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哈维尔_潜在的危机和希望

在哈维尔辞世的这些日子里，我一直在想，这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人物？如何从他那些喧嚣的故事中，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形象？他如何从一个文人、一个曾经的阶下囚，变成一国之总统？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他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他之后承受的又是什么？我想，很难说，这个人当上总统是命运对他的眷顾，是一种成功。对于一个缺少权力欲望的人来说，这也许是另一种遭罪。

共同的犯罪感

1975年他写给当时捷克总统胡萨克的那封长信说明了什么？这年他39岁，是一位剧本不能在国内上演的剧作家。

“在我们的办公室和工厂，工作照样进行，纪律正在奏效。我们公民们的努力正在产生可观的效果，生活水平缓慢地增长，人们盖房、买汽车、生孩子、寻找消遣，过他们自己的日子。”这一年，是苏军1968年入侵之后的第八个年头。“在每一个社会动荡之后，人们最后总要回到他们的日常劳作，同样的原因，他们要活着。”

“稳定获得了成功”。但是，这一切又是如何实现的呢？哈维尔回答：“人们被恐惧所驱赶。”因为恐惧，人们在公开场合说自己不相信的话，参加走过场的选举，满足向他们提出的看似无伤大雅的要求。某种恐惧并不具体，有些模模糊糊，但就是人人感到不安全。每个人都感到有某种东西要失去。有特权的人们，也会担心有朝一日失去特权。

在恐惧的支配下，这个社会里的人们，其道德水平降到了最低点。他们变得没有原则，没有脊梁骨，乐于接受任何羞辱，随时准备牺牲他人和放弃自己做人的尊严。“压抑你对于真实的兴趣，使你的良心保持沉默”。一切都仅仅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而官方也支持这种能量向私人领域的输出。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被公开地贿赂”。

这种结构性的恐惧，人们不仅不愿意说出，甚至对自己也不承认。谁愿意承认自己正在处于别人的威胁之下呢？那会伤自尊心的。因此，人们发明出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胡吹海夸，口是心非。“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个蔬菜水果店的经理在他的西红柿和洋葱之间，插上这么一条标语，好像他对于这件事情真的很着急似的。

哈维尔分析道：在这条标语背后，实际上的潜台词是：“我，水果店经理某某，住在这儿并且知道我该干什么。我的行为符合人们的期待。我是可信赖的和无可挑剔的，我是服从的。因此我有资格留下来。”如果有人问起来，这位经理还会振振有词地说：联合全世界无产者，这有什么错吗？

人们总是话中有话，你不能按照他们表面上所说的，得出某个结论。不能根据他们手中正在做的，认为这正好是他们想要的。这对于访问布拉格的外国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哈维尔称，这叫“在外面的人看不出来，在里面的人说不出来”。

揭示这么一个道德晦涩的层面，说出这种共同的犯罪感，哈维尔非同寻常地搅动了一个“平静”局面。一方面，官方在竭力隐瞒真相，关于历史和关于现实的；另一方面，普通人也在隐瞒他们自己生活的真相，向别人也向自己隐瞒他们原来是生活在屈辱当中。“个人巩固了这个制度，实现了这个制度，创造了这个制度，是这个制度。”

将哈维尔比作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是远远不够的。他的意思是，那些围观的人们自己也没有穿衣服，或穿得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要少得多。做到这一点，需要敏锐的观察力以及对于生活的洞察力或穿透力。哈维尔是在还没有进入语言表达的“黑暗层面”进行工作，运用语言的光亮穿透那些晦涩的生存领域。在这一点上，哈维尔不同于索尔仁尼琴。后者告诉世界，存在着一个叫古拉格群岛的地方。而哈维尔对身边的人们说，我们人人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小型古拉格群岛，同时身兼狱卒和囚犯。共同的犯罪感，将这个社会结合在一起。

在给胡萨克的这封信里，哈维尔谈到一个社会的创造性从何而来。那是一些难以察觉的火花，来自少数人的头脑，很少有人马上意识到这些火花的意义，包括当事人本身。因而，保护尚处在萌芽之中的东西，需要一个好的精神运行的空间，一个总体上文明的气氛。好东西不是单独来到的，而是与其他好东西一道而来的。

哈维尔说道：“如果没有一本新的捷克小说”，“读者不会上街游行，并且最终你总是可以找到什么来阅读。但是，谁敢估计这件事情对于捷克社会的真正意义？谁知道在以后的几年内，这种中断将怎样影响道德的氛围？它将怎样削弱我们了解自身的能力？对这种文化自身了解的缺席将会产生多么深的烙印？一个人将要回头走多远？”

