。报导说,那些人在李洪志的挑唆下,痴迷到以自焚来升入天堂、求得“圆满”。当时,号里的空气一下子凝重固化了。廖林一开始认为是官方造假,给法轮功加罪。多数人惊讶语失,感叹连连。大奎睁大了眼睛,表示实在不能相信。在同样经历了巨大的冲击波之后,我仔细、反复地看了经官方精心编定的东西。我对站在身边的大奎说,事情应该是真的,但不会是什么升天,而是以自焚这一极端的自戕方式来表示抗议。大奎马上说,“李老师明确说过,自杀是一种罪过。练功的人是不会自杀的。”我解释说,把这件事说成是由李洪志挑唆所致,是荒唐可笑的。但是,处于极为困顿、悲愤之中的人做出以死相抗之举,虽属罕见,但亦可能。再说,官方也还不至於卑劣到、无能到要泡制“国会纵火案”的地步。在我的印象中,播出录相的当晚,他并没有接受我的看法。

那天晚上,大奎不厌其烦地跟我说,法轮大法反对自杀,更反对杀人。其实,这个事实我清楚:中国每年的自杀人数有20多万,自杀未遂者则高达200万。而这些年来,所谓法轮功习练者中的自杀人数(姑且认为官方没有造假)仅数百人,占万分之四,远远低于练功者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由此足见李洪志反对自杀的态度。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李洪志并非等闲之辈,说他一呼万应可能过了,一呼百应、一呼千应他是做得到的。若他真要信徒“升天”或“以死相抗”,这么多年来怎么会只有数百人从命,而这一次又只有区区数人响应呢?果真如此,李洪志何足惧哉?法轮功何足惧哉?记得1994年暮春时节,经北京的几位朋友再三相劝,我随他们一起前往长春,并自5月1日开始,在吉林大学呜放宫礼堂听李洪志“授课”。绝大多数人是上午听一遍,晚上再听一遍。我不知道晚上溜号的除我之外还有谁,反正白天总是席无虚座。授课结束那天,当李洪志回答了底下递上去的数十张条子之后,整个礼堂开始沸腾,受众们几乎全都站立起来,欢呼雀跃,不能自持。事情十分明朗,李的东西虽然根本不能打动我、说服我,但他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实实在在的。我想,如果他在新发布的经文中要信徒们赴死,听命而行的恐怕起码要数以百计。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那几个人的自焚,应属个人行为无疑。那么,千里迢迢从河南跑到北京,是升天还是抗争?我倾向于后者。处于被打压、围剿之中的开封信徒,还有什么胃口和心境出远门去升天?2001年2月15日,湖南的一名法轮功信奉者在北京永定路南端自焚身亡,留下的亲笔遗书说得明明白白,他是忍无可忍以死相抗。我相信,在他之前的自焚者亦怀有同样的心迹(2月20日,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由积水潭医院转到北京公安医院。他被放在我对门的一间病房中,也是独处一室。可惜的是,我始终未能找到机会当面问问他)。

利用自焚事件,当局对法轮功的镇压明显加大了力度。2月5日左右,张大奎被叫出去填了捕票。他自己明白,号里人也都明白,他剩下要做的,就是如何在法庭上为自己作辩护一事。大奎找我求助,我要他自己先考虑3天,再来与我讨论。3天后,他谈了自己的辩护要点。一是邪教帽子扣得阴险狠毒,必须如实戳穿。二是四项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必须据理反驳。他刚说完,我就乐了,还乐得他直犯懵。我赶紧告诉他,我之所以乐,一是高兴他把要害抓住了,二是官方将四项罪名悄悄改为三项了,辩护任务要比他想的轻一些了。他忙不迭地问,哪一项罪名给拿掉了?我说,列在第一条的“反政府”给拿掉了,后面三条“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还在用。大奎说,前年定法轮功为邪教时,最大的棍子不就是“反政府”吗?怎么给拿掉了呢?你会不会弄错了?我找出报纸给他看,四反成了三反,白纸黑字,不信不行。接着我告诉他,当初官方声色俱厉地抛出四项罪名,并将“反政府”赫然列于首位时,我就认为,这既是现行政治制度的本质体现,也是官方情急迷乱、举措失常之反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民主社会,“反政府”是公民的权利,公民反对政府的某些决策直至要求政府下台,都不是罪过,而是权利。在那样的社会中,绝对不可能将“反政府”列为公民或社团的一条罪名,只有在中国或类似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才会将“反政府”抬出来吓唬人、处理人、关押人。然而,与曾经屡试不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不同,新帽子“反政府”越来越成为双刃剑:既尚能镇住老百姓,又给官方造成不小的伤害。你们看,给法轮功扣上“反政府”的罪名,至少不打自招地表明了两个事实,一是中国实行的不是民主制度;二是对法轮功进行政治迫害。因此,如果不是情急迷乱,当时的官方想必是不会选用这一罪名的。在“反政府”帽子抛出后不到一年,当局权衡利弊,终于粘不溜地收起了这顶帽子。听到这儿,大奎乐了,旁边还有几个人也乐了。我说,还有可乐的在后头呢。

我继续说,“反科学”算不算罪名?我认为不算。法轮功有没有反科学是另外一回事,我这里说的是,科学是好东西,但科学没有不受反对的特权,人们要是对科学不感冒,是可以反对的;反科学或许显得愚昧可笑,但无罪。

“反社会”算不算罪名?我只知道有“反社会情绪”、“反社会倾向”和“反社会行为”,还没有听说过有“反社会罪”。

“三反”中间,我能确认构成罪名的只有“反人类”。纳粹德国战犯所犯下的,就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

于是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李洪志是否犯了“反人类”这一滔天大罪?中国官方照例是“有罪推定”,希望象办胡风那样一手遮天就给钦定了。然而,时代不同了。如今,李洪志在国外合法地留居着,法轮功组织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合法地存在着。你说李洪志反人类他就是反人类?别人长没长眼?你说法轮功是邪教它就是邪教?别人心中就没有杆秤?

我一口气说到这儿,大奎和其他几个人就更乐了。四反也好,三反也好,敢情官方对法轮功的指控还真是纸老虎哩。

那天之后,大奎一直比较平静。坐板之余,他也玩牌、下棋,还做俯卧撑。他还数次提出晚饭后要练功,但学习号不敢答应。我后来知道,他还是找到了办法:自愿替人值夜班,在大伙熟睡的凌晨时分,他就虔诚练功,贯通周天。

我自2月16日到2月26日离开看守所10天,被安排到公安医院“治眼疾”。回来后听人说,大奎一直在念道我。我问大奎,他说是真的,我不在,他心里很不好受。

大奎进号后,给武汉家中去了2、3封信,要些钱买被褥和日用品,但不知何故,一直未见汇款。当然,物质的清贫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他与孙巍、刘永旺一样,安贫乐道的种子植根于心田,对身外之物看得很轻很轻。

3月30日,我离开看守所去遣送处。大奎依然与别人挤着睡,后半夜则替人值班。临行前,我特意将军大衣留给了他。虽说已经春暧花开,但身体单薄的他,还是很需要东西去抵御黎明前那料峭的风寒。

 

 

             四十三    官司见底

 

秋去冬来,风圈外的那棵掐顶杨树上,已经发僵的叶子随风飘落,所剩无几。2000年还有一个多月就将逝去,20世纪还有一个多月行将结束,我自己的官司却为何老不见底呢?从1999年5月18日刑拘我,到6月26日逮捕我,再到10月21日下起诉,最后是11月1日开庭审理,都是按程序走的。开完庭之后,程序失灵了:已经一年多了,判决书还下不来。不用说,问题显然不在法院,而是法院之上的决策者举棋不定,致使我滞留七处,在空气污浊的斗室中打发时光。

11月中旬,在看守所拒绝我直接给律师发信后[1],我提笔给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王燕法官去信[2],要她转告莫少平律师来七处见我,就当局严重违反《刑诉法》之规定、对我的案子迟迟不予审结一事进行商讨。几天后,莫律师就来了。他再次告诉我,他早就向法院提交过要求变更对我的强制措施的申请报告,而法院当然无法作答。这一次他与王燕通电话时,法院那头也没有明确信息,只说争取年内解决。我对莫律师说,有权拍板的人在我的案子上肯定有为难,但我不会幻想他们在新世纪降临之际突发善念,立地成佛:良心犯是一定还要继续制造出来的。我只是想早日离开看守所的弹丸之地;而且,到了监狱就能与家人见面了。不过,莫律师和同行的一位女律师还是说了更能暧人心肠的话:不期待会无罪释放,但判个羁押期说不定还是有可能的。

回号后,号里人也是挑吉利的话说。最典型的是,能判你早就判了,拖这么久就是不好判么!江老师,等着回家过年吧!说心里话,我何尝不希望如此?就渴望自由这一点来说,我比谁都不差。只不过,我的直觉和理智都告诉我,回家过年的概率如果不是零,也是无穷小。

一个半月又过去了,日子直逼年关。12月20日,星期三,法院终于进行年终清帐了。上午9点左右,丁岚被叫出号去,旋即看守折回404室,悄声告诉学习号:给他收拾东西!这是丁岚要接死票的信号。近中午,确知傅榕和丁岚被一审判处死刑;以李亚平为首的19人抢劫团伙案,其中10人被判处死刑;另有几起死刑案也都在上午作出宣判。刚被判处死刑的囚犯都要被砸上脚镣,带上前揣,解往4区。一时间,筒道里纷纷扰扰,镣链拖地的叮铛声,铁门启闭的哐铛声,此起彼伏,难以消停。当天,丁岚被关入405号。第二天清晨,从405号水房部位的墙体上,传来三下沉重的敲击声,这肯定是已成死囚的丁岚向404室发出的最后的声音。

12月27日,星期三,2000年倒数第三个工作日,也是20世纪倒数第三个工作日。晨起,我破例用凉水洗了头。9点多,看守呼我出号,悄悄告诉我:去接票。一中法来一辆车,就拉3个人,其中2人是去换票(原发的判决书打印有误),只有我是出庭听宣。到了法院,我们被关入“笼子”坐等,中午每人给了个馒头。我对判决结果略一思索,无非是:轻则3年,重则4年,该坐的牢就得坐。呆着没事干,竟打起了瞌睡。

下午1点30分左右,法警唤我上堂。我脱下军大衣,里面穿的是我所喜欢的酱红色冬令茄克衫,为常熟谢桥福圩村制衣公司所制。不到1分钟,我跨入法庭,见旁听席上仅章虹一人,我朝她点头。律师席上坐着莫少平、王刚律师,我以目示意。三位法官和一位书记员均已入席。检察官席空缺。当我站定后,审判长王燕宣布“全体起立”,她开始宣读判决书。应当说,她的语气是平淡的,例行公事式的,而不是满怀义愤的,无产阶级专政式的。但是,判决书的内容令我不快,更令我轻鄙。我的脸上很快就浮起了不恭的嘲讽式微笑:非要让言者坐班房,这我能承受。但时近21世纪,那些加害者还要搞文字狱,是多么无理、无趣和可悲呵!王燕读毕,问了我一句“听清楚没有?”,我答“听清楚了。”随后,她连程序规定的“是否上诉?”都不问,就急着宣布退堂。刹那间,我的胸中陡然升起一股怒火,我高呼:“以言治罪可以休矣!”堂上堂下,门里门外,一片静寂,无人出声。我突然悟到,众人中多数恐怕听不懂文言文,就又怒吼一声:“埋葬文字狱!”这时,两旁法警始缓过神来,上来推搡我。我步出法庭,见门外聚了一大堆法警,大厅里搞装修的民工也都停了手中话计,朝这头张望。我想,多年来,恐怕还没有什么人敢这样“咆哮公堂”的,人们全都愣了。

回到“笼子”所在的筒道,让我呆在法警的值班桌子旁。不一会儿,书记员黄璇拿了判决书副本来找我签收,并问我是否上诉。我提笔不假思索地写下了下面几句话:

我早就奉劝你们不要学雍正,不要搞文字狱,但你们非要搞,非要迫害中国知识分子。我当然要上诉,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

在我签名时,我记得王燕也过来了。我不想把气往她身上撒,就平静地和她聊了几句。明摆着,法官是奉命行事,自己是作不了主的。主政者要制造良心犯,他们是遵命不甘,违命不敢。

接了大票的第二天,12月28日上午,莫律师和他的夫人冯律师就来到七处见我,问我是否上诉。当时我仍有三种选择。一是不上诉。不是服判而不诉,而是不屑一诉而不诉。二是上诉,但不请律师。三是上诉,且继续请律师。我决定上诉且请律师。上诉,是为了好好写下一份上诉状,对官司作一个了结。不过,我的上诉状是写给世界、写给历史的。对这种政治迫害案,二审法院也不过是听喝的,能指望他们为你申冤理枉吗?延请莫少平先生继续当我的辩护律师,是因为我对他的工作心存感激。我们商定,元旦过后,莫律师再来看守所,取我写的上诉状,并代为转递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在名副其实的世纪末的最后三天里,我在号中琢磨我的上诉状。在特定的氛围下,我觉得时光似乎倒退到了上个世纪的末端——就所论的题目“埋葬文字狱”而言,我很象清廷刑部大牢里等候来年秋决的死囚。为了给世界和历史留下一份象样的东西,为了使号中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看懂读懂、口耳相传,我用功到了食不甘味、寝不安顿的程度。2001年1月1日,新世纪的第一天,我将上诉状正式定稿。

法院方面动作也不慢。我在12月27日明确签下上诉意见后,一中法在年内就将卷宗送呈高级人民法院。1月3日下午,年关刚过,高法的书记员们就来到看守所进行“面提”——就上诉事与当事人面对面地敲定一下。当天的“面提”在6区和7区之间的西边筒道里进行,被“面提”的上诉人约有20多名。一向以来,“面提”都极顺当。不把上诉人当人的法警和自己不怎么把自己当人的上诉人“相互配合”,法警象赶猪那样把上诉人驱往“面提”处,上诉人一路两手抱头,目光低垂。到了那儿,则象一具具弯曲的活尸,一律面墙蹲下,继续抱头。书记员们站在数个窗台边,点到谁的名,就由法警将谁带过去,双膝弯着,蹲在书记员侧旁,仰面回话。1、2分钟之内,问答完毕,摁上手印,再去墙边蹲下,双手抱头。所有上诉人被一一过完堂后,再由法警分头赶往各区筒道口,由看守领回,送至号中。

1月3号下午的“面提”,法警碰上了一个把自己当人的上诉人,从而激起了一场百年不遇的轩然大波。当时,从4区提出来的上诉人共有7、8名,法警将我们从楼下往楼上带时,我就听到他嚷嚷:“那人怎么不抱头?”其实,不抱头是我的规矩,并不是我故意较劲。我装没听见,继续走。楼梯三下二下就走完了,他也懒得挤过来把我揪出来。到了楼上筒道里,大伙一律面墙蹲下时,我也委屈自己蹲了下来,只不过别人都低头、抱头,显得一致而顺眼,惟独我双手扶膝、背直头正,明显高了一截而刺眼。很快,法警吼开了:“抱头!”我不予理睬。法警上来用膝盖顶着我的背,怒道:“叫你抱头!”我依然不予理睬。如果那时法警稍有一点思忖,觉得眼前的事不太对劲,然后稍稍收敛一下傲侮之心,知趣地不再作声,那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然而,一向不把上诉人当人的法警继续按惯性行事,他口出粗话,用膝盖又重重地顶了一下我的背部,这无疑是引爆了一颗本不想爆炸的炸弹!我腾地一下站起,转身,双目圆睁,大声斥道:“你凭什么要我们抱头?《在押人员行为规范》上哪一条规定我们要抱头?倒是《看守所条例》明文禁止警察打人骂人!”我看清楚那法警年近40,这时惊愕有加,张口结舌,竟说不出话来!在他本能地往后退一步时,旁边冲过来一个年约30、象是个小头目的法警,他对我说:“你嚷嚷什么?谁打你了?”我手指他身后的那名法警,说:“就是他!”或许是万万意想不到,或许是我嗓门极大,声振楼板,那位用膝盖顶我的法警依然说不出话来。筒道里早已肃然,若干书记员,多名法警和20多名上诉人,无一出声。我继续大声说:“上诉人也是人,你们为什么不把人当人?”这时,一名书记员来到我跟前,问:“你是江棋生?”我答:“是。”他说:“你过来面提吧。”我随他走到窗台前,站定。书记员展开询问笔录纸正待发问,不料那个小头目走了过来,冲着我说:“蹲下!”真是欺负人惯了!这一次,焉能不自取其辱?我怒而回击:“凭什么蹲下?!我失去的是人身自由,并没有失去站直的自由!”书记员见状,赶紧说:“江棋生,你可以站着。”那个小头目恨恨走离。问话开始前,书记员自我介绍叫李琨,接下去的问话是平和的,是按既定套路的。我也压住怒气,挑紧要的话说上几句。事毕后,我就站在离李琨1、2米处,与那个小头目继续对峙。李琨看来是个心细的人,他很快暂停对另一个人的问话,单独送我下楼交给4区的看守。有意思的是,小头目居然不请自随,紧跟着我们下楼,到了4区,还恶狠狠地对看守说:“要好好收拾他!”

我在4区筒道口一直呆到“面提”全部结束,其他人都回号以后。这时,分管死囚的戴管教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进去一看,里面还有3、4个4区的看守,我想,穿官衣的本是一家人,且看他们怎么收拾我吧。没想到,戴管教的头一句话是,火气别那么大,身上伤着了吗?有一看守接着说,要不要检查一下身体?我突然明白,法警惹下的事,看守是不愿意兜着的。若我真的被打伤了,这个责任是要分清的。我据实回答说,身体没伤着,不过法警的行为太不象话,我之所以发火是他们招我惹我了。我又说,其实,犯罪嫌疑人也好,上诉人也好,只是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们的人格必须得到尊重。听我这么说,戴管教赶紧叉开了话题,聊起我的刑期,聊起看守所刚刚开始经营的小炒盒饭,劝我踏实呆几天,等着下圈吧。

回到404室,号内所有人都知道了一介书生的“震怒”。先我回号的上诉人、平谷县的范久学早就把刚才的一幕说给大伙听了。可以想见,对我来说是事出有因、防守反击的即席发挥,对当时在场的书记员、法警和上诉人,却不啻是一场罕见的暴风雨;对看守所来说,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突发事件。

事情过后,我很快平静如初,只是盼着律师来拿走我的上诉状。1月9号上午,雪后晴天,我终于等来了律师。看守打开铁门,我跨出404室。突然,从西边筒道口传来一声命令:“搜他身上!把带字的都给留下!”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在见律师前突遇搜身。“我的上诉状”被无端扣压,一直贴身藏着的《看守所杂记》中的一节——“血洒铺板”亦被搜出没收。这时,跟翻了脸的看守讲道理根本无济于事,他们拿到了手就不再松开。我只是怪恼自己:怎么一点警觉都没有,白白让他们把劳动成果给劫走了呢?到了律师楼,见到王刚律师和一位女律师,我心中仍是懊恼不已,脸上也是一副遮掩不住的懊恼之情。10来分钟后,我平静下来,慢慢口述上诉状全文,由王刚律师记录;最后并商定,我走另一条“正常渠道”,将上诉状交给看守所,由他们转交法院,律师再从法院取得复印件。

1月11日,我将一式两份“我的上诉状”交给宋管教,期待他们能按规定“走程序”。宋管教说,你在3号那天大撒把,人家还会不盯上你?我这才知道,看守所的搜身,原来是要阻止我将控告法警打人的状子通过律师递出去。不料歪打正着,把我真正当回事的上诉状给无理抄走了!

至此,我的官司还剩最后两个环节:法庭询问和下裁定书。就结果而言,官司已然见底,毫无悬念。不过,由于春节长假将至,3月初又有“两会”,在何时询问和下票这一点上,还存有少许未定之处罢了。

 

 

注[1]:2000年9月29日晚上,代号为“9315”的昌平人士线春满“干起”回家,我托其给我家中挂一电话,要我妻子写封信寄来。10月16日,我读到了章虹写于10月10日、寄于10月11日的信。这是近一年半来她写的第一封信(主要是以为写了信我收不到),且顺利通过管教的审查而来到我手中。接信第二天,10月17日,我给莫少平律师写了封信。以下是我给莫律师之信的全文。

 

莫律师: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8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从受理到审结一件案子,其法定期限不得超过两个半月。如今我这件案子,审而不结已经拖了整整12个月!我琢磨,应当再次正式知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醒他们应当对有关现行法律怀有起码的尊重,对被告人的正当权利怀有起码的尊重。为此,望您能于近期来趟看守所,以便就此事进行磋商,作出定夺。

秋安!

江棋生

2002.10.17

 

 

注[2]:10月19日,给莫律师的信被管教打回,说是“不能直接给律师去信,只能写给法院,让法院转告”。10月23日,我给审判长王燕写了一封信,并交给了管教。以下是信的全文。

 

审判长女士:

烦请通知我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先生,请他于近期来看守所见我,我想就《刑事诉讼法》第168条之规定向他请教几个问题,同时就是否对法院违法一事提出控告作出决定。

此致

敬礼

江棋生

2000.10.23

 

 

 

 

      四十四    走向监狱

 

龙、蛇二年更替之际的1月19日,颇有敬业精神的莫律师和王刚律师又特意来到看守所,告知二审法院承办法官已向他们催要书面辩护意见,并向我拜个早年。我问高法是否已收到我的上诉状,莫律师说并未提及。而按理说,走看守所到法院的内部通道,1、2天之内我的上诉状就能到达二审法官的案头。现在8天过去了,这件事似乎还未办妥。我隐隐觉得,看守所在执意违法扣压我的状子。

过年之事不必再表,转眼间已是元宵佳节。看守所里历来卖煮熟的元宵,今年则新增了汤圆,均为20元1份。我这个南方人自然喜食汤圆,并特地多买了几份,让号内无钱者都能尝一尝。元宵之夜,是春节长假后最后一个有节日气氛的夜晚,按约定俗成的规矩,元宵节一过,司法程序又将启动。

果不其然,第二天(2月8日)高法就来提人了,被提者中就有我。我早就将一审判决书随身揣着,在判决书背面,是“我的上诉状”底稿。我觉得,将上诉状带出看守所,这几乎是惟一的机会。与中级人民法院给被告人上前铐不同,高级人民法院给上诉人戴背铐。那个法警小头目绷着脸过来给我上铐,我略略瞪了他一眼。步出楼门后,在外面等候从5区提出的女上诉人时,正逢承包小炒买卖的胖队长(姓何)带一队劳动号走过。胖队长大声对我说:“不要再发脾气了!”我笑着说:“一般不会。”

高法与一中法在同一个院子里,关押被告人、上诉人的“笼子”是两家共用的。与中法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上法庭前,高法还要对上诉人进行搜身检查。搜身时,上诉人又得抱头。那个小头目来到我身边,他不敢让我抱头,但搜得很细,把我的一审判决书给搜出来了。不过,他并没说什么,只是把判决书往长条凳上一放(如果说什么,我自然有话等着他)。就在他转身去搜另一人时,我一把抓起判决书放在上衣兜里。后来押解我上法庭的,还是那个小头目和另一个法警。小头目自然不敢开口要我在路途中象别人一样双手抱头,他清楚,如果开口,将会引发什么样的情势。而其他可怜可哀的上诉人,出了“笼子”便一路抱头窃行,直至法庭门口才让把手放下;而这时若他想抱头进庭,也将决然不被允许,因为这将把法院的不文明暴露于竹幕之外。

进入法庭站定后,见法官席上自左至右是:几乎满头白发的中年法官、戴眼镜的30多岁的审判长、年轻女法官和书记员李琨。堂下,在我左侧靠前,是一位配有文印机的录入员;在我背后,站着两名法警。整个法庭内共有8人,无检察官,无律师,无旁听者,是谓“法庭询问”,而不是“开庭审理”。

看来,案子的承办人是那位白头法官,因为所有问题都是由他发问。当然,他首先让我坐下,然后问了一些鸡毛蒜皮之事。当问到我的上诉意见时,我开口道:我的上诉状你们收到没有?那位法官在卷宗中翻找一番,然后答道:是不是你在一审判决后写下的那几句话?我说不是,有2000多字呢。他又翻出了卷宗中夹着的“我的自我辩护”(由章虹寄给一中法王燕法官的),让我指认,我说不是。于是他说那就没有了。至此可确证,北京市看守所于1月11日拿到我的上诉状后,并没有依法转递法院!我为此感到愤怒,但也为自己终于多了一个心眼而感到庆幸。

我告诉法官,我随身带来了上诉状,并要求以宣读上诉状来表达我的上诉意见。他们很快同意了。

我从上衣兜里掏出上诉状,清了清嗓子,开始大声朗读。当读到“更不能象邓小平那样承认错误,永不翻案”时,审判长不悦地予以打断;往下读到官方编造的关于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的谎言时,审判长再次加以打断。不过,法官们还是容我大体顺当地、抑扬顿挫地读毕了全文。然而,我自己并不满意。我其实应该作即席申述和辩护,那样既更为简明有力,又能看清法官们的表情和姿态。

法官们要我将上诉状留下。我说可以,不过请法院保留复印件,把原件还给我。之后又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争执,这一幕“法庭询问”就半真半假地结束了——对二审法官而言是限于程序之约束而应付;我自己呢,也远不象一审上堂时那样,非要以正压邪,让对方无地自容。我也有些调侃,有些应付,有些走过场就得了的心态。

2月9日下午,李琨一人来到看守所,在4区筒道口先是依约还给我“上诉状”底稿,之后交给我一份由那位录入员打印的“法庭询问记录”,要我过目后签字。那是一份丢三落四的、严重失真的记录稿,我以极大的耐心尽可能地作了修订和补正,末了我对李琨说,你拿回去重新打印后我再签字。他一脸无奈地说,也就是你的案子,我才专门挤时间跑过来让你阅后签字,别的案子哪有这事?要我再来一趟,就太为难我了,反正你增改的地方肯定会在重新打印时得到兑现,这点我可以担保。我觉得此人说话可信,同时我又习惯成自然地愿意体谅别人的难处,于是我对他说,出于对你的信任,我可以签字,但希望你帮我办两件事:一是约请我的律师到法院去取上诉状复印件。二是当二审结果出来后,通知一中法尽快下执行票,以便我早日离开看守所去监狱。他听完二话没说当即表态,两件事均合理合法,完全能办。我于是在记录稿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下了长长一段话,大意是规劝当局不要一意孤行,非要恃权弄法加罪于我,遂使我以一个文字狱受害者之身青史留名云云,并签了字。

李琨走后,我回到号中。大伙都说,你什么事都没有了,踏实等着下圈吧。谁都没有料到,即将终结的我的看守所生活还会迸发出异样的浪花。

2月16日,星期五,天气晴朗。上午8点半左右,所内大夫在作例行巡筒诊疗时,竟破天荒地将我叫到号门口,说,你叫江棋生吧?你的眼睛怎么样了?我说右眼一直不好,发胀发涩。他说,待会带你出去诊治。号里人都恭喜我说,天上掉馅饼的事让你给赶上了!自2000年9月开始,我曾多次向管教、大夫提出检查右眼的要求,但没有一次是答应了的。近2个多月来,我就未再提及此事。如今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人道起来了呢?高兴之余,我有一分疑虑。几分钟后,宋管教出现在404室门口,呼我出号。我将作为屁股垫的军大衣推给旁边的郝卫军(大衣兜里装着上诉状底稿),就下板走出监室。我以为是门诊检查,中午是肯定要回来的。

出了楼门,上了警车,车中有管教、大夫,还有2个执行科的警察。我被按规定带上脚镣、手铐。在驶出看守所大门时,值岗武警除了查验出门手续是否齐全外,还将头探入车内核对人数。警车经过天安门广场,取道南池子,最后到了北京公安医院大门口。解了脚镣、留着手铐,我下了车,并被带到急诊室,随后他们用电话与眼科主任取得了联系。在等候主任前来检查时,我意外地听到,他们已给我办妥了住院手续!至此,这事就有三分蹊跷了:未经诊断,怎么就作出了需要住院治疗的决定呢?不过,尽管闪过了这个想法,我还是没太往心里去,权当他们是积德行善,好事好办吧。半个多小时后,眼科主任和另一位大夫来到急诊室,用随身携带的仪器对我的眼睛进行了检查,最后由看守所大夫出面告诉我,医院认为你应当住院作进一步检查。我微微一乐,点头接受。不管怎么说,这事不赖,我想。

他们随后将我带向特设的地下住院部。记得是坐电梯到了地下一层,再来到一座没有任何标志的大铁门前,他们摁电铃后,只见大铁门徐徐开启,又见里面的警察打开另一道铁门,我们于是进入警察值班室,然后穿过值班室另一头的铁门,进入设有病犯科办公室的住院区。到了住院区,按程序解开手铐,给我理发,让我冲澡,换上病号服,穿上拖鞋。身上穿去的衣、裤、鞋、袜等,则一律装入一个黑色塑料袋,被拎到值班室去了。宋管教在临分手时,象是不经意地问了我一句,你号里的东西放在哪里?我一个激灵,回答说,都在一个红色塑料桶里,学习号张军知道。这一问一答后,我觉得此事就有六分异常了。

我被安排进一间空无一人的病室,里面有编号为25至28的四张病床。警察让我上了门后的25号床,并随即用脚镣将我的左腿锁定在铁床架上。我清楚这是规矩。但当时那个警察欺生,竟还把我的右手马上铐在另一头床架上!(这就是个人责任问题了)吃中午饭时,我的右手解了铐,坐在床上用餐。此后,白天就再没有将我的右手上过铐。

下午3点左右,眼科主任和另一位大夫来到地下室住院部,为我再作检查。尽管跟着进来了2名警察,但我的脚镣依然戴着。查毕,并未告诉我患的是什么眼疾,只是开了些据护士说是扩张血管的药。当天晚饭后,病犯科副科长进屋和我聊天,我提了两条要求。一是每天晚上延至10点(一般是每晚8点)给我右手上铐。二是用两副手铐串着铐我右手。他倒是痛快地答应了,说是“对你照顾”。其实,我提的是最起码的要求。试想,在灯火通明的屋里,一个人的左腿和右手被固定了,身子侧不得更翻不得,如果不熬到困意浓浓,如何能睡着?晚上8点就给锁定,让人动不得又睡不着,,岂不是活受罪么?此外,若用一付手铐将右手与床架紧紧相连,睡着了稍一动弹,就将勒醒,不是太不人道了么?再说,半夜小便,先得伸右脚踮地,再探出左手去够便壶,若右手一点松动余地都不给,要完成“方便”任务就十分不方便了。

在极端不自由的境况下,我迷迷糊糊睡了大半夜,也算为“没有人吃不了的苦”这一古训作了新注。然而,这才刚刚开始。一天24小时都被牢牢圈定在床上的日子,对于一个仅患眼疾又生性好动的人来说,着实是一项挑战、一种“修炼”。不过头3天,我得到了一些补偿:能读到看守所里读不到的多种报纸。湖南株州的法轮功信奉者来京自焚并留下遗书,我的朋友、北京电影学院的郝建就电视连续剧《大雪无痕》所发表的看法,就是从新鲜的《晨报》上读到的。我注意到,不仅病犯科有公费订阅的报纸,护士、护工自己购买的报纸也能在住院区流转。2月19日,不知为什么,突然不让报纸进我的病室了!我让常常笑容满面的护士长给我搞点报纸,她反常地躲着不给回音。而其他护士进屋,总是戴着大口罩,或发药,或量体温,或量血压,不苟言笑,事毕走人。保洁女工进屋,更是一言不发,擦完地就撤。警察很少进我的屋;进来后,我问他们要报纸,总是支支唔唔推说“没有”。

我的日子更严峻了。现在,我生活在“四无”空间中:无人可聊、无音可听、无屏可看、无报可读。每天除了放大茅能解开脚镣去厕所,剩下的时间就被定死在床上。幸亏脚镣留有少许松动余地,我得以做做仰卧起坐,做做俯卧撑,有时用右脚踩地来个金鸡独立等。但漫漫长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只能作打坐状,闭上双目神游冥想,进行意念漂流。很自然地,在思维领域出现了一个吸引子,那就是T变换到底是什么变换这一久悬心中的疑团。作为时间坐标反射变换的T变换(ttt)历来被认作是时间反演或运动反向变换,我对此早已质疑过,也确信自己的看法是站得住脚的。如今,在这个家徒四壁、孤寂宁静的地下室里,我重新开始一步步审视这个问题,认为有一个前提是必须确保的,即任何变换——坐标变换或非坐标变换,连续变换或离散变换,都不应导致物理量定义的改变或破坏。物理学界对T变换之功能得出的结论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他们在实施T变换时盲然未察地破坏了相关物理量的定义,从而破坏了讨论问题的基础,并引出了不当的见解。那么,在不改变物理量定义的前提下实施的T变换,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变换呢?真是冥冥之中如有神助,顿悟出现了:莫不是变正计时为倒计时?这些年倒计时方式还挺时髦,迎接香港回归搞倒计时,申奥一事搞倒计时,这个T变换不是别的,正是计时方式之变换:变正计时为倒计时!我琢磨再三,予以确认。当时,如同体内经历了一场激变,我全身的每个细胞、每个基本粒子都兴奋和欢乐起来了。我挥拳重重击打床铺,脸上绽开了花,忘情地出声喊道,太幸运了!太幸福了!现在,该是透过屋角的监控器盯着我一举一动的警察发懵的时候了:这个终日与脚镣手铐为伴、象动物一样被牢牢栓死的“病犯”,为何乐成这样?

地下室里的顿悟是一件意料之外的大收获。在我住院的日子里,两位护工与我的交往,则构成了一种温馨的记忆而长留心中。一位护工姓石,40出头;另一位姓刘,年届花甲。他俩都是从公安系统外招聘来的,专门负责“病犯”的吃、喝、拉、撒、睡,还要被护士支着当跑腿、打杂差等。我在那里见到的所有人中,除护士长外,老石是另一个脸上常常浮现笑容的人。2月16日中午,他将炒菜和馒头送到我的床上,当时我轻声嘀咕一句:要是米饭就好了。他马上接着说,我去给你办,叫他们每顿给你订米饭。随后他又出去拿些报纸来,垫在我的被子上,要我慢慢吃,吃完他来收拾。短短几分钟,我从他身上感受到了质朴而可贵的同情心,而这种感受,将帮助我去抗衡脚镣和手铐的冰凉与无情。下午和晚上,我小完便,唤一声“老石”,他就进来取走便壶去冲洗,回来顺手给我的纸杯中倒上开水。临睡前,他为我倒上刷牙水和洗脸水,我在床上洗漱完毕,他拿去倒掉。第二天早上,他最先进屋,为我倒上刷牙、洗脸水,带走便壶。早饭后,他又找来新报纸……2月18日下午,我冒昧提出借用他的剃须刀,他二话没说就拿过来了,还带来一面小镜子。近两年来,我一直拔胡子,那天,用久违了的剃须刀刮胡子,心情还真是不错,谁知得意忘形,拿着镜子左看右看,刮了又刮,却没有背对监控器,很快警察就把老石叫去训了一顿,告诫他“下不为例”。

几天后,老石告了假,出去再找一份工作以便养家糊口,接替他的是一位叫老刘的护工,来自内蒙农村。老刘的弟弟在北京崇文区文化馆工作,因车祸曾长年住院,亏得他辞家前来悉心照料。弟弟出院回家疗养后,他被雇来了。60岁的老刘耳聪目明,腿脚灵便,集脏、乱、差于一身的护工活,他干起来似乎得心应手。他说,当护工的这份收入比在家乡挣的钱多多了。老刘脸上不显笑容,但一样有同情心,还有一种识别人的直觉和本能(这种直觉和本能,我在1966年秋冬之交,在常熟县吴市公社六大队14生产队的农民身上见到过;1967年秋收秋种中,在常熟县王庄公社尤巷大队前介庄生产队的农民身上见到过;1968年10月插队以后,在常熟县练塘公社路北大队季家塘生产队的农民身上见到过)。他几乎不用我叫唤,从门上的监视孔中瞧见便壶有货了,他就推门进来清倒,再给我的杯子倒上水。每次进屋,他都故意停留几分钟,和我闲聊。当他知道我的案由后,连连长叹,大呼可惜。接着就把我的名字要去,口中念念有词,不一会对我说,虽说遭点罪,但你这辈子不缺钱花。而他自己则是穷怕了,他说他之所以练香功,是因为“得了病怎么住得起院啊!”法轮大法信奉者王进东住进我对门病房后,他又跟我说,香功与法轮功不同,香功不讲得道成佛。他每天得便照练不误。

作为几乎被彻底剥夺照料自己的权利的人,我们是须臾离不开护工的。我还好,还能自己去厕所放大茅。有些卧床不起的烧伤、烫伤“病犯”,护工就得为他们接屎尿,擦屁股,洗屁眼,王进东则还要护工给喂食。此情此景使我不由得想起“人不为已,天诛地灭”这句常常引发争议的古训来。在1980年代前,这句话是臭不可闻的;1980年代后,又似乎成了香饽饽。倒底该怎么看呢?首先我想说,人要为已是天经地义的:那些不想为己的高官,其实是由别人去伺候的;我们这些不能为己的囚徒,则只能麻烦别人来为之。一句话,你自己不为,事情并不见少,而是转嫁他人去为了。既如此,何不自为之?其次,为己而不损人害人,这是一条底线要求,决不是为己就可以不择手段。第三,如为己而又益人利人,则皆大欢喜,颇有道德。由是观之,只要摒除损人利己和害人利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相当合情合理,不必挑剔苛评了。

在地下室中,尽管有对T变换真相的识破,有护工的同情与体谅,有中、晚餐每顿两个炒菜的待遇,我的离去之心还是与日俱增,以至于竟怀念起半步桥44号旁门内的看守所来了!在那里,至少有人聊,有报读,有电视看,还能蹦,还能跳,还能吟和唱。而这里,非人化到让人痛苦莫名、甚至感到窒息!从23号开始,我天天催护士长给办出院手续。26号下午,突然发给我一张大、小便化验单,我一看日期,是大夫于16号开具的!这一方面更证实让我住院并不是为了给我治病,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他们修补窟窿准备让我走人。事实也真是这样:27号早饭后,看守所就来人了。我被告知赤条条穿一身医院给的绒衣绒裤,光脚穿医院的拖鞋回去。很快,我被戴上手铐从地下升至地上,到了车上再给戴上脚镣。不过,许是老天有眼,挂在空中的是一轮早春丽日,暖暖的,一路未染风寒,我顺利回到七处。

到了号中,一切皆明。我留下的所有东西(除军大衣漏网外),都被当局拿出去彻底翻查过,被、褥竟被一寸一寸地拿捏,凡是带字的东西全都收走了。有人告诉我:“老师,你写的东西在美国发表了!”学习号对我说,管教下了令,不能让你再碰圆珠笔!我清楚,已发表的东西应当是我在一审法庭上所作的“我的自我辩护”和“我的最后陈述”以及我指控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的控告信。所幸《看守所杂记》早已托人带出,因此,当局这次安排我“住院”然后进行大搜查,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斩获。

“两会”刚刚结束后的3月16日,我就去高法接“刑事裁定书”了。那天,章虹在场,莫律师亦到庭,法院方面则由白头法官和书记员李琨出面。法官说,“裁定书”就不必读了,意思就是维持原判。接着他说,你如果不服,还可以向本院提出申诉。我笑着说,就是向你们这家法院申诉?他说是的。我说,我要申诉的话,将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向你们提出何用之有?这时,但见李琨手持“裁定书”副本,欲走下堂来交我签收。岂料我身后的那个小头目法警却轻侮地不加理会,张嘴催促我离去;当我面向章虹准备说几句话时,小头目又粗暴地加以阻断。我只得大声说:好在很快就能见面了!回到“笼子”里后,李琨过来,我在签收单上写下了“推倒六四冤案   埋葬以言治罪”12个字,再署上名,然后李琨将“裁定书”交给我。我接过来一看日期,原来它在2月16日就被炮制出来了,为了避开所谓的“两会”敏感期,拖了整整一个月才让见我这个“公婆”。而“裁定书”中最令我光火和轻鄙的是,它竟然拙劣到伪称上诉人只是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这真是星外奇谈,无稽之至。我相信,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读了“我的上诉状”,都能明白那是大气凛然的声讨,那是直击云天的控诉!而到了二审法官的笔下,却被偷换成苍白无力的呻吟,示哀乞怜的表白!那些个身披法袍、正襟危坐的法官们,即便你们是慑于权势实出无奈而下违心之笔,也不能这么离谱、这么缺德、这么不象话啊!这里又要顺便说到个人责任问题。我不相信那句话是出自决策者的授意;写下它应当是起草法官的个人行为,是个人素质低下的标志。只要将“裁定书”与一中法炮制的“判决书”比照一下,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不管我对“判决书”有多大意见,它至少还说了一句实话:我的辩护依据是“言论自由”,这是贴谱的。

怀揣狗屁“裁定书”归来,我在看守所的日子就进入倒计时了。14天后的3月30日早晨,看守点我的名,叫收拾东西。几分钟后,我与号里人一一握手作别,要他们“各自珍重”。最后我来到号门口,与学习号张军告别。我一字一顿地对他说:“你的二审结果一定是大幅度减刑!”他笑着答道:“但愿如此。”(2001年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他的案子下了“判决书”,将一审的结果“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9年”改为“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当场票下人回家。这是后来被解送二监的服刑人员告诉我的。)

让我始料未及的是,我出了404室来到筒道,又突然遭到搜身!结果将劫后余生的上诉状底稿又给拿走了——他们跟“我的上诉状”就是执意过不去!算上1月9日拿走的一份和1月11日我交的两份,这家看守所一共非法吞掉我四份上诉状。当我最后一个出了楼门来到押解车前,执行科的人匆匆将1999年5月19日扣押之物品交还于我,计有钱包、驾驶本、钥匙串、皮鞋和皮带。我大致扫了一眼就签了字:一是时间太紧,二是没想到还会出什么岔子。然而,让人气不打一处来的是,上得车后,才发觉我的崭新的3A牌皮带被掉了包,牛皮纸袋里装着的,是一条早已用旧变色的破腰带!我不禁叹服:权力对人的腐蚀作用是如此惊人,以至警察们竟连这类草芥之物都要加以染指!

