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打开我的微信，点击“查看历史文章”，就会发现我刚刚写过一篇李承鹏销号的文章。李承鹏为什么被销号？我小心翼翼地措词，战战兢兢地表达，为的是既能略述当下的舆论环境，又不至于让某种人感到口味太辣，以保留这一点点的思考与分享。果然，它活了下来。活在微信，也活在博客。微博，我没敢发，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场所。

当我为他人销号惋惜、思考、愤愤不平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自己也有销号的一天？有。而且，这一天很快来了。我的新浪微博昨天被销号了。但，自己被销号反而不像看到其他人被销号那样生气。我心平气和，坦然受之。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早有心理准备，正如一个朋友说，我销号是“意料之中，早晚之事”；另一方面，我有一种可谓阴暗的心理平衡，许多比我有才、比我勇敢、比我粉丝多得多的人，早就先走一步了。在微博上，那些敢于表达当下、历史、未来的真相与异见的人，都是在做一种走钢丝的杂技运动，每走一步，都左顾右盼，心惊胆战，极力保持平衡。技艺再高的选手，也总有一天会掉下那黑暗之渊。

销号，可以说是当今异见大V们的宿命。当然，这种宿命不是今天才有，它在中国已有几千年传承，于今未绝而已。

2562年前，就发生了一件载入《左传》的销号故事。齐庄公“寡人好色”，与今天的落马官员一样爱“通奸”，并且搞了齐国大夫崔杼之妻棠姜，一个绝色美女。崔杼冲冠一怒为红颜，乘庄公在自己家调戏棠姜之时，一刀宰了庄公。

齐庄公死后，崔杼是齐国的实际掌权人。他对太史官说：“你就写，我们尊敬的齐国领导人吕光得了重病，死了。”不料，这位太史官当着崔杼面写下：“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 崔杼如何容忍如此辛辣的真话，一怒之下手起刀落，把太史官“销号”了。那时的史官是“兄终弟及”，太史官的二弟“顶职”，仍然写了一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二话不说，把他又销号了。太史官的三弟写了同样的话，崔杼也把他销号了。太史官四兄弟中，只剩下最小的弟弟。小弟弟来了之后，崔杼说：“你三个哥哥都死了，你们家就你一根苗了，我怎么说你就得怎么写！”这小弟弟又写道：“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

崔杼销号销到手软，砍头砍到心寒，长叹一声，放了太史官最小的弟弟。他弑君的真相就此大白于天下。试想，如果崔杼把这最小弟弟也销号了，能不能隐匿使他成为千古罪人的真相呢？不能。就在崔杼不断挥舞大刀将太史官一个又一个销号的同时，南方的一个史官听说了这事，来到了齐宫。齐国人问他：“你来干什么？”这位南史氏回答：“听说太史官尽被杀，我拿着竹简就来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销号，掩不住历史真相；禁言，塞不了悠悠众口。几千年前如此，今天更如此。没了微博，还有微信；没了微信，还有博客；没了博客，还有SNS。就算断了互联网，还有“肥皂箱上的讲坛”，像19世纪的美国人那样，丢一个肥皂箱在地上，用一张A4纸卷成喇叭筒，就可以登上去演讲，传播真相。即使有一天肥皂箱实名制了，还有“道路以目”，周厉王的巫师和特务，阻止不了平民们攻入王宫，放逐暴君。

用今天的话来说，销号不解决问题，只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吗？我想至少有一部分人明白。他们坚持这样做，考虑的角度不是这些大道理——所谓战略，而是战术。什么战术？此消彼长。他们一方面在网络舆论场上——用他们的话说是“占领网络上甘岭”的战场——投入大量的“网络宣传员”，另一方面封杀所谓公知大V的影响力，达到此消彼长的效果。举个新鲜例子。7月15日，共青团抚顺市委官微公开发了一个通知：“请抚顺的网络宣传员今天积极对新浪和腾讯上周小平的文章：美国对华冷战的九大绝招，进行转发和评论。” 这个例子暴露了五毛及其组织者的智商。

五毛，这种本性活动于地底的、黑暗中的无脊椎动物，居然明目张胆地爬上了微博，爬上了“网络上甘岭”。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新浪微博成了蛆虫繁殖的粪池，网易评论只见黑压压的苍蝇嗡嗡地大唱赞歌。鹰隼不能高吭长空，狮虎不能吼啸山林；猫头鹰却在黑夜中窥视，苍蝇在阳光下散播细菌。

曾经，胡亥销了李斯的号，雍正销了查嗣庭的号，拿破仑三世销了雨果的号，斯大林销了索尔仁尼琴的号，雅典销了苏格拉底的号。结果呢？胡亥被迫自杀，雍正据说掉了脑袋，小拿破仑兵败逃亡，斯大林与希特勒并驾齐驱，古希腊又升起了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

今天，他们又销了斯伟江、章立凡、王功权、张维迎、慕容雪村、李承鹏等人的号。这些人，正如我以前说过，是一群播种人。他们掬出心里的思想、直觉、信仰和意念，将它们一把又一把地撒向人间。所有人的头脑都是可供耕耘的田垄。从网络撒下的某句话，总会在某个地方生根，成长为有用的东西。

我何德何能？却与这些人有相同的网络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