他的眼光如此地深入和细致。这些表述，即使仅仅从文章来看，也是非常出色的。他丰富、深化和提升了essay（通常译为“随笔”）这种文体，创造了一种与现实相平行的语言形式，以富有洞察力的表述制服了现实的混沌和狂乱。

存在的革命

“一切向钱看的生活充斥着整个社会”，哈维尔用了很多篇幅描述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他说：“到处都笼罩着恐惧。人们被迫对生活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顺从，内心里却什么也不相信。”看上去，这里仿佛不适合民主，“自我中心、伪善、冷漠、懦弱、恐惧、服从，从个人责任中逃脱出来并无视其普遍的结果。”

哈维尔的洞察力再次显示出来。在那个“隐藏的结构”里，不仅有这些令人难以启齿的东西，而且还有完全与它相反的东西。既然人们不得不生活在谎言之中，那么在他们内心深处，就有着“生活在真实之中”的强烈冲动；既然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屈辱之中，那么他们同样有着“生活在尊严之中”的强烈愿望。“生活可能臣服于一个长时期的彻底的被强暴，会令其衰落和麻痹，但是她不可能永远止步不前。尽管她一千次被疏远自身，但她总是能以某种方式使自身复原。不管怎样被粗暴地蹂躏，她最终要比蹂躏她的力量活得更长久。”“生活”的说法，是哈维尔来自现象学的一个表达，那是一个与布拉格关系十分密切的欧洲传统。中国人也许可以用“历史”来带入，那就是——历史不可能永远止步不前，她最终要比蹂躏她的力量活得更长久。

这是哈维尔的过人之处。一般说，人们在经历了一个全面肯定的时期之后，会有一个全面否定的时期，怀疑和不信任一切。哈维尔的那位同胞昆德拉便是如此。经历了怀疑失落之后，不再将心灵的探头伸向更加深远的地方。在那里，仍然蹲伏着人的良心、责任感、勇气这些最为古老的价值和力量。通晓这种力量，与一个人的学识无关，与他的聪明无关，甚至相反，需要人有一点拙劲。比起聪明的昆德拉，哈维尔显得有些笨拙，尽管后者要年轻7岁。

“生活在真实中”，就是生活在可能性中；就是以生活的“隐蔽的层面”去反抗“现实的层面”；就是依靠自身、从自身深处升起的力量，而不是追随他人，不管是旧权威还是现代明星。它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而不是停留于光滑的表面。在这一点上，哈维尔身上的艺术气质与知识分子气质结合到了一起，他走的是冷门而不是热门，然而却有着巨大的、难以想象的潜力。那是人性中最为深沉的力量，是整个社会有待焕发的沉睡力量。

1976年底，捷克一个名叫“宇宙塑料人”的乐队成员被捕，哈维尔与一些朋友要求政府遵循已经签订的赫尔辛基人权条约，这便是“七七宪章”的来源。它只有大约六七千字，其中先是描述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普遍存在的现象——“受害者不能进行公开辩护”，“只要稍微偏离狭隘的官方意识形态或审美标准就不能出版”，尤其是“最近对青年艺术家的审判”，然后提出“在我们国家，维护人权的责任自然而然首先落在国家和当政者身上。然而，这一责任也并不仅仅落在他们身上。每个公民都应该为本国的人权状况承担一份责任”。

在这份文章上签字的有像哈维尔这样的剧作家、伊万·克里玛这样的小说家、瓦苏里克这样的文学批评家，还有扬·帕托切克这样的哲学家，演员帕维尔·兰道夫斯基。将近100位共产党员也签了字，“七七宪章”的另一个发言人为前外交部长伊希·哈耶克。这些愿意为民族的明天承担责任的人们，率先撕破由恐惧和谎言织成的罗网。当年10月，哈维尔被判14个月的监禁，有条件缓刑3年，罪名是“危害共和国”。官方报纸上对他的评价是，这个资产阶级百万富翁的儿子，梦想要复辟已经失去的旧天堂。