尽管出了两档闹心事,那天,我的心情依旧向好。同车的已决犯虽然被2人一组、3人一组铐在一起,但脸上亦毫无戚意。离开看守所前往遣送处,被普遍看作是一件好事,是从最苦的苦海中的胜利逃脱。春日的阳光洒进车内,轻轻接谈之声时有所闻,一种终于熬过来的感觉在传递,在引起共鸣。两辆囚车一前一后,在因为修路而格外拥挤的车道上时不时拉响警笛合法抢行,直趋地处大兴县天堂河地区的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

遣送处是下辖于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的一座特殊监狱。认真说来,“外地”二字是不该有的,因为北京籍的已决犯,也都由各看守所汇往那儿,再从那儿发往北京市监狱管理局主管的各监狱:地处北京市行政区划内的北京市监狱、北京市第二监狱、良乡监狱、延庆监狱、女子监狱和未成年犯管教所,以及座落在天津市行政区划内的清北监狱、柳林监狱、前进监狱、金钟监狱、茶西监狱、东升监狱、潮白监狱、桥北监狱、清园监狱。此外,称“罪犯”遣送处亦属不当,因为已决犯中包括“罪犯”和政治犯、信仰犯等良心犯,“罪犯”之中也保不齐有无罪的人被错判、误判了的。若科学地加以命名,应称“北京市服刑人员遣送处”,因为不管是罪有应得的,被冤枉的,还是受迫害的,共同之处是都要被强制执行刑罚。

约摸10点左右,囚车驶抵遣送处。从车窗望出去,这座交付使用才4个半月的特殊建筑占地不少,它那由钢骨铁架搭建成的高大厚重、城楼似的大门区,令人印象深刻。10分钟后,第一道电动铁门徐徐开启,囚车在荷枪实弹的武警眼皮底下缓缓驶入并停在门区;然后头道大门关闭,第二道大门开启,囚车方得以进入遣送处院区。在车中放眼,但见院内场地平整开阔,人工草坪如茵;大院四周分布着6、7幢楼房;除停车坪处有一些人在略略走动外,春光下的一切都显得静谧、明畅、平和。我怎么也想不到,恐怕所有刚来这里的服刑人员都不会想到,这个与美妙动听的天宫村相毗邻的所在,这个给人留下似乎远比看守所强的第一印象的所在,竟是一座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而我,作为一个跨世纪的良心犯和历史的见证人,将在这里度过53个终生不能忘怀的日日夜夜。

 

 

从1999年5月19日到2001年3月30日,我在北京市看守所 ——宣武区半步桥44号旁门——内的313室和404室度过了681个日日夜夜,写下了44节看守所生活的杂记,其中第40-44节是到了二监以后才得以最终完成的。所写下来的这些东西,自然是在我所选取的视角下呈现出来的羁押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不可替代的个体生命的独特感受。然而,如果不是权利意识和责任伦理的双重驱策,我也是不会选择命笔的。试想,在常年被关押在七处的几千人中,在这么多年来曾被关押过七处的10余万人中,会有几人想到要写?又有几人真的动了笔?而又有几人写下的东西问了世?很多人不清楚他们有权写,因而连写的念头都没有。意识到有权写的人又往往弃权了事。最后,有人写成了,却又稿投无门,尘封箱底。幸而得以面世的大墙内情之披露,仍属罕见。

作为20世纪末中国文字狱的一名受害者,我清楚自己有权写,且责无旁贷,不能弃权。此外,我寻求发表不难。最后我确认,有可能在号中即思即写,现场实录。这首先是因为,号中存有纸笔。警方的本意是让在押人员代劳完成各种本应由他们完成的书面作业,从人员登记造册,要款条填写……到警察的入党申请书和党校函授部警察学员的毕业论文等。二是犯罪嫌疑人中扎针的少。因为扎针对减轻官司不起作用,又易招人轻辱。我从2000年3月开始动笔,到2001年2月因“我的自我辨护”之发表而止笔,中间无一人向官方告密。当然,麻烦还是有的。第一是要对付不定期的清监。每次清监,号里总被翻个底朝天,还常常对我重点搜身。而每次,我都得找到警察意想不到的地方,在1、2分钟之内将文稿藏匿。其次是要设法将文稿送出大墙。如果倾注心血、伏膝写就的东西被最后查噬,岂非功败垂成、殊为可惜?那些自2000年8月开始为我带出文稿的人有大恩于我,除了感念系之,日后定当涌泉相报。

历时一年多,我写成并送出了《看守所杂记》。这期间,我的体质明显下降,右眼视力急剧恶化。不经意地,会有几分痛楚爬出来,使我心情不好。然而,我从没有自怜自哀。我明白,我所吃的苦和遭的罪,在血泪斑斑的以言治罪史上,是算不上什么的。我清楚,我绝无砍头之虞,我将从看守所平安地走向监狱。而31年前,年仅27岁的遇罗克却从同一家看守所走上刑场,为自己的思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深知,正是林昭、李九莲、遇罗克、张志新、史云峰、王申酉……等众多先驱者的慷慨就义,才为后人堵死了通往地狱之路,鼓舞了更多的思想者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理念和见解。今天的中国,当权者已经不能对言者重罪加身,更不能施以杀手。作为一名幸运的后来者,我能不为此而永远铭记那些无畏的勇者、那些凛凛犹生的志士仁人吗?

我的朋友徐晓女士、丁东先生与徐友渔先生联手,于1999年1月推出了《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为我们这个不爱忏悔也并不见得长于反思的民族做了一件好事。遇罗克在说出真话与保全生命之间选择了前者,既表达了他“不自由毋宁死”的价值追求,体现了他人格的伟岸和魂魄的壮丽,也集中暴露了中国社会文化与制度的落后。试想,一个需要言者进行生死抉择的社会,一个能够对言者大事张扬地横加杀戮的社会,不是远远落后于言者能够免于恐惧地自主表达、能够用整个生命去说出真话拥抱真实的社会吗?

为最终在中华大地上确认言者的权利、异端的权利并确立对言者免于加罪的制度,需要有人不断地冲击言禁,挑战恶法,以自己的牢狱之灾去窄化并堵死以言获罪之路。在我被抓之前,浙江的傅国涌、山西的陈平、大连的刘晓波、湖南的张善光、安徽的刘庆梅、甘肃的岳天祥、江苏的郭少坤以言获罪,身陷囹圄。在我之后,河南的安均、北京的孙名、徐伟和杨子立等人又祸起笔端,锒铛入狱。无庸讳言,为了说出真话而不惜坐牢的人,永远只是少数。但是,这个少数是不可或缺的。偌大一个中国,13亿中国人,如果没有几条刚烈汉子直言不讳开罪朝廷,那又成何体统?而更有意义的是,言者蒙难的事实将不断地警示世界和国人:大陆中国社会,还是一个需要言者就说真话和坐班房作出抉择的社会,还是一个言论自由权遭到官方践踏的社会,因而也是一个亟需变革的社会。我深信,在这片土地上,即便是驯服的草民,识时务的俊杰和笃信东方文化的传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又何尝没有人性的萌动,又何尝不希望有朝一日,说真话就和逛公园、下馆子、看大片一样,不再是少数英雄的专利,而是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只要愿意就可为、能为之事呢?

有些文人在为官方的言禁辨护时,常常抛出一种似是而非的开脱之辞:以言治罪在中国太悠久了,因而要慢慢求变。殊不知这一“慢”,那历史就更“久”,因而拖着不变就“更有理由”了。君不见,20世纪就这么给拖过去了!可爱的先生们,是否还要再拖上50年、100年呢?中国的港澳早已不存在言禁。中国的台湾解禁也已10多年了。中国的大陆,又何苦要死守言禁?依我之见,废除言禁已然是一件能够果敢立决、一朝定夺之事,如同1895年的大清废止凌迟,如同中华民国之废小脚、绝太监,哪里还有半点拖的理由?

我不是一个生性很乐观的人。但我总觉得,眼下的言禁已是强驽之末,不及行远。试问,对于吴祖光、许良英、胡绩伟、王若水、丁子霖、蒋培坤、林牧、鲍彤等先生不事伪饰、直击要害的冲击,它还能支撑多久?对于李锐、李慎之、韦君宜、戴煌、邵燕祥、张思之、牧惠、吴敬琏、茅于轼、袁伟时、秦晖、徐友渔、肖雪慧、王富仁、崔卫平、刘军宁等先生略施曲笔、言尽及义的进逼,它还能挠阻几许?对于鄢烈山、张祖桦、余杰、刘洪波等先生烛照世事、鞭辟入里的论析,它还能逞威几分?对于开放的、自由的、参与的因特网,它还能防火几道?

延续数千年的言禁一旦溃决,将是中华民族认同主流、融入世界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伟大进步,将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真正盛大的节日。自那之后,中国将迎来一个变小聪明为大聪明,变小智慧为大智慧的崭新时代,将步入一个国人的尊严得到充分尊重,国人的创造力得以井喷的奇迹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不以一切专制社会遗老遗少的意志为转移,也是任何皇帝、执政、总统、主席和核心所阻挡不了的。

 

 

2001.12.10于

北京市第二监狱

六监区十六分监区十班

 

 

 

 

诉讼文本

 

 

 

 

 

 

 

 

在中国,一个人的言论触犯了《刑法》第105条第2款等类似条款,法院判其有罪,这叫以言治罪。以言治罪是黑暗的,但责任不在法院而在刑法。一个人的言论明明没有触犯上述条款,而法院非定其触犯,这叫搞文字狱,其责任在法院。如果法院不能独立司法,则责任就在插手法院迫害他人的中国高层决策者。

 

 

 

 

 

 

 

我敢说,我所追求的“拒绝谎言、说出真话”,我所向往的“凭良心行事、过真实生活”,我所期待的“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我所憧憬的“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至上”的社会,谁不追求?!谁不向往?!谁不期待?!谁不憧憬?!

 

 

 

 

 

 

 

 

    控告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

 

 

驻所检察官先生:

首先,我要对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检察官李磊森先生表示谢意,感谢他言而有信,较快地将我请律师的意愿告知我妻子,并由她代为聘请了莫少平律师。我与莫少平律师已于10月11日下午见了第一面。

其次,我要对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提出两项指控。

1、控告该处违反《刑诉法》第96条之规定,公然践踏我依法聘请律师,寻求法律帮助的权利。

我于5月19日下午被刑事拘留后,被告知有请律师的权利。我当即索要纸笔,写了委托书如下:兹全权委托我妻子章虹女士代为聘请张思之先生、李会更先生为我的辩护律师。岂料委托书交给预审员后,被奉命扣压,致使我的法定权利遭到践踏,在整个侦查阶段根本无法寻求法律帮助。

2、控告该处违反《刑诉法》第64条和71条之规定,拒不将我被刑拘(5月19日)、被逮捕(6月26日)的事实通知我妻子,公然践踏她依法知晓、并代为聘请律师的权利。我被抓到北京市看守所后,公安局一直对我的妻子封锁消息,直到10月10日她见到莫少平律师后,方才得知我早已被刑拘和逮捕!作为执法机关的公安局预审处有恃无恐、目无国法,这是人治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对所谓“法治建设”的辛辣嘲讽。

上述两项指控,望能及时调查,依法处理。

最后,我要提请检察官先生督促预审处马上将个人电脑等物发还我家。5月18日子夜,公安局从我家中拿走了电脑、传真机等物品。现在早已查明,上述物品与《起诉意见书》所认定的我的案情毫无关系,它们也未被移送检察院,因此,应当立即依法退还。

 

顺祝

秋安!

北京市看守所404室

良心犯: 江棋生

1999.10.15

 

 

 

我 的 自 我 辩 护                                                             

 

 

现在,我为自己作无罪辩护。

一、根据现代文明所确认的言论自由这一基本人权,我无罪。

一个享有言论自由权的公民,当他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被认定为有罪呢?对此,国际社会的共识是:只有当他煽动用武力摧毁民选政府、并在他的煽动下出现了事实上的危险的时候,他才会被认定为有罪。除此之外,就是四个字:言者无罪。心中有了这根准绳,就不难明白起诉书的荒唐。显而易见,在那上面所列举的我的言论和李晓平的言论,与“武力摧毁政府”压根儿不沾边,我何罪之有?我对六四事件有自己的看法,李晓平对“四项基本原则”有自己的看法,难道就不能说?不能写?不能传?对官方的一套, 对官方的定性难道只能说是,不能说不?1976年天安门运动,官方将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很多老百姓说它是“革命运动”。结果怎么样?是官方大错特错了。1989年的六四事件,官方定性为“平息反革命暴乱”,而我认为它是“一场举世震惊,惨绝人寰的大冤案、大假案、大错案”,这不过是光明磊落地说出真话、表达看法而已,何罪之有?李晓平主张通过修宪,用四项平权原则换掉四项特权原则,这种和平地表达政见的做法,又有何罪?我认为,这种敢于行使权利,不说违心话的公民行为,不仅无罪,还应在中国大力提倡和发扬。因为,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前途和公民品质的培养和提高实在干系太大。而对抗现代文明,坚持以言治罪、迫害异端的人,才恰恰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今年6月26日,我在逮捕证上写下了“文字狱”三个字,意在奉劝官方。今天,我在这里还想再一次奉劝官方:不要学雍正,不要再搞文字狱了。放眼寰球,谁还不清楚:究竟还剩几家在搞以言治罪,在搞文字狱呢?

二、根据《刑法》第105条,我还是无罪。

《刑法》第105条第二款,背离国际社会的共识,给言论自由强加了限制,为公民的政治言论设置了禁区。根据该款,一个公民煽动用和平方式推翻政府就会被认定为有罪。起诉书正是根据这一款,指控我触犯了刑法,构成了犯罪。然而,我写下的文字是什么呢?是要老百姓在6月3日、6月4日晚上,在家中点燃蜡烛,以此祭奠六四英魂。这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何止相差十里八里?李晓平煽动老百姓干什么呢?是要他们逼迫执政集团“让步”。请注意,是“让步”而非“让位”。一字之差,泾渭分明。连中学生都明白,“让步”就是还在台上,不被推翻、不被颠覆、不下台。这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又何止相差十米八米?起诉书怎能如此不顾事实,违背常识,愣说我触犯了《刑法》第105条?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奉命强加、指鹿为马。不过,这种指鹿为马是不是太离谱了?又是不是太可悲了?

说心里话,我连煽动颠覆街道办事处的念头都没有。我的心思不在那里。几千年来,在政治领域中,中国人最习惯于干两件事。一件是当顺民,另一件是揭竿而起,颠覆政权。用暴力颠覆政权的事已经干过几十次了,光二十世纪就干成了两起,1911年一起,1949年一起。我认为,国人不能再继续这种要么当顺民要么当暴民的恶性循环了。当然,老百姓如果尝试用和平方式颠覆国家政权,这在中国还属创举。不过,我担心很容易又会放弃非暴力方式,而去轻车熟路地搞以暴易暴。因此,在我的政治理念中,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排除“颠覆政权”这一条的。既无内在动机,又哪来外在言论?我的全部文章表明:我热心地去做的,是希望老百姓颠覆自己的顺民——暴民循环。这种说说写写,难道就犯了天条,非要被置于死地而后快?

综上所述,起诉书对我的指控根本站不住脚,一件明摆着的、朗若白昼的事实是:我无罪。

 

(自我辩护曾被审判长多次无理打断)

 

 

1999年11月1日   于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

 

 

我 的 最 后 陈 述

 

 

审判长、检察官、 律师 、我的妻子:

现在,我作最后陈述。

第一,作为一名被告,我首先要对北京市公安局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提出两项指控。一是指控它违反《刑诉法》第96条之规定,践踏了我在侦查阶段聘请律师、寻求法律帮助的权利;二是指控它违反《刑诉法》第64条和71条之规定,拒不将我被刑事拘留和逮捕一事通知我妻子,践踏了她依法知晓、并代为聘请律师的权利。

第二,作为一名公民,我要指出:李晓平对官方的“四项基本原则”说不,我对六四屠杀说不,这是行使言论自由权的正当行为,言者无罪;而实行言禁迫害异端是野蛮落后的行径,是文字狱的继续。《刑法》第105条等条款,就是坚持言禁、以言治罪的典型标志。

第三,作为一名思想者,我想说,由于力求避免中国再次出现改朝换代式的低水平重复劳动,李晓平只是要求民众迫使执政者“让步”而非“让位”,我只是希望国人点燃烛光祭奠英灵,并以此来无声地谴责六四暴行。因此,尽管《刑法》第105条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李晓平和我的上述言论也并没有触犯它,起码和它还有10米的距离。控方以该条来强加罪名,愣说我“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是2300年前指鹿为马故事的可悲重演。

第四,作为丈夫,我希望我的妻子能够理解我的人生抱负,能够理智、 冷静地面对将要强加给我的冤狱,多多保重自己;作为儿子,我祈祷82岁的母亲能够一如既往地坚信儿子是好人,是一定会走出囹圄,回乡省亲的。

第五,作为一个讲信义重朋友的中国人,我对自己的一本日记被查抄、以致不少朋友被牵累一事,深表欠疚和自责。我能告慰朋友的是:在我被关押以后,我始终坚持了做人应有的准则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气节,没有出卖任何人。

第六,作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我对莫少平律师表示由衷的敬意。他以自己的良知、 勇气和敬业精神,依法为我作了无懈可击的无罪辩护。这在当今中国,确属难能可贵。

第七,作为一个“五十而知天命”的中国人,我对法官先生和检察官先生在这起政治审判中的处境表示理解。我绝不奢望会有什么公正的判决!我对法庭的要求是:(1)在判决书中能如实反映我和莫少平律师的辩护意见。(2)能依法将与本案无关的、被公安局暂扣的电脑等物归还给我儿子。我对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要求是:依法受理我对北京市公安局的两项指控,并认真查处,给予答复。

第八,作为一名当事者,我想以几句肺腑之言来结束我的最后陈述。今天,是1999年11月1日,再过短短两个月,人类就将跨入公元2000年;今天,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已经得到举世公认;今天,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已经初步实现了民主。然而,也就是在今天,在中国的北京,却还在上演一幕世纪末的现代文字狱!这是中国的耻辱,人类的耻辱。不过,我坚定地相信,结束这种历史、洗刷这种耻辱的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江棋生先生的妻子章虹女士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被审判长指使法警驱离法庭)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怨无悔。我不过是先走了一步。我敢说,我所追求的“拒绝谎言、说出真话”,我所向往的“凭良心行事、过真实生活”,我所期待的“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我所憧憬的“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至上”的社会,谁不追求?!谁不向往?!谁不期待?!谁不憧憬?!

最后,我对法庭粗暴驱赶我妻子的行径提出强烈抗议!

(最后陈述曾被审判长多次无理打断)

 

 

 

1999年11月1日上午   于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

 

 

埋 葬 文 字 狱

                                 ——我的上诉状

 

公元2000年12月27日下午,我被带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3审判庭,听审判长对我宣读(1999)一中刑初字第2089号判决书。很快,我的脸上就浮现出轻蔑的神情。我对这样的判决不是“不服”,而是嗤之以鼻。听完全文后,我当庭大吼了两嗓子。一嗓子是:“以言治罪可以休矣!”,二嗓子是:“埋葬文字狱!”。按我的性格和当时的心情,我不可能象伽利略那样保持沉默,更不可能象邓小平那样承认错误,永不翻案。作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名文字狱的受害者,我要发出悲愤的抗争和正义的谴责,要把文字狱的制造者推上历史的被告席。

如果说30多年前,我近乎愚不可及,确信“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果说23年前,我还确信“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一枪未放”和“1950年6月25日,是南朝鲜和美国发动了侵略北朝鲜的战争”这两个弥天大谎,那么,今天的我,已经脱愚。今天的我,心里明镜似的。我确认,对我的一审判决,是一起典型的不顾事实、强加罪名的枉法裁决。理由是:

一、《思考》一文明确主张不颠覆国家政权

《思考》一文对是否通过颠覆政权来实现根本变革给出了明确的见解。该文的主张是,通过“逼迫执政集团不断让步,来实现根本变革”。请注意,是让步而不是让位。让位就是下台,就是被颠覆,让步就是还在台上,不被颠覆。《思考》一文所表述的不颠覆国家政权的主张是清清楚楚的,确凿无误的。判决书认定《思考》一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完全是不顾事实、诬指妄断。不错,《思考》一文的让步主张也很刺耳,很不中听,心里痒痒想要治罪,本无不可。但是,应当稍安勿躁,应当等到再次修改《刑法》、加上相应条款以后再办。怎么能一气急就不管不顾,就胡来呢?

二、《烛光》一文没有任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

《烛光》一文义正辞严地痛斥了六四屠杀,呼吁国人点燃烛光悼念死难者。同时指出:点燃烛光,“那将是一种无声的谴责,谴责强权压倒人权的倒行,谴责‘稳定’压倒公道的逆施”。判决书断章取义,说《烛光》煽动人们“谴责强权压倒人权的倒行,谴责‘稳定’压倒公道的逆施”。不过,即便如此,经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也就到此为止。判决书没有举出只字片语,来证明《烛光》一文煽动百姓起来推翻国家政权。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何到了判决书的结论部分,《烛光》一文突然从“煽动谴责”连升三级,被妖魔化为“煽动颠覆”了呢?莫非是,无限上纲、蓄意整人的幽灵又被召唤?

三、我“散发”和张贴上述文章根本无罪

人所共知,文章“具有煽动性”并不是罪过。关键是煽动些什么。《思考》和《烛光》两文都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因此,我“散发”和张贴上述文章根本无罪。而且,在长达3年的时间内,我只把《思考》一文先后给了3位朋友以供研讨,这叫哪门子散发?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说我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105条第2款,从而将我定罪处刑,乃是地地道道的枉法裁决。我的上诉要求是:对由一审法院出面制造的这起世纪末冤案,二审法院应当秉持司法公正原则,独立审理,依法纠正。

不过,话虽这么说,其实我心里明白,这起冤案能否在新的世纪之初胎死腹中,根本不取决于二审法院的重新审理。因为,这是在中国(大陆)。

在中国,一个人的言论触犯了《刑法》第105条第2款等类似条款,法院判其有罪,这叫以言治罪。以言治罪是黑暗的,但责任不在法院而在刑法。一个人的言论明明没有触犯上述条款,而法院非定其触犯,这叫搞文字狱,其责任在法院。如果法院不能独立司法,则责任就在插手法院迫害他人的中国高层决策者。就我的案子来看,“案情”极其简单,但一审法院从受理立案到审理终结,几乎用了整整15个月(1999.9.29——2000.12.27),远远超过了《刑诉法》第168条所规定的2个半月的最高限期。如此严重的违法行为,不可能出自合议庭和一中院的本意。此外,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判决书,活脱脱一付“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嘴脸,不仅经不起社会和历史的检验,经不住被告人和律师的辩驳,而且也经不住法官同行的评点和法官本人良心的拷问!因此,对我搞的文字狱迫害,其责任在中国的高层决策者。

在这里,我要正告高层决策者:以言治罪和搞文字狱这两个行当,在苏联和东欧发生伟大的历史性巨变之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破败凋零了,彻底没落了。包括中国在内,地球上已经没有几家还在我行我素、惨淡经营。你们可以说,别人不搞你们照搞,这是为了体现世界的多样性,展示世界的丰富多彩。我说,这种“多样性”要不得,这样的“丰富多彩”要不得。古今中外,以言治罪和搞文字狱,从来就意味着愚昧、野蛮和黑暗,意味着对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的践踏,意味着对多样性的摧折和对创造性的钳制。你们早就签了国际人权公约,却又老毛病不改,至今坚持搞文字狱,叫我如何缄口?说一句你们最不爱听的话,你们这么干,只能表明你们所代表的,乃是落后的生产力,落后的文化和极少数达官显贵的特权利益。你们把文字狱带入21世纪,是给中华民族蒙上了根本不该蒙上的新的耻辱。

今天,21世纪的晨曦透过高高的铁窗射入监号。我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心中最大的心愿,是中止以言治罪,埋葬文字狱。在刚刚逝去的20世纪的前叶,中国埋葬了小脚和太监,结束了毫无人性的对人的肉体摧残。现在,中国应当埋葬以言治罪和文字狱,结束扭曲人性的对人的精神戕害。这是中国走向先进、走向富裕、走向强大所绕不过去的。

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相比,中国的差距在哪里?我以为,一个根本的差距是:在中国,做一个说真话的人难,做一个正直的人难,做一个凭良心行事的人难,做一个将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充分展现出来的人难。这是一个极具意义和价值的尺度。新世纪的中国,太有必要从埋葬文字狱开始,逐步变“四难”为“四不难”,从而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持续辉煌的新纪元。

最后,在这新世纪和新千年的第一天,我以一个良心犯的名义,向我们的祖国——中国献上我的祝福,向人类的家园——地球献上我的祝福,向无边的星空——宇宙献上我的祝福。

此致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江棋生

2001.1.1于

北京市看守所404室

 

 

 

关于和平地实现中国社会制度

              根本变革的几点思考

 

即将进入21世纪的中国,又一次处在政治民主化启动的前夜。如果说,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专制社会终于向民主社会演变是艰难的,充满风险的,那么,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风险依然不小。但是,演变成功的前景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看好。

自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以来,我的主要关注点和研究兴趣所在一直是: 如何在中国和平地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

我现在得到的一些基本看法是:

 一、 秉持非暴力变革取向

 

民间自由民主力量应当继续大力倡导非暴力抗争方式,并顽强地实现这一方式,争取一举结束几千年来王朝兴衰更迭、和平战乱循环不已的历史运行模式。

暴力变革途径是中国人所熟知的,也为今天的一部分中国人所认同和推崇。在那些受到制度性不公之侵害最为严重的贫苦农民和低收入工人中,在活得很累因而情绪化比较严重的其它社会成员乃至知识分子中,你在感受到他们经常表现出来的无力感的同时,也很容易听到他们所持的以暴易暴的鲜明主张。个别人甚至毫不讳言准备辅以恐怖主义手段来加速专制制度的灭亡。但我十分怀疑暴力手段能较好达到制度根本变革的目的。我认为,用传播理念、带头实践的方式来启迪民众开展非暴力抗争的智慧,增强民众展开非暴力抗争的信心,是避免盲目的暴力崇拜和革命冲动的最好办法。当然,没有必要承诺放弃暴力变革方式。因为存在着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团抗拒、堵死和平变革方式的可能性,即便这种可能性不大。

              

               二、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希望所在

 

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启动和成功,主要希望在于民间自由民主力量的自主运作和社会的自我解放,同时也在于党内宪政民主力量能有所作为。

这一主张与戴晴、周舵等人的主张是有明显区别的。戴晴主要寄希望于邓小平的专制将中国导向民主;周舵则对共产党主动、及时地将自身改造为议会民主党寄予厚望。

在我看来,由于目睹前东欧、苏联经由长期和平渐变所造成的历史巨变,中国的执政集团对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和前景已经严重缺乏自信,因而对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已然怀有深刻的恐惧并极易作出过敏反应。希望中共内部的自由民主力量能象前苏共、匈共内部的民主派那样,以“政治改革”为名,为结束专制制度起相当主动和重大的作用,已经很不现实。

 

三、民间自由民主力量的角色认定

 

民间自由民主力量不是救世主,不是包青天,也不是为民请命者。

民间自由民主力量是人权、民主、法治理念主动、自觉的接受消纳者和宣达倡导者;更是以自己勇敢行使正当权利的言行为全社会树立新的行为模式,开辟和拓广公共空间,影响和吸引更多的人来做同样的事的先行者。此外,民间自由民主力量还要向全社会提出远比当局更有见地的治国方略。

        

四、中国社会和平演进的大体进程

 

政治民主化:突破读禁、听禁、言禁、报禁、党禁达于民主政治。现正处在冲击言禁阶段。

经济自由化:突破计划经济(杜绝私有制)防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歧视私有制)防线达于市场经济(对各种所有制一视同仁,让它们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谁优谁为主)。现正处在冲击歧视私有制防线阶段。

文化多元化:突破“左”文化一统天下和灰色文化为主但不许右的格局达于多元化。现正处在冲击第二种格局阶段。

             

                    五、 四项平权原则

 

共产党提出并至今仍在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乃是根植于专制理念的四项特权原则。

请看: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公(党)有制享有凌驾于其它所有制之上的特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坚持“公仆”享有凌驾于“主人”之上的特权(“主人”反特权争人权,就要被打成“反革命”,被诬陷成“颠覆政府”,就要被“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坚持共产党享有凌驾于其他党派之上的特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坚持马列主义享有凌驾于其它学说之上的特权。

把四项特权原则写入宪法序言,是对法理的嘲讽和对宪法精神的亵渎。修宪也好,制宪也罢,这些特权原则是一定不能要的,应当代之于四项平权原则:

在宪法面前,各党平等。

在市场机制面前,各所有制平等。

在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科学规范面前,各种学说平等。

推出、高扬和远播四项平权原则,是推动制度彻底变革的一件带有根本建设性意义的事。

 

六、 基本人权至上

 

在中国大陆不少城市中,开始流行18岁成人仪式活动。在官方统一印发的誓词中,有一句似乎没有什么意识形态色彩的话,叫做“国家利益至上”。而我们知道,在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下,“国家利益”就是“党的利益”,而“党的利益”实质上就是“执政官僚集团的利益”。官僚集团的利益至上了,百姓的权利、人民的福祉就很容易失去保障,受到侵害。退一步讲,即便是在民主政治制度下,“国家利益至上”也不是一句恰当的口号。

为了从根本上杜绝把人置于政治目的之下,从而造成对人的自由的侵犯与践踏,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基本人权至上”的口号。这是对内反专制对外反侵略的最有力的口号,也是推进社会公正、缔造人类福址的最恰当的口号。

“国家利益至上”被鼓吹的时候,往往是基本人权处于至下的时候。在中国,写在纸上但被当局剥夺的基本人权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曾被剥夺,至今没有法律保护的基本人权是财产所有权;继继受到侵犯的基本人权是宗教信仰自由和贫困农民、低收入工人、教师、退休人员及政治犯家庭的温饱权。

 

七、中国会乱,但不能大乱

 

有些主张中国社会制度必须得到彻底变革的人士说:“中国无论如何不能乱。”他们可能不明白,这两种主张是不可兼持的。

历史的和逻辑的结论都告诉我们:在制度根本变革的进程中,无论是采用暴力手段还是和平方式,乱——局部失序、无序,乃至一定程度、一定期限内的整体脱序——是正常的、避免不了的现象。旧格局、旧秩序的失稳,乃是新格局、新秩序得以形成并取而代之的必要条件,是不稳定性的建设性作用的集中体现。

我们要尽量避免的是大乱——整体无序严重且持续较长时间,旧结构、旧格局崩溃而新结构、新格局难以形成的大劫难。

“中国无论如何不能乱”,看似理性、稳健、负责任,其实更是政治幼稚、吓唬自己和自缚手脚。避免大乱、保证中国得以和平地实现制度根本变革的最核心的因素,是中国自由民主力量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八、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渐进民主?

 

历史和现实提示我们,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

面对就是不“丢掉”、反而要“牢牢记住”四项基本原则的专制派占主流的执政集团,社会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面对就是不作出“合法的、制度化的安排”,不“主动、及时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社会和解”,不“推动稳健、有序的渐进民主变革”,反而要大讲专制“政治”、重判魏京生的执政集团,社会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面对不听劝告,不跟你“协商、对话”还要把要求对话者重新收监的执政集团,我们怎么办?

如果我们要进行的是所谓“两方面(执政党方面和政治反对派及其他社会力量方面)的有序变革同时进行”的“渐进民主”,那么,在共产党开明派占主流位置之前,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对执政者重复劝导、一再呼吁,直到热面孔把冷屁股捂热(有朝一日共产党开明派占了主流位置)后,才开始“渐进民主”。当然,这是一种朝野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比翼双飞、同时并进的高质量的渐进民主。这种模式若能行得通,不失为一件天大的好事。但我对捂热屁股、同时并进的构思之实现深表怀疑。我怀疑它一厢情愿、书生气十足,因而实现不了;我更为担忧的是,在捂屁股过程中,由于民间自由民主力量除了向执政党劝告、吁请、力谏之外无所作为,他们对民众就不会有什么公信力和影响力,而越来越多的人就会被专制顽固派占主流的执政集团逼到“非以暴力推翻现政权则别无选择”的对立面去。

因此,我的观点是,我们要进行的渐进民主,不应是奢望、等待或促动执政党与民间自由力量同时并进的渐进民主,而是现在就可以开始的渐进民主,是自由民主力量前进迫使专制势力后退的渐进民主,是我们和平、理性、公开地一步步冲破执政集团的政治设防,以社会自我解放的形式,以公民社会的顽强成长和民主实践的逐步升级,逼迫执政集团不断让步,最终(临近巨变时)使其公开放弃四项特权原则,接受多党议会民主的政治理念,从而实现中国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

这条渐进民主之路,前东欧诸国和前苏联已经成功地走出来了。我们的使命是,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的渐进民主之路。

 

 九、 关于与当局对话

 

我认为,基于专制顽固派的本性而断然排除与当局对话的选择,是不可取的。既然奉行和平变革的宗旨,与执政当局的对话与谈判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主动提出对话的动议,并不表明我们的怯懦和无奈,而是表明我们的自信、坦荡和有原则地妥协、和解的意愿。但是,亟有必要清醒地看到,当局与你对话,与你达成妥协的愿望有多大。在已过去的1995年,当局显然无此意愿。现在和最近将来,也看不出有此意愿。因此,如果我们提出新的对话动议,十有八九还会遭到当局不予理睬,“傲慢”拒绝和警察上门光顾的回应。很快实现政治对话,目前看来只是幻想。

尽管如此,我们提出进行对话,其意义还是不容低估。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暴露当局拒绝对话的顽固和偏侠(抑或还有不敢对话的心虚和理亏?),更在于推进我们的理念,凝聚民间的共识,增大自由民主人士对民众(包括普通共产党员、公务员)的影响力。可以相信,当力量对比发生明显不利于执政集团的变化时,它很可能会坐到圆桌前,从而通过对话、谈判来最后完成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制度性安排。

 

十、中国政治民主化成功的可能性

 

我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成功持审慎的乐观态度。这种态度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一种比较分析:就是将中国大陆与台湾和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相比较。

台湾政治民主化的成功告诉我们,中国文化传统和国民性,并不是变专制政体为民主政体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台湾的中国人能够做到的,大陆的中国人应当也能做到。而且,中国的统一也有待于大陆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否则,以劣制去统良制,或搞所谓“一国两制”的假统一真矮化,台湾老百姓是决不会答应的。

与政治转型前的台湾相比,大陆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民党的基本观念与自由民主价值观无根本冲突,且台湾早就实现了地方选举,学术自由较多,民众受教育程度较高;而共产党的基本理念是本质上反自由民主的,且从未开放过真正的地方选举,学术自由甚少,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自由大部分被剥夺,民众受教育程度较低。二是当时的台湾已经大体完成了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人均国民收入大大超过大陆;而现在的大陆则处在一种自我设限、自我羁绊的不健康的经济转型之中。

基于上述分析,我对中国大陆政治民主化的成功持审慎的乐观态度:能成,但比台湾难度大。

1989-1991年间,保加利亚成功地实现了由共产专制到宪政民主的政治转变,1990-1991年间,阿尔巴尼亚也成功地实现了同一转变,两国都因此跨入了自由民主的初级阶段(离“实现充分彻底的自由民主”还很远)。而处于政治民主化启动前夜的1988年之保加利亚和1989年之阿尔巴尼亚,其政治专制程度决不逊于现在的中国,都是一党专政,实行言禁、报禁、党禁,阿尔巴尼亚执政党还公开剥夺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经济上都实行较彻底的计划经济,搞单一公有制(几乎百分之百)。阿尔巴尼亚执政党宣称商品经济、市场调节、竞争机制是“资本主义”,该国80%的人口在农村,是一个活脱脱的闭关锁国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文化上是官方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科技落后,受教育程度低(尤其是阿尔巴尼亚)。

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能够和平地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有什么理由说中国不行,中国人做不到?还能说的无非是,他们是小国寡民,而我们是大国盈民,因而难度大。难度大不假,但能成恐怕亦不假。我对中国大陆政治民主化的前景是审慎乐观的。

 

十一、 现在做些什么?

 

如果认定必须由共产党主导来推进制度的和平演变,或者期盼与共产党齐头并进来实行和平演变,则难免会导致事实上的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并成为实践上的等待派或取消派。

如果把中国的和平演变看作是以自由民主力量和平、理性、公开地挑战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为先导,以民众自主地争取和行使基本人权为中心的社会自我解放;是无权者逼迫掌权者不断减小专制禁控力度,逐步缩小乃至开放禁区,从而一步步实现基于四项平权原则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的动态历史进程,则很多事情就可以从现在做起。

1、拒绝谎言,揭露谎言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可以从自己做起的。如今的中国人,接受谎言的人已经不多,参与谎言的人就更少了。但是,容忍谎言,认可在谎言中生活的人为数依然不少。为了进一步恢复人性、解放灵魂、赢得尊严,为了使须臾离不开谎言的专制制度进一步失稳,应当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和小范围做起,公开放话,拒绝谎言,揭露谎言。

目前当局及其帮闲制造、散布和维护的主要谎言有: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工人是企业的主人;选民踊跃参加,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

马列主义没有过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于市场经济;民主党派最多只能参政,不能执政;走向多党议会民主,必定天下大乱。

中国的腐败不是制度性腐败,只要多几个清官、好官就能解决问题;科研、教育经费不足是国家拿不出钱。

六四开枪是平息暴乱;中国没有政治犯;魏京生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

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朝鲜战争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充满了谎言。

从身边和小范围做起,公开拒绝上述种种谎言做得最好、最为经常的是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他们天天在这么做,几乎每辆车上都在这么做,而且几乎总能得到乘客的理解和共鸣,且总是遇不上告密的小人。

在各种各样的小型会议上,不论是工人的班组会还是知识分子的周例会上,甚至党政干部培训班上,有人勇敢地公开拒绝谎言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缺憾是与会者以笑声或双关语、调侃语表示心领神会的多,起来明确重申的少。应当有越来越多的人大胆拒绝谎言,说出实话,直到官方再也不敢在小会上散布谎言或不敢召集小会。

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不订、不买、不读《真理的追求》等专事传播歪理的刊物,类似的拒绝谎言的做法也可以进一步用于制裁专写谎言白皮书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及其它一些机构和出版物。

几乎每一所大学,都有少数敢于在课堂上揭露谎言的老师,而且他们无一例外地受到学生的欢迎和敬重,系里对他们这么做也是眼开眼闭。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人胆子稍稍大一点,为了良知,为了尊严,为了真理,也在课堂上拒斥谎言呢?

1995年12月13日,在警备森严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内的一个法庭上,魏京生的辨护律师张思之和李会更拒绝谎言,基于事实、法律和职业道德,为被当局指控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的中国最著名的异议人士作了无罪辨护,以良知和胆识为中国律师的正面形象抹下了一笔重彩。我期待更多的律师冲破对“反革命犯”只能作“罪轻”辨护的禁区,勇敢地拒绝当局的谎言,能为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作无罪辨护。

当电梯里、公共汽车上、火车车厢中、候诊室里、遛弯的人群中、学习各种功法的培训班上、宗教徒的自发聚会上、农贸市场上、课堂上、办公室里、会议室里……一句话,当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公共场合出现越来越多的拒绝谎言的声音时,专制制度寿终正寝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2、争取自身权利,尊重他人权利。

共产专制和共产文化,将人扭曲成一个缺乏独立人格的人,一个或者不敢堂堂正正利已或者又疯狂利已的人。人权理念之所以击中专制的要害,在于它呼唤和催生独立人格,在于它使人理直气壮地利已又理所当然地不损人害人,可能的话则利已又利人。

在中国,人权意识和公民心态的唤起、成长和强化,将极大地有助于和平地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特别是由于官场腐败的癌症已向全社会扩散,因而人文精神出现普遍失落,痞子化倾向正在抬头的情势下,每一个中国人从自己做起,争取自身权利、尊重他人权利,就显得尤为必要和尤具建设性。

争取自身权利,主要是从有权有势者手中争取,也向一切漠视他人权利的人争取。这需要胆子稍稍大一些,但决不需要夺取权力的胆子。尊重他人的权利,特别要尊重无权无势者的权利,也尊重包括有权有势者在内的其他人的权利。

目前来说,被拖欠工资的工人和教师要争取温饱权。不仅要索回早该属于自己的所得,并且要让侵犯温饱权的人具结悔过。不敢起来要回自己的工资,只是底下发牢骚,然后动用储蓄或求助于亲友度日,这只是求生存,不是享有温饱权;因无理摊派、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及其它官方人为因素而处境困苦的农民要争取温饱权。临近春节有人送去几斤白面、猪肉让过个年,不能都说成是虚情假意买安定,但也只是缓和而决非改变了温饱权被侵犯的状况;此外,无房户和缺房户要争取居住权;失业工人要争取社会保障权;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要争取真正的信仰自由权。

最后,国人应当争取财产权。私有财产被剥夺造成两种情况,一种是财产被“公仆”代为占有,一种是被“公仆”干脆瓜分。如今这两种情形同时并存。争取财产权,就是要结束“公仆”代表人民独占财产或摇身一变为老板的情形。现在能够做的,就是要求修宪,把公民的财产权写入宪法;要求尽快实行透明的公正的私有化,以取代眼下正在进行的竹幕下的、不公正的私有化。而党内的自由民主派则可在局部范围内开始推行规范的、公正的私有化。

3、冲击假选举

在专制制度下,民众没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如果在选举时还不特意开放竞选,则所有的选举只能是愚民、嬉民的假选举。在中国大陆举行的假选举,事实上已为多数民众所识破。不难看到,在县、乡两级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中,真把它当回事的选民实在微乎其微,绝大多数人是应付了事,而且,抵制假选举的人在逐届增多。

现在是冲击专制统治者玩弄假选举把戏的时候了。一种冲击是突破不准竞选的禁区,变假选举为真选举。这类冲击现在还只能在极少数地方开展。另一种冲击是抵制假选举。可以借故不去或公开拒绝投票,故意投废票、投弃权票。这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一种可操作性很强,风险甚小,但能鲜明表达不合作意愿和变革意愿的做法,是每一个中国人可以从自己做起的。

应当把现在高达93.58%的注水参选率降到实打实的10%以下。

4、自我启蒙与启蒙

国人接受人权理念、懂得民主真谛是经历了艰难的历程的。时至今日,不清楚人权概念,不明了民主理论的知识分子还大有人在;不懂得维护自身正当权利和尊重别人合法权利的人还大有人在。因此,自我启蒙与启蒙乃是中国知识分子目前应当继续努力去做的一件大事。

“启蒙”是与启蒙对象进行交流、沟通,辅以点拨与启迪,它以尊重对象的独立思考权利为前提。而“灌输”,则以麻痹、压制甚至阉割对象独立思考能力为前提。启蒙的必要性源自人的直觉与本能的局限性,源自人的迷茫与困惑。

目前,知识分子可以对人权、民主、法治理念进行探讨和自我启蒙,可以就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和平演变作思想、理论、纲领、策略方面的探讨和自我启蒙,可以就崭新的民主制度在将来的奠定作思想、理论、法律、政策准备和自我启蒙。通过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晤谈交流和书面成果的私下交流,以及可能情况下在国内报刊上的公开发表,可以将自我启蒙和对其他社会成员的启蒙有机地结合、有效地开展起来。

此外,还可以做一些贴近民众、直接帮助民众增强权利意识的事。如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免收生活困苦者的律师费、免费举办民工培训班、免费举办有关讲座等。

5、提升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水平

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是民间自由民主力量的代表,是社会直言不讳的象征,是公开的社会制度根本变革论者和率先行使公民政治权利者。如果从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时期算起,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已经存在了18年,并且已成一定气候。

现在,六四镇压和东欧巨变已经过去了将近7年,提升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水平的紧迫性自是不言而喻。当然,这并不是指已能通过秘密或公开结社上升为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活动,而是指:

(1) 北京的持不同政见者要尽快领衔开展类似捷克七七宪章运动那样的中国人权宪章运动,要更有成效地沟通和协调全国范围内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魏京生先生以自己的信念和勇气承受着专制政权强加的前后29年监禁的严酷摧折,其他人理应敢冒坐牢的风险,坚定地推动中国的人权进步和民主进程

(2) 除西安、杭州、成都、上海、广州、南京外,其它省会城市也应出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3) 考虑出版地下刊物,冲击报禁。

(4) 关注和推动地方自治;理解企业家的处境,接受企业家的真诚资助。

(5) 结识藏族、维吾尔族有识之士,就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和民族问题达成一些基本共识。

(6) 不仅与海外政治反对派更密切地交往与合作,在一个中国的理念下,也要与港、澳和台湾支持大陆政治民主化的力量进行交往与合作。

(7) 继续就主要因为制度弊端所造成的人权的侵犯、官场的腐败、道德的堕落、教育的忽视、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恶化、社会的失范进行有说服力的公开批判,并提出建设性的标本兼治的各种举措(理论的、法律的、政策的)。

(8) 继续向全社会和全世界发出推倒官方荒谬定性、为六四翻案的强烈呼声,关注六四死难者家属和六四伤残者群体,关注良心犯、政治犯家庭及其它受制度性不公正侵害较为严重的社会群体。

 

1996年2月6日

 

 

 

 

点 燃 万 千 烛 光

共 祭 六 四 英 魂

——告全国同胞书

 

同胞们、公民们

整整十年前,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运动。那是一场反腐败、反官倒的抗议运动;是一场讲真话、争权利的民主运动;是一场求变革、盼中兴的爱国运动。在那必将永远载入史册的五十多天里,千百万热血同胞以质朴和悲壮的公民行为所展示的人性和良知的觉醒,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形象,汇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夺目的亮点。

然而,那一场彰显天道人心、认同主流文明的运动,却被昏聩的执政当局诬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他们悍然出动坦克和机枪进行血腥的镇压,从而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大冤案、大假案、大错案。六四屠杀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反人类事件之一,是中国的耻辱,人类的耻辱。

六四惨案发生十年来,贪官赃官弹冠相庆,官场腐败愈演愈烈,权钱交易登峰造极,公平正义奄奄一息。

六四惨案发生十年来,国有资产加速流失,国有资源迭遭浩劫,富者暴富贫者赤贫,民怨沸腾危机四伏。

六四惨案发生十年来,言禁报禁党禁依旧维持,说真话刊真言搞结社屡遭打压。

六四惨案发生十年来,死难者家属、伤残者群体在痛苦中煎熬,六四犯、良心犯在牢狱中受难,失业工人、无助市民和贫苦农民有冤无处诉,有理不能讲,有泪不敢流。

…………

所有这一切告诉我们:十年来,在对六四血案的刻意淡化和遗忘中,在坚持六四定性“今后也不会改变”的愚顽中,天理继续遭亵渎,公道继续被践踏;道德沦丧,世风衰败;民生维艰,民权受制;变革遭拒,中兴难求!

