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一、由欧彪峰通过推特帮发董瑶琼“被精神病”信息而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至今，可见中国对“被精神病”人及有关信息的封锁更加严密，对关注援助被精神病维权人士的打压进一步严酷，在这种情况下，披露出来的“被精神病”例只能是“被精神病”现实的冰山一角。
二、2020年是中国接受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对落实《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再次审查年，在这种时期中共当局仍使用“被精神病”来打击异议、维权人士，可见中共对“被精神病”作为常规维稳手段的依赖。
三、从严酷管控下透露出的有限的“被精神病”事例可以证明，中共当局至今仍将严重违法侵权的“被精神病”作为统治手段之一，在2020年审查年中没有对被精神病问题作出任何法规与政策上的改善。4、 《精神卫生法》出台至今，中国“被精神病”问题上的违法侵权严重程度没有缓解，只是在掩盖上更加严密而导致披露出来的被精神病数量有所减少。有限的事实也充分说明2020年中被精神病者遭遇的残酷迫害程度一如既往。
1、 前言
2020年考察中国“被精神病”问题有两个背景值得特别关注：其一、2020年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对中国落实《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的再次审查年；其二、2020年爆发于湖北武汉的新冠肺炎瘟疫肆虐全球，至今人类仍没有切实有效控制住这场灾难，人类存亡面临巨大的威胁。
由于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审查年，依照中共粉饰太平的习性，理当全力应对审查，至少避免在当年再出现“被精神病”事件，尤其不出现造成国际关注的“被精神病”事件，然而，据极为有限的调查披露，2020年却仍接连发生“被精神病”事件，并且在国际高度关注下公然将人“被精神病”，如湖南的董瑶琼，山东的丰晓燕。这种在联合国审查时，在国际关注下，仍未能避免上演的“被精神病”事件，另一个侧面反证出中国“被精神病”的严重性，以及中共当局对“被精神病”维稳手段的常规性与依赖性。
同样，2020年因中共禁声8名武汉医生透露新冠肺炎病毒而延误控制病毒传播，致使整个世界蒙受至今仍不见尽头的灾难。在这种因剥夺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而导致事关人类存亡的沉重灾难前，任何一个稍有理性与良心的集团理应深刻检讨反省法规、制度与政策过失，以避免今后灾难重演，然而，中共当局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继续强化违法侵权的维稳手段，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被精神病”，显示着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特权的不择手段与顽固性。
2020年末，湖南人权捍卫者欧彪峰先生因通过推特发布了湖南株洲“泼墨女”董瑶琼的视频，控诉“被精神病”遭遇，结果被株洲警方拘押、抄家，后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住所监视居住，面临被起诉判刑。董瑶琼从波墨事件后，先后三次被送精神病院，最近一次是2021年2月6日再次被送精神病院。
仅仅因为帮助“被精神病”人发布了简短的视频，竟然就遭致“颠覆国家政权罪”
指控拘押，揭示着中共当局对“被精神病”事件的严控，对披露有关事件的严打，明证着中共在管控“被精神病”事件上的严酷性。在如此严酷管控中，中国“被精神病”实际情况被严密掩盖起来，要想了解真实情况，困难重重风险重重，因此，披露“被精神病”案例极其有限。但这在严酷环境下有限的案例中，作为中国“被精神病”问题冰山之一角，仍可反映出中国“被精神病”的严重情况。也由于中共在“被精神病”问题上管控的严酷性，使任何公开调查与私下问卷，等等可能获得中国“被精神病”准确情况与客观数据的努力，皆难成行。所以，本报告只能立足于国内国外各种媒体极其有限的相关“被精神病”事件报道，来分析2020年中国“被精神病”问题的状况。
二、总论
头豹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中国精神医疗行业概览》说：“根据中国精神健康委员会披露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中国13.9亿人口中精神障碍疾病的患者有2.4亿人，患病率高达17.5%。”
面对如此庞大的精神病人，中国精神医疗机构及从业人员情况是，据智研咨询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精神病机构行业发展动态分析及市场前景规划报告》 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共有1545个精神病专科医院，较2018年增加了215个；2019年中国共有38个精神病防治所，较2018年增加了10个。2013-2019年精神病医院卫生人员数逐年增加，2019年精神病医院卫生人员数达到210806人，较2018年增加了26867人；2019年精神病防治所卫生人员数为2197人，较2018年增加了800人。2019年中国精神疾病床位数为6.5万张；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精神疾病床位数为6.6万张。
中国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与从业人员的增长虽然很快，但相对于世界发达国家精神病人与医疗资源占比仍然很低。在发达国家，每2000人就拥有1位精神科医生，每10万人拥有近42张精神病院床位，有142人被接收入院；而中国当下是6593人才有一个精神卫生人员，21000余人才有一张精神病床，即10万人才有5张精神病院床位。对比之下可见中国现精神病医疗资源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可谓处于严重不足状态。
然而，在中国精神医疗机构与从业人员增长依然没有根本性改变中国精神病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情况下，中国精神病医疗收入却迅猛增长。从统计2014-2019年中国精神病医院总收入5年翻番。由2014年324.6亿元，到2019年661.6亿元。2019年中国精神病医院总收入为661.6亿元，较2018年的580.1亿元同比增长14.0%.