哈维尔为这场审判写了一篇文章，里面的内容在我们许多读者的耳朵听来也许愚不可及，但这份离法庭最近的东西，也许最能释放哈维尔的心声：“在布拉格西区判决委员会面前所展开的，也许是一场人类生活意义的争辩。……讨论究竟什么是人在生活中应该追求的：是接受这个沉默的世界，加入服从的客体，还是有能力选择自己的生活内容；是否保持‘理智’适应这个世界，还是有权以自己人格的诚实作出反对。”（《诗人政治家哈维尔》）他把自己勇敢清晰的行动，弄成一个看上去颇为晦涩的说法——争取人类生活的意义。

他也因此开始了与警察之间的多年周旋。他在布拉格东北部郊区一个叫做赫拉德切克的村庄拥有一个乡村住宅（他病逝也是在这个地方），他与朋友们经常在那里聚会。1978年起，一辆警车经常停在房屋不远处，通往住宅的小道横着路障，后来他们干脆建了一个瞭望哨，密切注视房屋里的一举一动。有一次前来监视的警察因路滑掉进沟里，哈维尔用绳子将他拉上来。当哈维尔与妻子开车去朋友家迷路，跟在后面的警察赶上来说，“你们跟着我们走就行。”

那篇《无权力者的权力》一文，主要是向人们解释，这些在人们眼中的“怪物”，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什么叫做异见者（dissident）。“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怨天尤人的职业”，哈维尔说道：“他们并没有做一个职业性的不满分子”，“实际上，在他们成了‘持异见者’很长时间之后，才意识到他们已经成为这样的人。‘持异议者’的动机与追逐名利相距甚远。简言之，他们没有决意做‘持异见者’。哪怕他们一天为之工作24小时，也不当成职业，而是作为存在的态度。”如果一定要说存在某种难以调和的对立，那就是“生活在真实中”，还是继续“生活在谎言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天鹅绒革命”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存在的革命，道德的革命，人的尊严的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不仅仅适合捷克，适合东方，对于西方也同样适合。哈维尔经常提到后极权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匿名统治、消费狂潮支配下的人性萎缩，可以看作西方社会一个夸张了的讽刺画，一个劣质翻版。既然他本人提出过“后极权”这个概念，哈维尔还尝试过提出“后民主”，作为拯救西方的方案。“它的发展必须通过生活实践，是从生活中直接产生的，是新气氛、新精神。”

这些信息被他的官方忽略了。对于一群不讲道德的虚无主义者来说，竟然有人想要生活在道德中，追求自己生命的人类意义，这对他们是一个刺痛、一个打击和一种挑衅。尤其是这些人为了自己眼下的利益和位置，完全无视民族的出路，因此那些从长远着想、担心民族未来的人们，则让他们感到芒刺在背。

1989年底发生的事情，同样令他们措手不及。他们没有做好任何接管政权的准备。哈维尔甚至没有一份现成的简历。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曾经问过捷克小说家，说哈维尔并不是你们当中唯一因思想而坐牢的，也不是惟一顽强和富有雄辩的，这种好事是怎么落到他头上的？克里玛的回答是，除了哈维尔的个性，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人分享了前制度的所作所为，令他们陷入遭受欺骗、羞辱当中，因而需要有人将他们带出这个境地。比较起杜布切克，哈维尔是一个新的开端。

被命运拨弄的国王

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哈维尔与他的朋友们的做法，叫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哈维尔一再运用一条谚语来说明当时的处境：只有沉到井底，才能看到星星。他将这个称为“荒诞的理想主义”。

如此缺少前景，但是哈维尔没有成为格瓦拉，他身上一点格瓦拉的气质也没有。在被问到他是否曾经是这位20世纪60年代偶像英雄的粉丝时，哈维尔答道：他能理解对牺牲奉献的革命者所抱持的革命热情，格瓦拉有其独特可敬之处。但是他那张印在海报及T恤上随处可见的肖像“太过炫目”。炫目的东西很容易标签化，哈维尔毕其一生与标签化作斗争。

在哈维尔看来，即使是在从事一桩艰难的正义的事业，也要考虑如何与自己保持距离，寻找作为一个人不大不小的比例，避免过分抬高自己，将自己神圣化。不断回到作为一个普通人，这也可能让民主得以昭示，觉得那是一件值得信赖的东西。

在这方面，哈维尔拥有一些天才的表现。他本来是一个剧作家，擅长讲故事。他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总是带有那种可笑的、讥讽的色彩。正如鲍曼所说，所讲述的生活，会干预没有发生的生活，影响未来生活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哈维尔的道路不管如何，都是被他自己活生生讲述出来的。