同胞们,公民们,为了告慰良知,为了切身利益,为了社会正义,为了祖国未来,让我们反抗遗忘,拒绝诬陷,在精神上站立起来,于六四事件十周年之际,在神州大地上开展一场百姓的纪念,一场公民的纪念,一场全民族的纪念。纪念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而我们大家都能做到的一种纪念,就是在99年6月3日和6月4日晚上,在自己家中,闭一小时灯,点燃蜡烛,以明心迹,以示良知。一支小小的烛光也许算不了什么,但万千烛光足以撼人心志、慑人心魄!那将是一场无声的悼念,悼念十年前为自由、尊严和幸福而献身的英烈。那将是一种无声的谴责,谴责强权压倒人权的暴行,谴责“稳定”压倒公道的逆施。那将是一种无声的表达,表达追求自由、伸张正义、捍卫人权、要求民主的心声。

同胞们,公民们,当6月3日晚夜幕降临的时候,让我们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

1999年4月15日

 

 

附:六四10周年纪念活动参考建议

 

1、不娱乐。

6月3日、4日自觉停止娱乐活动。

2、  着素衣。

6月3日、4日身着素衣。

3、  打电话。

6月3日晚上9点开始,让电话中响起悼念和讨还公道之声。

4、  发传呼

6月3日晚上9点开始,让汉显传呼机上留下三个字:请默哀。

5、  电子函

6月3日、4日,互相发出纪念函。

6、  写封信

自4月15日开始,给六四死难者家属、伤残者写慰问信,给李鹏寄出谴责信。

7、  点蜡烛

6月3日、4日晚,在家中闭灯并点燃蜡烛以慰英魂。

8、  共散步

6月3日、4日晚,与志同道合者、不谋而合者走出家门,共同散步。

 

一部分更为勇敢的公民,则可以考虑参与国际媒体的听众热线电话,散发和张贴纪念文章,举行家庭录像晚会或六四照片展,乃至走出屋门共同烛光守夜。

 

1999年4月15日

 

 

(可传阅、可复印、可张贴、可上网)

 

 

 

附录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01)高刑终字第84号

 

 

原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江棋生,男,52岁(1948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江苏省常熟市,研究生文化,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首都师范大学19楼13层2号(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路175号);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于1999年5月18日被羁押,同年6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看守所。

辩护人莫少平,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王刚,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江棋生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于二0 0 0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作出(1999)一中刑初字第2089号刑事判决。江棋生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江棋生,审查了江棋生的上诉理由和江棋生的辩护人的书面辩护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

一、被告人江棋生于1996年至1999年春季间,在其居住的北京市海淀区首都师范大学19楼13层2号家中等地,将题为《关于和平地实现中国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几点思考》署名李晓平的文章,先后散发给刘庆梅(已被判刑)、孟元新(另案处理)、傅国涌等人。该文章污蔑“四项基本原则乃是植根于专制理念的四项特权原则”,对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我国宪法进行诋毁,煽动“逼迫执政集团不断让步,最终使其公开放弃四项特权原则,从而实现中国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刘庆梅、孟元新、傅国涌的证言,书证等。

二、被告人江棋生于1999年4月,在北京制作了题为《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告全国同胞书》的传单,该传单称“六四事件”制造了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大冤案、大假案、大错案,煽动人们“谴责强权压倒人权的暴行,谴责‘稳定’压倒公道的逆施”。同年4月14日晚,江棋生纠集孟元新等人将该传单分别在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中关村等地张贴。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奚家斌、余国忠、玉连喜、冯大河、吴某某、姜某、陈某某、楚某某、孟某某的证言,物证,书证等。

根据上述事实及证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江棋生以散发文章和传单的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应依法惩处。故认定江棋生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扣押物品予以没收。

江棋生的上诉理由:我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江棋生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原审判决认定江棋生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江棋生的行为不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建议改判江棋生无罪。

经审理查明:

一、上诉人江棋生于1996年至1999年春,在北京市海淀区首都师范大学19号楼13层2号其家中等地,将署名李晓平题为《关于和平地实现中国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几点思考》的文章,先后散发给刘庆梅(已被判刑)、孟元新(另案处理)、傅国涌等人。该文章对四项基本原则写入我国宪法进行诋毁,污蔑“共产党提出并至今仍在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乃是植根于专制理念的四项特权原则”,煽动“逼迫执政集团不断让步,最终使其公开放弃四项特权原则,接受多党议会民主的政治理念,从而实现中国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同案人刘庆梅、孟元新、傅国涌分别证实,通过江棋生得到署名李晓平的题为《关于和平地实现中国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几点思考》的文章。

(2)书证,从江棋生住处起获的署名李晓平的题为《关于和平地实现中国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几点思考》的文章,该文章具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

二、上诉人江棋生于1999年4月间,在北京编写、印制了题为《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告全国同胞书》的传单,该传单称“六四事件”制造了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大冤案、大假案、大错案,煽动人们“谴责强权压倒人权的暴行,谴责‘稳定’压倒公道的逆施”。同年4月14日晚,江棋生纠集孟元新等人将该传单分别在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中关村等地张贴。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证人奚家斌证实,1999年4月14日21时许,其在海淀区白石桥路南332路公共汽车站旁边的广告栏上,发现三张刚贴的传单,题目《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该传单的内容挺有煽动性。

(2)证人余国忠证实,1999年4月14日22时许,其在海淀区首都体育馆南门西侧的广告栏上发现三张传单,题目《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前两张是内容,最后一张是祭奠方式,内容挺有煽动性。

(3)证人玉连喜证实,1999年4月15日1时许,其在海淀区中关村联想集团对面人行过街天桥西侧桥柱上,发现三张传单,内容是有关“六四”方面的。

(4)证人冯大河证实,1999年4月15日1时许,其在海淀区中关村路口西南角的公益广告灯箱背面,发现三张有关“六四”方面的传单,题目《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其中一张是“六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参考建议,是打印后复印的。

(5)证人姜某证实,1999年4月29日,江棋生用公司的复印机复印了《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的文章,印完后给我们看了一份。

(6)证人陈某某证实,江棋生到其住处,让其将一份三页的题目为《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的文章改成一页,其按江棋生给的文章原文缩排打印在一张纸上,正面是文章的内容,背面是活动方案。

(7)证人楚某某证实,1999年5月18日晚,他到江棋生家中,江交给其五六十页的材料,题目为《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江棋生让其看后有机会出去散发一下,但还没有散发即被抓获。

(8)同案人孟元新证实,1999年4月14日,江棋生到其单位后,让其看了《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的传单,动员其一起出去张贴。当晚,其与江棋生先后到动物园附近的地下通道、白石桥一公共汽车站附近广告栏、白石桥十字路口附近广告牌及黄庄路西一圆柱子上进行了张贴,胶水和传单都是江棋生带的。

(9)书证,江棋生张贴的传单照片。

(10)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及抓获经过证实了江棋生的身份及被抓获的情况。

上述各项事实的证据,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庭审质证属实,本院经审核予以确认。

上诉人江棋生所提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及江棋生的辩护人所提原审判决认定江棋生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江棋生的行为不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节,经查,江棋生将署名李晓平的题为《关于和平地实现中国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几点思考》的文章以及其在北京编写、印制的题为《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的传单先后散发给他人或在公共场所张贴的行为,有从其家中起获的书证文章及传单,同案人和多名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该文章和传单具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反映了江棋生主观上具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故意,且江棋生实施了散发和张贴的行为,符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构成要件。

本院认为,上诉人江棋生将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内容的文章和编写、印制的传单进行散发、张贴的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依法应予惩处。江棋生上诉所提其无罪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江棋生的辩护人关于原判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江棋生的行为不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辩护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江棋生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的判决,定罪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江棋生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北 京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审  判  长   金  星

代理审判员   康继光

代理审判员   罗  勇

 

二 O O 一 年 二 月 十 六 日

 

书  记  员   李  琨

书  记  员   陈  伟

 

 

 

作者附注

 

[1]:傅国涌先生的证言根本没有证实通过我得到了《思考》一文。

[2]:我对二审《裁定书》中提到的一些证人名字作了必要的处理,所以出现了“某某”字样。

 

 

 

 

 

遣送处纪事

 

 

 

 

 

 

 

 

 

与20世纪的古拉格相比,今日的遣送处在野蛮、黑暗和绝情的程度上,自然算是小巫见大巫。但是,若称遣送处为21世纪的古拉格,又在哪一点上委屈了它、冤枉了它呢?

 

 

 

 

 

 

千年古训“民不与官斗”与其说是老百姓智慧的结晶,不如说是老百姓血泪的凝聚。中国的希望在哪里?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说一句大白话,就是变“民不与官斗”为“官不与民斗”:在社会根本制度的有效约束下,各级官吏都对民众怀有敬畏之心,都必须看民众的脸色行事,都不敢侵犯任何一个公民神圣的自由权利。

 

 

 

 

 

 

 

 

 

 

引  子

 

囚车停稳后,被铐在一起的我们或2人一组、或3人一伙“结伴”下了车,待铐子解开后,各人再上车将铺盖卷抱下,在地上码成了三列。这时,七处执行科的警察表情轻松面带笑容地说,大家就在这儿等候体检,不必蹲下了,坐在铺盖卷上就成,不过说话要小声点。我们这些已决犯常年被囚在看守所的斗室之中,偶有放风,放风场也不过就是一个大的鸟笼子;如今置身这么一个空旷的所在,先就觉得新鲜,并兀自生出了一番惬意,现在见警察又给了顺水人情,大家轻轻回了一阵笑声后,便忙不迭地聊起天来。聊着聊着,我见有位平谷籍的执行科警察居然把范久学叫上车去拉家常了。有一对因贩毒被判刑的维吾尔族夫妇,警察还特意让坐在一起,叙叙离情别意。有一警察见我比别人明显活灵,就问起我刑期和案由来。我说,我写了篇纪念六四10周年的文章,被判了4年。那警察一愣,马上又咧嘴乐了,说:咳,你有话憋在肚子里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我说,你肚子大,你憋得住我可憋不住。大伙都乐了。

医院设在院子西南角的一幢四层楼房里,从各看守所押解来的已决犯都须在那里经体检来决定去留。个别病情严重的,将退回原看守所;有病但尚可收留的,则进遣送处的病号队;其余则按户籍所在地(外地和本地)及刑种(长刑和短刑)分送各中队(正式名称叫分监区)。在七处的囚车到达之前,场地上已停有三辆从别的看守所来的囚车,那些囚徒体检完毕由狱警带领下中队后,我们20多号人就被带往医院。我记得自己的体重是66公斤,比在外头时掉了4公斤。血压则升了,达150/100 毫米汞柱,护士明确告诉我已算高血压,应当接受治疗。眼睛的毛病则没有查出来。总的说来,体检过程给大伙的感觉还是较有人情味的,特别是外科大夫相当敬业,仔细认真地对一些人的性病嫌疑进行甄别,给出忠告。体检结束后,大家把身边所带之钱款存入各自帐号,七处的警察则继续给与顺水人情,宽松地将大家带回囚车旁,向随即到达的狱警进行了最后的交接,然后登车返回。

说句公道话,在蓝天、白云、阳光之下,狱警们的脸上虽然没有七处执行科警察那样的笑容,但也的确没有露出什么凶相、狠相和恶相来;在点名列队后,他们只是简单地要我们抱起铺盖卷前往指定的中队。北京籍已决犯都关押在一监区,那是位于西北角的一幢四层楼房,从停车处到那儿,也就200米左右。然而,谁都没有想到,进入一监区楼门,迈过两道电动铁门,到了位于底层的一中队筒道后,就如同蓝天白云阳光被妖魔一口吞了似的,已决犯们觉得自己象是掉进了冰窟窿,浑身透凉;象是跌入了地狱,绝望惊颤!这儿,哪是大伙潜意识中有别于看守所且比看守所强的“家”?!这儿,竟有那么多比车匪路霸还不仁不义的劫道者,囚犯们将在这里受侮辱、遭恐吓、服苦役,被压榨够了才能被放回“家”!

 

 

 

一   正眼瞧人遇禁令

 

一进筒道,是个大门厅,我们把铺盖卷靠墙摆下后,很快就来了一个狱警。但见他脸色铁青,没作任何交待,更没有半点带有人性味的表示,就喝令我们蹲下抱头(我照例不抱。不知为什么,他未曾与我计较),然后每点到一人,那人就走过去站定,由他厉声发问几句后,被勒令脱光衣服,再当面蹦跳几下。与此同时,遣送处内干杂务的“长留犯”则手脚麻利地完成对你铺盖卷的搜检任务,将被褥、洗漱用具、裤衩、秋衣秋裤、袜子留出来,其余则装入编织袋中,待家属来接见时带回。当你穿上裤衩和听命将秋衣秋裤里子朝外穿上后,便迅速有人上来在你衣裤上胡乱打上红漆记号。地下若有多余的秋衣秋裤,则也给涂抹一通。然后再扔给你一身棉囚服、一身单囚服和一双棉鞋,喝令你马上穿上。4人都经过这头道工序后,随即被严厉告知:在筒道里走路必须靠墙;拐弯必须走直角;有事必须喊“报告”,接受指令后必须喊“是”,点到名必须答“到”。接着就由杂务将我们带到入监班——二班。

进得班后,见里面有20来人,都坐在塑料小矮凳上,门口一人又是脸色铁青,要我们将被褥放在地上,站着等候新一轮问话。这回,问话者是二班长,长留犯。当时我排在第二个,排我前头那位被叫到班长跟前蹲下,只见他刚一回话,就听得班长一声断喝:“眼睛不许看人!”那人大惑不解。复又听得一声:“眼睛冲地!” 他似乎明白了,于是低眉垂目,象奴才回主子话那样应对起来。我虽然很快也从不解中明白过来了,但是,由震惊而愕然的这一幕,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头:如果说从跨入筒道开始到进二班前,我们所感受到的粗暴、蛮横似乎还能归结为给我们来个下马威的话,那么,现在连看人的权利都要被剥夺,就真的是别出心裁、恶意作贱了!我隐隐觉得这个地方深浅莫测、凶多吉少。问明“新犯”的简单情况后,紧接着就问他认不认罪。得到肯定答复后,班长旁边的同样凶相毕露的“马仔”就立即拿出纸张,让他照“认罪悔罪书”样本马上抄写一份,签上姓名,呈上。

现在是我等着回话了。当“眼睛不许看人!”的命令发出后,我不仅装着听不懂,还笑了出来。一瞬间,但见马仔眼珠瞪出、班长怒容上脸,于是我就轻轻地、平静地说了一句:“我不认罪。”这四个字真是四两拨千斤:我话音刚落,班长的脸就变了回去;接着他又认真瞄了我一眼,知道碰上“特管犯”了。他开始不太自然地跟我解释说,要给每人家里赶快发接见通知书,所以要问清你的通讯地址。我说完后,他还接了一句,他曾在西八里庄附近经营过一家清真餐馆,最后他说:“那认罪悔罪书就没你什么事了。”

然而,第三、第四个被问话者,还是照例不得抬眼视人,照例回话低声下气、战战兢兢,抄写认罪悔罪书时更是一脸顺从、驯服的样子。就这样,犯人整犯人的无情和歹毒在我的眼皮底下被活生生地展现出来!这不禁使我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司空见惯的场面:把人定为坏人还不够,坏人中间还要分出三六九等来;作为“动力”的坏人还要把别的坏人尚存的做人尊严统统打掉。

我们进筒道时,就已过了午餐时间,这时每人领得一个馒头,慢慢啃起来。不过,虽然折腾了一上午,实际上一点饥饿的感觉也没有——满脑子都是别的感觉!过一会,班长一人上床午休了;看样子,别人无此福份。我坐在小矮凳上,刚刚有点困意,忽听筒道里有人大声唤我名字,原来是狱方找我谈话。我由杂务引导进了中队谈话室,知是分监区长按程序找“特管犯”作个交待。与刚进筒道时见到的那个狱警相比,这个30岁出头的“老大”(长留犯背地里对他的称呼,这是我几天以后知道的)对我有以礼相待的味道。他语气平和地说,我们对每一个犯人都按《罪犯改造行为规范》来要求,希望你能理解。不过,对你会有些不同。当然,这不是因为你的罪名特别。我说,监狱按法院大票认定被解来的人都是罪犯,这本身无可厚非,我也不会因此而怪罪于你们。不过,我自己不可能把自己当作罪犯,这一点希望你能理解。他点头认可后说,有事可以直接找他。我问他贵姓,他说可称他“李中”。这时我闹了个笑话,追问一句“是不是忠于的忠?”他略显尴尬,未置可否。回到班里,才知道他是中队长,按监狱习惯,别人都称他为“李中”。稍后,又有人唤我出班。原来是上午铁青着脸的那个狱警(小队长)找我。不过,这时他的脸部表情放松多了,还破例让人找了个矮凳让我坐着(另外3人均是蹲着回话)。他问了我的简历和我的亲属关系,最后他缓缓地说,你到了这里,要适应这里的规定,不要给我们的管理添麻烦。我回答说,我一向通情达理,监狱的规定,有些肯定是合理的,我会遵守。不过,我要明确强调一点,我的尊严必须得到尊重,有了这一条,别的都好说。

入监班长午休完毕后,就开始声色俱厉地履行狱方交待的职责:他要让所有新来的犯人知道什么是遣送处的规矩。于是,从我到达遣送处的第一天开始,在我耳边,就充斥着入监班长对别的犯人的呵斥和责骂声;在我眼前,就晃动着他动辄借故用脚揣人的粗野身影。说起来,我也算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自1989年以来的12年中,我曾经呆过秦城监狱、北京市西城区拘留所和北京市看守所;在21世纪的春天,我来到了遣送处。然而,出乎意料地,我在这里明显感受到了扑鼻而来的严重缺乏人性的古拉格味道,比之1994年夏天的西城区拘留所,竟有大过而无不及。我暗暗作出了自己的抉择:这个坑里的水再深,我也决心蹚过去。我不想凭“特管”的身份去闹什么特殊。性格决定命运,我要作一个货真价实的炼狱者,要作一个够资格的历史见证人。而且,我自信我能撑得住。因为,我有过插队农村长达10年的艰辛体验。

 

 

 

二   私立规矩知多少

 

已经生效的判决书,起到将一个人的人身自由权加以合法剥夺的作用;对部分人而言,它还附带起到将一个人的政治权利加以合法剥夺的作用。然而在中国,人们要是据此认为,对已决犯们权利的剥夺就到此为止,那就太天真了。仅从遣送处私立的规矩,我们就能看到,它要将服刑人员非人化到何等地步!

在入监班的众多规矩中,我认为有六条规矩是遣送处私立的。这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中没定那样的规矩,司法部制订的《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简称“58条”)中,也没立那样的规矩。六条规矩且容我一一道来。

规矩一:要将“报告、到、是”这四个字喊到声嘶力竭的地步。“58条”中第53、54条分别规定:有事需要进管教人员办公室时,应喊“报告”;听到管教人员呼唤时,应立即答“到”;接受管教人员指令后,立即答“是”。其中绝没有对音量的要求,诸如“应扯着脖子喊‘报告’”,或“应使出吃奶的劲儿答‘到’”等。而在入监班中,却有绝对明确的要求,喊那四个字光“清晰宏亮”是决然过不了关的,必须以喊破嗓子、喊哑嗓子为标准,非如此不能表改造之决心于万一。

喊“报告、到、是”,分光喊“报告”、“到”、“是”和喊“报告、是”及“报告、到、是”5种。对每一种喊法,先是集体喊上10遍,之后,班长必能从中挑出喊得不合格者,将其劈头一顿训斥,然后叫他单练,罚他一人喊10遍或20遍。在5种喊法中,一般情况下,会分别叫出5人来受罚。在特殊情况下,如有人本身是细嗓子,怎么喊也听着不震耳,或刚进入监班,有人还有点脾性,不想那么卖力喊,那么,同一个人就很可能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溜出来,遭辱骂,罚重喊。这时,那人就形同一条狂吠不止的犬,或竟如吃了一刀的猪那般凄惨地嚎叫,其结局是嗓子很快就嘶哑了。

在遣送处,早点名后是各班都要练这个规矩。而入监班,则每天上、下午必须再抽时间加练,且肯定是极限喊法,以至筒道里常年充斥着令人心烦、令人生厌、令人心悸的噪音而不得安宁。

规矩二:无书无报,只准念、背“十不准”。遣送处中的暂押犯是没有看书读报权利的,惟一准许并一定要念、要背的是“58条”中的第2条,即“十不准”。出监班中存有10多块小木板,上面是由专人抄誊清楚的“十不准”条文,每晚7点45分左右,就发到每人手中,必须双手拿着,腰板挺直,一人领读,大伙跟读,几天之内务必要熟练、流利地加以背诵,背不出来则必遭训斥和体罚。

规矩三:互相之间不准交谈。这是一条令人惊骇的规矩,它剥夺的不是言论自由权,而是言论本身。如果说,二千多年前,奴隶主将奴隶视作会说话的工具已然是一种极大的罪恶,那么,今天这条规矩将囚犯憋成不准说话的动物,其罪恶可说是无以复加,其对人性的摧残可谓登峰造极、难出其右!谁都明白,人,即便是被奴化了的人,又岂能忍得住不与同类说话?然而,在完全异化了的班长面前,你试试?!我见那家伙耳朵极灵,偶尔小声说一、二句话的,定遭辱骂;忍不住再犯者,则毫不客气地被处以体罚。我在的时候,二班除班长、副班长外,另有一名长留犯叫董京,10多天前他是六班班长,因犯“过失”被撤职并放在二班接受“严管”教育。他和我挨着坐的时候,曾谨慎地、轻轻地和我聊了几句。他在开口时,头部仍面向前方,眼睛则密切留意班长的动向;尽管如此,他也很快遭到班长的白眼,马上闭嘴了。

规矩四:稍有闲暇时,只能一律冲墙站着,不准瞧窗外,不准窥门口。比如大家动手打扫室内卫生,当大部分人干完自己的活而仍有2、3人在扫尾时,已经完活的人既不能找地儿坐,也不能随意随处站立。班长的指令是明确的:一律冲墙,给我齐刷刷地站定。如有散漫违规者,则立遭辱骂;还敢略表不满者,甚至被交出班去,由筒道杂务严加训斥修理。

如果说,作为硬件的铁窗是用来剥夺囚犯人身自由的,那么,作为软件的规矩更是将囚徒锁定在面壁而立上。用意很明显,就是让你明白自己的身份:你是一个毫无自尊和自主能力的可怜虫。

规矩五:入监班必须到晚上11点才能睡觉。这也是一条恶意整人的规矩。你想,每天早上不到6点,囚徒们就要起床,然后是紧张、劳累、恐怖的一天,中午绝对没有看守所中的午睡,晚上还要故意熬你,让你身心俱疲,万念俱灰:9点30分,别的班都就寝了;近10点,二班长上床休息;其他人则在值夜班的副班长监控下,坐在小矮凳上,挺直腰板,手举小木板,默念“十不准”。谁要是坐姿偏离标准,或竟上下眼皮打起架来,不仅副班长放不过你,站在透明监室门外、眼睛常往里瞅的筒道值班杂务也轻饶不了你。

规矩六:每天早上要自我验明正身。这条规矩是二楼关重刑犯的二分监区私立的。我们在楼下听得很清楚,早点名后“练规矩”时,楼上入监班的囚犯每一个人都必须大声说:我是罪犯xxx,因犯xx罪被判处xxx。我决心认罪服法,积极改造,重新做人,请队长指示。据说,这条规矩的作用在于让囚犯“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

2001年4月,遣送处又私立了一条很操蛋的规矩。一分监区入监班也还有一条班里私立的极其操蛋的规矩。我将分别在后文提及。

 

 

三   愚人节的真故事

 

2001年4月1日,星期天,是我到达遣送处的第三天,户外阳光灿媚,室内窗明几净。与看守所一样,这里星期天吃两顿饭,无早餐,因此搞卫生的时间延长了。据班长说,今天要达到最高的标准,即队长进屋用手指摸任何地方,都不能沾上一点点尘土。我负责擦净碗柜,用抹布湿擦,干擦,再用手擦,周而复始,层层如此。由于一天之中只有搞卫生时,才是你唯一可以自主支配自己身子的转向,自主调整自己身子姿态的时段,因此大伙对慢搞、细搞并无怨言,默然无话地干就是了。

对入监班来说,星期天搞完卫生后,依然照练规矩不误。先是将“报告、到、是”狂喊一气,再是练四面转法,继而是原地齐步走。稍有异常的是,这天练的时间缩短了,练完后班长叫人拿出写有“十不准”的小木板来,让大伙人手一块,端坐在那儿“学习”起来。我当然也坐在小矮凳上,不过,与别人不同的是,我照例从不跟着领读的人出声去念,并且,我象影视剧中曾经出现过的文盲那样,是将“十不准”倒着拿的。当然,我的“倒拿”纯属故意,因为早在3月30日晚上,我就对班长说,我无罪,根本无须改造,自然也就不会去背什么《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班长对此并不糊涂,他说,你们政治犯都是这样的。3月31日下午,班里教唱狱歌,歌名是“喊起一二一,不要把头低”,班长主动对我说,你不用唱。我说,不喊一二一的时候,他们老低头,我又何曾低过头?中国有句老话,叫低头认罪。我无罪,低什么头?班长说,你别说了,你是你,他们是他们,他们必须背,必须唱。

不多一会,值班杂务到各班通知,马上有人来参观,是银行系统的。当时我不明白,那些个处于社会中上层的白领们到这个最底层来参观是为了什么。事后才知,是让那些俊男靓女们亲眼看看监狱,以便心生戒惧,不敢随便在钱的问题上造次。然而,作为被参观的一方,却并不是很配合银行领导的意图,他们照例从脸面出发,要尽量美化、夸饰监狱生活,以便凸现出所谓“文明、人道”来。

近10点,但闻电动铁门开启,鱼贯而入进来了70多位穿着讲究、举止得体的银行职员。在遣送处的精心组织、精心安排下,他们一看不见电棍,二听不到狂喊,相反,他们脚下是一尘不染的筒道,首先见到的是挂有“图书室”、“心理咨询室”标牌的屋子,以及摆放在大厅西北角的34英寸大彩电。接着看到的是畅亮洁静的厕所和盥洗室。在标有“一班”到“八班”的监舍内,则是一幅完全一样的寝室加书房的图景:身着囚服的罪犯坐得齐齐整整,在静静地、专心致志地“学习”,没有人东张西望,没有人交头接耳。一贯作为劳动场所使用的监舍已经被彻底清扫,工作台及器械均已统一藏妥,任你眼睛再好使,也见不到一丝一毫手工工场的痕迹。许是由于比较年轻,参观者们叽叽喳喳边走边议,我们听到最为他们啧啧称奇的是,每个囚犯的床位上是统一尺寸的褥子,铺了格子相间的床单,而湖蓝色的被子则被迭得整齐见方,捏得梭角分明,有一种不似军营胜似军营的气象——善良的参观者们压根儿不会注意到,为什么每个班的床铺底下都用床帘遮挡着;他们更不会想到,塞满了床下空间的,正是囚犯们晚上睡觉要使用的被子和褥子!可怜床下那些厚薄不一、杂色斑驳的铺盖卷不会说话,可怜屋中那些知道底细、心怀恐惧的囚犯不敢说话,于是,那些个智商不低的白领男士和丽人就在“愚人节”这天被人公然愚弄;出了遣送处回家之后,恐怕还将饶有兴致地向亲朋好友侃侃述说哩。

与银行职员们相同的是,每个刚到遣送处的“一进宫”囚犯也都要如此这般地被愚弄一番;不同的是,当天晚上囚犯们就会知道自己被愚弄了。比如,我是在3月30日的白天被愚弄了一把,但到了晚上近11点,我就知道自己被人愚弄了。记得那天刚刚踏进入监班时,那一排排双层铁床,那褥子和那被包,的确给与床久违了的我带来了几分惊喜。当时我想,既然囚服、鞋子是发的,想必被褥、床单也是发的,至于花点功夫整理内务,来点军事化,也无可厚非么。3月30晚上过了9点(看守所就寝时间),我就不时被困意袭扰,好不容易熬到近11点,心想可以打开湖蓝色棉被,一人一床好好睡一觉时,突然在我眼前出现了完全意想不到的一幕:由副班长指挥,众人先将方方正正的被包用双手端着取下来,轻轻地码放在铺了单子的地上;再将褥子连床单一并迭成三折,取下来码在另一处地上;然后有专人从床下拽出我们自个儿的铺盖卷,每人认领后放到指定的铺位上铺开。此外,床少人多,暂押犯只能仨人挤两铺,凑乎着睡(人再多时,就只能睡在地上)。那时,我心里就甭提多腻味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真是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制造出来!而参与制造的,中间有不少人还依然习焉不察、麻木不仁。

3月31日清晨,当值班杂务统一发出“起床”令后,各班在班长的催促下,几分钟之内,每人穿戴完毕,并将自己的铺盖卷放在地上,再由专人塞到床底下,并用脚狠狠揣结实,以免床帘遮不住而露出马脚来。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铺上供参观用的褥子,象上供品那样在每个铺位上放上被包,并由专人上去一一拍打拿捏,务求高质量,务求赏心悦目。

这样近距离的制假造假令我深感恶心。4月1日那天,我甚至有过冲动,要象王海那样当场掀开床帘,揭穿假象。我之所以未付诸行动,并不在于怕承担后果,而是在于不想使遣送处一下子极端难堪:当着那么多银行先生、小姐的面,遣送处的丑可不丢大发了?!参观团离去的当天,我就对遣送处的官方造假提出了口头批评。不几天,又提出了严厉的书面批评。我说,身为“改造罪犯”的专门司法机构,却当着被改造对象的面,并组织被改造对象制假造假,这不是公然反你们所标谤的宗旨而行之,将罪犯进一步拉下水吗?我问,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世界第一”,却何以财政拨款就这么拮据以致不能给犯人下发被褥?果真如此,那也应该放上犯人自己的被褥,那怕多花点功夫进行包装,也比搞假的强百倍。

遣送处用沉默来对待我的质问和批评。他们似乎也只能这样:既无法争辩,又陋习难改。的确,中国人的自相糊弄,决不是一年一度“愚人节”中的即兴表演,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无尽把戏。据我所知,那一幕白天摆放晚上撤下的假戏至今仍在天天上演。此外,那聋子的耳朵——图书室自然也安然无恙。然而,它何曾对任何一个暂押犯开放过?又有哪一个暂押犯从那里借出过书来?我后来到了三班,遇到一位隔三差五进图书室搞卫生的囚犯,他对我说,里面是摆了不少书,有的还是大部头,精装本,但是,所有那些都不是供借阅,供提高囚犯“精神文明程度”用的,而仅仅是作为摆设,作为愚弄人的道具而存在。搞个图书室,对上可以交待,对外可供参观,这就很有“价值”了,而它的真正功能,却被活活阉割了。

国人啊国人,何时不再自愚愚人?

 

 

四   悚然惊心这一幕

 

2001年4月1日,还发生了另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就是中国的歼八战机与美国的海军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不幸相撞,结果歼八堕海,飞行员王伟跳伞;美军飞机迫降海南榆林机场。事发后,中美两国政府各执一辞,均把责任推给对方。而不用说,在中国的官办媒体上,人们所能听到、看到的,则必定是紧着煽乎的中方的一面之词。不过一般说来,社会上的一个受众,除了被官办媒体完全牵着鼻子走这条路之外,他还可以通过别的管道去接触资讯,去了解真相,并通过独立思考去形成自己的见解。然而,在遣送处中,受众毫无选择,他所能听到的,只有一面之词,一家之言。不仅如此,他还被喝令不准独立思考,不准随便议论,而且还不准沉默,非要照官方的口径明确表态不可。

四一事件后,在狱方的全力运作下,遣送处内很快群情汹汹,人人表态,且每人的发言均被记录在案,层层迅速上报。表态运动的本质特征是,官方怎么说,底下就怎么学:有笨嘴拙舌的,就猛喊口号;有伶牙利齿的,就煽情作秀。没过多久,同仇敌忾、举处一致的氛围就营造出来了。然而,演者无心,观者在意。眼前这活生生的运动囚犯的一幕,使我悚然惊心——它与上个世纪50、60、70年代运动群众的做法如出一辙!这种做法的要害是,它把老百姓看作是没有灵魂、没有意志的臣民草民,应当发出和只能发出与官方“保持高度一致”的声音。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是通通要不得的:想沉默就是心存不轨,有异见就是大逆不道,当异端就是蓄意谋反。虽然现在当局已经力不从心,已经很难运动大墙之外的百姓,而只能运动穿着囚皮的犯人;虽然囚犯之中,也只是少部分人由于孤陋寡闻而愚不可及、惟政府的说法为是,多数人则是出于恐惧、出于趋利避害、出于无奈才站出来表态的,但这种扭曲人性、戕害人性的做法居然到了21世纪还在延续、还被克隆,岂不让人悲哀莫名、痛心疾首么?

在关于撞机事件的第一次班会上,别人都表完态以后,我发了言。我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撞机事件的真相,只有听了双方的说法,再加上独立思考后,才能弄明白。真相弄明白后,才能表自己的态。现在,我是无态可表。按理说,我的话无懈可击,而且说得也很克制。然而,班长的阶级斗争之弦绷得很紧,转身就出去汇报了。他才回班,小李中(副中队长,也姓李,比一把手大李中年轻些)就把我叫出去,说,你刚才在班里说了些什么?我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撞机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光听一家之言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他听了很不高兴,说,你不必参加讨论了,也不要你表什么态。显然,他们不能容忍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那怕是十分理性、相当公允的声音。

说实在话,歼八喷气式战斗机被乘员多达20多人的侦察机给撞下来了,这种说法很难不令人心生疑窦。囚犯们不是白痴,只是不敢说而已,说了怕挨骂、挨电、挨批。我既以言获罪,还怕以言挨整么?再说,作为北京航空学院77级本科生,我曾于1981年6月到第三机械工业部所属的112厂进行毕业实习。那是地处沈阳的一家很大的飞机制造厂,当时的主要产品是歼六喷气式战斗机,而由601所设计的歼八战斗机当时也由该厂试产了若干架,正处在试飞阶段。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巨大的总装车间外面的跑道上,就停有供试飞的几架歼八样机。时隔20年,我对具有较好空气动力外形、采用双发动机以获得大推力的歼八以及有关设计人员对歼八性能的介绍,仍留有深刻的印象。4月1日,晴空万里。一长一僚两架歼八上天“陪伴”一架侦察机,结果僚机与对方相撞,机毁人茫。中方将此事归罪于机动性能、飞行速度远逊于歼八的侦察机,能有多大可信度和说服力?

撞机事件继续在电视上炒作的同时,一场为时两年的“严打”又拉开了帷幕。究其起因,乃是河北省石家庄市发生了一起罕见的居民楼爆炸案,于是内庭震怒,又祭出“严打”这一治国“法宝”。而事情明摆着,既然狱外要大搞严打,狱内又岂能是个空白?很快就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司法局发了个《联合通告》,要服刑人员坦白余罪,检举别人。如此做了的,则从宽处理并给予奖励,被别人检举出来的,则从严惩处,毫不留情。于是,为中老年国人所熟知的那套层层动员、层层表态的运动模式又应时启动了:遣送处开大会,各中队开全体会,各班开班会;每个服刑人员不仅要口头表态,赌咒发誓以明心迹,而且要写下书面保证,保证自己没有余罪,保证自己并不知晓别人的罪迹,如若此言有假,则甘受任何处罚云云。由于第一次交了保证书后没几天,有几个已经“保证并不知晓别人罪行”的人到狱警那儿去检举了别人,于是又加倍严厉要求大家不能再藏着掖着,要真正竹筒倒豆子,再写第二份“说话算数”的保证书。与上文提及的拥戴表态运动一样,在我身边发生的这一幕自谴和互揪表态运动同样使我悚然惊心:从运作机制来说,这种自抖罪行与揭发别人与文化大革命中要求自己“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为了“党和国家不变颜色”而检举同事、朋友甚至与家人划清界限,何其相似乃尔!再说,这个“严打”又是个什么东西?在别人交保证书的同时,我以书面形式向遣送处表明了自己对“严打”的批判。我的看法是,“严打”是长官意志的产物,是人治社会的标志;“严打”不仅治标不治本,而且由于普遍意气用事轻罪重判,从而整体上对司法公正造成了严重内伤。试问:执法岂能忽松忽紧?司法岂能忽宽忽严?建议:永远取消“严打”,切实依法办事。

官方对我的批判依然保持沉默。我认为这是一种让步。而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进步,那我也不想加以反对。因为我不会忘记,1949年以来,多少志士仁人,仅仅因为在狱中继续申明自己的信仰和理念,就被扣上“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或“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的帽子,就被加重刑罚直至被押赴刑场!林昭、李九莲、遇罗克、张志新……不就是这样惨遭杀害的吗?

 

 

五    辛巳清明见亲人

 

与北京市看守所尚能让人相对踏实地呆着相比,遣送处的生活是明显地折腾人、折磨人的。清晨5点30分左右,就不让你睡了,昏昏沉沉爬起来赶紧往床下塞被褥,往床上放“花瓶”。接着是室内搞卫生。继而狱警进来点名。然后是排队去小便,洗漱,3、4分钟内必须完毕。回来后“练规矩”,即喊“报告、到、是”等。早饭后马上又是“练规矩”,除了上午排队出去小便一次外,直练到吃午饭。饭后没有午休接着“练规矩”,中间排队出去大便一次,5、6分钟后就被轰回来再练到吃晚饭。饭后见缝插针还要再“练规矩”。6点30分到7点30分,看电视新闻。看毕又是“练规矩”。8点30分到11点,是学习“十不准”(中间9点30分,狱警进来晚点名)。这种生活不用多,三天下来,就让人叫苦不迭(遭辱骂、挨训斥、被体罚还不算在内)。新来的服刑人员,没有一个不盼着早日离开入监班,分到生产班去。因为生产班的人除点名时须大声答“到”外,平时不用声嘶力竭地喊“报告、到、是”,只须象征性地在进出监舍时喊“报告、是”就成了,而且,晚上9点30分左右就能躺下了。而这时,入监班的人还只能苦熬苦撑着,眼不敢闭,手不敢垂,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苦学“十不准”。

身在遣送处的入监班,囚犯心中惟一的喜悦,乃是来自与久别的亲人很快就能见面的希望。我们那批于3月30日到达遣送处的人,与亲人的见面日就定在4月5日清明节那天。不用想,来看我的亲人,必定是章虹:儿子在美国读书,其他亲人又均在常熟,而朋友们则是一概不许来探视的。说起来,自1999年5月18日深夜我被警察从家中带走,至今已近两年。这中间,99年11月1日,我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见过她一面,当时她几乎旁听了审理的全过程。当检察官拿不出证据证明是我起草了《点燃万千烛光  共祭六四英魂》一文,而我却乐意承认时,我想她是会赞同的。当莫少平律师读了一小节《点燃》一文中的观点,问是不是我的见解,而我痛快地答道“那正是我对八九民运的看法”时,我想她是会认可的。那天,为了不使法官过多地打断我的辩护和陈述,我是相当克制的。但是,在最后陈述的结尾处,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动情地展示了自己的襟怀,诚挚地表达了自己的理念。这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旁听席上响起了章虹的掌声:坚定、紧致、义无反顾。象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掌声播扬了她对正义的皈依,凸现了她高贵的情怀。若就价值和意义而言,法庭上响起的一个娇弱女子的掌声,比起人民大会堂中所谓“雷鸣般的掌声”,其含金量要大多了。

在那之后过了近14个月,2000年12月27日,我俩在法庭上又见了一面。那一次,她见证了我对文字狱发出的愤怒的咆哮。2001年3月16日,我俩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见了第三次面。那一次,她听到了我对二审“裁定书”的轻松的调侃。遗憾的是,两年中的所有三次见面,我俩都没能聊上话。而这一次,尽管是隔着玻璃用电话交谈,但毕竟可以好好聊它半个小时呢。

清明那天,阴晴不定,且间隙地有细雨漂落。接见室在大院的东南角,我们从西北角出发,正好斜穿整个遣送处。与我一批去见亲人的共有5人,成一列缓缓前行,我两手各提一只编织袋,内中装的是从看守所带来的“多余”个人物品,待会将交给家人带回去。押送我们前往的队长姓郭,20多岁。几分钟前,我们在贮存室外等候领取编织袋时,一名姓孔的暂押犯轻轻地问我一件事,我也轻轻地答了一句,岂料这一问一答经值班杂务向郭队长告发后,即刻招来他无限上纲式的严厉训斥。小不忍则乱大谋。见亲人事大,申辩事小,当时我忍了,且一路无话来到接见室。进去以后,我们5人对号入座。很快,接见室对外的一扇门开启,亲人们疾步进来了。我的眼睛本来就近视,在看守所中右眼视力又严重下降,但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章虹。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小姨”!见到章虹和“小姨”,几天来因被迫身着囚服和被强行推了光头所怀有的憎恶和不快迅即消散了。我向她俩打了个“V”字形手势,几乎和章虹同时拿起了各自的话筒。章虹先将亲人的情况一一说了,又说了许良英先生、丁子霖老师等朋友的事。然后是“小姨”与我说话。她沉痛地告诉我,我的另一位阿姨——苏冰娴已经不幸辞世。“小姨”和苏冰娴阿姨都是为我所敬重的人,也是和我很亲近的人,在1989年的六四屠城中,她们的孩子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作为母亲,她们不仅承受了人世间最为惨痛的苦难,并且冒着风险顶着压力,开展寻访,进行互慰,发出抗争。1999年春,一百多位六四死难者家属向国际法庭提交控诉书,状告李鹏犯有反人类罪。当时,亲自去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控诉书副本的,就有“小姨”。苏冰娴阿姨生前在马列主义编译局工作,与蒋宗曹老师是同事。正是得力于她的介绍,我才与鲍彤先生见了面,有了交往。苏阿姨的身体状况原来就不太好,但我万万没有想到,97年秋天她带我去鲍先生家的那一次造访,竟成了我俩的永诀!

