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领军人物郭飞雄曾有断言，民间政治市场的语言供应已经通货膨胀，务实路线、操作路径则惊人的荒漠化。这一局面，迄今也没有任何改观。根本不考虑现实情境，甚至连革命、改良的具体定义都没搞清楚，就吵了个人仰马翻的革命、改良之争，即属于典型的话语泡沫。
去年以来当局集中清剿公民政治社会，白色恐怖之下，民间话语泡沫略有消停。最近集中清剿似到尾声，似乎不再有明显的危险，民间话语泡沫又开始膨胀。除了革命、改良之争的剩菜继续上桌，更添了一道半新不新的主菜，即所谓渐进、激进之争。新公民运动及其他民权运动遭重点打击而不能不落于低潮，便成了渐进主义全面失败的铁证，清算渐进主义的声音竟成时尚。
这是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如果非要这么刁难，失败的、该清算的，何止所谓渐进主义？如果说政治反对才是正途，最能代表政治反对的民间组党，不是在92年、98年相继覆没么？以致今天很多政治反对喊得震天响的斗士，不管表面上怎样豪气干云，其实骨子里莫不心有余悸，不敢把自己的主张当真，去接续92年、98年的事业。如果说街头一站才是正途，89年太远且不论，近在咫尺的所谓中国版茉莉花革命，结局又如何？
如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三十年来民间所有政治实践可能都得否定，都得清算。但显然，这没有任何客观公正可言，凸显的只是站着说话腰不疼的无知、轻佻与傲慢。评估民间政治实践，最重要的不是对错，最重要的是能否真的知行合一、真的敢为人先、真的流血流汗，只要做到这些，无论成败就都难能可贵，都值得崇敬。至于对错，我们当下并无能力判断，只能交给历史。中国转型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复杂性举世罕见，属于幽暗的无知之幕，非全知全能不能洞悉，也就没有任何先验的真理、先验的政治正确可言。以先知、导师自居，真理在手臧否一切，这是典型的理性自负，一种可笑的僭妄。
批倒了改良，政权更迭意义上的革命就能最终胜出么？事实上，如果这样的革命可行，不早来了？那么多转型国家都革命成功，唯独革命话语最膨胀的中国，革命却一直是海市蜃楼，恰恰凸显了革命无力的困境。无视这一困境的客观存在，仍喋喋于空泛的革命话语之争，难道不是浪费生命，不令人生厌？
同样，批倒了所谓渐进，就证明了激进的无比正确，激进主义就自然胜出了么？但难道不是否定渐进的论者自己，说到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其实激进在当下也不可期么？
诸如此类无聊的争论，明显的误区是绝对性、排他性、独断性，属于传统的一元决定论：总幻想用一种药方来毕其功于一役，不承认多元的价值。一谈革命就是惟革命论，一谈改良就是惟改良论；一谈渐进就是惟渐进论，一谈激进就是惟激进论。而以中国转型之复杂，没有任何单一的选项足以策应一切，没有任何一种灵丹妙药足以包打天下。
譬如说革命吧。革命当然是人民最后的权利，正当性不容置疑，但正因为是最后的权利，决不能轻言革命，决不能排斥其他手段的价值，则惟革命论何以立足？
譬如说改良吧。仍如郭飞雄所称，“真诚的政治改良几乎无法遏制地通向根本变革。”所以，即便是体制内改良，其价值也未可轻易否定。正因为改良的潜在风险，所以98年后即加入世贸后，体制内干脆冻结所有改良。近年这一状况有所改观，所谓反腐、所谓整饬吏治强力启动，对改革的盲目乐观随即卷土重来，甚至有人一方面为所谓改革无条件背书，一方面不惮以最大恶意中伤民间抗争。殊不知，没有民间抗争的压力乃至革命的压力倒逼，完全让当权者自由裁量，所谓改革天知道最后走向何方？
至于激进、渐进，更不可一概而论，更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合宜不合宜，而合宜不合宜也不基于道德判断，端视具体的情境与机会而定。当激进则激进，当渐进则渐进。惟激进政治正确，一味激进，必然导致激进竞赛，最终走到极端，直至能量耗尽才能收场。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各国革命史早已经证明。但如果一味渐进，该决断时不决断，该剧变时不剧变，则必然坐失良机，机会一旦坐失就不会再来，也是对历史的犯罪。
无论革命与改良之争，也无论激进与渐进之争，另一个明显的误区，是抽离具体的情境与机会，皆流为虚空，流为泡沫。这种停留于概念、停留于书斋想像的争论，一万年也不会有结果。归根结底，不过宣示一种姿态或立场而已。它们没有、也不可能触及中国转型的真问题。窃以为中国转型最大的真问题，恰恰是革命话语的膨胀和现实情境中革命的无力，以及相对应的，话语供给的过剩与行动的极度贫困。如何以真实的行动突破行动的困境？如何在既定条件约束下突破既定条件的约束？一言以蔽之，如何从无路中找路？如何从绝望中开出希望之花？只有面对这些真问题的思考，才是真诚的思考，也才是有价值的思考。
但一旦进入这样的层面，就必然超出单纯的思考范畴，必然要求知行合一，即投身具体情境的波峰浪谷，用真实的行动、用真实的体验来寻找答案。中国的转型不是不需要理论、不需要思想，而是一切的理论、一切的思想只能来自知行合一。必须当下，必须在场，必须敢当炮灰，才可能成长为真正的思想家。否则，就只能对中国转型这宏大的历史进程彻底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