即使在坐牢那种严酷的情况下，他也会想到自己小时候如何是一个小肥猪，因为喂养过度，既不能爬树也不能跨过一条小河。下课的时候，他的同学轮流前来拍他的胖大腿。实际上，他对于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始终感到愧疚。

他在牢里只被允许谈论自己，他向妻子汇报自己“有八种坏心情，七种好心情”，第一种坏心情是“忧郁”，第二种坏心情是“紧张、恐惧和焦虑的状态”。而最坏的，要数“陷入绝对的和完全的自我怀疑状态”。他还喜欢说自己是个害羞的人，腼腆、怕生。这令人不禁想到，是不是害羞的人反而容易进入公共生活，或者在公共生活中表现得更好？因为他比谁都知道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界限，认清前者与后者有着不同的运行规则。

他的第一任妻子奥尔嘉陪伴他走过此前所有最困难的时刻，1996年患病去世。当被反复问及与奥尔嘉的关系时，他老老实实地答道：反正上帝将要宽恕我的罪行不止一种。他借用朋友的口吻说，“他们说我即使做了对不起奥尔嘉的事情，也要征得她的同意。”他的第二任妻子是演员，曾经在一部电影中扮演上空的吸血鬼。哈维尔的这些表现在我们这里某些人看来，也许应该归入“民主人士素质不高”一类。

他始终担心，因为反抗而变得过于严肃，严肃得像一座雕像，而雕像是写不出任何第二份宣言来的。一有机会，他就和朋友大开玩笑。他还会给朋友做饭。但是版本不一。他自己说，若是给朋友做了一顿可口的饭菜，会感到心情愉快。但是他的朋友却说，如果哈维尔给人做饭，那简直是一场“活体实验”。

当奥尔嘉得知他要当总统，私下说要与他离婚。将身边常年伴随的一批秘密警察，换成一批公开的警卫，对于任何人来说，都非常不轻松。哈维尔用来减压的办法看起来是那么地不靠谱。他将一辆儿童踏板车带进了城堡，沿着开阔的总统官邸的走廊急速地来回滑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哈维尔手拿遥控器手舞足蹈，一会儿关上，一会儿打开，令身边的工作人员快要发疯。

不停地流露自己在总统任上的不自信，也许是他最不应该做的事情。他设想自己“如果我任职期间突然被传到某个阴森森的法庭接受审讯，或者直接被带去哪个采石场服苦役，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2002年9月，他在纽约市立大学发表演讲，此时离他的任期结束只有几个月，他告诉他的听众，自己感到越来越怯场，越来越担心自己无法胜任或把事情搞砸。为了避免陈词滥调，他自己坚持写讲稿这件事情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我的敌人越多，我就越偏向他们的想法，我也就成了我自己的头号敌人。”

在笔者看来，这些表现并非令人沮丧，第一感觉是令人眼前一亮。这个人最少权力欲望，这样的人掌权对于捷克人民是一种天赐的幸运。命运将他推到了总统的这个位置上，他不得不承担起来。这与他一贯所说的“责任感”相符合。他不能根据自己的性情爱好撒手不管，所谓“负责任”，首先意味着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负起责任来。尽管这个总统并无多大实权，捷克的总统制基本上是仿效西德的模式，在国内事务上，总理比总统享受更大的权力；但在外交事务和任命官员方面，总统享受着最高权力。他的总统职务多少有象征意味，再加上他的“哲学家国王”的名分，他看上去更像古老欧洲的一位国王。

在叫做《公民哈维尔》的纪录片里，有一个镜头是有居民向哈维尔抱怨，他们不知道3月份能不能继续在自己的菜地里种菜。哈维尔答道：“我到处走访工厂、单位、学校，就是想关注这些问题。我只是问，听人们说，了解所有的情况，然后考虑我的政策和措施。但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治的时代，权力是相当分散的，我不是一个掌控一切的全能领袖，对吗？”这是实话，但听上去更像是“有权力者的无力”，与他当年作为反对派的气概，不可同日而语。

在他去世之际，有报章说哈维尔没有留下什么政治遗产。这样说是不公平的。尽管他的许多做法有争议，但无论如何，他把捷克重新带往欧洲，并以一系列表述和决定，参与重新塑造了欧洲，因而对他最为恰当的评价便是这句“伟大的欧洲人”。

他形容自己大起大落的一生是“命运设下的残酷陷阱”。或者说，他以自己连续的失败，昭示了某个伟大的欧洲精神——有关“灵魂的忧虑”。

（据《律师文摘》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