我与章虹再次通话时,将我于2月16日至27日在北京市公安医院住院一事告诉了她。她则回话说,在那之前,“五件套”已经面世。所谓“五件套”,即是“控告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我的自我辩护”、“我的最后陈述”、“莫少平律师的辩护词”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对我提出的“起诉书”。通话时当然不便言明,只能点到为止。使我感到更为欣慰的是,她拿到了“我的上诉状”。北京市看守所不惜以身试法,扣压了我四份“上诉状”,可谓用尽心力,但这只会使我让“上诉状”问世的意志更坚。当局依仗暴力强行制造了文字狱,还想得挺美,要将受害者发出的抗争扼杀掉:天下恐怕不会再有这种一边倒的便宜事了。

对遣送处里的事,我对章虹故意作了轻描淡写。我不是怕得罪正在仔细监听的当局,我是担心,要是如实说,该给亲人平添多少愁情和忧伤!你想,我能说这儿的接见室正落在人间与地狱交界处的奈何桥上吗?我能说里边囚犯的人格尊严根本得不到尊重吗?我能说你们目力所及的楼幢之内,已经失去人身自由的人还动辄得咎、终日处于惶恐之中吗?我只挑部分实话说了说。如,活不重。入监班的确活不重,只不过有时帮生产班的人给纸质拎包穿穿绳子。我没说一天17个小时耗你、磨你、熬你,象马戏团中驯兽一样治你。我还说入监班班长在西八里庄干过餐饮业,对我还算照顾。这个“照顾”也是事实。我不用背监规,不用唱狱歌,不用喊破嗓子,也不会被罚“拔军姿”——立正姿势,膝盖不得有半点弯曲,身子还要略为前倾,脚后跟不能吃劲。不少人直“拔”得黄豆大的汗珠从额上、脸上掉下来,也没见到这位班长动过“恻隐之心”。不过,我最后脱口说了一件让亲人担忧的事:我的血压略高,上压150,下压100。

30分钟如同一瞬间!说着说着,恼人的电铃声骤起,接见时间毕,话筒被随之无情地切断。我站起身来,用力挥臂摆腿,表示我的身体没有问题。章虹、“小姨”伸出右手,打出“V”字,边退行边摆手。耐人寻味的是,我的远远出格之举动却并未引来郭队长的训斥,而在排队回一中队的路上,郭队长还特意让我走在排尾,与我聊了一程,劝我以后有话憋在肚子里算了,何必自找苦吃呢?以后我更发现郭队长快人快语,为人不奸。那么,他,以及别的队长常常表现出来的凶相狠相,就该是所谓“平庸的邪恶”了:是遣送处的“处规”令他们不得不然,或习惯成自然。我由此更为叹服下面的道理:好的制度好的规矩是坏人也难于干坏事的制度和规矩;坏的制度、坏的规矩是好人也易于变坏的制度和规矩。

 

补记:“小姨”就是张先玲老师。2004.4.13

 

 

 

六   水深火热吉尼斯

囚犯与家人通话的时候,狱方是能方便地加以监听和录音的。因此,除了不想使亲人的心田更多地蒙上阴影而不说坏话外,不想得罪官家遭至报复也使他们不敢说什么遣送处的不是。然而,使人着实心寒的是,就在囚犯们违心地隐匿遣送处中的黑暗与邪恶,并强装笑脸将其美言一番之后,筒道里等着他们的依然是冷冰冰的、没有人性的那一套制度和规矩:它们不会投桃报李,不懂知恩图报,它们的既定宗旨是在你脱胎换骨之前,先叫你脱相换形,叫你充分领教专政的滋味。遣送处中的恶,入监班中的狠,主要源自这样的宗旨。

4月6日晚上,入监班班长被叫出筒道,去狱警办公室呆了半个来小时。他回来后,悄悄把我叫到一旁,满脸不高兴地对我说,你昨天接见都说了我什么?我说,说了你几句好话啊。他说,问题就出在你的好话上了!人家怀疑我没跟你划清界线,还对你照顾什么的。我回他话:有目共睹么,咱俩有什么猫腻?他说,上头不这么看,上头就要我黑下脸来管,你还不如说我坏话,对我倒有好处。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入监班班长把着头一关,是被委以重任之人:他受命要镇住所有过他手的暂押犯,还要镇住因犯错而倒回二班的暂押犯甚至长留犯。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囚徒们被推向水深火热之中而惨遭虐待和蹂躏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里先说喝水和放茅这两件事。入监班的新犯上下午都得玩了命似地喊“报告、到、是”,还要在屋里原地齐步走,要长时间地保持立正姿势,还要帮生产班干活,然而,班中能打到的开水却很少。在保证班长、副班长喝足喝够的前提下,别的人只能在午饭和晚饭后等着班长发话,才能分到一点开水。由于暂押犯根本没有喝水缸子,就只能用盛菜的塑料碗轮着来喝(勺、碗不是配给个人的,而是公用的,卫生不卫生只能听天由命),这时你若稍加谦让,就连一口水也甭想喝上。在水分消耗很大、开水又严重紧缺的情况下,人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去喝凉水。然而,那边厢却又立了一块人道主义的牌坊:“为了保证你不拉肚子,绝对禁止任何人喝凉水。”于是你会看到,在集体去水房洗漱的时候,无缺水之虞的值班杂务、班长、副班长们一个个眼睛睁得大大的,谁要是偷喝了一口凉水,也准保会被逮着,并定遭一顿臭骂,且立即被喝令停止洗漱,到门口站着。万般无奈、干渴难忍的囚犯于是设法改在集体小便的时候,用手去接冲便池的细管中流出的水,抿上几口以救急。然而即便这样,也得十分警觉利索,以免让值班杂务从透明的厕所门外瞧见而招致一顿小偷才会得到的羞辱。可叹遣送处中的七尺汉子,因犯罪而被判刑关押后,竟还要为喝口水而备受煎熬和屈辱!

放茅分小茅和大茅。定点排队放小茅,生理上可以接受,给的时间也刚够。出问题的是定点放大茅,且只给5、6分钟时间。外面的人不会想到,进遣送处的人,头3天毫无便意是极正常的事,因为从看守所相对宽松的环境来到专门整治人的遣送处,立马就将人的植物神经搞紊乱了,结果吃还是照常吃,但就是没有拉的感觉。让人可气的是,在遣送处,到了放大茅的点,你就是不拉,也不能呆在班里,也得随别人一起进厕所“陪拉”——或可载入吉尼斯的“陪”之最了!别人占了茅坑在拉屎,你不能站着,得在中间过道处蹲下作解便状。别人事毕,你才能起,然而全班排队回监舍。到第4 天(或第5、6天不等)上,你开始有了便意,排队放茅时你会靠前站,希望能顺利占到坑位,因为人多坑少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争抢,符合人性的做法只能是延长放茅时间,分两拨上。然而,你万万想不到,入监班班长这时下了令,两人合用一个坑位,同时拉!新入监的人已被整得象奴隶似的,岂敢有令不从?于是你就见到了旷世难觅的一幕,见到了一个新的虐待人、蹂躏人的吉尼斯记录:两个人象连了体似地蹲在一起,背靠背,屁股贴屁股,屁眼对屁眼。试问,在正在全球化的人类文明世界中,还能找到比这更为令人作呕的场景吗?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十人九秘,便秘),两人便不顾一切地同时使起劲来,而通常总有较弱的一方被挤出去,再骂骂咧咧地挤回来。我见此情景,一阵挡不住的恶心袭来,便意顿消!这个“规矩”是二班长私立的,也就是我前面提及的极为操蛋的规矩!我认为,能立出这样的规矩,就再不是什么“平庸的邪恶”,而是非凡的邪恶、满肚子坏水了。直到4月4日,即到达遣送处的第6天,我才设法独占了一个坑位,艰难地满脸是汗地首次完成放大茅任务。

还有一件很不人道的事也必须一提,这就是,司法当局为了表面的“卫生”,不惜牺牲囚犯的卫生。暂押犯既没有喝水缸子,也就更没有刷牙缸子,每人只领得一个小塑料袋,将牙膏、牙刷和毛巾塞在里面,并让卷紧了,集中放在一个脸盆里,象藏我们的被褥一样藏在床下。于是,毛巾24小时都是湿漉漉的,随着气温升高,很快就沤出臭味、异味来——好端端用来搞卫生的毛巾,到了遣送处里,居然被异化成滋生和培育病菌的温床:又是一个吉尼斯!后来我知道,在设计图纸上,监舍就没有晾毛巾的地方。当然也可以变通,在暖气管上晾开就是了。但这样一来,不就不雅观了吗?监舍卫生不就不达标了吗?!

4月上旬,遣送处的监控系统调试完毕投入使用,从此,狱警只要坐在监控室中,各监舍及厕所、水房、大门厅内的情形就能尽收眼底。此外,他还能随意向班长喊话,班长站在受话器下就能即刻回话。于是,二班长就多了一句话:“你们都给我听着,我这人喜欢把话挑明了,谁要是不守规矩与我过不去,坏了我的菜,影响了我的拿奖减刑,我就叫谁吃不了兜着走!”

遣送处中,高墙、电网、铁窗、电棍、监控器,这些东西并不异常。而对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要都不予满足,并由此使人丧尽尊严,沦为贱奴,则是赤裸裸地反人道、泯人性的,是必须加以曝光、加以谴责和加以铲除的。

 

 

 

七   人不公道我公道

作为一个蹲过看守所、遣送处和第二监狱的人,我能以自己的人格担保:三处之中,遣送处是一个你怎么诅咒都不会过分的地方。我在遣送处呆的是一中队,2001年5月22日与我同时到达二监的,大部分是遣送处二中队的,也有几个出自遣送处病号队。与我一起分在二监16中队十班的杨建生(20岁,昌平县人),在遣送处里呆的就是病号队。5月22日下午在水房洗凉水澡时,杨建生一边玩命往身上泼水,一边乐得高声喊道:到家了!到家了!——他把监狱当成了家。你还别说,这孩子嚷嚷得还真有道理:在遣送处里,暂押犯哪有洗凉水澡的份?!每天给你2、3分钟时间用凉水擦一把就算交待了。来自遣送处二中队的人则是破口大骂:遗送处那鬼地方太黑暗了,我会记它狠它一辈子!原来,他们到达遣送处的第一天,在换囚服前都要无端地挨电棍电。拿他们的话说,狱卒完全是装孙子找茬电人:二进宫的,电;罪名多的,电;动作慢的,电;不答“到”的,电;眼珠乱转的,电;与人说话的,电。真所谓欲加之电,何患无辙?在二中队的入监班中,被罚喊“报告、到、是”要高达50遍甚至100遍,远在一中队的10遍、20遍之上。在二中队的生产班中,干活落在后5名的,要罚擦全中队筒道50遍!

比我们早到二监的人,提起遣送处或“南大楼”(遣送处旧址,设在北京市监狱内),也都恨得牙根痒痒的,什么话难听就骂什么话。诸如狱卒和干杂务的长留犯吃人饭不拉人屎啦;都是狗娘养的,不得好死啦;要么断子绝孙,要么生出来的孩子没有屁眼啦等等。有些文化的,则说人格、人性、人权在那里一文不值,都给践踏尽了。有些历史眼光的,则说遣送处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中国社会的全息摹本,是历史学家前去体验和补课的绝佳“圣地”。

比我们晚到二监的人,说起自己在遣送处的经历也都不寒而栗,不堪回首。2002年4月,我因“顶撞管教干部”而被“记过”,并被送到二监10中队去“集训”。除由集训人员组成的“严管”、“普管”和“宽管”班外,10中队还有一个“入监班”也叫新班,由遣送处刚发配来的人组成。我在那里见到新班的人虽然不再诚惶诚恐不可终日,但仍然畏首畏尾,规规矩矩,连大气都不敢出;并且动不动还喊“报告、是”,走在筒道里,还是低首窃步,不敢旁视。我在水房里与他们中的不少人聊过,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说遣送处的坏话,为自己在那里没呆多少天而感到庆幸万分。

那么,与北京市看守所相比,遣送处有没有胜出的地方?有的话,我写不写?如果仿官方的“舆论导向”说和行事规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话,则我完全可以不说也不写,只要不瞎说“遣送处绝没有比看守所强的地方”就成。然而,部分真话被压下不说的实际效果是什么呢?人们会很容易地被误导而相信遣送处一黑到底、一无是处、一塌糊涂。显然,这有损客观,也有欠公允;这么做也突破了我所奉行的立身处世底线:一切凭良心行事和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站在底线之上,我应该做的是,人不公道我公道。

根据我的观察和体验,以下六条是遣送处胜出看守所的地方。

1、无戒具加身。除了极少数关禁闭的囚徒之外,其余一律不加戴戒具。这对那些在看守所中被戒具加身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解脱,一种人身的解放。尤其对那些常年脚上戴镣、手上戴揣的人,就更是如此。同时,那些未被戴过戒具的人也有了较好的感受,不再觉得是和被锁住的“猛兽”共处一屋,同守蛮荒。我记得七处404室中戴脚镣的人最多曾达13名,以至下午出门查验时,要分两批进行!

2、不用轮值夜班。看守所中的犯罪嫌疑人,除正、副学习号外,必须轮值夜班,分上、下半夜班,每班2至3人。若赶上号中人员不多,则隔三差五就要少睡半宿觉。常常有值班打瞌睡的,被巡筒看守发现后,轻则当场挨训,第二天再罚加值一班,重则交管教处理,给戴上背揣且加值数次。遣送处中则安排长留犯专职值更,入监班中再增设一名专值夜班的,于是,所有暂押犯均无须起夜轮值。

3、监室中不那么拥挤。看守所中,定员18人的监号,里头敢塞进36人去,不仅地下过道睡满了人,睡在铺板上的人还常常为争一寸之宽而恶语相加、大打出手。学习号最为头痛的任务之一,就是根据人员变动不定期地划定铺位宽度,临睡时一般还要现场督责,力求将争执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在遣送处的入监班中,有14张床位,据我所知最多也就挤下过20人,且没有人被安排睡在地上。后来到了生产班,拥挤程度也就这样,也没见到有人睡地下。

4、主副食花样增多。看守所中发的主食,曾是窝头和馒头两种,后来就是馒头一种,一年到头如此。而遗送处中则以馒头为主,每星期天给顿米饭;早饭有米粥,每星期还给一次油饼;每两个星期,午餐时还能吃到一次烙饼;逢年过节,则每天一顿米饭,一顿馒头。在菜的品种和花样上,也明显比看守所为好。粗略地说,看守所中只能吃到3种蔬菜,4月到7月是元白菜,8月到10月是土豆,11月到来年3月是大白菜。年节期间能吃到1、2次芹菜,平时偶尔能吃到几次冬瓜。而在遣送处的第一个星期中,就见到了大白菜、胡萝卜、油菜和菠菜,此外还尝到几口豆腐和粉条,菜也不象是大锅熬的,因此营养成分留得多一些,味道也还可以。

5、半个月能洗一次热水澡。北京市看守所中无热水澡可言,犯罪嫌疑人终年只能洗凉水澡。春末、夏天至中秋那一段,自然不成问题,天凉之后就难受了。加上监室中暖气不足,用冰冷刺骨的水洗个澡,非得咬牙坚持才行。遣送处中专门盖有很大的澡堂子,每年10月至翌年4月,每半个月让洗一次热水澡,每次能容下一个中队的囚犯同时洗澡,均为淋浴。当然,一个喷头底下常常聚了3、4人,洗澡时间也被限于15分钟之内,不过,总算是洗上热水澡了,大家的情绪还是不错的。而更重要的,使大家觉得真正有点舒心的,还是能借着水声轻轻聊上话,能展开脸上的正常表情,最起码也能从容递个眼色点个头致个意,不仅与同一班的能这样,还能与别班的人互致问候——身陷遣送处中,这是惟一的机会。尽管值班杂务分布在好几处盯着,但哪顾得过来?澡堂子里的15分钟,是遣送处里的规矩失灵的15分钟,是相互能给个笑脸、显出人情味的15分钟,即便是紧紧张张忙乎着打肥皂、搓泥,人性也得到了自然的、珍贵的流露;甚至被轰出澡堂来到大更衣室中,大家边穿衣服,还边抓紧时间问个候,握个手。不用说,筒道里的日子实在是太压抑了!在那里,大家象木头人那样生活,象机器人那样动作。同一个班中,私下说个话就象偷了东西那样缺德,未成年犯之间有个挤眉弄眼,也要遭到班长严厉的训斥。在筒道里排队前行,遇到别的班排队而来,双方都表情木然,装着互相没看见;若有人敢点个头,就非被值班杂务骂个狗血喷头不可!至于说到别的监舍去“串班”,那就更是难于上青天了。

象是沙漠中的一块小小绿洲,遣送处里惟一可爱的地方,就是澡堂子。

6、能打上篮球

到达遣送处的头一天,我就见到了好几块篮球场地,只是十来天之中,我们一直被关在筒道里,连去场地上走走的机会也没有。4月9日,星期天,吃完早饭不久,我们去洗了澡。洗完澡后,队伍被带到篮球场上,绕场齐步走了几圈之后,在球场南侧席地而坐。这时,忽听杂务大班长高声说道,每班出五人,上来打篮球,先由二班对三班(一班是杂务班,均为长留犯)。三班呼拉一下子站起来5个人,而二班只站起来3个人。在班长的嚷嚷下,又慢吞吞地站起了第4人。当时,我根本没打算自己要上场。从84年离开北航算起,我已经17年没摸篮球了;再说,其他人都只有20多岁,我已经53岁了,跟他们一起奔抢冲撞,合适吗?然而,大班长又在发话了,说二班若出不了5个人,就算弃权。在我听来,这话是够刺激的。结果他话音刚落,我腾地一下就站了起来,虽说穿着棉衣棉裤棉鞋,但也顾不得了,上去试试再说。上了球场,双方有了几次攻防转换后发现,我其实算是有点功底的,球感和球技都比其他人略强。稍后,当我为二班投中第一个球时,不仅是二班,而且全场都自发地热烈地鼓起掌来。然而,虽然我在精神上备受鼓舞,但由于被关押在看守所斗室之中几近2年,体质已大大下降,以至快速运球走出5、6步之后就气喘吁吁,被迫停下传球;三步上篮则更不行,不止是生疏,简直就是起动不了;没打多久,嗓子眼就冒烟发疼,腿部肌肉就发僵发硬。事实雄辩地说明,看守所中的关押是很毁人的——斗室之中挤着20、30多号人;风圈只有10平方米左右,且每星期也就放两次风,而那么多人进了风圈,也就能晒个太阳、吹吹风而已,伸胳膊踢腿都得留神注意。长此以往,肺活量还不直落,肌肉力量还不直掉吗?此外,我头上的白发明显增多,也是发生在看守所中。

4月9日之后,我作为二班(后来是三班)首发阵营之一员,还上场打过几次篮球。

最后,我还想记述下面的一件事。2001年5月22日,与我同时到达二监的人中,有一人力排众议,说了遣送处的好话——当别人都在说遣送处给的菜量太少、极少时,他说他吃不掉;当别人都在说遣送处里累得瘦了好几圈时,他说他没累着,过得挺滋润。我后来一细问,他说的还真是实话。原来他到了遗送处二中队,碰巧遇上“瓷器”在当杂务,于是每顿都给他另打一大碗菜。此外,他又工于心计,一见活累活重,就动不动作“神经性呕吐”状,在很自然地污染了几次产品后,就被免除了干活义务,吃饱了呆着,并以聪明人特有的笑容讥讽那些傻干苦干的同类。不过,我瞧不起这号油奸耍滑的人。我从不觉得这种人活得比别人踏实,比别人舒心,比别人潇洒。

 

 

 

八   黎明鸡叫更扒皮

 

遣送处是一座人员流动性最大的监狱。每星期一、三、五,是各看守所将已决犯送达的日子;星期二或星期四,是将犯人向外地或北京市各监狱下送的日子(每月有一次或两次)。遣送处中各中队的入监班,则是流动性最大的班。呆的时间最短的,也就2天,最长的,不过5、6天,象我那样呆了半个月不下生产班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在我眼前,一幕一幕整人闹剧重复上演;在我耳旁,一遍一遍鬼哭狼嚎无休无止。我的神志再清,定力再大,也烦了,也恼了!我终于向狱警提出了尽快转班的要求。

4月13日晚饭之后,我被调到了三班。三班在二班的紧隔壁,若有特管犯和未成年犯,就由它优先接收,有一个特管犯前两天从三班转到病号队去了,于是我被调了过去。三班班长姓李,没有二班班长那一脸横肉,也不象二班班长那样矮壮敦实,嗓门也明显要小。当时我曾突发奇想,或许只是在入监班给新来的囚犯一阵急风暴雨,痛下杀手锏;到了生产班,就会来点人情味,就会有点文明化了吧?事有凑巧,当晚三班的主管队长进屋与全体囚犯“说话”——的确是平和的说话,绝不是严厉的训话——时,也没有什么大道理,只是和风细雨地述说做人的常识。这位主管队长姓班,年近60,进屋时略一摆手,不让班长喊“起立”,于是大伙也就可以照常坐在小矮凳上。他与班长轻声聊了一会后,慢慢走过来,这时大伙起立,他立即说“稍息”,然后说了20来分钟,中间竟没有一句我早已听惯了的骂人、辱人的话!此情此景,使刚从一墙之隔的入监班过来的我,恍惚有隔世之感。

班队走了之后,全班开始干活:流水作业,制作纸质拎包。但见大伙各就各位,生产线很快就运转起来了。这时,我面临一个问题:干还是不干?凭我“特管犯”的身份,我可以拒绝干活。但是,我很快自愿选择了干——同处一屋,大家都在干,我是实难做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坐在一旁无所事事闭目养神啊!这里有性格的因素,也有我决心体验的因素。记得1970年的“双秋”大忙时节,我被公社抽去搞阶级斗争,整理群众专政材料。然而,当时的我不仅不感到是一种庆幸,反而显得心事重重:大家都在起早摸黑拼死拼活干,而我却天光大亮后干点轻松活,工分却还一样记,合适吗?那些天,我象做了亏心事似的,怕见人。出门去大队部或公社机关所在地时,我尽量避免与大田干活的人打照面,为此常常绕道走。归来时,若大家还没收工,我就找个地儿来回走,磨蹭时光;待大伙收工回村后,我再疾步趋家。这就是我的秉性,明明不是我使心眼偷奸耍滑,但凭空得了便宜,良心上就是觉得过不去。此外,我对自己的干活能耐也很有信心,起码我是从不惜力的。遗送处里的话,别人能干,我也能干。如果的确苦、的确累,我也要亲自历练,不虚此行。

我是生手,当时就由副班长贾生国教我“叠上口”——流水作业中的第二道工序。活不算难学,不久我便掌握了要领。当然,在速度上还远不及人。我在流水线中占了一个岗位,慢慢干起来。这时,别人不会对我提多快好省的要求,自己也还不会对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虽然耳边开始响起班长针对别人的催促声和骂人训人声,我的感觉、我的心情还是不错的。

约摸9点左右,停活了。大伙收拾工作台,扫地,把床上供参观的被褥请下地,再从床下拽出自己的铺上。最后,一个小便桶从床下拿出放在屋子中央,供大伙起夜用:各监舍的电动门夜里是关闭的,无特殊情形不会开启。9点半左右,上床就寝。虽说还是两个铺位上挤了仨,但想起隔壁的入监班还要学一个半小时“十不准”才让睡,对此也就没什么不痛快了。

第二天黎明,由值班杂务发出起床令,各班同时动作。我腿脚利索,又睡在下铺,很快就穿戴完毕,并将铺盖卷抱至床下。不过,虽说班中人人都不敢迟缓,但相比之下总有慢的,于是班长就骂开了,骂声不大,但很难听。接着就是一拨人紧紧张张往床下塞东西,另一拨人风风火火往床上码东西,同时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我见班长板着脸,瞧见谁干得不顺眼,就开骂。接下去就是擦地、擦门、擦窗、擦碗柜,另有2、3人上床捏被包(王东、张明玉常干此活)。与二班一样,要将被包拍打得方方正正,捏得有棱有角。我觉得惊讶的是,三班长似有骂人癖,谁慢了一点,准挨骂,还被罚擦数遍。早点名时,班长又提前发出警告:谁不大声答“到”,就跟谁不客气。我开始觉得,这块地方原来与隔壁大同小异,不善!

几天下来,我完全搞清楚了。这个三班班长从睁开眼起到晚上躺上床,他的菜色脸庞上从未露过一丝笑容,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中,他都显露出苛责的目光,并不时发出训斥和责骂。设身处地为他想的话,生产任务压得重及中队动不动就给各班搞个排行榜,是让他成为这种角色的主要原因。可以说,他的变态式的不近情理,既可恨,更可悲。

在生产班中,干活就是一切。没有书,没有报,没有棋,没有牌。另外,同样不准聊天,直把你当成不会说话的工具!干活中,在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上都对你不依不饶,迫使你不得不超负荷运转。在时间上,来早饭前就要干活乃是家常便饭,饭前根本不让洗手,喝了小半碗粥汤,嘴里还嚼着馒头,一边将餐具收拾走,一边就铺开摊子干上了。上午除集体放一次小茅外,一直干到来午饭,中间不安排休息。吃午饭时,大伙用一只脏手抓起馒头,另一只脏手拿起一把断了半截的塑料勺,把刚刚铺满碗底的菜分几口吃尽,再喝上小半碗开水,紧接着就干活(有两人去洗全班的碗)。下午放一次小茅,再放一次大茅并给3-5分钟洗漱时间,一直干到来晚饭。晚饭后干到6点20分左右,停。6点30分到7点30分,集体看电视新闻。看完电视回班再干,一直到9点,甚至到9点半。在强度上,由于流水作业线经精心编排且不断改进,因此不仅容不得你偷半点懶,更是强制性地让你出力卖命,直至力竭而衰。流水作业中一旦有某道工序堆活影响了进度,班长会立即干预,鞭打慢牛。班长、副班长还担负质量检测任务,若发现了不合格半成品或成品,就由班长出面讥讽批判当事人,并责令立即返工。有些活无须流水作业,就搞计件计时,大家领活干开后,班长就是监工,其或站或坐,眼睛均不忘扫视,见手脚较慢者,就辱之,排名落在后面者,就斥之。要说敬业,这种工头式的“敬业”还真没得说!怪不得虽然中午、晚上他都能打上一大碗菜,但脸色却依然发灰,双眼终日无神。计件劳动中,排名最后二位者,晚上9点30分之后还得去二班学习反省,近11点才让回来睡觉。

活重活紧,菜少开水少,再加上休息少和经常受辱挨骂,未成年犯们首先就觉得熬不下去了。他们几乎都悄悄跟我说过,还不如想办法回二班算了!有一个叫张梁的,果真忍无可忍,屡次与班长发生公开顶撞,结果被发回二班接受“严管”。其他犯人中绝大多数是敢怒不敢言,怨声不载道,只有一个叫李洋的,跟班长顶了几次,被罚在晚上9点30分之后去二班反省。可以说,除班长、副班长外,三班的人都处于疲劳过度、身体失调状态。由于自二班就有的便秘一直延续下来不见缓,于是每人分得的手纸,就正好派上了用场,被主要用来接不时咳出的浓痰和擤出的浓鼻涕。而在水房的洗漱池中,也是痰迹斑斑,浓浓的,擦不胜擦。还有半数以上的人常常流鼻血,有的人则食欲减退,一顿饭只吃得下一个馒头(每人发两个),这些都是身体发虚、上火的典型症状。由于吃得差,休息少,消耗大,结果是普遍掉体重,或者叫被扒了皮。

对于40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半夜鸡叫”的故事是耳熟能详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姓周的地主,为了使雇用的长工给他多干活,想了个馊主意,每每在半夜时分去鸡窝旁学鸡叫,逗得公鸡打鸣后,就去催长工起床下地干活,他振振有词:你们这帮懒骨头,鸡都叫了,还不起床?!这样一个黑心的地主,就被长工称为“周扒皮”。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长工们虽不得不起了床,但到了地头却大大方方补起觉来。此外,还将计就计,将周扒皮当成偷鸡贼给狠狠地“误揍”了一顿,迫使他再也不敢半夜学鸡叫了。相比之下,遣送处里从来没有半夜鸡叫的事,但囚徒们从黎明时分睁开双眼一直忙到晚上躺下,中间连打个盹都不被允许,更不必说找机会好好教训班长一顿了。若因气不打一处来而豁出去冒犯了班长;或因邪火上冲互相之间发生了口角和推搡,则狱警的电棍绝不是假冒伪劣产品,电完了你还要你写出深刻检查,保证决不重犯。

黎明鸡叫更扒皮,是没有半点妖魔化的遣送处中无偿劳动的真实写照。

 

 

九   劳我筋骨又何妨

 

在遣送处中,我可能是惟一的一位志愿被扒皮者。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不仅选择了干活,而且是超负荷地干了起来。在看守所的近两年圈养式关押中,我的体重从70公斤降至66公斤,掉了4公斤肉。在遣送处的53天里,我的体重就从66公斤急剧降至62公斤,又掉了4公斤肉。在干活过程中,由于性格使然,我不仅没有要求给予照顾,并且不甘示弱,在全班10多名干活者(其中绝大部分是青壮年或青少年)中排名竟然常居第3、4位,连我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排在第1、2位的是20岁的王伟和21岁的张波)。干活所造成的使我终生难忘的精疲力竭现象,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只有过不多几次类似的情形。我记得高中时代在“三夏”或“双秋”大忙季节下乡支农的时候,后来是当插队青年的时候,之后是1982年秋和北航150班研究生同学上山刨坑植树的时候,由于争胜好强不惜力,曾出现过身体几近散架、人几乎累塌的情形。顺便说一说,不是因干活而造成力竭而衰的,则有三次。第一次是1987年6月在英国东北威尔士高等教育学院当访问学者的时候。在一个双休日中,我自恃有些功底,与一名英国大学生一起长跑10英里,结果是,奉行素食主义的他胜任愉快,而我到后来则完全是硬撑了,气喘吁吁也咬不成牙,只是告诫自己,决不能放弃以免成为东亚弱夫,最后抵达终点时,我已无力说话。第二次是1989年7月底,我与常熟的朋友们在黄山之巅观日出后徒步下行,中间还登上了莲花峰,傍晚抵达山脚下的黄山宾馆时,小腿象灌了铅似的几乎动弹不得。最后一次是1992年8月上旬,也是在目睹壮丽的日出后,从峨眉山金顶快速步行下山到达半山腰时,实在迈不开步了,只得乘滑杆让抬下了山。

在遣送处三班,让我难以忘怀的劳顿可用以下三件事来加以描述。

由于人极度疲乏,我与班中干活的人都一样,晚上上床后是倒头便睡,沾枕就着(用脱下的棉衣、棉裤做的枕头)。然而,半夜时分我总被憋醒!原来是浓痰堵住了嗓子眼,浓鼻涕堵住了鼻孔。于是,临睡时我必须备足手纸,以便对喉咙和鼻腔作子夜清理。不消说,浓痰浓鼻涕如此之多,完全是疲劳过度所造成的,这是一。在干活最累的一天,我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呼吸困难和手脚发麻,几经忍耐,我向班长破例提出了休息半小时的要求。当时我坐在小矮凳上,默然无言,静静运气;觉得大体正常后,又动手干了起来,这是二。有好几次,下午放大茅的时候,我竟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力气去完成任务(便秘一直存在,吃了“果导片”也不见效),就主动放弃了如厕的机会(与二班不同,三班由于活不断,若有人不去,可留在班内干活,由副班长盯着),这是三。

然而,虽然遣送处着实苦了我心志,劳了我筋骨,但我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因为,如若我悠哉游哉端坐一旁,我怎么会真正知道遣送处是这般德行?这般邪恶?再说,比起别人,我总是要好过一些,起码班长只能对我抱怨而不敢有所发作,更不敢对我轻辱。而这一条待遇,连三班的长留犯李新(绰号叫“窝头”)都得不到。李新瞧不惯班长一天到晚的阴沉脸,难免犯犯嘀咕,结果班长就当众剋他还老斜眼瞄他,不让他闲着。李新不可能老忍着,终于闹崩了,被调回二班去了。此外,我在三班中,还得到了副班长贾生国的照顾。3月30日下午曹队在大门厅与我谈话时,他当时正在那里干杂活,无意中听到了一些我的情况。我到三班后,他常常主动将他碗里的菜给我拨一点,有时则让班中负责发菜的人最后给我补一些。可不能小看这一拨一补的“滴水之恩”,因为本来你碗中的菜也就3、4口的量,这一来又增加了5、6口,就比别人多了150%。尤为不易的是,他公开称呼我为“江老师”,在遣送处的高压氛围中,这么做是很需要勇气的。而班里其他人中,绝大多数都和我处得来,也都尊重我,因为我这个“特管犯”,不仅不摆架子,还用汗水与“群众”打成一片。这中间有个张波,眉清目秀,与别人比较,我与他更能聊到一起。我在遣送处中写过十来份书面东西批狱方,其中大部分我都让他事先过了目。当我与他轻声聊天时,感官高度发达的班长不是不知道,只是碍于我的身份,再加上张波干活好,就往往睁只眼闭只眼,顶多有时说,“差不多就得了”。最后,别的班里也有我的“瓷器”。先前提到过的董京一直留在二班,由于检查老过不了关,不仅不能再当班长,而且连寸头也没保住,给惩罚性地推了秃子。再后来,让董京专干打扫水房、厕所和收倒监舍垃圾的活。这个董京有时会突然提着几乎空了的大菜桶来到三班门口,招呼我拿碗过去打点残留的剩菜;我的香皂使没了,他还主动送了我一块。四班的副班长叫张文庄,大兴人,2000年秋天,他在七处404室曾经呆过3、4天,与我聊过他的案子。就这么浅浅的一面之交,他却记在心头。我的毛巾给沤烂了,他马上送来了新的,后来又送给我一支牙膏和一袋黑芝麻糊。在当局眼里,贾生国、张波、董京和张文庄似乎都是很卑微的人,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人的善意,让我心存感激,久而不忘。

在一分监区,还有一个人对我也不错,他就是大班长边毅,是个经济犯。我还在二班时,他就不避嫌,进来和我单独聊过天。我到三班后写给狱方的批评和建议,一般都是经他的手递过去的。有时他会把我叫到后台(在筒道尽头的值班处),试图无奈地和我作些解释。当他知道我一直便秘后,就明确肯定地对我说,“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求茅”。所谓求茅,就是你觉得来了便意,就单独提出如厕的要求。我在班中见到别人求过茅,这种事班长是见人下菜碟,有些混得不错的,当然能如愿以偿,而对其他人,则或是干脆拒之,或是拖着不报(不向值班杂务报告此事),或是讥讽得你能收回成命。然而,尽管边毅有话在先,但我这个人就是不习惯于比人显得“牛”,我是轻易不开口。有一次实在没辙了,求茅后一人进厕,估计足足花了半个小时,才将干结的大便统统出清,最后不仅双腿酸麻难忍,而且腰脊胀痛,浑身汗湿数遍。其间值班杂务曾二进厕所,见到我“艰苦奋斗”时额头上掉下黄豆大的汗珠,还误以为我犯病了呢。

四月末,活更紧了。不仅老“抢活”,而且把一直雷打不动的看电视新闻也给冲了。我琢磨这是一分监区自己私下决定的。为什么呢?4月27日、28日、29日三天,出了一档稀奇事,这三天中,每到晚上6点25分,李中就让值班杂务把我这个“特管犯”单独叫出去,和管开电视的李文章一起看一小时新闻节目。于是,偌大的门厅中,34英寸大彩电荧屏前,就我们两个端坐而观之。象往常一样,李文章是边瞧边将新闻要点记录在一个本子上。而各监舍内,则是风风火火加班抢活,忙得不亦乐乎。五一长假将至,此时,不论快牛慢牛勤牛懒牛,不给赶得多走几步,更待何时?

 

 

 

                长假风情不能昧

 

凡是在生产班呆过的人,不论智商高低,恐怕都会明白一个道理:遣送处是铁了心要榨取无偿劳动,要扒你的皮,因此在生产班中,干活不仅是压倒一切的,而且是惟一的。对此,我曾书面批评说,对于刚到监狱的暂押犯,起码应当组织他们学学《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吧?不少人因不知法不懂法而犯法,现在不正需要补补课么?至少,共产党所擅常的表面文章总可以做一点吧?然而,遣送处是不管不顾,以“劳动改造”为一切,也就是说,以“捞钱”为一切。

不过,遣送处的胆大妄为在五一长假前不得不收敛了。4月30日上午,开始清点工具、盘清存活并加以封箱处理。下午,各班进行节前大扫除,并要每人写下长假期间遵规守纪的保证书。随着夕阳西下,我见到狱警、杂务和班长的脸部肌肉开始松弛了。那天,李中很认真地对我说,与看守所相比,监狱里的过节才是真正的过节,不信你就看事实吧。我在节前提出的两条书面建议,也破天荒地有了回音。我的建议是:长假期间,中队举行1、乒乓球赛。2、象棋赛。我还说,乒乓球案子不贵,完全可拿干活所挣的钱购买,用时可置放在门厅中,不用时可折叠起来贴墙而放。中队的答复是,无钱买案子,因此球赛搞不成,但象棋赛要举办。此外,中队还将举办歌咏比赛,并希望我“一展歌喉”。

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暂押犯能在遣送处里赶上法定长假,那真是上辈子给修的福、积的德。另外,对我这个亲身体验者和观察者来说,赶上法定长假也使我对遣送处有了较为客观、全面的认知,并使自己的纪事更为充分、准确而不致失之偏颇。

五一早上,大家比平时晚半个小时起床。然而,这短短30分钟,却带来了魔幻般的功效。早点名后,如同去了面具似的,班长长阴不退的脸上竟然绽出了笑容。“言禁”也突然消失,互相之间的小声聊天不再受到干预和斥责。班长那儿还出现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旧报纸、扑克牌和象棋。班长说,五一上午先开班会,然后是洗澡。五一下午到五月七日,不干活,有各种娱乐活动,包括放VCD。七天中间改善伙食,每天两顿饭,上午米饭,下午馒头。

五一上午的这次班会,主要是让每人表态,再次保证在长假期间不给狱方添乱,不给班长添麻烦。在明显缓和的气氛下,大家的表态却依然千篇一律——囚徒们都“记住了自己的身份”,连半句越轨的话都不敢说。最后由我发言时,我决心开风气之先,破一破监狱中半个世纪以来长存不衰的八股气。那天,我的话一点也不尖刻,是建设性的批评,再加一点调侃。我说,平时大伙干活很累很辛苦,吃得也次,这回赶上节日,活给停了,还给好吃的,算是咱们的福份。我在想,是不是遣送处能稍稍慷慨些,每个人给半碗肉吃吃?不能就一人3、4小块,太不解馋么。说话至此,引发了从未有过的一阵笑声,个别人还说“好!好!”接着我说,遣送处里有个怪事,让绞手指甲不让绞脚指甲,这说不过去么。五一期间能不能开开恩,破破例?底下又是一阵乐。最后我说,还有一件更怪的,就是湿毛巾让捂着、沤着,就是不让晾,这么不科学不卫生的事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大伙开始交头接耳,兴奋地议论起来,而未成年犯们更是众口一词,支持我“让晾毛巾”的建议。

很明显,我的三条建议都是冲着遣送处去的。然而,使我惊诧的是,班长却急了眼。他大声分辩说,他“没有不让绞脚指甲”。但是,班中无人附和他,却有几人公开认同我的说法。班长还郑重申明,他“没有不让晾毛巾”。不过,有意思的是,他随即就让副班长出去向杂务借指甲刀,又说,愿晾毛巾的,现在就可以拿出来晾在暖气管上。我一听,甚乐,根本不想与他理论,走过去就将床底下装毛巾的脸盆一把拽出来,找出我的毛巾给晾开了。未成年犯们随即群起仿效。我记得张波也将毛巾晾了,而别的人没动:已经晾不下了。

这天的上午餐有两个炒菜,每人给两个半份,味道不错。我心情好,吃了满满一大碗米饭。饭后,大伙还美美地享受了1小时的午觉。下午,班中玩开了扑克和象棋。中队的象棋赛明天上午开始,各班出一名选手进行角逐,三班则公推我出战。班里有个叫李雪松的,心中似不服,提出与我下两盘,说是让我“热热身”,结果我二战皆胜。五月二日上午,边毅将二班选手带进三班,与我交火。到五月三日下午赛事结束,我每战皆捷,如愿夺冠。结果出来后,班中自是颇有喜气,连班长也不无大度地向我表示祝贺,并与我下了一盘棋。后来李中也进三班来与我手谈,鏖战数盘,我略占上风。八班班长张健获第3名,他后来常邀我去八班纹枰对座,并沏茶招待之,我也因此成了中队里惟一一名“串班”的暂押犯。

五四下午,歌咏比赛在篮球场上举行。各班出两名选手参赛,有四名杂务当评委给打分。与象棋赛不同,我压根儿就没想到会在歌咏比赛中胜出。我五音是全的,但唱歌绝非强项。我只是想,一个中队有160来号服刑人员,平时我只与不到20人接触,上场唱歌是一个让别人了解我的机会,如同我上场打篮球那样。我准备唱两首歌。一首是“祝福大家五一好”,是将“祝福大家新年好”作了一点改动,届时我将用英语演唱。另一首是“红梅赞”,我想以此表达我“三九严寒何所惧”的心态。我从小喜爱岁寒三友,喜爱梅花,无锡的梅园我曾去过多次。不过,我也不是完全冲着梅花才去造访的。自梅园顺沪宜路西行约1、2公里处,有个村子叫石埠徐巷,是我的已故好友徐峰的故乡。1970年代,20多岁的徐峰到常熟梅李医院当内科大夫时我们相识,后成挚友。1986年,他不幸患了肝癌。在接受治疗时,他主动提出在他身上尝试新方案,大幅度地加大剂量,而他会将亲身感受陈述出来,以供科研之用。约大半年之后,病魔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他的英年早逝,是我心头永远挥之不去的痛;只要想起梅花,我就会想起他。

选手上台的顺序这回是倒着来的,从八班开始,由二班收尾。上台的年轻歌手,无一例外都是唱流行歌曲,内中也真有唱得不赖的,赢来掌声和喝采声。然而,他们无一例外地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忘不了“自己的身份”,放不开:站不敢站得太直,老有点猫着腰;脸上不敢有表情,淡淡的,介于阴晴之间;眼睛不敢正视听众,垂垂的,落在前面洋灰地上;嗓门不敢放大,手势不敢打,身姿不敢变。对此,我是能理解的:他们本来内心就有犯罪感,到了遣送处又被治得够呛,怎么可能昂首挺胸、神采飞扬呢?

轮到我了。我缓缓上场,站定后先环视全场,以目示意。然后是开场白,简短明快作个交待。接着就放开嗓门,用英语演唱了两遍《祝福大家五一好》(Happy May Day)。演唱时,脸部有喜悦之情,间有身体动作,最后还给了手势。唱毕,掌声四起,并有叫好声。唱《红梅赞》时,我举目远视,欲以歌声向长空蓝天抒我“文字冤狱脚下踩”的豪放情怀,表我“一片丹心争人权”的浩浩正气。我唱得投入、忘情,有一种痛痛快快的感觉相伴始末。歌罢,全场报以掌声、喝采声。

评选结果当场揭晓,我得了第一名!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但是,我不认为它是中队事先安排好的,也不可能是评委们与我“心有灵犀一点通”而特意给了高分。最为可能的原因是,别人实际上都是跪着唱的,而我是站着唱的。正是这一差别,使我的演唱在气势上和效果上与别人的演唱明显拉开了距离。

5月6日晚上,中队开全体会议,李中就长假期间的活动作了回顾和总结。最后,他为象棋比赛和歌咏比赛的前三名颁奖。给第一名的奖品是一本练习本、两支元珠笔。作为双料冠军,我拿了两套奖品。

按法定长假之规定,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在不约而同地抱怨时光流得太快、“好日子”就要结束的同时,大伙对明天都怀有正常的期许,都以为那依然是一个回归看守所晚上生活的日子:随便聊天、下棋打牌、读书看报。那晚,大家上床后所做的,恐怕都是这样的美梦。

 

 

 

           十一   依然故我遣送处

 

5月7日,一个春夏相交的普通日子。在这一天,遣送处的扒皮本性出现了异样的冲动,竟扒胆包天地宣布中止休假,恢复生产——这可真是赤裸裸的权大于法,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明火执仗的公然侵犯啊!

囚徒们的无奈选择是:被迫“合作”。尽管谁都知道官家的做法欺人太甚,尽管谁都不愿见到合法的休假被强换成非法的苦役,但大家很清楚,官与民太不平等了,官与民太不对称了。你如果“不合作”,就会被轻易打成“不服管教”、“对抗改造”而遭到惩治,而官家执法犯法,你还真拿它没啥办法。对于官,成立的是法网恢恢,疏而常漏。千年古训“民不与官斗”与其说是老百姓智慧的结晶,不如说是老百姓血泪的凝聚。中国的希望在哪里?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说一句大白话,就是变“民不与官斗”为“官不与民斗”:在社会根本制度的有效约束下,各级官吏都对民众怀有敬畏之心,都必须看民众的脸色行事,都不敢侵犯任何一个公民神圣的自由权利。

就在大伙不情愿地忙活开来的时候,我问班长要来了纸笔,开始给遣送处写批评信。信的大意是:6天来,服刑人员享受了法定长假,过上了有点人情味的生活,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遣送处何苦要在假期的最后一天,为了相当有限的“进项”而因小失大,不惜背上“违法”的骂名?对这种很不可取、很不明智的做法,别人可以做到不吭声、“怒而不言”,但我是一定要说、一定要批的。

信由班长转递给边毅,边毅又迅速交给中队狱警。不多一会,值班杂务将我叫到一班监舍中。很快,李中进来了,然而,却什么都不说。从楼上传来的砸气眼声表明,在别的分监区,法定假期也同样遭到了鲸吞。对此,他既无法辩解,又不会当着我的面批评遣送处,那他还能说什么呢?他让杂务把象棋拿进来,说是专找你这个“冠军”来过过棋瘾。我和他一直下到傍晚时分,中间我回三班去吃过饭,去厕所放过茅。5月7日这一天,我是一分监区中惟一一名继续享受法定假期的服刑人员,余者则被非法役使而辛劳地干了一天活。

其实,遣送处奴役人的习性在五一那天就已然发作,并因此给长假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五一上午开完班会,接着就是出门去洗澡。各班按惯例依次走安检门到达户外后,排成四行进行报数以清点核准从浴人员。通常,报完数的人须立即蹲下,以便确保数字准确无误(对此,似无可厚非)。然而,五一上午这一次,边毅突然奉命发令,报完数蹲下后必须两腿叉开,头部尽量下压,双手抱头。在看守所里就抱惯了头的人,二话没说马上照办(不办就电你没商量!)。我站在最后一行,眼见着一个个“同类”依令行事,直把头往裤裆里埋,两手再一抱,成状如被缚待宰的特大家禽,心中的反感和愤怒不断地升值,如同的哥的计程表在蹦字,怎么也停不下来。我早就想过,刑警在抓捕现场命令犯罪嫌疑人两手抱头,那是为了防止后者销毁罪证或突然掏家伙实施袭警:这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而在看守所或监狱的高墙电网之内,有一丝一毫的正当理由需要这么做么?惟一的解释只能是:剥夺你的人身自由还不够,还要羞辱你、贬损你、轻侮你!再说,整个4月份,遣送处并没有这么做,为什么突然就操蛋起来了呢?转眼之间,报数之声已经迫近。我根本无须选择,我惟一的做法只能是不予理睬。报数完毕后,有片刻沉寂。边毅没有发出“起立”的口令,反而响起李中的质问:“那边谁没有抱头?!”大概有值班杂务轻声告诉了李中,他就直接呼我名字,要我站起来,并问:“你为什么不抱头?”我答:“我从来不抱头。”李说:“蹲下抱头是这里的规定。”我说:“这个规定没道理,我在七处就不按这种规定办。”这时边毅插话了:“七处是七处,这里是监狱,情况不一样。”我答:“对我来说,没什么不一样。”边毅又说:“这里就要按这里的规矩办。”我有点被激怒了,就说:“《罪犯改造行为规范》有58条,你给我说说,中间哪一条规定蹲下要抱头?!”边毅答不上来,李中把话接过去了:“江棋生,你要较劲?!”我说:“我不想较劲。只是抱头这事我做不出来。”局面僵持着:地上蹲着150来号“大家禽”,四周站着7、8个值班杂务和3、4个狱警。曹队匆匆绕到我跟前说,“江棋生,你来的头一天我就和你说了,不管你认不认罪,监规纪律必须遵守。我是不是这么说的?”我正色道答:“曹队,我来这里一个月了,是不是通情达理你清楚。如果你们非要按规定办,只有一条,来四个人强制执行。我自己不可能抱头!”曹队没再说话,退立一旁。事后听张文庄对我说,这时有个别值班杂务向李中悄声建议:“拿电棍电他!”我不知李中当时是怎么想的,事实上他已骑虎难下。又是片刻沉寂后,他发令:“起立”。大伙向右转后,就朝澡堂进发了。

突发事件使澡堂子里的气氛为之一变。不少人以各种方式向我表达了他们的感受,同时也担忧等待我的将是无情的打击报复。水声哗哗中,我边洗澡边思忖,大过节的,怎么突然爆发了我并不想见到的这场冲突呢?当时我找了三个原因。首先是遣送处又私立了一条规矩,对犯人的蹲姿作出了反文明的苛刻要求。第二是李中当时对我的抵制未作变通处理,没有睁只眼闭只眼轻轻放过。第三是我守住底线的做人态度相当坚定。我清楚自己不是一个爱挑事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有了事不怕事的人,为了维护尊严而付出必要的代价,我应当承受,也能够承受。

饭后不久,我就被单独叫出去,让坐在空无一人的谈话室中。上午的事并没有完,这谁都知道。班里人的看法是:凶多吉少。我自己也拿不准:李中上午放了我一马,是准备下午收拾我,还是准备达成妥协,双方各让一步呢?对此,我抱两可的态度。很快,李中一人进来了。他没绕弯子,单刀直入地说,蹲下要抱头是处里发了文件要各分监区执行的,不是我别出心裁,按说早10来天就该照办了。另外,上午我没有进一步激化事态,这你是清楚的。但是,事情如果就这么了了,我就有难处了,我毕竟还要在这儿呆下去,还要管100多号人么。我这人吃软不吃硬,听到这儿就把话接过来:“你的意思是要我做些什么,请你不妨直说。”他见我这样,就提出要求,要我呆会在中队大会上作个“检讨”,以便给他个“面子”。听到这话,我并不吃惊。我回应他说,我可以说几句话使你有所挽回,但我不可能“认错”,更不可能保证洗心革面,以后就按规定去“抱头”。他问,你打算怎么说?我答,我将说三句话。第一句话是,我对上午发生的事表示遗憾。第二句话是,上午我冲着中队发火,现在我清楚了,要我们蹲下抱头不是中队的决定,而是遣送处的规定。第三句话是,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以后我将尽量避开这种场合。他听完后又追问一句,你不能再多说几句?我说,不能再说什么了。他顿了顿,没再坚持。10分钟后的全体大会上,他拿出遣送处4月11日下发的红头文件,就有关服刑人员站姿、坐姿和蹲姿的规定作了宣读,并对上午发生的事作了有克制的评述。我则按照君子协定,站起来说了三句话,不多不少。

后来,我并没有做到“避开”。5月4日下午是歌咏比赛,全中队出了筒道到达户外,照例又要报数核人。我自然不会抱头,而刘中等狱警则谁都没有计较(李中回家休假去了)。此后一直到我离开遣送处,都是这个模式:遣送处4.11文件对我无约束力。5月7日,一中队违法提前让服刑人员干活,同时开始全面执行 4.11文件,暂押犯出监舍到筒道就必须低头;看电视进场时,先到者要低头,退场时,后离者要低头。于是,你就见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景观:当一排排暂押犯的脑袋随着“低头”的指令齐刷刷地应声而垂时,惟有一位良心犯,却将一颗高贵而骄傲的头颅支楞着。

2003年4月,遣送处重又私立规矩,要人低头和抱头,这是一种复辟、一种倒退。二班的刘宝泉曾对我说过,他以前在“南大楼”时,犯人就得垂首低头和蹲下抱头,不能显出人样来;稍越雷池,就将挨骂挨电挨打。在那种揪心和恐怖的氛围下,他头上的白发就突突地往外冒。他感叹着对我说,自打迁来新址以后,就好多了,不用低头抱头,电棍也使得少了。孰料他话音犹在,遣送处复又变脸,逆文明化管理的趋势而轻狂地动作起来!目睹此怪现状,我向遣送处又专门递交了批评信。我说你们搞了个狱歌,题目叫做“喊起一二一,不要把头低”,意在使服刑人员有个起码的自尊自爱,对此我是赞成的。然而,你们又有什么必要在“不喊一二一”的时候,非要人家低头呢?一个服刑人员被依法剥夺了人身自由,难道还要被你们附加剥夺抬头挺胸的自由吗?你们下发文件,定了个极不文明的“蹲姿”,强迫服刑人员实施自辱。然而,当外界参观团的女士们先生们光临的时候,你们却又十分怯场,从来不敢亮出你们的杰作,让捏在你们手中的囚徒向贵宾们一展蹲姿!

5月8日以后,活一直很重,且几乎从未断过——我是遣送处我怕谁?5月7日的法定假我都能给灭了,你们这些“过雁”们(暂押犯)还能不让我多多拔毛?拔秃了你又有什么新鲜的?进入5月中旬,天气渐热,棉衣换了单衣,接着又换上了半截袖衬衣。让人可气的是,衬衣只发一件,没有换洗的!室内的吊扇虽然开了,但洗漱时间不增加,开水依然很少(5月17、18日,气温骤升,干活的人挥汗如雨,李中让临时增加了一次洗脸机会)。而且,作为“过雁”的暂押犯在遣送处里干活,没有一分一厘的劳动报酬,也不给记分以便获奖减刑,是彻头彻尾的无偿“奉献”:这在监狱系统中是绝无仅有的!此外,让人困惑、气恼和愤慨的是,它还奉行“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方针,暂押犯们花自己帐上的钱,每月却只让买平均10元左右的物品,以致不仅根本无助于补足体力,还荒唐地造成日用必需品如洗涤灵、洗衣粉甚至手纸的人为紧张!而按照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的明文规定,暂押犯每人每月可买80元的东西。

文明、人道、常理,在依然故我的遣送处里,真是从何谈起!

几十天前日思夜想早日离开看守所的已决犯们,现在的最大心愿,是早一天,早一小时,早一分钟离开这度日如年的火坑,去一个能够算是人呆的地方。为了自己的解脱,那些提到“严打”就十分反感的囚徒,竟然盼望2001年的新一轮“严打”能快出成果,以便看守所里早日人满为患而紧着往遣送处送人,遣送处又早日爆满而不得不往外移送!!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5月22日,一分监区有10来名未成年犯被送往未成年管教所;有2人被送往第二监狱(我是其中之一)。当我俩与二分监区20多名重刑犯乘坐的囚车驶出遣送处大门时,我已经能够有把握地告诉自己:在遣送处的53天,再加上刚到七处的头3天,将是我四年炼狱生涯中最为艰难和最不能忘怀的日子。

 

 

2002年4月至5月,写于

北京市第二监狱

六监区十六分监区

 

 

 

   

在我提笔给一年前成稿的《遣送处纪事》加上一个尾声的时候,已是二监因“非典”而封监的第5天,2003年4月28日。这时,我已经能够有把握地告诉世人: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属下的近20个监管单位中,象遣送处那样特别不人道、非人性的,还真没有第二家。遣送处是一个特例,一个异数。我在《纪事》中,对暂押犯的被虐待受欺辱作了真实的记述。这里,我要为遣送处的狱警和长留犯说句话:他们被安排呆在那里,实在并非幸事,而是一种命定之劫。作为“平庸的邪恶”的体现者,他们的日子其实也很不好过,呆长了还真要减寿哩。

我至今还没有把握的是,遣送处被搞成那副德行,究竟原委何在?是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的既定方针,即强行让囚犯们一入监就被模铸定型,以便日后“好管理”呢,还是遣送处自认为暂押犯欺了白欺、剥了白剥、削了白削而擅自妄为?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然而,不管原委如何,遣送处都必须脱胎换骨!与20世纪的古拉格相比,今日的遣送处在野蛮、黑暗和绝情的程度上,自然算是小巫见大巫。但是,若称遣送处为21世纪的古拉格,又在哪一点上委屈了它、冤枉了它呢?

人类的良知和正义要求我们让古拉格们尽快绝迹,让遣送处们靠拢并逐渐走上尊重人格、体现人性、实行人道的文明化监管轨道。除了依法剥夺或限制囚犯的人身自由及相关的其他权利外,没有任何道理再“痛打落水狗”,再将失去自由的人置于没有尊严、没有人道的水深火热之中。

 

 

2003.4. 28下午  于

北京市第二监狱

六监区十六分监区

 

 

狱中书札

 

 

 

 

2002年4月21日,星期天。在一场短暂的冲突之后,我被带上手铐关入禁闭室(俗称小号)。9个小时之后,被带往集训队。2天之后,被告知获记过处分,集训4个月(实际集训了2个月)。小号亦称“狱中之狱”,窄小、压抑、阴森。不过,如同登黄山未上莲花峰似的,坐班房而未能蹲小号,遗憾也是挺大的。我有此经历,当属幸运。关集训则是另一番景象。我借此与各监区的人有了接触与交流。当我知道四监区至今仍关押着30多名六四犯(所谓“暴徒”)后,心中倍感沉重。我想,让世界了解他们的冤狱,我是很有责任的。

 

 

2002年8月15日,我写出《江泽民的新衣》一文,指出“三个代表”既不是江泽民提出的新东西,也根本站不住脚。11月17日,我写出《聊说十六大》一文,认为将“三个代表”写入共产党章程是历史的大笑柄,认为十六大对人类经济文明和政治文明成果中的最合理部分依然采取拒斥态度,因而完全谈不上“与时俱进”。至于十六大期间及十六大之后官方宣扬的“永远跟党走”,则更是凸显了要人民当共产党尾巴的比民本思想更等而下之的民巴思想。如果说1948年的郭沫若提倡尾巴主义还多少有点情有可原的话,2002年的中国掌权者不仅不从民本走向民主反而退往民巴,则此类倒行让史家如何着笔?

 

 

   

 

 

写在前面的话

 

 

 

作为一名跨世纪的良心犯,粗略地说,属于20世纪的那一半刑期,我是在北京市看守所度过的;属于21世纪的另一半刑期,我是在遣送处和北京市第二监狱度过的,分别为遣送处中的53天和二监中的726天。然而,当我用数万字的篇幅写下53天的《遣送处纪事》后,却没有动笔去写二监中几乎长达两年的亲身经历——这里头最主要的原因,实话实说,是二监不象遣送处那样浑得没边,不象遣送处那样使人苦不堪言、度日如年,因此, 我决定暂放二监一马。也因此,本书中关于二监的内容,就不是《狱中纪实》,而成了《狱中书札》。

《狱中书札》收录了我的7封信及1份出狱前写的“保证书”,最后加了一篇“附记:出狱纪实”。7封信中最重要的是我写给儿子江枫的信和我给母亲的复信。

在江枫20岁生日那天,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下笔的时候,我就决定抛开“狱方的检查”这一阴影,畅怀而抒。不用说,那封信是根本通不过狱方的关卡的。但我主意已定,终于设法另辟蹊径,将它送出了大墙。2002年3月19日,我收到了母亲的亲笔来信,全文如下:

 

棋生儿:你好!

母子几年没有见面了。娘今年八十六岁,身体非常好,弟妹们也都好,儿在外请放心。

儿已受三年苦,我知道你不是想自己享受,不想发财,不想做官,只为真理一条。我听别人说,你是为人民为民族着想,他们都说你没做错。

儿在外面不要挂念我,你自己保重身体才好。

余言后叙

 

母字

2002年2月24号

 

母亲的信是用铅笔写的,字字清晰,句句情深。读信时,我三停三续,泪湿衣衫。同室狱友见状,极为诧异,急取信阅之,无不动容。5月底,我在集训队里把母亲的复信交给狱方检查时,特别郑重地言明:如果你们认为信中有不合适之处,可退我改写,但我决不能容忍你们将信扣下不发。后来章虹告诉我,母亲于7月中旬收到了我的信。

在4年的囚禁生涯中,我总共收到章虹写来的29封信。其中26封是在二监收到的,2封是在看守所收到的,1封是在遣送处收到的。我在二监给章虹寄出或托人带出了32封信。在《狱中书札》中,我没有收入这些两地书,它们将会出现在我的另一本书中。

昨天晚上,我接到一个从二监打出来的电话。当我问起刚刚过去的长假期间伙食如何时,对方答道,比过去差多了!原因是:每天4元的标准未变,但菜价涨得厉害。当时,我的眼前立即浮现出了二监盛着大锅熬菜的特大菜桶,面上有层浮油,还会有些红红的炸辣椒,但是营养很差,味道极次,以致负责打扫水房卫生的人不能按点吃饭,必须等在供倾倒剩菜用的铁皮桶边上,一次一次紧着往厕所里运——虽然我放了二监一马,但是,二监的生活必定是刻骨铭心的!这不仅是因为一年到头吃不到几顿家常菜,不仅是因为我被关在那里长达726天,也不仅是因为我曾被关过禁闭和去过集训队,还因为在那里,有生不如死而被迫跳楼、自焚和上吊的人,有出操跑步时猝倒在地死于非命的人,有悲苦无助屡遭欺凌的人,有长年被无理关集训的人,有被严重超期幽禁在小号中的人;更有因反抗六四大屠杀而正义地抗暴的“暴徒”们,他们至今仍在二监里受苦受难!就我所知,他们是:李玉君、孙宏、朱文义、王连禧、苗德顺、董盛坤、张茂盛、朱更生、姜亚群(延庆监狱)、赵锁然、张国栋、常景强、武春啟、孙传恒、高鸿卫、王连会、孙彦财、石学之、冯立生、刘建文(北京市监狱)、李志欣等。法国总统希拉克前几天跑到中国来,把欧盟因六四反人类罪而实施的对华武器禁运说成是“另一个时代的事”,并频频鼓吹尽快“取消”,真是又下作,又荒唐。在我的印象中,如此见利忘义、自贱自辱的西方政治人物,近年来并不多见。在这里,我只想提醒一下希拉克先生,在二监的高墙电网之内,还关押着一个个终日劳作、历尽磨难的六四囚犯,这可一点不是“另一个时代的事”。

 

 

 

2004年10月15日

 

 

 

 

  关于希望在国内自然科学刊物上

          发表学术论文的申请

 

监狱负责人:

我是江棋生,于今年5月22日来到二监。我曾经在北京航空学院空气动力学专业读了本科和硕士课程,在中国人民大学科学哲学专业攻读过博士学位。10多年来,尽管世事纷杂,我却一直对时间的奥秘怀有挥之不去的好奇和兴趣。在二监文明化管理的氛围下,在远较遣送处为宽松和人道的监禁生活中,我得以继续我的学术思考,并有幸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我认为,我目前的思考成果已经具备了在国内最权威的自然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资格。而且,发表这篇论文具有紧迫性,因为科学活动中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如果能够领先于国外同行把这一成果公诸于世,则将为中华民族争得荣光。

基于上述理由,我特此郑重地向你们提出申请,希望通过合法正当的渠道和程序,使我的论文能够投寄到《科学通报》或《物理学报》这类国家一级自然科学刊物,以期尽快接受并通过有关专家的严格评审,了却我曾经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想有所建树、不虚此生的夙愿。

我相信,正在为创建部级文明监狱而努力的你们,将会理解和支持我的科学探索活动,并使这一活动所结出的成果尽快得以发表。

申请人:   江棋生

 

2001.8.26  于

二监六监区16分监区

 

             

                   春 华 秋 实

 

我的学术论文“关于T变换与时间反演”是今年8月29日定的稿,而我对T变换的功能产生疑问则发生在1992年秋天,当时我正在阅读普里高津的《探索复杂性》一书。进一步追溯的话,当源自80年代中期我对“新三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超循环论的兴趣。为此,我曾于87年春为大学生开了一门课:新三论与社会经济系统之演化。可以说,我的论文是我10多年、至少是9年心血的结晶。当然,论文的最后完成是在今年,而今年这一段时光则可以用“春华秋实”来给出确切的概括。

2001年早春的2月16日至2月26日,我在北京公安医院地下住院部“治病”。四人病室中仅安排我一人入住,我占25号床,26、27、28号床空着。室中无喇叭,无电视,无纸笔,无报刊杂志,徒有四壁,一门,一窗,一监视器。然而,如此格局恰应了宁静致远、空寂探幽的哲理。再加上左脚被铁链锁定在床架上,因而只能终日盘腿打坐,一任心智脱疆遐游——不由自主地,它跃向了时间箭头问题。

首先,我考虑自己对“T变换造成运动反向”假象的揭示是否真的站得住脚。我缜密地、不怀功利之心地在脑海中进行推演,一遍,二遍,三遍……最后我告诉自己:步步有根据,步步无漏洞,我是对的。而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普里高津,当代物理学大师霍金、彭罗斯等人多半是犯迷糊了。

我得到了结论:T变换不是真猴王,而是假猴王。然而,它是何方妖魔所扮?为何骗过了那么多睿智之士的眼睛?我提醒自己稍安勿躁,保持平常心。“一个过程,原来在t = 0 到t = t1的时间间隔中进行,现在变为在t = 0到t = –t1的时间间隔中进行,变的究竟是什么呢?”我已经多少次思考过这一恼人的问题。突然,顿悟来了:不就是变正计时为倒计时么?若令u =t +t1,则t = 0,u = t1t = –t1u =0,过程变为在u =t1u = 0的时间间隔中进行,这不正是人们所耳熟能详的倒计时么?此所谓: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却在那时髦风光处。近年来,倒计时越来越时髦,直使我终有斩获!

2月27日,我回到半步桥44号旁门中的404室。清点物品后发现,凡是留下我笔迹的东西,包括起诉书在内都已失踪,且我被明确告知:不得使用室中的圆珠笔。于是,我在地下室中的思想成果只得暂储在大脑中。几天后确知,我在一审法庭上所作的《自我辩护》和《最后陈述》已经在美国公开发表,故当局特意安排我去“住院”,以便将我的物品查个底儿掉,包括我在医院换下的全部衣裤都拿回看守所“透视”,以至27日上午,我被特许将医院的一身军绒和拖鞋免费穿回去。

3月30日,我到了地处大兴区天宫村东的所谓“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那是一个专拔过雁之毛、榨取无偿劳动的地方,既无氛围又无心境让我安然命笔,写下学术心得。

初夏中的5月22日,我来到二监。与遣送处相比,竟使人有似乎到家的感觉!可见遣送处是一个多么让人憎恶的鬼地方!

5月24日,我就将2月份的思考要点全部写了下来,题为:我对时间反演的一些思考。

6月25日,妻子送来《探索复杂性》和《可怕的对称》两本书。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边重读,边完善我的见解。

入秋后的8月18日,我正式构思论文提纲。

8月20、21日两天,我大体完成了论文初稿。在起草过程中,又有一个不小的收获,就是发现“微观世界是可逆的”这一定论很成问题。也就是说,存在一百多年的所谓“微观可逆与宏观不可逆”的佯谬,将有望得到澄清。

8月22日,妻子送来《时间之箭》一书,(按说应在7月23日送来,但因她未收到我写的接见信而延至8月份接见带来),我告诉她,回家后问明《物理学报》的具体地址,我准备将论文投寄该刊。

8月22日到29日,我边重读《时间之箭》,边修改论文,着重在论证的简明清晰和文章的可读性两方面下功夫。这期间,我于8月26日向二监递交了题为“关于希望在国内自然科学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的申请书。8月27日下午,二监教育科向我催要文稿。8月28、29日,我将论文抄誊于稿纸。8月30日上午我将文稿交给分监区,拜托他们按程序上送。

9月13日上午,接到妻子8月29日寄出的信,信内附有《物理学报》通讯地址,于是我再给二监写了题为“希望尽快将论文投交《物理学报》”的信,并附有对论文的6条修改意见。

再过半个月,就是“千里共蝉娟”的中秋佳节。我希望在此之前,能将我的论文送到有关物理学家手上,以便进行严格的学术评审而决定其命运。

江棋生

 

2001年9月15日  于

二监六监区16分监区

 

注:此文于9月16日送交二监。

 

 

 

 

 

历史将记住这一幕

 

 

王监狱长、张副监狱长:

2001年10月7日上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李政道教授在人民大会堂作大型学术报告《物理的挑战》。关于对称与不对称是他报告中的一个重要内容。45年前,正是他和杨振宁共同提出:在弱相互作用领域,P变换对称性不再成立,即宇称不守恒。翌年,他俩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政道先生不会知道,就在他精心准备学术报告的时候,在中国北京的第二监狱内,一篇题为“关于T变换与时间反演”的学术论文完成了(2001.8.29定稿)。这篇文章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论证了T变换不是时间反演变换,而只是计时方式变换,从而推倒了一百多年来科学界的一个定论。第二件事是初步论证了“微观可逆”的断言不能成立,从而有望消解自1876年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所谓“微观可逆与宏观不可逆”的佯谬。第三件事是指出,大自然具有时间之箭的根本奥秘当在于:不存在与任何物理定律都不矛盾的倒放影片过程。

李政道先生更不会知道,几乎就在他做报告的同时,北京市监狱管理局作出了决定,不同意将上述论文投交《物理学报》,理由是作者被剥夺了出版自由权。这一决定于10月11日下午告知于我。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幕,记住这具有强烈反差和强烈讽刺意味的一幕:在高高的人民大会堂讲台上,盛情请来的李政道先生纵论对称与不对称;在深深的大墙铁窗之内,关于时间反演对称与否的论文被扣住“留中不发”。

我相信,如果李先生能够读到我的文章,他对中国人作出的这一基础科学成果,一定会感到由衷的欣喜,他关于对称问题的论述也将会有较大的变动。而如今,囚禁人的肉体的中国监狱还同时禁锢人的精神、拒绝科学探索和学术思考的成果!如果李先生日后知道了这一点,该作何长叹?

面对监狱管理局的决定,我只有以佛见了魔的心态来回应:不高兴,不生气。若要生气,还生得过来么?

虽不生气,但道理还得讲。

首先,监狱局的理由经不住一驳。我们都知道,狱中的囚犯被剥夺了通信自由权。但是,经过检查信照通。同理,出版自由权被剥夺,并不是就不能出版,只是要经过额外的检查和审查。怎么能以权曲法,封杀文稿,而不投交物理学家评审呢?

其次,《监狱法》第五十七条明文鼓励和倡导服刑人员进行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和其他对国家、社会有贡献的活动。我的学术活动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监狱有百利而无一弊,理应受到鼓励和支持,而不应被横加阻扼。

最后,明摆着有先例。二监的王少波,参加国际论文比赛,不仅文章被发表,还因此获奖。难道换了一个名叫江棋生的,就不能发表了吗?“正义不能仅仅存在于监狱之外”,囚犯之间,也要讲个公道、公正。再退一步讲,如果公开刊出我的名字犯忌讳,那也可以变通一下,用笔名发表么。

无论如何,在21世纪的中国,还出现反对将科研成果送审的事,真是太有悖文明、太有违天理了。套用一句眼下最时髦的话,这种做法,究竟代表了什么生产力?代表了什么文化?又代表了谁的利益?

 

顺祝

 

秋安!

江棋生

 

2001.10.15

六监区16分监区

 

 

           

 

附:       关于监狱管理的若干建议

 

王监狱长、张副监狱长:

今年8月,我曾经两次就监狱管理问题提出书面建议。第一次提出5条建议:

1、蹲着吃饭不象话,要尽快解决。

2、放风时间远远低于《监狱法》之规定,要坚决纠正。

3、毛巾迭成豆腐块,不卫生,不科学,应当铺展在脸盆上晾干。

4、时值夏季,小卖部不卖肉食,但食堂也不供肉,这没道理,应当改变。

5、书、信检查效率太低,应提高。

第二次提出了3条建议:

1、    各监区分灶吃饭。这样可变熬菜为炒菜,费用不增加,营养价值却提了。

2、    降低人员聚居密度。大屋由12人降低为8人,小屋由8人降低为6人。这是文明化的标志之一。

3、    各监区组织乒乓球队和象棋队。

今年10月9日,16分监区按上了小饭桌,蹲着吃饭的问题解决了。

 

现在,我再提出6条建议如下:

1、二监饭、菜浪费现象严重。被大量丢弃的主食是馒头,米饭、包子、糖         包几乎不扔;倒掉的菜是白水煮冬瓜、熬茄子等,炒柿子椒没人倒。建议:提高饭菜制作质量(必要时可适当减少数量),从源头上控制浪费现象。

2、现在,每星期两次放风都坚持不了。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法是天天早上出操。建议:一俟操场整修完毕,就应该恢复每天出操,以使服刑人员享有最起码的户外活动时间。

3、恢复以超市方式进行采买。超市方式不仅便捷,而且富有人情味,符合文明化方向,建议尽快恢复(山东省监狱已经这么办了)。

4、应当在监狱干警中推行“禁忌用语”不得使用制度,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保证对服刑人员人格的尊重,减少不安定隐患。

5、年度体检不能变成自鉴。除了透视和验血,其他体检项目几乎都成了自鉴——自我鉴定,自己说什么,大夫写什么。体检变自鉴的结果是,服刑人员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个结论:人家没把我们当人看。建议:一年一度的体检,一定要动真格,查到什么写什么,“注水”体检可以休矣。

6、班长和值班人员之确定要慎重。在我看来,比较正派和公道是首要条件。面谀之徒,貌似憨厚、实为奸猾之徒足以酿祸,不能起用。

顺祝

 

秋安!

江棋生

 

2001.10.15  于

六监区16分监区

 

 

 

 

 

 

            给张福森部长的一封信

 

 

张福森部长:

今年8月29日,我在狱中完成了一篇自然科学论文,题目是《关于T变换与时间反演》。8月30日,我将论文交给北京市第二监狱负责人。10月11日,论文退还于我,并被告知:北京市监狱管理局作出决定,我的论文不能投送权威刊物《物理学报》评审,理由是我被剥夺了出版自由权。

我认为,上述理由站不住脚。

众所周知,一个人被剥夺了通信自由权,指的是他不能自由地而只能受到限制地与别人通信。同理,一个人被剥夺了出版自由权,指的是他不能自由地而只能受到限制地寻求发表自己的作品。而无论加上多少限制,一个囚犯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不应受到限制,其能否发表,只应取决于它的水准。这是因为,如同发明创造活动一样,科学探索活动对国家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弊。无论根据“科教兴国”战略,还是根据《监狱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这样的活动都应受到鼓励、倡导和支持。反对将科研成果送交科学家评审,于法于理都完全说不过去。此外,由于科研活动高度的竞争性,这样的反对还可能造成外国人抢先发表而令国人扼腕长叹、徒呼奈何之事。

上个世纪50年代,“国民党战犯”黄维将军提出要在狱中搞科研。毛泽东闻知此事,曾亲自批准拨款加以支持。时值21世纪元年,我在狱中不费公家一分一厘所完成的学术论文,却被拒绝送审。与时俱进乎?三个代表乎?

思虑旬日,秉笔直书。望司法部依法纠正北京市监狱局的错误决定,使我的论文能被早日送达中科院物理所内的《物理学报》编辑部,以便接受严格的学术评审而决定其命运。

 

顺祝

秋安!

            江棋生

 

2001.10.24   于

北京市第二监狱

六监区16分监区

 

 

附:本人简介

 

           本 人 简 介

1948年11月6日出生于江苏常熟。

1960年至1966年在常熟县中读完初、高中。

1968年10月下乡插队当农民。

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北京航空学院,于1978年至1982年读完空气动力学本科;于1982年至1984年师从学部委员、航天部庄逢甘教授攻读空气动力学硕士学位。

1985年至1988年在清华大学分校任教。

1988年至1991年师从中国人民大学黄顺基教授攻读科学哲学博士学位。

1991年秋起,为自由撰稿人。

 

   

注:2001.10.23下午,六监区赵监区长、何副区长找我,代表王监狱长就我10.15之信作出答复,表示对我论文之命运爱莫能助。我当即表示将给司法部张福森部长去信。

                  

 

 

 

 

 给儿子的一封信

 

 

枫儿:

在我提笔给你写信的时候,恰逢你20岁生日纪念日翩然而至。我的眼前,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你自小而大的一幕幕情景:从1981年12月10日你满月那天在襁褓中打哈欠,到你在班巷托儿所骑木马、骑小三轮车,到2岁半时登长城,5岁半去官园儿童活动中心学打乒乓球,再是小学,初中,高中。在父母心中,你再普通的一个身影,再平凡的一个足迹,都是永远不会被抹去的亮丽风景呵!家中保存着一盘录音带,是88年春天,你,我,你母亲和小五舅舅在聊天时录下的。那盘带子极其生动地展示了你天真灿明的童贞童心,浸透了其乐融融的温馨亲情,是我们家中的一件传世珍宝。

记得到初三时,你的个头开始赶上我了,到高一就超过了。这时,林光耀叔叔开始称呼你为“小帅哥”,同时,他更希望你在学业上能与日俱进。不过说实话,直到你升入高二时,我和你母亲的心中还存着隐忧:觉得你精神上成熟得慢,不见得有多大出息。可喜的是,1999年初,我们发现你有了飞跃,自己试图把握自己的命运了。尽管我们的欣慰没有溢于言表,但心中踏实舒坦多了。1999年5月18日子夜,我被当局从你和你母亲身边强行带走,而我随身怀着的,就有对你的信任和希冀。尽管自那个漆黑的夜晚开始,你我再也没有见面,但我们父子的心,已经决然相通。

1999年11月底开始,你母亲通过邮局每月给我汇款。于是,在“简短附言”栏内密密麻麻的字体中,我总能读到关于你的信息。2000年4月,我惊喜地见到了完全由你写下的“简短附言”,你提到你已经近一年没吃到我做的“传统大菜”——鸡蛋、榨菜、西红柿加切面了。你写的最后一句话是:爸爸,我永远支持你!当时,我胸中升腾起一股凛凛浩然之气,我为你的成熟,为你对人间正义的认可而深感慰藉和骄傲!

2000年7月19日上午,莫少平律师和王刚律师特意来到北京市看守所,告知你翌日将飞赴美国留学。我口述了对你的赠言,并用戴着手铐的手握笔对记录作了少许修改,签上自己的名字。那天,从律师楼回到404室后,我的心绪久久难以平复。我想到20年代,我的祖父母也是你的曾祖父母,走出福建永定的客家土楼,前往江苏经商;我的父母也就是你的祖父母在常熟定居,养育了我们兄妹6人;我于1978年离开家乡到北京求学;如今,你又从北京出发,走向地球的另一半。我想,客家人的血脉中,闯荡世界的基因密码是一定含有的。

你还记得1996年夏天,我们全家加上炎炎的闽西寻根之旅吗?那龙岩城里象鱼儿似的满世界转悠的摩托车,那永定啤酒厂里的亲情小住,那座湖坑南溪的方形土楼——长源楼,楼前有一道山涧,湍急清澈的山泉日夜鸣唱着奔流而下。1917年,你奶奶就出生于那座土楼中。一个很大的遗憾是,由于山体滑坡公路阻断,我们没能到达古竹乡高东村,没能去你爷爷的出生地——庆馀楼。有一天,我们参观了蜚声海内外的永定土楼的代表作——振成楼。这座于1912年按八卦图建起来的客家民居,其后堂楹柱上有一副对联:振作哪有闲时,少时壮时老时时时须努力;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客家人的有所作为,当与这种“振成”精神是分不开的。

现在,你赴美快一年另四个月了。自今年4月开始,在每月一封信中和每月一次接见中,你母亲总要把你的一切向我细说。你的成长使卧床不起的姥爷感到宽慰,使你的同辈受到鼓舞,使我们父母平添幸福。7月下旬,我收到了你的三张照片。一张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林培瑞教授家附近照的,一张是在西点军校照的,一张是在童屹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庆贺会场门外照的。从个头上看,你肯定已经超过1·80米了。从神态上看,你显得自信、自在,估计已经过了生活和语言关。震惊全球的9·11事件发生后,我对你的安危甚为牵挂,因为你暑假打工时,曾去过世贸中心。那场丧失人类全部良知和道义的袭击,使数千名无辜者失去了生命,但也因此敲响了国际恐怖主义走向灭亡的丧钟。

12天前的10月29日,你母亲在接见时告诉我,你把打工所挣的钱寄回了家,说是要给狱中的父亲补补身子。我回到监室后,将这件事告诉了别人。他们几乎都脱口而出地说:在出外留学、不到20岁的独生子女中,能有几人做到这一点?儿子是父亲的镜子。仅从这件事上,就能说明当局错抓、错判了我。

不过,我要在这里说句公道话:抓我、判我不全是坏事。除了使我给历史留下了辩护词、最后陈述和上诉状外,我还将写出《看守所杂记》、《遣送处纪事》和《二监随想录》。此外,我还有了一个意外的大收获,就是在狱中完成了一篇学术论文:《关于T变换与时间反演》。在这篇文章中,我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推倒了“T变换是时间反演变换”的定论,认为它只是计时方式之变换。第二件事是初步论证了“微观可逆”不能成立,从而有望消解所谓“微观可逆与宏观不可逆”的佯谬。第三件事是指出,大自然存在时间之箭的根本奥秘当在于:不存在与任何物理定律都不矛盾的倒放影片过程。尽管到目前为止,这篇文章还被当局扣压在大墙之内,不能送达科学界接受学术评审,但我深信,与先进生产力对抗的做法,是注定要破产的;我的文章不久就能跃出大墙以供世人评判。如果我的论证的确成立,则我在炼狱之中,为客家人、为中华民族、为人类做了一件好事。

在为论文忙碌之余,今年9月10日,我将《国际歌》改成了《公民歌》,曲子未动,只改词。这里将第三段抄写与你:

“是谁刷新了人类世界?是宝贵的公民精神。一切凭良心所驱动,那能容得柏林墙。最可恨那些冒牌真理,蒙蔽了我们的心灵,一旦把它们扫荡干净,人性的光芒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宪政民主法治就一定要实现。”

你在美国时间不长,但公民生活与臣民生活之间判若云泥的巨大反差,你是一定亲身体会到了。而且,你也一定弄明白了:区别于动物权的首要人权,只能是思想、言论自由权。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志士为捍卫上述首要人权而献出了生命。今天,我对言禁的冲击,我所自愿选择的坐牢,是继承他们的遗志,也是服从人性的召唤。我想,除了你母亲,就数你最清楚:我是多么热爱高墙电网之外的生活!我喜欢读书、行路、交友,喜欢下棋、游泳、打乒乓球。既习惯于粗茶淡饭,也不拒绝美酒佳肴;既能伏案作沉思状,也能忘情跳华尔兹;既乐意百里走单车,也喜欢驾车赴怀柔;既安于斗室成一统,又敢于漂流黄果树;既欣欣然举步登黄山,又坦坦然青岛下大海……说句心里话,我不喜欢坐牢,更不喜欢因坐牢而成名。我只想做一个能痛痛快快说出心里话的中国人,一个不违背自己良心行事的中国人,一个先自由起来的中国人。我坚信,文字狱在中国终结的那一天,以言治罪在中国终结的那一天,已经为时不远了。如果较为幸运,则从你这一代中国人开始,就有望能够永远免除以言获罪的恐惧,就将永远不因行使自己的人权而身陷囵圄。

向BARD学院你的老师和同学们问好!

向胡聪、项九九、刘晶晶等你的朋友问好!

冬安!

父字

 

2001.11.10   于

北京市第二监狱

 

(此信由“胡志明小道”送出)

 

 

给母亲的一封信

 

母亲大人:

3月19日,我拿到了你写于2月24日的信。读信之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心潮起伏,不能自已。

在我心中,母亲的教诲是第一位的,是我终生受益不尽的。我现在能记起的最早情景,是我2、3岁时,在寺前街那家豆腐作坊后面简陋的家中,你教我认字和一笔一划教我写字、读字。如果不是你对我的学令前教育,我怎么能在1952年9月1日不足4周岁时就进入慧日小学读一年级呢?至今我记得,1953年春天的某个上午,学校操场的旗杆上下了半旗,教导主任赵老师进入教室,要大家起立默哀,原来是斯大林“爷爷”死了。那一年夏秋,上面搞了个“一刀切”,不问情由竟把我降至幼稚园大班,而同班同学却升入了二年级!1953年9月1日新学年开学那天,也是钱敏玉老师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我到了学校,见自己被置身于幼稚园大教室中,莫名的冤屈与强烈的愤怒使我不顾一切地大哭大喊,并倒地来回打滚,任钱老师直至校长来劝都无济于事,最终在地板上沉沉睡去直至中午。我想,那是我与漠视人的个性和特质的体制的第一次冲撞。不错,升入二年级的同班同学比我大3岁左右;就是降到了幼稚园大班,我仍比班里同学小1岁。但是,我既然胜任愉快地读完了一年级,为何非要按“规定”降下去而不是按“能力”升上去呢?搞成一统是大局,个人权益是小事。多少年来,这类似是而非的论调畅行无阻,是多么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提升呵!

在由说瞎话吹牛皮造成的三年大饥荒时期,你养鸡、鸭、兔、羊和猪,通过与赵市农民以肥料换蔬菜,大大缓解了主要靠父亲一人工资收入为生、由哥哥给予帮助的全家八口人的饥情。今天看来,在县南街53号的后院及井边小屋里养羊和养猪,的确污染了环境,也对不起邻居。但是,既然做人不能抢也不能偷,亲朋好友又都自身难保,为了起码的温饱,那样做实在是出于无奈,别无选择。然而,即便你想尽了办法,我记得最小的弟弟达生由于缺乏营养,到3周岁时依然不能站立!而有时为了使全家有“菜”吃,你不得不在雪里蕻咸菜里再放入粗粗的盐粒,加水翻炒后端上饭桌。

1963年6月30日,父亲因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我们兄妹5人加上外婆的生计一下子就全都压到了你的身上。当时我已参加了高中升学考试,虽尚未发榜,但录取是没有问题的。父亲单位向你提议,要我辍学,他们破例允许未成年的我接替父亲的工作,而由你在家张罗家务。但是,你不假思索地答复说,我喜欢读书,家里再困难也不能让我退学。你坚定地对他们说,你去顶岗上班,同时照管全家!我记得你的工资每月只有30元左右,哥哥当时已有3个孩子(宇熙、宇华、宇兰),但他毅然每月从四川寄回30元。这样,7口人每月靠60元钱艰辛度日。邻居和朋友们都知道,在那样的日子里,每天临近中午,你总是一溜小跑从单位回家,争分夺秒地做饭(祸不单行,外婆不慎从梯子上摔下,造成大腿骨折,久治不愈),饭后再急步前去上班。为了节约每一分钱,全家的衣裤都由你裁剪缝制,所有的补丁都由你飞针走线。然而,尽管如此克勤克俭,每到月末,你就得借钱买米买煤,月初发工资后再还给人家。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天堂里?鱼米之乡充斥着普遍的贫困,幸亏有你过人的坚强和拼命的努力,有哥哥的鼎立襄助,我们兄妹5人才得以正常上学和生活。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从上小学一年级的达生到作为66届高中生的我,兄妹5人全都成为“大局”的牺牲品而中止了学业。如果不是这样,我们都有可能象哥哥那样大学毕业,当上工程师。做一个有品格、有文化、有本事的人,一直是你对我们的殷殷期盼。谁能想到天道不彰,我和林生转而下乡插队,从事“大有可为”的原始劳作;华生和珍梅在所谓中学毕业后进厂工作;达生则上了虞山当了茶农。我们到农村后,你常去乡下看望。你丝毫不因自己是“城里人”而对农民有一星半点的傲视或虚情。全村人都公认,你是他们心目中最亲的城里人。

从1970年秋天开始,就有少量知青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了大学。说实话,我也曾希望自己能有此幸运,但是,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可能被掌权者选中。1977年秋,当高考的机会终于对所有66届高中生以下的年轻人开放时,我们兄妹5人中只有我一人具备考上的潜能,弟妹们则由于未学到什么东西而只能望考兴叹。我自己对考上大学是充满信心的——1965年暑假期间,我作为参与学校维修的义务工,在校中试做当年的高考题时,就未觉得有什么困难(高三的内容除外)。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我不能考得太一般。当时我们家还背着“海外关系”的黑锅!诸如姑妈在缅甸,姨妈在印尼、泰国等。1969年春,林生弟当兵未成,就是卡在这种“海外关系”上。我必须考得特别好,才有希望淡化它的不利影响而进入大学。在两个多月的复习阶段中,我全力以赴,你全力支持,弟妹们和章虹也都全力支持。由于破天荒地积累了66届到77届十二届考生,江苏省不得不先搞了个预考,通过预考才能获得正式考试资格。预考科目有两门:数学和作文。我的预考成绩为全县第一:数学119分(满分120分),作文95分(满分100分)。1977年12月正式考试的第一天早上,你专门出去买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回来,要我吃了去应试。这次考四门——数学、理化、语文、政治,我的总分又居全县第一。

兴许真是时来运转,半个月之后的1978年1月4日,题为《砸烂“海外关系”的枷锁》的长篇官方文章见报了,我代表全家给《人民日报》去信,不意被编者于1月22日刊出,还给加了个标题:真叫人气顺劲足呵。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东西。自那之后,我确信,我本该于1966年就能圆上的大学梦,经11年多的延迟,肯定能很快成真了!那些日子是你喜极而泣的日子,是全家都十分高兴的日子:经过比较公平的竞争,我们家又出了个大学生。

1982年春,我本科毕业后又攻读硕士学位。这时,常熟有个小人,贴了8分邮票,向北京航空学院投寄诬告信。那是整人遗风尚织的年代,虽然我于1984年成了硕士,但却被非法剥夺了报考博士生的权利!不过,他们已永远无法剥夺我对自然科学的热爱,无法剥夺我已经具备的自然科学素养。2001年8月29日,我在狱中完成了一篇科学论文,题目是:关于T变换与时间反演。如果我的论证能够站住,那将是一篇重要的、能引起全球科学界瞩目的论文。我特意作了声明:谨以此文献给85岁高龄的母亲苏淑莲女士。我希望不久的将来,我的论文能在世界顶级学术刊物——美国的《科学》杂志上公开发表,届时,世界将会知道你——一个真诚、正直、勤劳、善良的客家人,一个通达明理融入水乡社会的客家人,一个坚信自己儿子清白无辜、问心无愧的好母亲。

2003年5月,我将恢复自由(或许能更早些也未可知)。一旦出狱,我一定尽快飞赴家乡,与亲人团聚。母亲大人身体健康、硬朗,是我们做儿女的福分。我心忧卧床不起的岳父大人,请代我向他问好、请安,并请他原谅我的忠孝不能两全。

 

全家好!

儿   棋生  敬上

 

2002.4.11   于

北京市第二监狱

 

附:  真叫人气顺劲足呵!

 

 

附:                真叫人气顺劲足呵!

 

编辑同志:

展开一月四号的报纸,我们全家立刻沉浸在节日般的欢乐之中。我们含着激动的泪水,一字一句地读了侨务会议预备会的报导,读了《人民日报》社论,读了廖承志同志的文章。越读,对华主席、党中央越爱;越读,对林彪、“四人帮”越恨。多少年积聚起来的疑虑廓清了,久在心头的压抑解除了,党的政策的温暖象金色的阳光洒满心田,真叫人目展眉舒、气顺劲足呵!

我们的老家在福建永定。父亲出身中农,母亲出身贫农。在黑暗的旧中国,我们家乡因生计所迫而漂洋出海谋生的人比比皆是,我的姑妈去缅甸,一个阿姨去印尼,一个阿姨去泰国,小娘舅去香港,父母来到常熟经商。这种离乡背井、骨肉分离的悲惨情景,完全是反动统治者一手造成的。然而也因此,在我们尚未出生之前,所谓“海外关系”已成铁的存在。我们兄妹五人都生长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一九六八年征兵时,我刚好二十岁,积极报名应征。可是,因为我有“海外关系”,没有被征召。一九六九年,弟弟的参军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以后,招工、上大学以及入党,都因有“海外关系”而受了影响。

现在,玉宇澄清,疑虑尽扫。党的英明的侨务政策象春风一样暧人心怀:我们年逾六十的老母亲,心情难以形容的畅快;我们兄妹充满了前所未有的青春活力。我们决心以实际行动报答华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以加倍的干劲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

 

国营常熟肉类联合加工厂

 

江棋生

 

 

注:此信载于1978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当时我是肉联厂的一名亦工亦农合同工。此信被发表当属无心插柳柳吐絮,但也因此,留下了一份我的心路历程的原始记载。是年1月底2月初,我陆续收到了10多封一吐心声的信件,都是戴着“海外关系”枷锁的国人给我写来的。先前并无往来的、在常熟定居的福建人也找上门来相认相攀,共诉怨艾。

 

 

 

 

                               

 

 

 

 

给狱政科长的一封信

 

何峰先生:

10月10日,家中给我邮来了两本杂志(一本《读书》,一本《英语世界》),一封短信和一篇物理学论文。10月25日,徐明生中队长将杂志和信给了我,说“那篇论文是用英语写的,还在审查。”自那以后,我向徐中催询了两次。今天是11月27日,距10月12日论文抵达二监已有46天。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你们还不能就论文能否交我一事作出结论,着实令人费解。

那篇论文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W·泡利教授写的,发表于1955年。论文因证明了著名的CPT定理而享有盛誉。我之需要它,是因为我的学术研究涉及到CPT定理。我于2001年8月在狱中完成了《关于T变换与时间反演》的论文,在2002年2月又完成了《R变换:时间反演变换》的论文,现在,我正在构思《时间之箭与涟漪世界》一文。在这第三篇论文中,我将对CPT定理是否成立作出自己的进一步分析。W·泡利的论文是我的妻子托人从美国纽约图书馆复印,再用特快专递寄到家中的。论文飞越半个地球,用时不到10天;而它到了二监狱政科,距我所在的16队不过一里之遥,却在46天过去后,仍未达于我之手。这不禁使我想起,光在真空中每秒能飞30万公里,而在特定的情况下,每秒只能爬10多米。

是英语难住了你们警官先生?不,不可能。且不说二监教育科里肯定有懂英语的,就是16队里,张永昌队长、田文来队长就完全有能力作出鉴定:那是一篇物理学论文,是完全可以也是应当交给我的。若借助于词典,徐凤增队长亦能胜任上述任务。

是物理学论文成了违禁品?不,不可能。中国有言禁、报禁和党禁,但物理学早就不禁,物理学论文不是违禁品。再加上电视里一天到晚嚷嚷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 那就更不可能了。

惟一合理的解释是,经办者日理万机,把这事给忘了。于是,我写此信给提个醒: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为了维持生命和实现生命的价值,好的科学论文犹如新鲜空气和洁净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目前, 完成第三篇论文,对我来说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何先生若能对此体察一二,也不枉5月6日在集训队里咱俩有过的一面之交了。

 

顺祝

冬安!

江棋生

 

2002.11.27于

二监16分监区

 

 

补记: 11月27日中午,我将此信交给徐明生中队长。11月28日下午,16中队一把手何瑞国副大队长找我,说刚接狱政科郭副科长电话,告知那篇物理学论文按程序由二监上送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再由监狱局送到翻译中心作鉴定。现在论文还未返回二监,请耐心等着。听完上述解释,让我啼笑皆非:做事拖沓至此,夫复何言?

 

 

 

 

              

                      一 点 说 明

 

2003年4月4日晚,狱方向我知会:每个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都要按规定写两件东西。一件是《思想改造总结》,另一件是《保证书》。且每件均为一式两份,一份供监狱存档,一份送达其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狱卒言罢,我笑而允诺。

4月5日,癸未清明。我挥笔拟就《神州之大缘何容不下一个鲁迅?》一文。4月6日,我继而写出《一生说真话》一文。

 

江 棋 生

2003.4.7于

北京市第二监狱六监区16分监区

 

 

  

 

        

                  一生说真话

                               ——我的保证书

 

现在的中国,很多人可以不说违心话了。比起1976年丙辰清明时分,是个不小的进步。那时候,人们不说违心话不行,不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行。

对我来说,自1989年以来,我就对自己提出了如下要求:不仅不说违心话,而且要说真话;不仅要说一般的真话,而且要说官方不爱听的真话。四年前,我写了《告全国同胞书》,指出1989年6月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暴乱”,有的只是军队屠杀平民镇压民主运动的史实,要国人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结果是,真话既出,牢狱之灾接踵而至。狱中很多人问我,一篇文章换来四年冤狱,值不值?我说值。出去之后还写不写?我说写。于是就有人表扬我,说我为了理想牺牲自我令人敬佩。

我深知他们的称道出自内心。然而,他们话音刚落,我会立即正色申辩道,我这么做一点也不崇高,只是为了自己,至少首先是为自己。我说,

第一,说真话是天性使然。 我说真话只是自己作为人的一种本色表露。人生苦短,不顺天性,还活个什么劲儿?

第二,说真话的感觉真好。经历过不准说真话的压抑、憋气、窝囊和恼人的年代,你能体会到说真话是一种人格的张扬,是一种人生的幸福和享受,能给你带来问心无愧的踏实感和欣慰感。

第三,说真话的价值很大。只有说真话,才能领略人生的意趣和真谛,才能建立友谊和信任的平台,才能有独特的创见和卓越的建树。

一句话,只有说真话,才能实现自我;为了说真话,我愿意付出坐牢的代价。当然 ,我也并不讳言,我的具有精神特质的言行会在别人心目中被视为榜样。说真的,我的确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人的价值尺度上,说真话的份量应当至少不亚于吃好穿好的份量,应当至少有一部分人先把真话痛痛快快说起来。

悠忽间,1460个日日夜夜就要逝去,冤狱将尽矣。此时此刻,我深深感念与我同甘苦共患难的骨肉亲人,深深感念所有理解我、关心我、声援我、帮助我的人类同胞。此时此刻,我诚挚祝愿从我儿子一代开始,言者无罪将在中国被确认为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将再不会有国人以言获罪身陷大牢。此时此刻,我愿对天发誓以明心迹:

此去别无求,一生说真话。

江棋生

 

2003.4.6于

北京市第二监狱

六监区16分监区                       

 

 

 

 

附记:  出狱纪实

 

 

蹲过大狱的人都知道,里面最常用的计时方式是倒计时——只要刑期是摸着年头的,常常不是自己给自己算,就是给别人算:还有几年几个月零几天,就该回家了,或就该解除了。我所在的二监,是专门关押重刑犯、外籍犯和良心犯的地方。记得我刚到二监的时候,由于刑期短,重刑犯们就又羡慕又嫉妒地开始给我进行按月倒计时。到了我写“思想改造总结”和“保证书”的时候,大伙就给我实行按天倒计时了。

按天倒计时的日子,真是又乐又烦。从早点名到晚点名,从囚徒到狱警,从本队到外队,不断有人前来道贺:你多好啊,还剩多少天你就该回家了。多数人还会加一句:江老师,出去以后可别再来了,这儿绝对不是人呆的地方。而祖籍陕西、因间谍案被判死缓的台湾人杨铭中则说:相信江老师还会说真话。因经济问题被判无期徒刑的殷愿清和我呆在同一个班中。10多年前,他是38军113师339团团长。他曾经满怀崇敬地向我提到他的老军长徐勤先。在临分手时,他对我说,希望江老师出去以后,继续为中国的民主化出力。我说,我会的。那些天,外头的萨斯正闹腾着,好些人忍不住跟我开玩笑:还不打个报告暂不出狱?里头安全么。我也开玩笑地反问道:换了你,你干吗?答案是清楚的,没有一个人会说,他愿意在里面多呆上那怕一天,即便萨斯猛于虎。

2003年5月15日傍晚,在还有不到两整天我就将走出大墙的时候,徐明生中队长把正在打篮球的我叫去了。徐中颇感为难地对我说,公安机关来了电话,要我们转告你:后天你出去时别坐家里和朋友开来的车,他们公安会来车把你接回去。如果你同意的话,他们会告知章虹不用来接了。我一听,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对徐中说,这象话吗?!我在狱中,日思夜想的是亲人和朋友,我可从不想他们公安。请你回复他们:就是家里来不了车,我也宁可走回去,而决不会坐他们的车。

这事很快就在狱友中间传开了。大家都觉得新鲜,又都感到纳闷:当局脑子里为什么会冒出这样一个馊主意?我向他们解释道,根子在于当局担心在我出狱后的第一时间里,会有国际媒体不顾萨斯风险对我进行当面采访,所以他们才会违背常情、常理和常德,出此昏招和损招。我对他们说,我自有办法。

第二天,5月16日晚上,公安部门把电话打到16中队狱警办公室,指名要我去接。来电话的是我以前就认识的一位警察,我拿起话筒跟他说,我昨天不是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吗?他说,上面有指示,让我再跟你商量商量。我说,这事没法商量。换你,你会答应吗?他说,我们是为你好。我们来的车消毒严格,车子也高档,保证绝对安全地把你送到家,而你家里也省得另找车了。乍一听,这番话似乎没什么毛病,有人情味,也有美意。但是,其实不然。我接过话来,说,我相信你们的车子高档,消毒也好,然而,因为这两条我就会上你们的车吗?亲人和朋友的份量不比这两条重?再说,明天可不是一般的日子,是我出狱的日子,4年前你们抓我的时候,我别无选择,只能上警车;现在我恢复自由了,我

会选择上警车吗?你们上头的人在想什么呢?停了好一会,线路那一端传来了声音:跟你这么说吧,你还真有件事要到派出所去办,就是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的事。我们的车把你带过去办了,再把你送回家,不是挺好吗?一听这话,我来火了。我质问他:先不提我的案子是冤案、错案的事,我倒要问问你,什么法律、哪条法规定了在出狱的当天就必须去办附加刑生效的手续?他顿了一顿,连声说,那倒没有,那倒没有。我们是想,一气儿办了,省事。我不想再听瞎话,就把嗓门放得大大的,对他说,请你转告你们上头,明天你们来不来车,我管不着。明天我上什么车,你们管不着。说完就把电话掛了。这时,旁边一位全程监听电话的狱警说了句:他们也真是,狗拿耗子。

5月17日,早点名后,狱友们纷纷前来道别。17中队的查建国先生下楼来到窗前,和我互道珍重。他说:“5年后你肯定还在北京,我出来后第一个就找你。”遗憾的是,18中队的高洪明先生被关了集训,未能话别。由于昨夜下过一场雨,使初夏的天空显得分外清朗。早饭后,大伙出去放风——外面闹萨斯,狱外车辆不准入监,囚徒们方得以不干活而天天放风;否则是常常干活很少放风。在倒计时的最后滴答声中,风圈里16中队100多号人见我气定神闲,并为我在自发组织的投篮比赛中屡屡胜出而感叹连连。

不一会,狱政科的人来了。他们将对作为特管犯的我执行最后一道程序,那就是彻底搜身,不容一纸一屑被我随身带出去。搜身完毕,他们将几十本书还给我,那些书是两个月前就交给他们去翻查的。由于闹萨斯,家中带来的便服不让进监,于是我身着囚衣,在3名狱方人员的陪同下离开16中队,缓缓走向二监北大门。到了门口,狱警向带着大口罩的武警交验文书后,因萨斯而不能出监,最后就剩下我,只身一人,两手各提一兜书,迈步出狱。

跨出铁门,但见往北二、三百米处二监狱外办公区外,隐约站着不少人。出狱前我已被告知,将在那里的收发室中换上便装,并取得“释放证明书”。我走出一小段路后,止步,转身,仔细看了一眼荷枪的武警、森森的大铁门和“北京市第二监狱”七个大字,然后返身前行。走到相隔几十米处,我认出了章虹,认出了站在她旁边的张先玲老师和朱锐。很快,我又见到了个子高大的祖桦和立勇,见到了天成、赵昕和张纯珠,见到了当时我还不认识的田原、李选刚、选刚的哥哥和常文元。我和他们互相点头致意。

不出所料,我也见到了我所不欢迎的警车和警察。我把书交给章虹,并从她手中接过衣服和皮鞋,走向收发室。这时,有两个我早就认识的警察和我同时进了收发室,并且没等我着手更衣,便又对我死缠硬磨起来(说胡搅蛮缠也对,但不好听),非要我改变主意,领他们的情,坐他们的车。说心里话,我烦!但由于相熟,我还是耐着性子对他们说,从前天傍晚算起,你们这已是第3次了。你们是执法人员,要我不坐家里和朋友的车,于法有据么?你们是人,这么做于情于理说得过去么?他们无法正面回答我,就说,你是个明白人,就多体谅体谅我们的难处吧。我说,你们的难处还不是自找的?你们上头下了这么不近情理的指示,又碰上我站在底线上不退,可不把你们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他们说,你先换衣服,我们再请示请示。

从里到外,从背心到袜子,我换了行头,留下囚衣、囚裤由二监回收处理。不过,待我穿上久违了4年的皮鞋,面带微笑就要伸腿往外走时,那两个警察却依然要我上他们的车!这一来,我是忍无可忍,勃然大怒。我放声斥之:什么叫

脑子进水?你们上头就是脑子进水了!老百姓好不容易盼来件喜事,你们却偏要给人家添乱、添堵!我再说一遍,一年365天,我天天思念的是家人和朋友,我可从不思念你们公安局和派出所!我今天走出大墙,不是已经恢复人身自由了么?现在,我却连坐什么车回家的自由都没有,那还不如干脆把衣服换回去得了!说着,我就要解衣。传达室的狱方人员一直在旁听,不插话,这时赶紧打圆场说“别,别。”那两个警察见状,知道再不改口事情就无法收场了,于是说,江老师别生气,别生气,你就坐你朋友的车回去,不过,你能不能到了家不要接电话?——当了政治警察,一不留神就不会说人话。头一句话刚让我消了点气,后一句话却让人更来气了。我回击他们说,你们这是什么话?我在家里接不接电话,你们管得着么?他们愣了愣神,没再说话。

本来是几分钟就能办妥的事,被官方足足耽误了大半个小时。外面的朋友刚刚目睹我从有形的高墙电网中只身走出来,却又立马见证我被无形的高墙电网所围困。他们有点等急、有点揪心了:他们知道里面有一场唇枪舌剑,听到了我在大声嚷嚷,但事情到底会如何了结呢?终于,我再次走了出来。我激动地和朋友们高声互致问候,然后美滋滋地登上了朋友们的车。在车上,我难抑心中的冲动,详述了三天来与当局的三次交锋——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 我的那种动情、如实而又略带调侃、幽默的叙说,在朋友们中间激扬起阵阵会心、释怀和开怀的笑声;而那别具韵味的朗朗笑声, 又活泼泼地洒向因萨斯而显得空寂、萧瑟的马路,也洒向紧紧尾随我们的警车。

 

 

2004年10月16日
 

 

文    选

 

 

 

 

 

 

在中国,大家盼望有更多的为民请命、为民除害、为民造福和为民作主的人出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的真正希望还不在于多几个为民请命的人,而在于逐步做到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请命的权利;不在于多几个为民除害的人,而在于每个人都能得到制度和法律的保障,都能有效地行使自己除害的权利 ;不在于多几个为民造福的人,而在于逐步建立每个人都能追求幸福、实现幸福的机制;不在于多几个为民作主的人,而在于每个人都能作自己的主,不要轻易让别人给作了主。

 

 

 

 

 

 

 

在中国大陆境内,我大概是最自由的 人之一。我跟朋友说,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我就是属于先自由起来的那一小部分人。起码思想自由,我自己在努力实行,言论自由我自己在努力争取。我认为,自由起来不是让不让的问题。你不让,我也要自由起来。当然,享有这些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

 

 

 

 

 

重要的是奠定民主社会的基石

——六四5周年感言

   

                       

这几年来,每当我拿起新的日历,我的目光总会不由自主地投向六四这个让人刻骨铭心的日子。5年前的那个夜晚,在中国北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事件。这个事件,官方称之为“六四平暴”,人民则称之为“六四屠城”。

称其为“屠城”者忘不了六四。他们忘不了死难者喋血长街的惨烈,忘不了淹正义和人权于血泊中之的凶残,忘不了对大屠杀的肇凶进行严正的道义审判。称其为“平暴”者同样忘不了六四。因为,那是一个他们丧尽天良滥杀无辜的日子,那是一个他们造孽中华对抗人类的日子,那也是一个他们怎么躲也躲不了的日子——按他们的逻辑,他们本来也没有任何理由要象躲债避疫似地逃闪六四:既然六四是平息暴乱、诛杀歹徒,在万般危亡之际挽共和国于既倒,则它理应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是每年都应用来庆功祝捷、缅怀牺牲的共和国卫士的日子。要我说,就是将六四设为法定节日,于情于理也均不为过。

然而这5年来,当局总象是生活在巨大的历史阴影之中,总象是做了亏心事似的,怕六四,躲六四:每年从清明开始就自己吓自己,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直至6月底,才能稍稍松口气。年复一年,何堪重负?我揣摩当局的心态,是巴不得每年的日历从出厂时就没有六四这一页!

还用说甚么呢?

昭昭天理,清清良知,皓皓民意,煌煌历史,已将六四定评!从这个意义上说,六四已经不存在平反不平反的问题了。而且,我们也应该成熟到能超越将平反六四作为主要诉求的阶段了。

记得去年秋天,听到邓小平又有六四不得平反的上谕时,我只是淡淡一笑。我既知道上头不会有平反之意(真要由当局出面平反六四,那就意味着旧制度快要结束了),也知道已经逐渐成熟起来的人民并不稀罕这种平反。时代的发展已经使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今日之域中,维持冤狱的强权者所背的精神负担,已经超过了蒙冤者所背的负担。

遥想57年和60年代至70年代,那时的权势者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心安理得地整肃异己、草菅人命,不躲、不闪、不避、不惧。那时的所谓“右派”和“牛鬼蛇神”则唯有期盼当局去解其于倒悬。对他们来说,“不得平反”或“不得解放”的一纸批文,不啻是晴天霹雳,将置其于万劫不复的悲怆境地。比之于我今天的淡然一笑,实有天壤之别,隔世之感。这说明不仅是社会心态,而且是整个社会的道义力量,都已向民众方面倾斜,强权者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为所欲为了。

人类已经跨入了20世纪90年代,我象我的许多朋友一样,不仅不再是精神上卑躬屈膝的奴隶,而且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作为一个公民,重要的不是去向权势者呼吁平反或讨还公道,而是反求诸已,唤起公民意识,争取基本人权,培育民间社会,以民权之壮大来抗衡和制约强权,并最终化强权政治为民主政治。

说到这里,有必要提到《和平宪章》的基本路子。《和平宪章》之运作本身,是勇敢行使公民权的一次大胆尝试。但可惜的是,它主要立足于呼吁权势者采取主动,顺应民意,以达成朝野和解。《和平宪章》认定:中共及其政府是唯一能主导大陆和平地完成从一元化专制政治转变到多元化民主政治的社会力量。在此,我不得不坦诚直言,我不赞成《和平宪章》的基本路子,也不同意它的上述认定。

我想起91年8月下旬在一位朋友家里,大家谈起苏联八·一九事变后中共当局会如何对待改革时,我曾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在经济领域,中共迫于维持和延长统治的需要,会把改革进行下去;而在政治领域,由于东欧巨变和苏联八·一九政变的失败昭示了共产党政治改革带来的“恶果”,因此从今以后,中共再也不会进行任何动真格的政治改革(临近“巨变”时,他会在政治上节节退却,那就另当别论了)。

近3年来的时局变化,证明我当时的看法是正确的。我至今认为:中共及其政府恰恰与某些人所愿望的相反,它们是反对政治制度和平演变的主要社会力量。我真不明白,有什么根据可以把中共认定为主导政治民主化变革的主要社会力量,而且是“唯一”的力量呢?说中共被迫开启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而客观上为民间社会的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并为以后政治制度的转型创造了某些必要的前提,那倒不无道理,但这与“主导大陆政治制度的和平变革”相去甚远。

平心而论,市场经济对于唤起公民意识,促成从“臣民”向“公民”的转变,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市场经济是一所大学校。资本也并非每个毛孔都流淌着肮脏的东西。这几年间,我们都能感受到百姓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都有相当程度的增强。唯其如此,我对许多投笔从商的知识分子表示理解,并怀有敬意。

然而,市场经济又不是万能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更是如此。以为单靠经济变革就能水到渠成地全面改善人权状况,自动地生长出人格健全的自由公民,乃至出现成熟的民间社会,这是夸大了经济变革的正面作用,并必然导致自我取消在政治、文化领域中必不可少的艰苦的基础性工作。

观念的误导,再加上中共当局政治上的控制,使得自下而上地争取公民基本权利的斗争在中国大地上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这样的斗争得不到开展,或者大大滞后于经济变革的推进,就无法造就新一代的自由公民,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政治。造就自由的、人格健全的一代公民,乃是建立民主社会的基石。而这正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和当务之急。

作为第一步,我认为捷克“七七宪章”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汲取的。即:唤醒久被压抑的公民意识,树立符合人类理性的道德准则,从诉诸良心,拒绝谎言,敢说真话做起,逐步挣脱精神枷锁,恢复被扭曲了的人格和心灵。从人权角度来说,首先是争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一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让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在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下,这样做当然是要冒风险的。因为在当局看来这是犯了言禁,而犯了禁就要施以惩罚。当前仍在大陆坚持抗争的许良英先生、于浩成先生以及丁子霖、蒋培坤两位教授这几年来的遭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付出了代价,但他们面对强权不躲、不闪、不避、不惧。他们默默地做的,正是为未来民主社会奠基的平凡事业。我想,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这样做,中国的民主化就会大有希望。

国内有些“民主”人士,热衷于闯红灯,拉队伍,树旗帜,有意无意地搞山头。在我看来这是离民主远了而不是近了。还有一些人学共产党的样搞什么社会各阶级分析,意欲通过鼓动工农造反来“改天换地”,这就更不可取了。

由此使我想到,为了完成奠定民主社会基石的历史任务,中国民主进步人士自身的素质亟待正视和提高。除了思想修养、意志锤炼和思维模式等方面的改善之外,有一个极重要的因素需要特别重视,这就是民运人士的人格力量。这几年就我的所见所闻,使我不得不这样想:中国民主化的进展是否顺当,与民运人士的人格力量关系很大。“七七宪章”发言人哈维尔、巴多卡、哈杰克等人的伟大人格力量和道德勇气值得我们钦佩与师法。我几乎认识国内所有著名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其中不乏智勇真诚者),我衷心希望在他们中间,作秀心、名利欲、门阀观、山头瘾、救世感淡些,再淡些;这样,为民主社会奠基的事业也许就会做得好些,更好些。

 

 

1994年3月4日

 

 

(此文载于香港《九十年代》1994年6月号)

 

 

 

 

                                                                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

     ——自由亚洲电台谷季柔女士采访

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江棋生

 

 

1997年4月28日,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节目播出了该台对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江棋生先生的采访。

谷季柔:中国著名的持不同政见人士江棋生,曾因担任天安门运动学生对话代表团的常委而遭到监禁。出狱以后经常发表宣扬民主理念的文章。1995年,他又响应持不同政见的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的号召,参加了宽容呼吁书的签名,要求政府实行民主改革。江棋生在北京通过越洋电话接受了我的采访,畅谈他对社会、国家的使命感,以及他丰富的生活阅历,而且他待一会儿还要给大家高歌一曲,希望大家不要错过。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听。

谷季柔:江棋生您好!欢迎您来到《不同的声音》节目。不久前,就是美国副总统戈尔还有议长金里奇访问中国期间,中国的警方对您加强了监视,而且有一阵子还把您带走了。是不是请您谈谈这是怎么回事呢?

江棋生:在戈尔访华期间,他们派人对我监视和跟踪,在戈尔访华的最后一天,他们把我带到当地派出所,从下午3点呆到晚上10点半,估摸着戈尔睡下了,他们把我送回家中。而金里奇议长率代表团即将到达北京的前夕,他们把我带离北京,到了河北易县。

谷:他们有什么理由把您带走呢?

江:理由当然是很好听的啦,“咱们是打过多次交道的了,也算是朋友啦,春暧花开,咱们找个地方轻松轻松,放松放松,去旅游一下。”

谷:去旅游一下?他们真的带您去旅游了吗?

江:这倒不假。由他们陪同,他们出车、出人,联系好宾馆,管吃管住,一共三天,在河北易县清西陵,清朝的西陵。在那里他们找了一家宾馆,一直到金里奇代表团飞到上海以后,3月30日,他们从河北开车把我送回北京,呆了整整三天吧。

谷:您觉得他们带您去玩是他们主要的目的吗?

江:哈哈哈!玩是玩,但主要目的当然是不让我和金里奇代表团的任何成员有当面交谈的机会吧。

谷:这次他们去了几个人呢?

江:四个人。

谷:四个人接待您一个人玩?

江:对。不过,应该说句实话,他们这些陪同人员还是注意礼貌待人的。

谷:那您有没有同他们谈谈您的感想、您的想法呢?

江:有时候我谈,我说我对你们上头作出决策的人,采取这样一种隔离我的措施,我觉得是不符合法律的。但是对你们这些在第一线执行陪同任务的人,我能表示理解,因为你们是吃这碗饭的。三天之内,我们天南海北谈了也不少。

谷:当您对他们说:您也知道,他们陪您去玩的目的是为了与外宾隔离,他们有什么反应呢?
江:他们不能明确地认可,但是也没有办法反驳。

谷:这种情况以前有没有发生过?

江:这样的情况我是头一次。以往的话,就是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克林顿夫人在北京的时候,他们往往把我弄到派出所隔离起来。

谷:那么这次您知道还有哪些人被警方带走了呢?

江:我听说在戈尔访华期间,包遵信、周舵他们也被带到一个风景区小住了几天。

谷:如果在金里奇访华期间您没有被带走的话,您本来打算采取一些什么样的行动呢?
江:我自己不会有太多行动的。但假如金里奇代表团他们打电话到我家里,希望到我家里来看看,我是会表示非常欢迎的;或者他们要我到他们下榻的宾馆聊一聊,我也是会去的。我想这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嘛!至于执政当局这么害怕不同的声音,我觉得很纳闷,你只让人家接触官方的一家之言,岂不是偏听则暗?你也让人家听听民间的不同声音么,这没有什么坏处。

谷:当局是否认为把你们同外宾隔离,外宾就没有办法了解你们的想法了呢?

江:我想主要还不是这一条,主要是这个政府它很要面子。假如一个外国的官方代表团,或者在他们眼里是官方代表团(在我看来议会代表团并不是官方代表团)居然见到了民间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件事情本身官方心理上会觉得过不去,觉得太丢面子似的。主要是这种心态在作祟。

谷:在您被带走期间,我曾经同您夫人章虹女士通过电话,她好象以前也经历过您被带走的情况,她好象蛮镇静的啊!

江:对对对!见怪不怪了,家里警察敲门是常事。我常常开玩笑地对朋友说,象我这种人应该算是中国最自由的人,就是说平时我心里只有基本的法律管着,并没有什么单位管我,要管就是警方,但警察我并不怕,因为我没做违法的事。这是一个自由。第二个自由是思想上的,在中国大陆境内,我大概是最自由的人之一。我跟朋友说,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我就是属于先自由起来的那一小部分人。起码思想自由,我自己在努力实行,言论自由我自己在努力争取。我认为,自由起来不是让不让的问题。你不让,我也要自由起来。当然,享有这些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警察经常上门,而且在楼下也看护得特别认真。不过这么一来,又弄得我们楼的住户挺感谢我。为什么呢?由于警察经常光顾我住的楼,我们楼自行车基本上没有被偷的,我住的19楼没有一家被溜门撬锁的,所以楼里好多居民都挺感谢我。有人还对我说,你的规格真不低,就是说这里保安措施还是挺强的。

谷: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得到的待遇吧?

江:是的,是这样。我估计在5月15日到6月15日之间,在我家的周围转悠的警察又少不了,另外,我出门他们还得跟着。

谷:这些年来您发表了很多民主方面的主张,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经历和想法。

江:我8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学位,那么我介入了当时的学潮和民运。众所周知,这样一场运动被当局开枪镇压了;镇压以后,我也被投入了秦城监狱。在学潮期间我是学生对话代表团的成员,但我这个人思想上的觉悟是很晚的。说句实话,我一直到6月3号的下午,都没想到这个政府会向人民开枪。6月4日的早晨,我才确切证实他们开枪杀人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完全觉醒了。那么,作为一个觉醒了的人,你要再装糊涂那就很难很难了。从那以后,我就弄通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已经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世界已经这样大的改变面貌了,而我们中国却为什么还发生那样一些我以前根本意想不到的事。后来我把自己的思考通过文章的方式陆续表达了出来。而你敢于表达就是触犯了禁区,触犯禁区他们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我就得到了被法外监控的待遇。这么多年来,我一方面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和写作,另外也做了一些别的事情。比如说我比较关心六四死难者家属,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的良心驱使我做的。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人民大学丁老师、蒋老师就是跟我一个系的,我和他们是很好的朋友(谷:丁子霖女士前些时候接受过《不同的声音》的采访,她诉说过她的这段经历,听众中有很多回响)。另外,我出于关心,也帮助过一些政治犯的家属,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还不定期地给在狱中的胡石根先生寄书。除了以上三件事之外,我当然还得谋生,自力更生。

谷: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您和许良英等人发表宽容呼吁书的情形?
江:联合国将1995年定为国际宽容年,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在的中国大陆,整体上宽容都很缺乏,尤其体现在官场,他们根本不知道宽容是什么东西。作为许先生来说,他曾多年研究自然科学史,近十多年来又认真研究了现代人权与民主理论,他在西安朋友的提议下,很认真地起草了那份宽容呼吁书。我和许先生也是好朋友,是忘年之交啦。至今我仍然认为宽容呼吁书是写得好的,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宽容呼吁书发表后,官方没有任何正面的积极的反应,既没有答复许先生,也没有答复我们签字的人,反而却把其中一些签字的人,象王丹,刘念春啊,投入监狱。王丹和刘念春,尤其是念春,现在身体状况很差,令人担忧。我觉得官方的做法很差劲、很不理智。我自己在宽容呼吁书上签字是对良知服从,我觉得自己应该这么做。
谷:总共有多少人签名呢?

江:应该是45人。

谷:那么您这些年来对政治犯的家属非常关切,请您谈一谈政治犯的家属他们的生活情况。

江:政治犯的家属一般就是母亲或者妻子,由于她们的子女或丈夫被送进了监狱,作为一个家庭,经济收入起码差了一半。很多政治犯家属都是一个母亲、一个子女这样艰辛地度日,有的还要抚养老人,另外还要往监狱里送书、送钱。花钱不见少,但是收入则明显减少,那么他们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谷:政府对他们是否有政治性干扰呢?

江:据我了解,如果家属不吭声一般不会去干扰;但是如果家属觉得正当权利受到了侵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以后,那么政府往往就会去干扰。

谷:但是,中国官方最近一再强调中国没有政治犯呢!

江:他们把那些持有与政府不同的政治见解的人和争取自己政治权利的人说成是触犯了刑律的人,那么,在他们眼里,这些人就成了刑事犯。但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的刑事犯就是政治犯,因为,这些政治犯在民主国家做了同样的事情,根本就不会成罪犯;他们所做的,根本是一个公民完全可以做的事嘛。

谷:那么中国最近修改了刑法,取消了反革命罪,改成危害国家安全罪,你认为这是不是表示中国的政治环境有松动的可能性呢?

江:完全不是。在刑法中特别有那么一两条我认真看了一下。我觉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第104条[1]之后又搞了第105条[2]。在我看来,第104条第一款完全包容了第105条第一款,因为“颠覆”就是“暴力推倒”的意思,“推翻”当然也离不开暴力。这样,第105条第一款就是多余的。而它的第二款稍作改动后,可以相应成为第104条的第三款,于是整个第105条就是多余的。而现在把它搞出来,只能理解为是通过篡改“颠覆”、“推翻”的本意而拿来针对人民的非暴力言论和行为的。所以我觉得,立这一条是专门用来惩处通过言论、文章、文字表达不同政见的人,给他们加上罪名。果不其然,在魏京生、王丹身上就提前反映出来了。他俩都是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据我看来,他们根本不危害国家安全,第104条套不上。但是,他们都被加上了危害国家安全罪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而非暴力能颠覆什么政府?颠覆就是用暴力推倒,哪有用嘴巴能推倒的呢?所以第105条就是用来迫害批评政府的人和主张和平变革社会制度的人,用来剥夺老百姓用和平方式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所以说,修订刑法并不表示中国的政治环境有松动,倒是迫害人做得更巧妙了。

谷:那么在这种高压控制之下,象您作为一位持不同政见人士在生活上受到这么大压力,那您为什么还继续选择走这条道路呢?

江:我想人总应该有信仰吧,我想一个人如果有信仰、有理想的话,他的人生价值就体现出来了。人当然要温饱,但光是温饱的话那跟动物的区别就很小了。人还要求一个人的尊严,人还要求精神自由。那么我想,我作为一个人的话,如果为了精神自由付出一些代价,我觉得值,要不我就不太象人;不太象人的话,多活10年也意思不大。我记得刘宾雁先生曾说过一句话:“乌鸦老吃死尸肉,乌鸦你活个60年;老鹰却吃鲜活的,它假如活个30年,还是老鹰活得有意思嘛。”我的意思是,人,还是要为自己认准了价值观活着,最起码要做自己的主人嘛。现在都快21世纪了,这里还紧着宣传什么大救星啊,救世主啊,缺了谁地球就不转了?现在还在宣传这套过时的东西,我觉得是很为对劲,很不可取的。我觉得自己第一关心的是要活得象个人。每个老百姓都能活得象个人,中国才有希望。我常常觉得可惜的是,当我和普通老百姓聊天时,他们中间不少人总说自己是草民,总感到无能为力。其实他们可以往前走一小步,从草民往公民方向走一小步。他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相信,什么时候草民不草了,草民变公民(不是暴民,也不是主人)了,中国就有戏了[3]。

谷:听说六四以后您被关押了一段时期,能否请您谈谈在监狱里的情况?

江:1989年9月9日,我被投入了秦城监狱。说起来也怪,平生第一次站在高墙电网之内,心中却并不恐惧,反倒是有些莫名的激动和好奇,心想小说和电影里的东西,这回果真摊到我头上来了!由于每个大学都有人被抓到秦城,我们在一起便又开始了新一轮思考和探讨,有时候还争得面红耳赤。当然收获不小——秦城可以说是一个大学校吧,我们算了一下,我们是秦城第八期学员,第一期就是胡风。到了1989年12月上旬,我们发明了一个敲打暖气管传递消息的办法,因为我们都懂英语,英语字母是可以用数字表示出来的,敲出了字母就有单词,有了单词就有句子,于是就跟发电报一样,敲半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基本上各个号的情况都能彼此及时通报,广泛地沟通。

谷:谈些什么话题呢?

江:什么话都能谈,武警和管教他们听不懂,也拿我们没办法。总的来说,我在狱中心态比较平稳,主要是读书与思考。当失去自由的痛苦和思念亲人的痛苦出现时,我要自己去想六四死难者,去想那些可能会判重刑的人,提醒自己不为自己的处境瞎操心。1991年2月,我在临出秦城时,在牢房里的卫生间门上深深地刻了两句话:小住秦城暂作客,不妨随处一开颜。的确,我和难友们几乎每天晚上都是要唱歌的。

谷:在秦城呆了一年半,并没有达到改造您的目的啊!

江:不可能,不可能。因为思想这个东西通过监狱恐怕根本不解决问题,思想的问题还是要通过交锋、通过说理才能解决。

谷:那您为了理想、为了目标牺牲了个人的物质生活,忍受牢狱之苦。

江:不完全是这样,我也是很会生活的。

谷:能不能谈谈您的生活?
江:我觉得追求政治权利、追求其他人权,和享有一些经济和社会权利,这是不矛盾的。虽然我的生活恐怕还到不了小康,但没有任何人看到我是愁眉苦脸的,都说我活得比较潇洒,而这不是装出来的,我内心就是这样想的:我持不同政见乃是我自己认的,内心挺踏实,没有必要不开朗。所以在生活方面我并不感到苦。

谷:您选择了这条人生道路,虽然很艰苦,但是您能从中找到快乐。

江:我觉得我不悲伤。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的确真有一些人能够真正了解人权理念,能够率先作自己的主了。回到我刚才的话,我大概是最能够自主支配自己生活的人之一了。我不用说违心话,我不用担心人家给我穿小鞋,我不用去讨好上司,不用去行贿,不用去送回扣,不用去应酬,不用去累在那些不应该累的地方。我这是最大的解脱。我当然是冒着高风险,因为我搞这个事业,警察经常上门,但是久而久之也就那么回事,我也以平常心对待他们。我在北京生活是比较丰富的,舞跳得还可以,乒乓球也打得不错,还游泳、下棋、旅游。

谷:您在压力之下还能保持这样乐观的态度真是不容易。

江:毕竟社会不同了!我想社会的这点进步也是通过老百姓一点一滴的努力造成的,也包括我的一点努力。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都比较大胆了,很多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的普通老百姓就当着警察的面讥讽他们,说他们警力不够,还到我家来干吗?吃饱撑的。说得警察脸上红一块、白一块。胆子不是大起来了吗?以前谁敢啊?

谷:这些年来老百姓有很大的变化,您认为政府方面有多少进步呢?

江:从官方的政治理念来说,没有什么进步;在某些做法上,有让步。但中国社会还是在进步,因为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扩大交往以后,国外的东西通过电台、通过媒体和其他途径进来,我想中国人民也会比较,一比较就容易清楚问题出在哪儿,于是就出现我认为的“中国社会的自我解放”。[4]

谷:您认为,民间的这些进步会不会逐渐起到作用促成整个政治制度的改革呢?

江:会。民间的这种作用就象浪拍堤岸似的,看着一下两下不管用,但是民心所向总会管用。要是人权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人的权利意识越来越被唤起的话,最后肯定会汇总到使掌权的人也会动摇和别无选择。我想这一天是会来到的,只是我们的明天不能靠等,要主动推进。

谷:您希望在中国能看到什么样的前景呢?

江:那当然是民主自由啊,这是没得说的,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么。具体说就是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文化多元化、军队国家化。因为政治民主化以后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保护每一个普通公民的人权,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包括他们所说的生存权、发展权。这是要保护的。第二,民主化以后,国家权力的运作得到有力的监督,老百姓会说话,你干得不好,我不要你了。那个时候老百姓才谈得上有真正的监督权,社会才能相对说来比较公正,比较清廉。经济自由化,文化多样化,军队国家化,社会才能真正繁荣稳定,得到有序的发展。

谷:邓小平去世以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地位就更加巩固了,那么在民主政治发展方面您对江泽民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江:我只想奉劝他,他应该明了现在的世界民主潮流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

谷:那您认为共产党里头的改革势力有多大影响呢?

江:虽然现在主要掌握政权的人不搞政治改革,但这不等于这支队伍里头人权理念和民主倾向不在增长。在共产党里头也有不少有识之士,也有不少人才,他们也明了人心所向和现在世界的民主潮流。所以我认为他们会逐步有所作为,我对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是看好的。

谷:您刚才说喜欢唱歌。

江:我唱一个“涛声依旧”吧。

 

 

1997年6月8日整理

 

注释:

[1]《刑法》第104条:

组织、策划、实施武装叛乱或者武装暴乱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策动、胁迫、勾引、收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武装部队人员、人民警察、民兵进行武装叛乱或者武装暴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2]《刑法》第105条:

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者,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3] 1995年11月26日,江棋生先生就魏京生被逮捕一事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的越洋电话采访,在对魏京生先生的追求和人格作出评价的同时,曾经说了以下一段话:

在中国,大家盼望有更多的为民请命、为民除害、为民造福和为民作主的人出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的真正希望还不在于多几个为民请命的人,而在于逐步做到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请命的权利;不在于多几个为民除害的人,而在于每个人都能得到制度和法律的保障,都能有效地行使自己除害的权利 ;不在于多几个为民造福的人,而在于逐步建立每个人都能追求幸福、实现幸福的机制;不在于多几个为民作主的人,而在于每个人都能作自己的主,不要轻易让别人给作了主。

 

[4]“中国社会正在自我解放”是江棋生先生于1995年9月写给美国方冠青纪念基金会的信的标题,信的全文于同年在美国《北京之春》杂志公开发表。
 

 

(此文载于《北京之春》1997年8月号)

 

 

 

 

 

      

       中国需要更深刻的思想解放

 

江棋生         苏畅

 

 

1998年5月下旬,自由撰稿人苏畅先生在北京就思想解放问题采访了持不同政见人士江棋生。

 

一、“凡是邓核心定的,我们就永不翻案?”

 

苏:今年是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也是三中全会20周年。可以这么说,如果当时没有耀邦先生所起的特殊的作用,也就没有三中全会以后一度较为良好的政治形势。您是怎样评价胡耀邦先生的这一历史功绩的?

江:胡耀邦在许多国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象我这样参与了八九民运的人的心目中,是一个既令人敬重又让人感到亲切的悲壮的历史人物。谁都不会忘记,9年前的4月15日,正是胡耀邦的猝逝引发了伟大的八九民运。我们知道,胡耀邦是被老人权贵借86年底、87年初的学潮非正常地搞下台的。而他的下台,使我们完全弄清了胡耀邦的不少“是是非非”。在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推倒“两个凡是”的重大历史事件中,他起了几乎不可替代的、很了不起的作用;在平反冤假错案、抵制“清污运动”中,他又起了关键的作用;他还大力倡导了一些符合人道、合乎人性的新思想、新理念,对造成一个相对宽松、活跃的政治局面,应该说在共产党内,他起的作用最大。

苏:可不可以说,他在特殊的环境中所作出的这一系列贡献,是共产党历史上罕见的,尤其是49年至今的中共体制内,几乎没有人所能、所敢于做到的?
江:可以这么说。而胡耀邦之所以能这样,原因就在于他的真正的思想解放。应当说,比起毛泽东那一套,邓小平是够思想解放的了,但与胡耀邦相比,邓小平望尘莫及。我所了解的,最能说明胡耀邦思想解放境界的是下面一件事。胡耀邦在总书记任上,有一次出访英国,在与英国领导人会谈时,曾以坦诚、豁达的心态谈及多党制问题。大意是,多党制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如果共产党真正能够得到人民拥护,搞了多党制,你不也还在台上吗?假如人民不选你,你就真该好好地想一想么!在我看来,当时不论是中共领导人还是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能够象他那样有如此坦荡、明智的认识的,极为罕见。唯其如此,才充分体现了他人格伟大的一面。共产党垄断执政的特权是共产党自己封的,能不能扔掉这个特权、人民可不可以定期以自由公正的投票方式重新授权?胡耀邦处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名义上是第一把手的位置上,能够思索、审视这样的“命根子”问题,十分难能可贵。这是试图从根本上突破历史局限性的一种思想解放。在这样的思想解放面前,官方宣传的几次思想解放,虽然仍具意义,但不能不黯然失色。

苏:胡耀邦如果没有这么巨大的理论勇气,也就不可能为推倒当时的“两个凡是”冲锋陷阵。问题是,今天我们在回顾他的历史贡献的时候,是否清醒地意识到仍然存在有形无形的“凡是论”的羁绊,在阻挠甚至危害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

江:20年前推倒了当时的“两个凡是”,今天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批判地审视前人留下的历史遗产,是把目光投向中国大地上的新的“凡是”,实现新的思想解放。别的不说,胡耀邦被整下台这一历史冤案,是邓小平定的,现在我们敢不敢翻?是不是“凡是邓核心定的,我们就不能动”?动就是砍旗丢刀子?赵紫阳下台是个大冤案,六四是个大惨案,也是邓小平定的,我们能不能翻?是不是“凡是邓核心定的,我们就永不翻案”、“今后也不会改变”?总体上说来,邓小平的改革路子使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正义的代价,现在还能依然不作反省,按他的既定方针办吗?如果一边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一边又照搞新的“凡是”,是不是很象演戏呢?

 

二、“给新的千年缔造一个希望的平台”

 

苏:我记得您在今年1月份的《江棋生访谈录》中高度评价了赵紫阳先生的磊落风骨,能不能请您从思想解放的角度再谈谈赵紫阳先生?

江:最近我听说,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提到了一件重要的史实,这就是,89年5月15日,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戈氏时,主动谈到了多党制问题。他说,如果一党制解决不了腐败问题,那就不得不要考虑多党制了。赵紫阳同胡耀邦一样,以真正的思想解放去冲击邓小平划定的禁区,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中国现在的腐败,就是一党专制下的制度性、结构性腐败,而多党制正是一剂防腐、治腐的良方。

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难得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物。如果胡、赵这样的民主改革家继续留在执政的位置上,中国社会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前景要比现在明朗和肯定得多。不幸的是,这两位政治家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离我们最近的两大历史冤案的主角。胡耀邦含冤去世,我想他是不会瞑目的。赵紫阳现在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正义立场,令人敬佩。说到这里,我要提到现代中国思想解放的一位先驱——北大的马寅初先生。思想解放,就是思想自由、追求真理。马老为了坚持真理,将个人利害得失、荣辱是非置之度外。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他所提出的“新人口论”——他独立思考得出来的科学见解,受到了社会、官方尤其是毛泽东的毁灭性“批判”,但马寅初依然不改初衷,不畏权势,不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最高当局保持一致。马老在我心中,留下了十分崇高的道义形象。

苏:马寅初先生百年高寿,亲眼看见了自己的科学论断,在一个没有民主、休谈人权的专制社会中,不幸兑现为严酷的现实。当然,马先生也“等”到了自己被彻底“平反”的那一天。但是,思想箝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要用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得以缓解啊!

江:想到思想禁锢、思想箝制给中华民族所造成的灾难和后患,我们心头就会是沉甸甸的。国人思想解放的历程极为艰难,但我们还是要不避风险、向前推进。因为思想解放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实在关系重大。我认为,今天的中华民族需要更深刻的思想解放,这样才能激发出制度创新、文明再造的大智慧,争取从根本上杜绝历史悲剧的重演,给追求现代化的百年铸下一个光辉的句点,给新的千年缔造一个希望的平台。

 

 

 三、“摸着公正这块石头过河”

 

苏:按照以前所预设的发展目标,2000年达于小康已近在眼前。您对这个目标的实现如何看?在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与经济体制改革很不同步的情况下,您怎样认识并估计中国经济变革的历史、现状和面临的难题?

江:官方定的小康目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至1000美元,以13亿人口计,也就是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400亿美元至13000亿美元。对这样的目标,我是乐见其成。不过我有三点看法。一是“干部出数字”,官方黑箱操作,水分必定会占相当比例。二是应该改用人均国民收入指标,便于老百姓进行检验:自己是达标了还是未达标。三是应该透过人均看到触目惊心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事实表明,在一部分人巨富和暴富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和工人所面临的,已经不是奔小康的问题,而是愁肚子的问题了。

近20年来在邓小平主控下的经济改革进程,由于突破了单一公有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引进市场调节到抛弃计划经济,使中国社会的经济活动空间大为扩展,经济自由得到较大增长,从而激励和释放出颇为巨大的经济活力,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财富的涌流,除少部分一直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之外,社会各阶层都相应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实惠。然而,如果仅仅说到这儿,还不能算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因为这样的描述既可以对应以平民利益为本位的改革,也可以对应以权贵利益为本位的改革。接下去我要说的是,发生在中国的这场坚持政治专制前提下的经济改革,正是一场以权贵利益为本位的内在病态的改革。

人们不难发现,这场改革进程,既是民众经济权利得到伸张和有限实现的过程,更是权力继续捉弄权利的过程;既是市场对资源进行较为有效配置的过程,更是权力扭曲市场继续捉弄资源的过程;既是蛋糕不断做大的过程,更是蛋糕被不公正地切分的过程。事到如今,我们看到:在经过这场改革调整后的利益格局中,最大受益者和利益最有保障者是有权、有势、有背景的人,比较而言受益最少、利益又最缺乏保障者是工人和农民。这些年来,老百姓从衷心拥护到吃肉骂娘到怨声载道,并不是忘恩负义,把雪亮的眼睛闭起来了,而是越来越咂出真味、心知肚明了。对我来说,9年前的八九民运中,我认为社会不公是改革出了偏差所导致,现在我却直觉得不公正贯穿于这场改革的起点、过程和结果;9年前,我认为腐败是改革的伴生物,现在我却直觉得它是这场改革的底色之一了!

内在病态的改革不仅没有完全解决生存危机,而且造成了中国社会的道德危机,并正在催生可怕的暴力清算危机。令人心寒、让人愤慨的种种社会不公,已经造成了民众普遍的心理失衡。民怨沸腾,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之一。

苏:朱鎔基先生在当选总理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坦率地并不讳言“民怨沸腾”这一现实。

江:在这一点上,朱鎔基先生是有勇气的。民怨沸腾,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查了一下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编、商务印书馆出的《现代汉语词典》,在第790页上,对“民怨”的释义是:“人民群众对反动统治者的怨恨”。这样一来,民怨沸腾就是“人民群众对反动统治者的怨恨已经沸腾了!”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全民族为之警醒,不值得体制内外的有识之士、健康力量深刻反思、拿出应对之策么?在这样的实践检验面前,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还能再“凡是”下去,“一百年不动摇”么?再这么下去,就很可能从民怨沸腾走向官逼民反、走向暴力清算。为了避免这一选择,就必须实行以民众权益为本位的改革,就必须除去权力捉弄权利、权力捉弄资源的内在病态,换句话说,就必须实行尊重基本人权、高扬社会公正的政治民主化变革。

苏:离开公正这个基石,河是过不去的。

江:对。不摸着公正这块石头,不仅市场经济的彼岸可望而不可及,就连现在转型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也都是靠不住的。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出发,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批判和扬弃邓小平的既定方针,是高扬社会公正的旗帜,高扬政治民主化的旗帜,高扬全面改革的旗帜。

 

 

          四、“任何理论都没有免检的特权”

 

苏:现在,我们面临三重压力。一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社会公正危机。二是尚未解决的传统工业化过渡问题。三是全球一体化的知识经济浪潮已经扑面而来,由不得你的落后而耐心地等着你。

江:一个民族的落后,责任主要在自身。有所迷误是难免的,一误再误是可怕的。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创新,是知识经济的内核,而思想自由、思想解放又是创新的前提。发果说发达国家从工业经济走向知识经济主要体现在学术创新、技术创新和实现产业升级上,则中国对知识经济挑战的回应理应首先落实在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上。在我看来,避开“制度正国”,只搞“科教兴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中国又将被远远抛在后面。

苏:在中国,思想解放碰到独尊马列这个“基本原则”,其步履艰难就可想而知了。

江:独尊马列与思想自由、思想解放肯定是内在冲突的。思想自由讲的是平权,独尊马列尊的是特权。别的不说,在北大这么一所比较而言思想最为解放的学校,由于独尊马列,近50年来只出了一位真正的思想家——马寅初。49年之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一度成了独尊马列、围攻马老的北大。现在当然不再围攻什么人了,但独尊马列、反自由化还是要干的。我认为,马列当中不是没有真理,但明摆着,非马列中间真理多得多。以平常心观之,马列本来就是一家之言,百家之中一家。这百家,哪一家都没有免于实践检验的特权。不仅任何自然科学理论,如牛顿、爱因斯坦、霍金的理论,需要经受观察和实验的检验,任何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理论也都没有免检的特权。把马列摆在至尊的地位,是人类理性的重大迷误。独尊马列的国家,在事情搞糟了的时候,都说根本原因是背离了马列的正确轨道,从来不敢说马列有什么问题,尤其不敢说马列的基本原理有什么问题。但是事情明摆着,比起那些高举马列旗帜的,那些不高举马列,甚至坚决反对马列的国家,事情就是搞得更好——还用我去多说什么吗?

 

 

             五、“进一步天宽地阔”

 

 

苏:在思想解放这件事上,真是你曾经说过的:进一步天宽地阔。

江:的确是这样。下面我也想进一步解放思想,就三件事提出我的看法。

一、信息三通。这是指海峡两岸通广播、通电视、通报纸的直接“三通”。通广播,由于双方已经互不干扰,因而事实上已经实现。通电视,是指双方至少各有一个频道让对方老百姓自由收看。通报纸,是指双方至少各有一份报纸在对方报摊上公开出售。在技术操作上,这后两通可以说毫无困难,关键是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两岸谁更有勇气,谁就可以率先提出这个“信息三通”,使两岸同胞能更及时、有效地进行交流和沟通。

二、西藏问题。达赖喇嘛现在提出高度自治、藏人治藏,不谋求西藏独立。我认为没有理由不对他的主张进行回应,不邀请他来北京进行政治谈判。想当初,跟美国人从1955年开始就在华沙谈判;人家不承认你,你去找人家谈。现在达赖承认你,要找你谈,你却把人拒之门外。现在官方一面主张与伊拉克的萨达姆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一面又拒绝达赖喇嘛的谈判诉求,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三、克林顿也要思想解放。克林顿政府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与中国政府建立了战略性伙伴关系,这我并不反对。在我看来,上述关系决不是排他的,即克林顿政府同时可以寻求与中国民间的政治力量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而江泽民政府如果愿意,也可与美国共产党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我记得江泽民访美时,克林顿总统曾经思想很解放,当着江泽民的面说,在人权问题上,中国政府站在历史的错误方面。我觉得他说得很对。那么,克林顿先生能不能思想再解放一点,光明正大地与站在历史的正确方面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呢?这个月下旬,克林顿总统将来华访问,如果日程表上85%的安排都是官方活动的话,能不能安排15%的与不同政见者的会晤活动呢?比方说,与六四死难者家属丁子霖教授会面,与公开站出来对全世界说了心里话的鲍彤先生会面。这方面里根总统做得不错。他去前苏联访问时,曾经公开地与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正式会晤。克林顿总统如果走出这一步,这就既从事了“利益外交”,又坚持了“价值外交”,既搞了实用主义,也扬了理想主义。

苏:最近刚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也是9年来第一次出现这种与众不同的声音。武汉的一位“民运人士”秦永敏,竟建议政府对六四政治犯实行大赦,以便“良性互动、全民和解”。我觉得这种提法不仅不是思想解放,反而是十足的思想萎缩,而且萎缩到了是非颠倒的地步。

江:提出“大赦”,就是承认政府镇压是对的,而六四死难者、六四积极参与者是有罪的。作为“民运人士”,大赦论的提出者无疑丧失了基本的道义准则,颠倒了基本的价值判断。以所谓“高度的灵活性”和“斗争的策略性”来作辩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如此灵活,原则何在?如此策略,良知何在?

苏:最后,再请您简要地说几句话。

江:现在离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已经有段距离了。回过头去看,可以发现,有的人主要是借大讨论来达到打倒政敌、确立和巩固自己个人政治地位的目的。他们的思想解放,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可胡耀邦是动了真心的,后来他连一党专制这样的“命根子”都碰了,要抛弃特权,皈依平权。我相信,人们将会长久缅怀耀邦先生服从真理的坦荡精神,记住他超越既得利益羁绊的道德勇气。明年是耀邦逝世和六四惨案10周年,中华民族最好的纪念,是继承耀邦先生和六四英烈未竟的事业,实现更深刻的思想解放,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变革。

 

在这篇访谈录即将整理完毕的时候,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鲍彤先生大义凛然的声音。这种声音,正是9年来中国民间和国际社会就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所发出的正义之声、理性之声。鲍彤先生站出来驳斥谎言,坦陈心声,痛责罪人,这样的思想解放和无畏气慨令国人感奋!

记得去年秋天和冬天,我和朋友们登门看望过鲍彤先生。由于蓄意强加的政治迫害,他在秦城监狱坐了7年牢,之后又被软禁了1年,这明显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但是,炼狱之难也使鲍彤先生的献身精神和高尚人格放出了夺目的异彩。鲍先生是个学者型政治家,待人随和、诚恳。为时不长的见面,而且是初交,却几乎没有距离感。我真难以想象,这样难得的好人,竟愣被诬陷为“坏人”!

鲍先生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时,以沉重和负责的心情谈到9年前的一些缺失,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两件事。在9年前的那场震撼世界的历史风云中,我并不是一个天真幼稚的大学生,但是,至少在两件事上,我决不是先知先觉,并且是很不清醒、很犯迷糊的。一件事,就是根本没有想到共产党内会有那么一批权贵和贪官污吏,为了维护他们的私利,竟然调动几十万军队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并最终下令屠城,在众目睽睽之下,犯下了反人类的血腥罪行。直到89年6月3日下午,我和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的几名成员在长城饭店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我依然糊涂到对即将陡降的大屠杀的凶兆没有任何感知!如果我,如果还有更多更多的人,当初能多少洞悉一些那帮权贵惨无人道的本性,或许可以设法避免或减轻那场大惨剧、大悲剧,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热血青年和怀着正义感的普通市民倒在十里长街的血泊之中。第二件事,就是对以赵紫阳、张爱萍、鲍彤、阎明复、胡绩伟等为代表的共产党内愿意严守现代文明准则的力量严重缺乏了解和缺乏信任,以至于当5月19日晚听到赵紫阳先生几点声明而受到不小的震动后,依然没有激发起寻求沟通和合作的意愿,还是认定要保持运动的纯洁,不介入“权力斗争”。甚至当何维凌先生等人主动来到人民大学进行洽谈时,我也不为之所动。如果我,如果还有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大体意识到那已经是一场文明与野蛮之争,一场人性与兽性之搏,一场正义与非正义之战,那么,或许就有可能突破体制内外、平民与军人之间的“鸿沟”,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从而不仅从道义和精神上,也能从气势和物质上,压倒屠杀力量,制止屠杀暴行。

六三之夜罪恶的枪声夺走了成百上千中华儿女宝贵的生命,也使许许多多象我这样的人,对中国的事情有了一种悲凉的清醒和顿悟的洞彻,从而也有了9年来未曾间断的对人类主流文明的体认、对社会公正的呼唤和对基本人权的渴望。有良知的中国人,将以对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的矢志不渝的诉求和争取来告慰六四烈士的英灵。

 

1998年6月4日整理

 

 

(此文载于《北京之春》1998年7月号)

 

 

 

 

 

 

    

    

 

    在全美学自联2003年度自由精神奖

颁奖典礼上的答词

            

                          

 

全美学自联的朋友们:
   2003年5月17日,当我作为一名跨世纪的良心犯服完主刑步出监狱的时候,现代雍正爷们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将我马上拉到派出所去,宣布“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这个附加刑“依法”生效了。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大洋彼岸的你们,象所有此岸的朋友一样,在第一时间里,使我感受到了人间最真挚的情怀,听到了人间最感人的祝福。现在,你们又把珍贵的自由精神奖授予我——一个因为热爱自由和追求自由而失去自由的中国公民,我在这里谨向你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全部自由中间,为人所最为看重的自由之一,就是说真话的自由。凡是人,都想说真话,说了真话,才会有人味。我相信,这一条普世法则超越国情,超越人种,超越时空。我还相信,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从来没有并且以后也不会有人敢站出来说:中国人就不想说真话、就不想痛痛快快地说真话、就不想痛痛快快地说出全部的真话。而现在我敢说,在许多许多场合,对许多许多话题,中国人都在说真话;在北京的玉渊潭公园,在我的家乡常熟虞山脚下,……在所有那些老百姓确认不致以言招祸的地方,中国人都在痛痛快快地说真话。那么,我自己做了些什么呢?我只是尽量去公开说出全部的真话而已。最多再加上一条,由于我是个知识分子,因此就有责任把话说得较为中肯、较为贴切和较为到位。

我只是做了那么一点儿事。但我心里清楚,中国的执政当局还是不会放过我。1999年5月18日晚上10点来钟,我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电话采访时,又一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如果因为说真话而坐牢,我心甘情愿。一个半小时以后,警察蜂拥而至,把我抓走。在那之后,作为一名文字狱的受害者,我在高墙电网之中,跨过了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度过了1460个令人不能忘怀的日日夜夜。

然而,我所付出的代价和所经受的苦难,比起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比起至今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中的六四犯(所谓“暴徒”)

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比起在制度性不公正的黑暗下痛楚地活着或苟且地活着的弱势群体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又算得了什么呢?和他们相比,我受到了太多的关注。如果说,对我的这种关注确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全部的意义就在于:我的个案昭示了一个沉重的和让人无地自容的存在——在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中国人,竟然还会被以言治罪!出于天性说了真话,竟然还要被当作勇士和英雄来颂扬!

其实,我不过就是一个想说真话并且常常憋不住要把真话说出来的普普通通的人。我不仅不崇高,而且还有点自私。我总觉得人生苦短,真话不敢说就一命呜呼的话,亏得慌。另外我还觉得,假如有话老憋在肚子里,保不齐更容易得癌症。因此依我看,今天的中国,真是有一千条理由应当立即把言禁给废了,而没有半条理由还要留着这个破玩意儿。

朋友们,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象我现在这样,免于恐惧地、乐乐呵呵地说出心里话,那该多好啊!

再一次谢谢你们!

 

江棋生

 

         2003.6.1

 

 

注:此文由林培瑞教授译成了原汁原味的英文稿,载于《纽约书评》2003年7月号。

 

附    答词英文稿

 

 

 

 

Statement at the Awards Ceremony

for the Spirit of Freedom Award

  of the Independent Feder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Jiang Qisheng

June 1, 2003

 

On May 17, 2003, as I left prison after serving a term that had ushered me out of an old century and into a new one, the first response of the police, those guardians of latter-day imperial authority, was to point m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ir precinct station.  They wanted to clarify for me the remaining item in my punishment, which was called “deprivation of political rights for one year” that would now take effect, “according to law.”

 

Their attitude and actions form a sharp contrast with what I feel from you here, on this side of the Pacific Ocean (and from many friends back in China, for that matter), all of whom are showing me sincere concern and conveying to me only your best wishes.  You are presenting me — a Chinese citizen who, because he loves freedom and dared to practice it, temporarily lost it — with your Spirit of Freedom Award.  I am deeply honored.

 

All human beings cherish the freedom to speak honestly, and no person feels fully human when this freedom is denied.  This rule holds for all nations, all ethnic groups, and all times and places.  No one can truthfully say that Chinese people are any different — that they somehow don’t want to tell the truth, or want only to tell a part of it.  Right now, I dare say, my fellow Chinese are at work telling the truth — in Yuyuantan Park in Beijing, at the foot of Mount Yu in my hometown of Changshu, and in countless of the other nooks in China where ordinary people have determined that they can speak their minds without incurring disaster.  What I did, what landed me in prison, was really quite simple — I just said in public what my fellow citizens were saying in all those other nooks.  Being an intellectual, I may have tried to spruce the message up a bit, and to put things a little more directly, tightly, and accurately.  But that’s all.

 

Small though my contribution was, I quite understood its dangers.  I knew the Chinese rulers were not likely to overlook it.  Shortly past 10 p.m. on May 18, 1999, I decided to state my views once again, this time in a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Radio Free Asia.  In the interview I said that, if I am imprisoned for telling the truth, then so be it.  An hour and a half later a swarm of police arrived to take me away, and thus began my unforgettable 1,460 days and nights encircled by high walls and electric fences.

 

Yet the price I have had to pay, and the suffering I have had to endure, are small compared to what has been paid and endured by others — the victims of the June Fourth massacre and their families, the June Fourth convicts (so-called “rioters”) who are still inside the no. 2 Beijing prison, and all the groups of disadvantaged people who continue to live in the pain and stultification of systemic injustice.  Compared to them, I have received rather too much attention.  If my own case has any special significance it is only that it forces people to face a highly embarrassing fact — the fact that even now, in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 a Chinese citizen can be imprisoned for what he says.  A person who merely exercises the normal human proclivity to say what he thinks comes to be viewed as a prize-winning hero.  This is odd, my friends.  Will it not be wonderful when, some day, every Chinese person will be able to say what is on his or her mind — without either prison or prizes, heroism or villainy, even coming into it?

 

My thanks again to you all.

 

 

 

 

 

我所亲历的八九民运片断

 

1989年5月18日下午,在初夏的阵雨飘洒过后,我骑车从人民大学回北京师范学院。约莫5点左右,我来到老虎庙附近。这时,身后骑来三位身披塑料雨衣的年青人,他们边骑边大声谈论广场的情形,其中的一位激动地说:“这辈子能赶上几天这样畅快舒心、真正做人的日子,真比什么都值啊!”另外二位也是喜色绽露,同声附和。我快蹬几把,赶上去,冲他们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将近15年前发生的这一幕,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未能尘封,也从未化作淡淡的烟云。而且,它也不是恍如昨日,而是真真切切,就在昨日。对我来说,八九民运中的亲身经历其实都象这一幕一样,真真切切,就在昨日。人生的这一段是如此的刻骨铭心,乃至终我一生,不敢忘怀。

1989年4月15日,一个平常的春日,天阴。中午时分,中国人民大学学6楼2层的博士生宿舍里传开了一条消息:下午4点将播出重要新闻。大家猜测,可能性最大的是某个人去世了。然而,谁也没想到会是胡耀邦。议论完后,大家照常午睡不误。不过,一觉醒来,离开宿舍外出的人就很少了。4点正,胡耀邦猝然辞世的消息传来,我的心为之一沉,宿舍里的气氛也慢慢凝重了。我完全清楚,同学们的悲情和叹息是发自内心的:尽管大家对胡耀邦说不上有多了解,但至少有两条是肯定的。一是他为人清廉,二是他反自由化不力。再说,73岁,也不是该走的时候。平时很少问政的欧阳志远感叹连连,不住地说耀邦是好人。别屋的同学夏洪跃、吕益民、刘明如也都过来直呼“可惜”。不经意间,天变得更为阴郁,窗外开始下雨了。虽然稀稀疏疏,但它是半年多来的第一场雨。同学们都说,人天同悲,此之谓也。我虽是科学哲学博士生,但在那样的时刻,又岂忍心去说“这是巧合”之类的话呢?傍晚时分,我辞别同学骑车回家。我的心中的确不好受,但还没有要做什么的想法和冲动;我也没想到别人会做些什么去悼念胡耀邦。

两天后的4月17日,我离开几无动静的北京师范学院,骑车从人大西门进校。刚刚前行20、30米,但见对联、祭文和大幅标语扑面而来。我遂下车推行,一路读去。我当时心中先是略感意外,但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感慨和感奋——前天我走的时候,校园里还什么都没有,如今却是一片真情悼胡公,千砖百墙寄哀思啊!

到了宿舍,我已打消了去图书馆查资料的念头,邀上几个同学,直奔北大而去。凭直觉和经验,北大的东西一定更多。果不其然,三角地和周围的食堂区都快贴满了。除了悼文、对联、标语外,还有设立祭奠灵堂的大幅公告。此外,由胡公辞世引发的其他话题也已初露端倪。从北大回来,我已经清楚,我的心中已不会再平静;而偌大的人大校园,也将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此后的几天,我天天在人大与北大两处看大字报,与博士生同学认真热切地讨论问题,和他们骑车去天安门广场。当获知胡耀邦追悼会定于4月22日上午召开时,大家都觉得,这次不能再象别人的追悼会,只是官方一家的事。我们有权、也很想行使这样的权利,去表达我们对胡公的评价,去为胡公送行。

4月21日晚,为了赶在清场前进驻天安门广场,大学生、硕士生们组成的大部队出发了。我在从家中往人大赶的路上,见到他们正穿过北三环往南进发。我伫立道旁,面对神情肃穆的学子和慷慨赴义的队伍,不由得心生敬意。与此同时,因受阻而被迫在路口等候的司机们,则纷纷用呜笛或鼓掌的方式来表示认同和声援,这使我十分感动。学潮自身代表校园的主流,而学潮又得到主流民意的支持,这在当时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博士生们总是慢半拍。我到了学6楼,见同学们还都聚在宿舍里,还没有出发的迹象。要不要去广场为胡公守灵?有些人还没下决心。这时,只见沈强一步跨出屋门,站在楼道里大呼道:“咱们学社会科学的,此时不去广场,更待何时?”话音刚落,大家纷纷下楼取车,绕小道赶往六部口,于道旁将车锁定,等候大部队的到来。当晚进军广场的守灵队伍是由北大打头的,令我们自愧弗如的是,走在北大前列的,竟有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稍后,待人大队伍过来后,我们便毅然融入其中,进入广场。

那一夜就在广场度过。据说胡耀邦的灵柩当时已在人民大会堂中,而数万学子和教师就在外面守夜,坐而待旦。天光大亮、阳光遍洒后,我督见北师大队伍中打着一面醒目的横幅,上面是: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后来,我也依稀见到学生代表递请愿书时下跪的情形。结果官方还是冷冰冰地不让派代表参加追悼会。这样一来,大家心中着实窝了火,队伍数度进逼人民大会堂东门,与武警、公安近距离对恃。当时,我和好几个博士生同学就在头一排,还与穿制服的人发生了推搡。不过,我们的目的很清楚,决不是要搅掉追悼会,而是强烈要求派代表进去。然而,当局始终无视民意,拒绝让步。时近中午,我和吕益民不谋而合,想到要去人民大会堂西门等候灵车驶出。我俩离开大部队往北,准备从长安街绕过去。不意到了大会堂北门外马路上,就被执勤的公安拦入南长街口,说是“交通管制”。半个多小时后,我俩眼见灵车缓缓折向西长安街,并慢慢从视野中消失,而彻夜未眠的数万师生却被晾在东门外广场上,连看一眼灵车这一退再退的愿望都被人耍弄了!

送灵不成,我和吕益民遂取道南长街北行,来到了会计司胡同胡耀邦家。轻敲大门数下,并通过门孔表明来意后,警卫参谋把我俩让了进去。当我俩说明想去灵堂鞠躬示哀时,参谋面露难色地解释道:现在首长家人都去参加追悼会了,他们不在,我让你们进去不太合适。既如此,我俩未再坚持,只是委托他转告胡公家人,我们是人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在我们的心目中,胡耀邦是唯一值得我们深情悼念的领导人。参谋连连表示一定转达,并要我们节哀保重。当我俩忍着饥和累步行到六部口取车时,广场上的队伍正开始沿西长安街返校。听着疲惫而愤慨的师生高喊“罢课罢课  立即罢课”的口号,我转头对吕益民说:“这不是生生给逼出来的么?”

在西单路口,我与吕益民分手,径自回北京师范学院家中补觉。第二天,在母亲、妹妹等陪同下,我的姨妈和表弟来京小住。姨妈早年飘洋过海去印尼定居,这是多年来首次回国,我也是头一回与她相见,因此我忙着接站、张罗,两天来无暇他顾。

4月25日我去人民大学,见新贴的大字报纷纷转而论政,且笔锋犀利,点评精当,让我顿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言不虚。其中张贴在学生食堂西墙、用隶书工整抄誊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宣言》尤为引人瞩目。《宣言》所列六条意见为:重新评价胡耀邦、铲除官倒、实现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加快政治民主化改革、剪断党库与国库之间的脐带、变党军为国军等。这些内容我都参与讨论过,也是我深表赞同的。《宣言》的起草和发布是由吕益民、李刚剑、赵哲等同学完成的。《宣言》和校园中其他有份量的大字报共同昭示了八九学潮的主旨既不是下跪也不是造反;八九学潮是一场以社会公正、人权和政治民主化为旗帜和诉求的和平抗议运动与理性施压运动。

对中国人民大学来说,八九学潮还具有里程碑式的特殊意义。无庸讳言,人大历来为人诟病,且被贬称为“第二党校”——意指只产意识形态专家和党政官僚,在学术上不能望北大之项背。而在这次学潮中,人大在大字报的水平上破天荒地被公认为与北大难分伯仲,这是人大历史上难得的光荣和亮点,必将永远为人大学子所珍视和引以为豪。两天以后,在波澜壮阔的4.27大游行中,不是刻意地,而是自然地形成了人大队伍走在最前列的情形。在万人空巷的长安街上,高高擎起的人大旗帜和人大研究生旗帜,足令所有在场的人大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我记得人大研究生的旗帜是由硕士生梁兴安举着的。当时,我和另外几位博士生身处游行队伍外围,目睹了队伍与军警贴身挤搡、发力突破的真实情景,亲见了民众呐喊助威、鼓掌欢呼的动人场面,而且,我们还紧着成盒买下冰棍,不断地递到游行队伍中去……当晚子夜时分,队伍陆续返校,人大校园里灯火通明,欢声雷动。人们由衷地庆贺学子们用行动冲破了4.26社论的禁锢,长驱百余里凯旋归来;人们激动地议论要将4月27日定为中国的“大学生节”。

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被破例放在4月25日的“新闻联播”中播出。当局在社论中祭出的杀手锏,依然是指鹿为马,强加罪名。其意很明显,就是震慑学潮,扼杀人权理念的播扬和光大。社论与毛泽东和“四人帮”在76年四五运动期间搞的东西极为相似,如出一辙。不过这一回,它在人们眼里主要不是显得狰狞恐怖,令人骇然,而且显得背时悖理,大谬不然。此外,它对人的诬指和轻辱,也着实让人愤慨。可以说,4.27大游行中的10万人,恐怕有一半是被它逼出来的。针对4.26社论,我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的名义,分别于4月28日和4月30日写出了“四月学运与文革的九点本质区别”和“四月学运与四五运动”两篇文章,交给人大学生自治会抄誊后贴出。针对4.26社论,北京高自联很快确定了两项主要诉求:不是动乱,坚决平反;平等对话,现场直播。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学潮的参与者虽然已被无端扣上了一顶搞“动乱”的帽子,却还主动作出了复课的决定,并着手通过选举产生对话代表,准备一旦官方稍有诚意,或可良性互动,以新的模式化解冲突和危机。

然而,官方的表现实在太差劲了。除了对“不是动乱,坚决平反”这条不予理睬外,对“平等对话,现场直播”这一条也是玩弄手法,拒不接受。4月29日,由官办学生会和研究生会找了一些代表,袁木出面搞了一次对话。此后,对经由选举产生的对话代表团的对话请求,官方是极尽推诿搪塞之能事,直到5月12日连一次都未进行。

人民大学在5月初就选出了本科生中的对话代表。后经赵哲、吴青等博士生同学的大力举荐,我和师兄徐辉及另两位硕士生于5月9日被增补为对话代表。5月11日下午,我首次参加北京市高校学生对话团会议,地点在中国政法大学主楼六层。在这个会议上,我结识了项小吉、沈彤、童屹、何光沪、吕祥、王治晶、刘立祥等人。当时,就我所了解到的对话团的准备情况来看,学生方面虽然理直气壮,但掌握的事实材料太少、太单薄了。我很担忧,一旦当局突然明白过来摘下免战牌应战的话,学生方面很难说有多大胜算。然而,从4月27日到5月12日,官方始终过不了两道坎。一道是“平等”这个坎。让学生与官员平等对话,那岂不是破了中国几千年之家规和祖训?第二道是“直播”这个坎。学生们将真话、实话一通说,而过滤、筛选、砍删这一套都使不上,那还不把官方给急死?

终于,5月12日的夜晚降临了。由于风闻将要在北大三角地决定第二天的绝食事宜,晚饭后,我和夏洪跃骑车前往。临行前我俩曾商量,看能不能择机劝阻一下同学们的绝食之举。因为,虽然我们很清楚绝食动议是被官方逼出来的,但绝食太伤身子,且一旦绝食,又很难再退;而这个当局,会在悲壮的绝食自残的压力下让步吗?那晚的三角地,聚集了好几千人。随着高音喇叭中封从德、柴玲等人义无反顾和催人泪下的演讲,绝食一事遂成定局。不过,在初夏的星空下,我还在想:在场的不是肯定有穿便衣的公安、国安,有官方其他机构的派员或线人么?他们连夜回去汇报后,官方能不能豁出去让一小步,以换取学生改变绝食之念呢?再说,那些个惯于“通宵达旦勤奋工作的领导人”不是还有足够的时间去作出决策么?

第二天,5月13日。刚吃完中午饭,我就特地赶到人大东门口,那里是北大学生去天安门广场的必经之地。中午时分,高大的白杨树荫下的马路显得格外宁静。我刚有点庆幸之心,以为当局作出了妥协促成了学生不再绝食,就见影影约约有人流自北而来。很快就看清楚了,那些个头缠布巾或骑车或蹬三轮的年轻人,正是北大的绝食学生!他们的神情,很象被4.26社论逼上街头的示威者的神情,但更为悲壮、坚毅和决绝。我不禁愤愤地骂了一句:昏庸落伍的官僚们,你们意欲何为?!

人民大学的绝食学生不久就一批批赶赴广场。别的大学的绝食者也纷纷云集广场。傍晚时分,我和章虹特意坐地铁去了广场。但见落日的余辉下,数十面校旗猎猎飘拂。纪念碑下靠北的区域,已经围坐了二千多人,其中有的是前来声援的师生。由于当局对和平理性地表达出来的主流民意一再罔顾,我所不愿看到的、中华民族史上一场最大的绝食事件就此拉开了帷幕。

5月14日下午,对话代表团接到当局的紧急通知,说是定于晚饭后在统战部礼堂举行对话。由于对“现场直播”一事未加明确,当时就是否前往对话还发生了激烈的论辩。后来达成共识:尽管当局是在绝食行动的强大压力下作出的妥协,且很不到位,但毕竟是首次在事实上承认了民选代表团,且愿意“平等对话”,那么,我们不妨也作些妥协,通过对话尽快寻求结束绝食的办法。

那天下午,我另有事在家中。在对话团作出决定之后,他们觉得在首发阵营里不应漏了我,于是派人打的到我家,将我拉到法大。到了法大校门口,我和其他代表随即上了中巴车,直奔地处府右街的中共统战部。晚饭前的一段时间,对话团一直与官方就“现场直播”进行紧急磋商。这一次,官方没作正面拒绝,而是强调因“技术原因”来不及做到了,最后答应将实况录象带尽快送至中央电视台,并保证最迟于2小时之后播出(在当晚10点的晚间新闻节目中,播出了很少一部分)。

晚饭之后,双方在小礼堂正式举行面对面长桌对话。官方出席对话的有李铁映、闫明复、尉健行等人。学生对话团方面有项小吉、沈彤、熊焱、童屹、郑成武、徐辉和我等人。很容易感受到,迫于数千人绝食、数万人声援的危急情势,官方是有所收敛的。这主要表现在他们不敢再肯定4.26社论,不敢再称4.15之后所发生的是“动乱”。学生方面则在气势上、在理上、在情上都占了上风,不仅旗帜鲜明地宣称自己的行为是“爱国民主运动”,不仅坚决否定和批驳4.26社论,还把49年以来的《人民日报》社论都给批了。

在学生代表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官方代表取守势,而且取一种貌似客观、公允的守势。李铁映说:同学们别太着急么。事情的展开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对事情的认识和把握也需要一个过程。究竟是不是“爱国民主运动”还是别的什么,我们还需要再看一看才能下结论么。闫明复说:同学们的4.27游行是很理性的,秩序很好。现在也应该理性地看待怎么评价的问题。是不是等到下个月人大常委会开会时处理更好呢?不难看出,官方煞费苦心弄出来的上述说法,实在不堪一驳。当时只要问一问李铁映:既然到了5月14日,你们对已经发生的事还要再看一看,还不能匆忙下结论,那你们凭什么早在18天前的4月26日就急急忙忙下结论了呢?那样的结论是不是就应该被宣布为“不算数”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相信,这样的诘问是打中要害的;即便李铁映这个人内心认定学潮是“动乱”,面对这样的诘问,他也无法躲闪和搪塞。可惜的是,当时学生代表的激愤情绪上来了,以至于终究未能给出这样精彩的一“诘”。

当然,这件事更重要的是凸显了官方的不坦诚。依照同一个逻辑,既然尚不能肯定学潮,当然也没有理由否定学潮。逻辑够了,诚意不够。若稍稍多一点诚意,说“动乱这个结论的确下早了”,事情的演变很可能将呈现大为不同的面貌。

对话不欢而散后,对话代表惦记着广场上绝食已达36小时的学子,同时也没有忘记明天的戈尔巴乔夫访华之行。现在看来,要同学们让出广场的西半部以便官方举行欢迎仪式的想法是太幼稚了。但是,当时我和其他人都是真诚的,从午夜开始劝说,一直到晨熹初露。最后,广场夜宿的绝食者和声援团齐刷刷地全部撤到中轴线以东。毕竟,我们是和平、理性的抗议者。毕竟,我们对政治民主化的推行者戈尔巴乔夫心怀应有的敬意。

接下来的几天,在对待绝食抗争这件事上,人民的态度和与李鹏为代表的官方的态度不仅差异迥然,而且愈益对立。5月17日,我置身天安门广场人的海洋之中,感受到了人性和人道的最强烈的辐射之光,体验到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心灵震撼和人格升华。白衣天使忙碌的身影,民主党派老头肃穆的神情,溢于言表的工人的愤怒,天真烂漫的幼儿园孩子的脚步……将现实关爱和终极关怀融为一体,将学子的心和全民的心紧紧相系。当天下午,当对话代表团从广场出发前往中国艺术研究院时,我站在西长安街北侧,见整条马路上都是滚滚东来的人潮,将逆潮流而动的对话团直挤到中南海红墙边,被迫成一列纵队贴墙前行。

5月19日,传出了当局决心对抗民意实行戒严的消息。当天晚上,我从人大广播站的播音中听到了赵紫阳先生的几点声明。我受到了不小的震动。我开始重新检视和思考他在5月4日亚行年会上的讲话和5月19日上午对广场绝食学生的讲话,我觉得他和李鹏、邓小平决不是一类人,而很可能与胡耀邦是一类人。当然,对后一条,我当时没有想到去查证,也无法去查证。我只是认定,他反对戒严是对的;他为此而不要乌纱帽,是可敬的。

5月25日下午,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进行改选,将我和硕士生梁兴安、帅政选为自治会常委。5月26日上午贴出海报,向全校公布新一届自治会常委名单,并明确了分工,由我分管人大广播站。自赵紫阳下台后,校方就摒弃了5月19日之前奉行的韬晦之策,因此,海报墨迹未干,就由副校长吴树青出面,找人把我叫去。吴开口就要我“识事务”,要关闭广播站。我平静地回答他,我是受同学委托管理广播站,并无权力关闭广播站。吴接着又要我“认清形势”。我反问他,怎么个认清法?吴树青说:“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谁胜谁负,另一个是谁对谁错。现在谁胜谁负已经解决,谁对谁错只能以后再说。你是博士生,难道还不明白吗?”我依然平静地回答他:“学生起来闹学潮,很计较谁对谁错,对谁胜谁负看得很轻。87年胡耀邦败了,但今天我们悼念胡耀邦,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表明我们注重的是谁对谁错,而不是谁胜谁负。”

关于这个吴树青,还真有必要多说几句。5月26日上午我与他话不投机分手后,一直未再碰面,直到7月2日他又来找我。这一回他更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要我“说清自己,揭发别人”,还要我“将功折罪”。我告诉他,那要看我脑筋肯不肯急转弯,要是不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他最后丢下一句话,“你看着办吧!”没过几天,吴树青由人大副校长摇身一变为北大校长。当时,我就不由得想起他给我们上课时,曾经多次以“人北清师”来给四所高校排序的事——人大居首,依次是北大、清华、北师大。说实话,吴说“人北清师”自己不脸红,我们听的人却脸红了。1989年初冬,我在秦城监狱中见到了吴树青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长篇文章,题目是: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消说,文章里面自然是屁话连篇,但是,题目上的这句话他并没有说错。不过,根据我对他秉性的了解,我断定他为了“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定早已改口了。吴树青在“最高学府人民大学”当副校长时,可以说知名度极低,而当上北大校长后,好赖也算是一位名人了。1994年春节我回常熟过年时,当时常熟市中的校长钱文明找我,说,为了纪念市中建校80周年,要建造一座不锈钢雕像,上面有四个字“学海无涯”需要找名人题写。他接着说,北大校长吴树青也是市中毕业的,要我回京后去找双重校友吴树青。我说,找谁也不能找吴树青啊,让他题词,母校太跌份了。我答应一定帮他找到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请同为常熟人的王老题词。回京后,我去木樨地22号楼王老家,说明来意后,王老很痛快地就答应了。数天后,王老约我和章虹、江枫一起去他家。他拿出了题词和给市中校长的亲笔信,象个顽童似的非要经我过目后才装入大信封,准备挂号寄出。那天中午,王老执意下楼,请我们全家到东面胡同里的一家餐馆,吃了京东肉饼。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吴树青痛恨广播站是有缘由的。在我接手之前,人大广播站是由庄偃红、萧延中他们操办的。由于他们的出色运作,对外以“北京之音”命名的广播站可谓声名远播,有口皆碑。后来我听许良英先生说,他和老伴王来棣就时常要从黄村过来,听一听人民的“北京之音”。2003年11月,我与多年未曾联系过的北航同班同学见面时,又意外地知道,当年他就曾带了几名硕士生,专程从北航赶过来听人大的广播。我分管广播站后,特意请了人大一名对话团代表、硕士生杨松贺担任自治会宣传部长,具体负责广播站的运转。后来,人大广播站的播音一直坚持到六月四日晚上。

5月19日晚当局悍然发布戒严令后,立即遭到了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公开抵制:从四面八方往城区挺进的部队被市民们用血肉之躯阻于城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民心民意的大展示,是人类正义和良知的大展示,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宗旨的大展示。在这样一幅众志成城、可歌可泣的壮丽场景前,但凡还有点现代气息的政权,其唯一的选择是敛恶择善,以妥协求和解。但是,人们面对的官方显然不在此列。它拒不收回戒严令,拒不改行赵紫阳的主张来应对和处理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到,这场运动的结局凶多吉少。尽管八九民运中从未发生过打砸抢,从未发生过推倒和烧毁汽车事件,更未发生过点燃和烧毁楼房之事,这场运动恐怕也会象76年四五运动那样遭到当局无情的弹压。章虹就曾于5月下旬半开玩笑地问我:你会被判几年?我说:三、五年吧。我只是压根儿不认为当局竟下得去手,会对天安门的静坐学生和市民实行屠城!

不过,与有些人略有不同,我曾经想过当局会不会杀人的事。5月20日夜,我和陆敏等人大对话代表坐在广场纪念碑南侧“迎候”戒严部队可能的突袭。因为虽然军车被堵住了,但军队还可能乘直升机从天而降,还可能从地铁里头钻出来。象广场上的每个人一样,我们都拿到了毛巾和口罩,以防催泪瓦斯。在当时特有的一种带有恐怖更带有悲壮的氛围下,我问自己,当局会向手无寸铁进行和平表达的人民开枪吗?我首先想到了3月份当局在拉萨实行戒严的事。当局在拉萨开了枪,死了人。但是,我马上提醒自己,那毕竟是汉人杀了少数几个“闹独立的藏人”;汉人在首都街头对“争人权的汉人”大开杀戒,不可能。我又想到了台湾。都是汉人,台湾连党禁都开了,这儿冲击言禁、要新闻自由、搞民间结社难道还犯了死罪不成?最后我想到76年四五运动。撇开别的不同不说,那场运动比今天的运动要过激:车也烧了,楼也烧了。但毛泽东和“四人帮”仅仅动用了棍棒和手铐,没有下令开枪。不错,我早就知道邓小平在4月25日就放言“用20万人生命换取20年稳定”,但是,我想当然地认为,那是用来吓唬人的。我不信,那位“承认错误,永不翻案”的小矮个,还会比随意拿捏他的毛泽东更胡来?!

在八九民运的后期,我开始接受一些国际媒体的采访并和少数国外学者进行了接触。上述活动或者留下了录音,或者见诸于文字。1989年5月19日晚,我在中国政法大学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驻地首次接受外电采访,当时是英国BBC记者从伦敦打来的电话。采访内容随后在BBC“今晚世界”中播出时,恰巧被我在清华大学分校时教过的一个学生录了下来,并于1991年3月将录音带交给了我。6月1日上午,日本《读卖新闻》驻京记者荒井利明在友谊宾馆对我和任不寐进行了采访。1997年,荒井先生将刊有上述采访录的《读卖新闻》复印件交给了我。5月底,美国的非暴力行为研究专家Gene Sharp 教授在黄靖先生的陪同下专程来到北京,找我和吕祥、童屹、郑成武作了长谈,谈话内容后来形成了文字。通过检索这些资料,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在9年前的那场震撼世界的历史风云中,我并不是一个天真幼稚的大学生,但是,至少在两件事上,我决不是先知先觉,并且是很不清醒、很犯迷糊的。一件事,就是根本没有想到共产党内会有那么一批权贵和贪官污吏,为了维护他们的私利,竟然调动几十万军队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并最终下令屠城,在众目睽睽之下,犯下了反人类的血腥罪行。直到89年6月3日下午,我和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的几名成员在长城饭店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我依然糊涂到对即将陡降的大屠杀的凶兆没有任何感知!如果我,如果还有更多更多的人,当初能多少洞悉一些那帮权贵惨无人道的本性,或许可以设法避免或减轻那场大惨剧、大悲剧,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热血青年和怀着正义感的普通市民倒在十里长街的血泊之中。第二件事,就是对以赵紫阳、张爱萍、鲍彤、阎明复、胡绩伟等为代表的共产党内愿意严守现代文明准则的力量严重缺乏了解和缺乏信任,以至于当5月19日晚听到赵紫阳先生几点声明而受到不小的震动后,依然没有激发起寻求沟通和合作的意愿,还是认定要保持运动的纯洁,不介入“权力斗争”。甚至当何维凌先生等人主动来到人民大学进行洽谈时,我也不为之所动。如果我,如果还有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大体意识到那已经是一场文明与野蛮之争,一场人性与兽性之搏,一场正义与非正义之战,那么,或许就有可能突破体制内外、平民与军人之间的“鸿沟”,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从而不仅从道义和精神上,也能从气势和物质上,压倒屠杀力量,制止屠杀暴行。(摘自拙文“中国需要更深刻的思想解放”,载《北京之春》1998年7月号)

 

6月2日晚,由于发生了木樨地吉普车撞人事件,我一夜没睡。6月3日上午我和吕祥、童屹、郑成武骑车前往长城饭店。在下午的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再骑车返回人大。由于极度疲惫,吃完晚饭冲了个澡,我就躺下了。宿舍里就我一人,同屋的欧阳志远家中有事,已回四川雅安。我记得自己是被剧烈的敲门声吵醒的,醒来已是六四早晨。我刚把门打开,博士生同学就冲我嚷嚷:“你要再不开门,我们就要出去找你了!”我急忙问:“出什么事了?”他们说:“当局开枪杀人了!”我瞪大眼睛说:“不可能!”,随即冲出门去,马上又冲出楼去。校园里悲愤、痛楚和压抑的气氛说明了一切。但是我还是不敢相信,我觉得自己是在梦中。我又返回学6楼。不久,头部被包扎了的吕益民在同学们的挽扶下进了楼。我赶紧迎上去,他对我说:“我命大,子弹擦破了我的头皮。被打死、打伤的人,太多了!”我如梦方醒。

人大的旗杆上挂起了死难者的血衣,人大广播站交替播放着哀乐和对刽子手们法西斯暴行的声讨和控诉。我和几个自治会常委则直闯“党委书记”李文海的办公室,要他立即派人派车去各大医院找寻人大的死难者和伤残者。之后,我又参与安排了八九民运中最后一次募捐活动。下午,有勇敢的市民送来了已经洗出来的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照片;而一位未留姓名的中科院科学工作者也主动找到学生自治会,说她明天将启程赴德国当访问学者,愿意将血腥大屠杀的真实材料带出去,告诉全世界。

傍晚,我回到学6楼。同学们告诉我,章虹上午就来找过我。同学们还告诉我,导师黄顺基先生惦记我。同学们还说,为防止当局抓捕我,要我离校躲一躲。当我婉言谢绝后,他们说,晚上安排我住出去,白天回校和大家在一起。六四晚上11点,两位博士生同学护我翻出北门,送我到海淀南路住下后,他们返校。6月5日以后,同学们和女生商量后,特意在学6楼3层腾出一间女生宿舍,让我和另一位男生住。

1989年6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在学3楼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决定由我起草一份声讨当局法西斯暴行的檄文。会后,我取过白纸和毛笔悲愤地疾书:

 

当局动用军队和坦克在长安街上滥杀无辜,是一桩浸透了邪恶、野蛮和兽性的法西斯暴行;

当局为了一已之私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竟对手无寸铁的学子和市民举起屠刀,犯下了神人共愤、天理不容的滔天罪行;

发生在一国首都、众目睽睽之下的对同宗同族同胞的凶狠残杀,虽希特勒、虽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虽袁世凯和蒋介石所不为!

……

 

写毕墨干,我与任不寐将其牢牢粘贴在人大校门口。

 

风雨苍黄,15年过去了。

15年中,我三入牢狱,失去自由5年零6个月。但是,我并不后悔。经历了伟大的八九民运和凶残的六四屠城,我再也不能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去过我原来打算过的日子。我觉得,中国也一样。在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运动中经受过人权洗礼和感受到做人尊严的中国人,是一定会在自己的灵魂和生命中生长出新的价值、新的意义和新的要素的。如果说,1956年波兰波兹南事件,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是上述三国公民反抗极权、争取自由和捍卫人权的现代经典,那么,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则是中国公民为自由与民主作出艰苦努力和付出重大牺牲的历史见证。

我想,只要先有一部分人,继而是更多的人,立足于自身和自主,立足于担当和践行,从八九出发,从说真话做起,从争取美好的今天入手,中国就大有希望。

 

2004.1.15于北京家中

 

 

 

 

   

 

 

写在六四15周年前夕

 

    

5月19日下午,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是:“有位外国朋友想见你。”我马上告知对方:“我身后尾巴粗着呢。”回答是:“没关系。”当时约定5点30分在兆龙饭店隔壁的太平洋百货门口见。

4点30分,我步出家门。进了电梯后,在13层坚守岗位的首师大保安就用对讲机通知楼下,待我到了底层出电梯时,便衣们的摩托车、汽车均已引擎鸣唱,一旁恭候了。我扫了他们一眼,向北门走去。他们的车动了,还有人在我身后跟着。到了花园村站,我登上701路公共汽车,车上离司机很近处,刚好有一空位,容我无声落座。我跟谁都没说,紧随我上车的,还有一名便衣;车后,还跟着一辆摩托车和两辆轿车——初夏的阳光下,似乎一切都太正常了。

说句老实话,自2月24日我被昼夜非法监控、跟踪以来,为了少给朋友添麻烦,我是很少出门去会客的。不过,在这块国土上,外国朋友是免于恐惧的。既然他们“没关系”,那我也“没关系”,会会何妨?我琢磨他们急着约我出来,是要和我谈六四。因为,15年前的今天,赵紫阳先生在温家宝的陪同下去看望了广场绝食的学子;15年前的今天,李鹏悍然宣布了戒严令。

车走着,我想着,过了平安里。突然,只听司机大声对售票员说:“今儿个真是邪了门了!后头那辆车太不对劲了,自打过了花园村,我就纳闷,它老跟着我不放,我走它也走,我进站它也进站,我让道它还不领情。到站你下去看看,到底是辆什么车?他们想干什么?”

这一席话,售票员和乘客听了是一头雾水;我一听,乐了,赶紧说:“别去看了,那是跟我的。不仅有轿车,还有摩托车,就是这车上,还有人跟着。”

司机吃惊地回过头来,说:“跟你的?为啥?”

我说:“六四快到了,他们害怕我和老百姓一起纪念六四。”

乘客们有说“哦哦”的,有说“他们真舍得下本钱”的,旁边一位70来岁的老太太则问我:

“你做了些什么他们要这么对待你?”

我回答说:“我写文章公开谴责了六四大屠杀。”

她点了点头,把脸默默朝向了窗外。

我把目光也投向了窗外。蓦然间,有座建筑物正愈来愈临近,过了宽街,我们这一车人就要与它狭路相逢!这座建筑物不是别的,正是段祺瑞执政府的国务院旧址,它与中国当代史上另一个最黑暗的日子——1926年3月18日紧紧相连。我对老太太,同时也是对别的人说:

“车下就是当年杀人政府的屠杀现场。在三一八惨案和六四惨案中,中国官

方动用军警残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说它们是最暗无天日的两个惨案,一点也不为过。”

车中寂然。在三里屯站,我挥手与司机告别;下得车来,我站立道旁,祝福并目送那辆车重新自由地放飞。(我在太平洋百货门口见到的,是德国电视台的驻华记者。他们在跟踪者紧紧尾随的情况下,把我拉到他们三里屯外交公寓办公

室,做了一个半小时的电视采访,此处按下不表。)

在车上,我没有提及两个惨案的若干不同之处。在这里,我也只想提到其中的一个不同,那就是,三一八惨案过后一个星期,舆论的公认事实就已经完全击破了官方的谎言和对“暴徒”的指控;17天后,更有京师地方检察厅向陆军部提交正式公函,认定卫队“故意杀人”。

然而六四呢?

尽管由于事发当天有几十个国家的记者在场,因而六四屠城对国际社会来说当时就已真相大白。尽管对八九运动的亲历者和一部分国人来说,六四屠城铁证如山,不容抵赖。但是,由于极权中国绝无民间传媒,因此官方和官办媒体卑劣地通过炮制“实况录象”,将先施暴(大屠杀)后抗暴的历史真相颠倒为先“暴乱”后“平暴”的弥天大谎后,着实蒙了不少国人,并且还蒙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也正是由于愚民见了成效,厚颜无耻的官方代表如袁木者,索性倒打一耙,反诬外国记者六•三之夜的现场直播是在摄影棚里用高科技手段编造出来的!至于说到北京市的地方检察院和中国的最高检察院,不要说六四事件之后17天,就是到了15年后的今天,都没有拿出符合事实、忠于历史的调查报告;对1999年“天安门母亲”递交的控告李鹏的诉状,最高检察院至今一声未吭——在极权中国,焉有司法独立?

然而,谎言的纸终究包不住真相的火,即便加上高压恐怖手段,也是如此。滥杀无辜、多行不义,即便在极权制度下,又岂能指望呆得稳、站得住?人们看到,除了袁木、何新等人很快沦为连执政集团都不想再沾的弃履外,当局也将“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改口为“政治风波”,到后来则连“风波”也干脆不提了,装得好象89年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谎言的破产,官方对六四是硬着头皮边扛边躲,扛不住死扛,躲不过去偏躲。

这个死杠,是指至今拒不承认撒了弥天大谎,拒不否定“平暴”的栽污、构陷定性,拒不收回对赵紫阳先生“支持动乱、分裂党”的荒唐指控。这个死杠,还指面对蒋彦永大夫义正辞严又苦口婆心的奉劝和敦促,不仅听不进去,还恼羞成怒,专门发文予以拒绝,并对蒋大夫进行人身攻击。这个死扛,还发展到3月28日悍然抓扣“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张先玲和黄金萍,成了情急迷乱、不怕再遭天谴的胡扛。

这个偏躲,是指处心积虑地淡化、抹去关于六四的民族记忆。为此,官方连六四这两个字都不敢提、不敢碰了。自己不提不算,还不让别人提,不准别人碰。在中宣部的把控之下,所有大陆传媒面对六四哑然失语;甚至连刚下台的李鹏的《关键时刻》一书,当局也不让(在香港)出版。在每年六四临近时,当局从来不惜人力物力,千方百计地扼杀民间的纪念活动,打压民间“拒绝遗忘”的种种努力。今年,当局从2月25日开始就非法切断了鲍彤先生的电话和宽带,从5月25日开始公然违宪限制丁子霖老师和蒋培坤老师的人身自由。在我这儿,从5月25日开始增派警力,并即时监听电话,动辄加以掐断:5月28日,香港的

卢四清先生和美联社驻上海记者分别与我只说了一句话,线路即应声而断。从5月28日开始,当局为了尊重和保障我的休息权,生猛地切断了我的宽带。蒋彦永大夫在为六四正名的建议书中所说的“多年来,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针毡,草木皆兵,不知要动员多少力量来防止发生事情”的情形,今年更甚。

可以告慰六四英灵和有良知的人类同胞的是,15年来,国人在六四问题上“拒绝遗忘”的努力从来没有止息过。面对大陆当局对六四的扛与躲,面对无须讳言的集体遗忘现象,在这块国土上,年复一年,都有人站出来“拒绝遗忘、说出真相”;年复一年,都有人站出来“寻求正义、讨还公道”。香港的司徒华先生、李柱铭先生和台湾的马英九先生堪称这方面的突出代表(阿扁做得太差劲了,李敖就更甭提了)。在大陆,有以丁子霖老师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和六四伤残者群体,有自西单民主墙以来不绝如缕的人权活动人士,有以王淦昌先生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有以许良英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有以胡绩伟、李锐、鲍彤等先生为代表的真正的民主改革派,有在互联网上勇敢地打破沉默的、越来越多的具有公民精神的网友们。今年,更有蒋彦永大夫、茅于轼先生、秦晖先生、章诒和女士、……,有任不寐、余世存、浦志强等人的“八九一代关于六四问题的声明”,有19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5月17日中午,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20多岁的记者打来的。他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动态网上读到了我的“呼唤良知  打破沉默”一文,尽管他清楚我的电话是被监听的,他依然决定在电话上先打破一下沉默,表明他们对六四屠杀的谴责)——在这块国土上,只要有未泯的良知,只要存做人的底线,八九的壮丽和六四的残暴将永远是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这篇短文中,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六四之所以不可能被国人遗忘,除了它的暗无天日、举世震惊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大陆官方在不断地制造一个又一个小型的六四事件,六四的黑暗、凄苦和悲愤在延伸,在重演。

打开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我们见到,路营村的丁作明在派出所里被活活打死,就是一个暗无天日、举乡震惊的“六四事件”:敢说真话、敢同头头脑脑平等对话的丁作明行使人权,就被乡霸往死里打,直至剥夺生命权!小张庄的腥风血雨,就是一个暗无天日、举村震惊的“六四事件”:村民代表经上访后合法地进行清帐,就被村霸挥刀砍杀,四死一伤!灵璧县的大高村事件,就是一起暗无天日、举县震惊的“六四事件”:村霸高学文打了古稀老人高杨氏并抄了家不算,还带着乡霸、县霸和全副武装的公安武警进村乱抓无辜、实行清剿!如同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那一天一样,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五日这一天,“是一个黑色的日子,屈辱的日子,沉重得有如泰山压顶而至的灾难的日子!”是让人“觉得整个世界都黑透了”的日子!临泉县的王营村,更是发生了一起活脱脱的小型六四事件:县霸制造弥天大谎,说王营村发生了“四•二反革命暴乱”,于是在四月三日上午,大批公安武警带着机枪进村“平暴”,实施血腥镇压!此外,书中还提到了暗无天日、“以至震惊了中外的”沈寨命案。

而书中没有提到的呢?在别省农村发生的呢?在城里头发生的呢?在外人无法知晓或极难知晓的收容遣送站、拘留所、看守所、罪犯遣送处和监狱中发生的呢?、

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除了各种小型六四事件,当局于1999年还制造了一起大的“六四事件”,这就是:国霸谎称法轮功为“邪教”,从而对全国各地的信

徒们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骇人听闻的围剿法轮功事件,是继历史上曾对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大张鞑伐之后,中国当局对国人的信仰自由权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的侵犯和践踏。被强行剥夺了信仰权利和练功权利的法轮功信徒,特别是那些被关押、被虐待、被殴打的信徒们,以及那些被迫害至死的信徒们的家属,他们会告诉你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任何一个真正有良知的中国人,怎么会忘了六四,忘了大大小小的六四呢?

在我看来,六四事件的实质是:为了维护特权,不惜活埋人权。无论是大的六四,还是小的六四,都是如此。无论是六四之前的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镇压四五运动、取缔西单民主墙、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还是六四之后的欺压农民、捉弄工人、劫贫济富、监守自盗、卖官鬻爵、以言治罪和以(信)仰治罪,都是如此。我从心底里觉得,我们纪念六四,要求推倒六四的官方定性,决不是六四纪念日临近之际的应时之举,也决不是光把那些没有人性的东西痛骂一顿就了事了。我相信,为六四正名,实在具有伟大的建设性意义——它是国人呼唤良知、拯救道义、捍卫人权、追求民主百年苦旅的最新篇章,它是一场人权进、特权退并达于人权立、特权亡的历史征程。我们的目的,是永远终止六四的黑暗、凄苦和悲愤,是使大大小小的六四在这块国土上永远不再发生。

 

 

2004年5月30日于北京家中

 

 

也说邓小平

——接受自由亚洲

电台驻香港记者林迪采访录*

 

 

林:邓小平曾经说过自己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他还说毛泽东对自己是三七开,他说自己是五五开。有人说这是一个谦虚的说法。你对他的总体评介,他最大的功在哪里?过又在哪里?

 

江:搞极权的,搞专制的,哪个不说自己是实事求是的?然而事实上,他们做不到这一点。1989年民众的和平抗议运动被邓小平定为“反革命暴乱”,这里有一丝一毫的实事求是吗?不过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稍理智些,明白些,起码他不象毛泽东那样大张旗鼓地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开始提出要关注民生问题。但作为一个统治者,让老百姓日子过得稍好些,就是中国的帝王专制时代,也有这种统治者,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也不会否定这一点。但我要提出,这个问题不值得吹,充其量有点民本思想而已。本质上,邓小平这个人并不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人民的儿子。他还是站在人民的头上,当人民的父母。他根本的思想是牧民思想。他说过好多话,要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但他从不说尊重人权。他搞的改革开放,是在他的特权本位下的一种经济发展,求的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换句话说是权力市场经济,现在引起的恶果,任何一个明白人都看得很清楚:生态的极大破坏;环境资源不可逆的破坏;贫富悬殊;城乡收入比大概达到6:1;官场腐败,社会不公几乎举世无双,所以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里头有着内在的极大弊端。在我看来,自由才是硬道理。这也是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的观点。“自由是硬道理”实际上是把人权作为本位,而“发展是硬道理”则完全可以在官本位下求发展,在特权本位下求发展,完全可以通过牺牲弱势群体,继续剥夺农民来求得发展。和这口号相配套的,他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与毛泽东时代就只是毛等少数高官先富起来,其它人都穷相比稍好一点。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现在又有多少共同富裕的味道?农民收入从总体来说,从90年代开始就绝对下降。先富起来的人确实不算少,但这里头最主要的是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孙子。所以他搞民生,应该说与毛泽东相比,部分回归了常识,也部分回归了人类主流文明。但是邓小平在政治上是抗拒人类主流文明的。他明确反对三权分立,肯定他的一党专政的集权;他坚持专制反对议会民主,这个连当局也不敢否认。刚才说到了他还制造了六四大屠杀,这是蒋介石、毛泽东都干不出来的,连袁世凯也干不出来的。三·一八惨案,现在我们很清楚,也不是段祺瑞干的,是他底下人干的,后来段还跪地

忏悔。而邓小平到死都没有忏悔。犯下六四屠城这一条,就是千古罪人。他有点儿功,但罪摆在那儿。在我看来,放他一马,不批他就算他万幸,吹他太没有必

要了。20世纪是民主战胜专制的世纪,是人权战胜特权的世纪,也是分权战胜集权的世纪,但邓小平在20世纪中的这一辈子,却抗拒人类主流文明,他怎么会是“20世纪的伟人”呢?他是20世纪的伟人,不是太丢中国人的脸了?在我看来,20世纪中国的伟人是黄兴、胡适、林昭……

 

林:你刚才提到了邓小平的功劳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归常识,这是不是一个大的功劳?

 

江:邓小平这个人关注民生,要搞经济发展,有他的功劳,但很难说是大的功劳。陈伯达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就提出要尽快地转向发展生产。当时这个报告被毛泽东否定了。后来张春桥重新起草了九大报告,林彪很不乐意。当时林彪就有这个意思:文化大革命搞到了1969年,林彪就不想搞,陈伯达也不想搞了,要搞生产。而毛泽东不死,文化大革命就得搞下去,直搞到一塌糊涂。这时,不仅是邓小平,我想很多老百姓,很多党内人士都看得很清楚了,毛泽东那套肯定不能再搞了,肯定要回归常识。即使没有邓小平,那李小平,张小平也得回归常识。你说邓小平恢复了高考,难道还能不恢复高考吗?高考毁了11年了,邓小平不恢复,叶剑英也得恢复,李先念也得恢复呀。我不否定他,但没有必要拔高他,尤其没有必要对他感恩戴德。另外,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自己把包产到户搞起来以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还对此加以反对。这是历史事实,说明人民走在邓小平的前头嘛。

 

林:对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什么评介和看法?

 

江:这个改革哪是他设计的?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摸着石头过河”么。在经济领域是人民走在他前头,政治领域就更不必说了。政治领域人民远远地走在他的前头,他是站在人民的对面,而胡耀邦、赵紫阳是与人民站在一起的。邓小平是坚决反对政治民主化的,他是20世纪中坚持一党专制的人。我们放到全世界范围内去评介,他就是一个比较渺小的人物,有一个清朝洋务运动遗老那样的心态。一部分中国人在一个多世纪前,就要力图突破陈旧的制度,走向立宪,走向共和、走向民主。结果100年后,邓小平还是一个维护一党专政、反对政治民主的代表人物。经济上他不选择好的市场经济,而选择了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他不选择行之有效的,公平竞争的,权力不干预资源基础配置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很大的祸根。文化领域现在还在行封锁、干扰、设防火墙、监控等老套子,当然中间地带、灰色地带还是放开了。但一有真正不同的尖锐的声音,焦国标的文章说得很清楚,中宣部就时时出来打棍子。

 

林:整体上你如何评价邓小平?

 

江:从全球的目光看,从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去看,从现在中国的老百姓觉悟程度上看,邓小平远远落后于我,落后于许许多多跟我一样的中国人。你现在在香

港,我就说说他的一国两制是怎么一回事。官方把它吹成科学的创举,而我认为

它是一种深深的无奈,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实在没什么新鲜的。当年收

回香港,他不敢在香港搞社会主义。他敢搞吗?他想搞而不敢搞,就这么尴尬。而不收回来,也说不过去,条约已经到期。收回香港,又不敢搞社会主义——社

会主义不是比资本主义好吗?他怎么不敢搞啊?其实,大陆制度和香港制度哪个好,不用问我,随便问问哪个香港人,问问自由行的大陆公民,大家都清楚,谁都不傻嘛。这个邓小平怎么就搞不清楚?邓小平认为大陆制度比香港制度好,这很次,很落后,也很不实事求是。我懒得说他反动,反动这两个字不好听,我不想扣在他的头上,尽管他老扣在别人头上。邓小平那一套极其落后,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中国的出路是变权力市场经济为自由市场经济,变一党专政为民主政治。邓小平拒绝人类主流文明,不愿意回归人类主流文明,我们要从他那儿走出去,那中国就有希望了。

 

 

 

*:2004年8月23日晚,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记者林迪先生通过电话对我进行了采访。2004年12月,我根据录音进行整理并稍加润色形成了此篇采访录。

 

 

 

2004.12.25 于

北京家中

 

 

附录

 

 

捍卫汉语世界中人存在的尊严

傅 国 涌

天成深情地写了三个他所熟悉的“先自由起来的人”,但今天江棋生和胡石根他们都为自由而失去了自由。在没有自由的土地上,这是为争取自由所付出的必然代价。同时我也相信即使在高墙内,铁条剥夺的只是他们的人身自由,他们的灵魂依然是自由的。

在这三个“先自由起来的人”中,我只熟悉江棋生先生。关于他,我早就想写点甚么了。他被黑暗再次吞没已近两年,我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也近九年了。从两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他被抓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刻起,我和许多朋友又何曾忘记过这位可以信赖的良师益友。天成说“我个人失去了尊敬的兄长与挚友”,我心中的悲恸和他完全相同。

我和棋生先生的交往始于一九九二年,那时只知道他是八九的学生,曾在秦城关押,失去了学业和工作,还想当然地以为我们是同龄人。直到一九九五年冬天他到杭州,我才知道他比我大十九岁。虽然我们都亲切地叫他“老江”,但他看上去却还那么年轻。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天我到浙江日报社门外去接他的情景,虽然我们从未谋面,我也没有见过他的照片,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一个温文儒雅、眉宇间却不无英武之气的知识分子。

一九九九年五月的一个下午,也就是老江被抓不久,北京市公安人员在杭州当地公安人员的陪同下找到我,说是了解江棋生的情况,主要是问他三年前有没有给我看过一篇“李晓平”写的文章。他们千里迢迢到杭州取证,我当时就预感到老江这次在劫难逃了。随后,就是漫长的等待,等待着奇迹发生,我们热爱的朋友江棋生能早日回到他亲人的身边,回到我们中间。这样的奇迹终究没有发生,而陆续传来的是江棋生被逮捕的消息、开庭的消息。开庭一年多了,也就是二十世纪即将告终的时候,尘埃落定,当局以莫须有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江棋生判刑四年。他的起诉书、判决书所列举的第一条“罪名”中都出现了我的名字,指控他曾给我散发过一篇“李晓平”的文章。这样一条罪名即便是在以言治罪史上也是罕见的。

江棋生先生被抓前没几天,我刚收到他寄给我的一本书,两年来每当我翻开这本书,我就会想起他。这本书中有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的文章,也有李慎之、徐友渔关于哈维尔的文章。每次读哈维尔的文字,也总让我想起江棋生。其实,江棋生先生就是以哈维尔为榜样,十几年如一日,践行了“无权者的权力”,“说出真话,拒绝谎言”,他的作为早已超越了一个书斋知识分子的角色,成为大时代中一个让野蛮的独裁者畏惧的自由知识分子。

棋生先生出生于江苏常熟,“司农常熟万姓荒”,那也是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和的家乡,一个典型的江南人。年轻时经历过上山下乡,种过田,放过电影,杀过猪。七七年恢复高考,三十来岁的他才考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业是空气动力学。后来他曾在清华大学分校任教,还到英国做过访问学者。一九八九年春天的民主浪潮来临时,他正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自然辩证法博士学位。当时人大校园不少精彩的大字报就出自他的手笔,十二年前我曾在人大校园抄阅过,后来才知道是他写的。

凭棋生先生的才干和热忱,很快他被选为首都高校对话代表团的常委,还担任了人大学生自治会常委,分管声名远播的人大广播站。“六四”枪响之后他本可幸免,却因拒绝检讨与悔过,终于入狱十七个月。在秦城的那段日子是刻骨铭心的,他说起敲水管“发电报”的故事,生动感人。从此他失去了学业,也没有工作。

但他对理想矢志不渝,多年来以一个公民的身份行使宪法赋予他的神圣的言论自由权利,写了大量传播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理念的文章,做了大量的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事情,如帮助寻访“六四”难属,送人道救助款等。他虽然是学物理出身,却文理兼通,有着深厚的人文素养。文笔清新,见解深刻,常常一针见血。他仪表堂堂,思维敏捷,逻辑严密,口才便捷,也难怪当年被选为对话代表。

一九九八年九月,他与丁子霖、林牧等先生倡议发起公民运动,并作为发言人。一九九九年他倡议同胞纪念“六四”十周年,因而又一次失去了自由。江棋生先生自称是“先自由起来的人”,他为中国社会树立了一种新的行为模式,这就是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与责任。

在我看来,江棋生先生知行合一,热情追求理想,光明磊落,不图私利,与这个时代多少蝇营狗苟之辈形成了巨大的人格反差。凡与他打过交道的人鲜有人不对他怀有敬意的。说他是自由知识分子的表率,当之无愧。让我们听一听他在法庭上掷地有声又充满人子之情的最后陈述吧——“今天,是1999年11月1日,再过短短两个月,人类就将跨入2000年;今天,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已经得到举世公认;今天,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已经初步实现了民主。然而,也就是在今天,在中国北京,却还在上演一幕世纪末的现代文字狱!这是中国的耻辱,人类的耻辱。不过,我坚定地相信,结束这种历史,洗刷这种耻辱的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怨无悔。我不过是先走了一步。我敢说,我所追求的‘拒绝谎言、说出真话’,我所向往的‘凭良心行事、过真实生活’,我所期待的‘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我所憧憬的‘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至上’的社会,谁不追求?!谁不向往?!谁不期待?!谁不憧憬?!”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江棋生站在法庭上无所畏惧地发出了二十世纪末最真实的声音。他是一介书生,也是一个硬朗的男子汉,却是一个从来没想过要颠覆一个街道办事处的人。我们的民族将为拥有江棋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感到骄傲,我为拥有江棋生先生这样的朋友感到此生不虚。今天他依然为理想而受难,这只能是民族蒙羞史上的又一页。我同意一位朋友的话——“中华民族应该感谢江棋生,是他在捍卫汉语世界中人存在的尊严。”

 

 

 

(此文原载香港开放杂志社出版的《脊梁》一书,2001年12月初版)

 

 

 

 

 

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2001年度杰出

民主人士奖颁奖典礼上的致词

    童  屹

 

 

受江棋生和他妻子章虹的委托,我荣幸地代表他接受本年度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的杰出民主人士奖。这一殊荣是对江棋生自八九学生运动以来从事民主活动的承认。十三年来的每一天,江棋生都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努力去思考和实践中国人如何才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作为他的朋友,我对他的不懈努力得到今天的承认感到欣慰。我敢坦言,那些跟江棋生打过交道的狱卒,警察,检察官,法官们也会承认,他获得今天的荣誉是理所应当。原因很简单:他的人品,他的才学和他的执着恐怕是无人能出其右的。我断言,他的影响将会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凸显出来。

今天,我不打算就江棋生的政治观点作任何介绍,大家可以参见他在《北京之春》上发表的文章。我只想就我所了解的江棋生给大家作一个简单的描述。

江棋生于1948年出生于江苏常熟。1960至1966年在常熟县中读完初、高中。1968年10月下乡当农民。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北京航空学院,于1982年获空气动力学学士学位,84年获同一专业硕士学位。1985年至1988年在清华大学分校任教,其间有三个月在英国进修。1988年秋,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科学哲学博士学位。至此,江棋生平凡的人生之页结束了,不平凡的一章开始了。我将他在89年之后的生活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八九学生运动期间,江棋生被由北京各高校组成的对话代表团的成员选为五常委之一。他参与了89年5月14日与阎明复、李铁映的对话。那时,江棋生的逻辑思辩能力给所有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屠城之后,他因拒绝写自我检查,并且当面顶撞当时人大副校长吴树青,触怒当局,于89年9月9日被投入秦城监狱。狱中,他通过暗号敲墙和唱歌等方式结识了当时关在秦城监狱的其他学生领袖。因为他的年龄比其他的学生一般大15到20岁,大家都叫他“江大哥”或“老江”。1991年2月,当局因无证据定罪最终将他释放。出狱以后,人大将他开除学籍。至此,他走上了一条充满艰辛的“职业活动家”的道路。

第二阶段,从1991年到1999年5月他再次入狱期间,江棋生参与了许多重要的争取自由捍卫人权的活动。首先是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北京和外地寻访六四死难者家属,并将他们吸引到丁子霖老师身边,从而结成了六四以后在中国一支最具道义力量的群体。其次,他尽全力关心和帮助政治犯和他们的家属。他帮助过魏京生,刘念春和我,他还对因六四后组织第一个反对党而被判刑二十年的胡石根先生进行了长期的送书寄书的支援。第三,他勤于思考和写作,他的许多逻辑清晰、说理透彻的政论文在《北京之春》上发表。第四,他安贫乐道,不急功近利,自觉自愿地为了他的政治追求而放弃了自己和家人的物质享受。他现在的家还象89年时一样,既没装修,也没有什么新家具。在他自由的8年里,他靠写作,翻译,有时甚至靠卖羽绒衣获得仅供糊口的收入。由于生长于这样贫俭的家庭,他今年20岁的儿子至今不知道该如何花钱。在此阶段,由于江棋生活跃和频繁的政治活动,当局在敏感日子如两会,六四,外国政要访华期间,对他要么跟踪监视,要么由警察陪同到外地“旅游”,要么“传唤”到派出所过夜甚至被关押在看守所中。

第三阶段,1999年5月18日,江棋生再次被当局无理拘留,并于2000年12月被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而判处四年徒刑。中国当局不惜制造一起令人不齿的现代文字狱来防止江棋生和他的同志纪念六四10周年的活动。他获罪的原因无非是发表了一篇“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的告全国同胞书。目前,江棋生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两周以前,他的妻子章虹被告知,江棋生因“违反监规”而被剥夺探视权四个月,并接受严管。我亲身知道监狱中的日子是人生中最艰辛的一段体验。但我也从章虹处得知,江棋生抱着不以己悲的态度来看待他的牢狱之灾。他没有“抓我关我是‘成全我了’的豪迈和归宿感”,但他有“该坐牢时就坐牢”的心理底线和公民心。

以上是江棋生十三年来的政治活动素描。他还有其他一些特质,没见过他的人不会知道。第一,我知道不该提他的长相,但这一点是每个见过他的人都会说的,连警察都会说恭维话。他不仅英气逼人,而且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轻10到15岁。很多警察头次见到他都会说:“没想到你看上去这么年轻。”他的标准回答是:“这是不说违心话的缘故”。第二,他写得一手好字,字如其人,挺拔飘逸有大气。第三,他不仅勤于思考,而且还勤于锻炼身体。夏天他天天游泳,春,秋,冬三季他努力每天打乒乓球。锻炼使他可以在警察跟踪他的时候,骑自行车疾穿小胡同,甚至有时翻墙而甩掉尾巴。最近,章虹又告诉我,他在全监乒乓球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第四是他的英文好。他曾经和我一道翻译过黎安友教授的《中国的危机》。他与外国友人用英语会话完全不成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外国政要访华期间对江棋生看管特别严的原因。他完全有条件像我们在座的一样,出国来过自由自在的日子。但他坚持在国内抗争,其勇气可见一斑。第五是他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江棋生和章虹更为和谐的夫妻。他们相识27年,结婚23年,情笃日深,让外人赞赏和羡慕。这就是为什么章虹在法庭上能勇敢地为丈夫的辩护公开鼓掌,并因而被驱逐出庭。最后是他的执着韧性。中国人不乏对政治看得透彻的,但鲜有象江棋生那样用理智不张狂的执着韧性在困难的国境中追求和实践自由的。他1997年曾经对一位记者说,他可能是中国境内最自由的一个人了。他说:“我不用说违心话,我不用担心人家给我穿小鞋,我不用去讨好上司,不用去行贿,不用去送回扣,不用去应酬,不用去累那些不该累的地方。我这是最大的解脱。我当然是冒着高风险的,因为我是搞这个事业的。”

今天,江棋生还在为自由付出不自由的代价。但我相信,他对自由和民主的执着追求和亲身实践,会在中国人中产生强大的辐射效应。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表率和英雄。

 

谢谢大家。

 

2002年5月4日  于

美国旧金山

 

 

 

 

 

江棋生何罪之有!

王 丹

 

圣诞与元旦之际,各地都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气氛,如果我们打开大陆的报刊,满纸充斥的无外乎是“繁荣”二字。可是在繁荣的背后,仍旧有黑暗在继续,在快乐的面具下仍旧有人在哭泣,他们就是江棋生的亲友。

江棋生,是原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所有认识他的人,我相信也包括审讯他的公安人员,都会承认这是一位极为温文尔雅、颇富学者风度的“青年”。一九八九年,江棋生参加了学生运动,为此入狱、失学。重获自由后,他看到的现实是:在政治高压与经济利诱下,多少当年曾在街头慷慨高歌的人已经沮丧、失望,甚至开始逃避和遗忘,六四成了政治爱滋病,绝大部分人避之唯恐不及。 面对现实,江棋生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继续为六四受难者伸张正义。他长期奔走于难属之中,安慰、抚恤,希望在严冬中为他们送去一丝丝温暖;他以前途为代价,所追寻的无非是道德与良知。

这样的一个人,现在被中共判刑四年,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定罪的证据只有两条:一是传阅批判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二是公开呼吁悼念六四死难者。仅仅是阅读和说话,就要被扣上吓人的大帽子投入监牢,这是甚么世道!

作为一个公民,仅仅想表达自己的见解,政府可以接受,也可以置之不理,凭甚么二话不说就把人监禁起来?天底下居然会有这样强蛮的专制,真可称为世纪末的奇观。

我理解有不少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称赞有加。但是,当我们在经济中得到实惠的时候,是不是也应当想一想像江棋生这样的人的处境?是不是应当承认,这样的残酷也是一种现实!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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