如此惊人的精神病医疗收入增速，说明中国医疗产业化在精神领域的“成就”，医疗机构成为谋利创收的工场，验证了中国精神病医疗渔利本性。而这种谋利性就直接决定着精神病院对出钱送“病人”来方负责，而非对病人负责，只听出钱者而不听“病人”的特色。于是，作为权力机构拥有国家财政支付的政府通过金钱来制造“被精神病”就成为政府与精神病医院双方合意的协同，极大增长着精神病院收治“被精神病”人的利益驱动力。
又因中国绝大多数（78%以上）精神病医疗机构属于政府管理，而事实上有限的所谓民营精神病医院也都是在政府卫生部门的管控下的。这样，精神病院听从政府各级权力安排接收“被精神病”人，就成为一种不会拒绝的现实。
如此一来，中国一则精神病医疗资源不足，导致大量该收治精神病人无法得到及时有效收治，一则许多非精神病人遭致政府与医院合谋而强制收治，就成为中国一种矛盾而荒谬的现实存在。
所谓“被精神病”就是通常表现为不该收治的个人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受害者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
“该收治者不收治，不该收治者却被收治。”是目前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存在的两大问题。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权力而将大批维权人士、异议作家等等不臣服于权力统治者扣以精神病帽子投入精神病院，即“被精神病”，来达到控制与“消声”，已成为一种维稳常规手段。全国人大于常委会于2013年发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新法施行后，被精神病现象有所好转，但仍有一些权力部门花样百出的规避新法，以所谓的“疗养”、家属同意等为名，把执意维权及坚持发表不同意见的正常公民，送进精神病医院强制“疗养、治疗”。
中国“被精神病”问题究竟有多严重？至今究竟有多少人遭受过“被精神病”？至今究竟还有多少人仍“被精神病”关在精神病院？等等事关“被精神病”情况的数据，在披露“被精神病”信息将遭致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判刑的凶险情势下，根本不可公开调查统计，因此不可能获得全面真实有效的“被精神病”数据。而只能通过全国各地一些人权捍卫者冒险披露出来的有限个案，来管窥中国“被精神病”严重现实。
三、2020年检测中国“被精神病”严重程度的标尺性事件——丰晓燕、董瑶琼
由于中共极权统治下严酷禁绝种种“被精神病”事件披露的环境，使得了解调查中国“被精神病”情况是件高危险的事，因此无法通过准确全面数据统计来反映2020年中国“被精神病”状况，但是，从在如此严酷环境下透露出来的有限几件“被精神病”案例中，尤其是山东临沂市人大副调研员丰晓燕与湖南株洲董瑶琼的“被精神病”事件，可以充分证明：其一、中共当局无视联合国对自己在“被精神病”问题上违法侵权的监督与审查，在《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履行审查年仍公然制造“被精神病”事件；其二、中共当局无视国际舆论，在媒体关注报道，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将丰晓燕、董瑶琼反复强行关入精神病院；其三、中共当局完全抛却自己颁布的《宪法》及《精神卫生法》，公然违反《宪法》： 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同时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我是丰晓燕女儿，学生。
4月28日，我的母亲，临沂市人大研究室副调研员丰晓燕从临沂来到北京。在王府井散发传单，促进民主改革，改选中国主席，反对社会不公。
4月29日，丰晓燕被送至临沂地方。在不进行精神检查的前提下，二十多名警察强行将我和母亲分开，并将母亲送入临沂第四精神病院。
丰晓燕证件照和被关精神病院后的丰晓燕
今年四月因到北京王府井发政治传单被关入山东临沂第四神经病院的丰晓燕，如今已出院。据丰晓燕的女儿Alice说，她的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摧残，说话大舌头，思维不如以往流畅，行动僵硬，脑袋发木，腰痛严重。7月25日出院后，她在家被强迫吃药，碳酸锂缓释片一天两次，早晚各一片，帕利哌酮缓释片早一片，富马酸喹硫平片一天一片。8月29日，她被常年家暴的配偶杨光再次送入医院，9月15日出院后的用药是丙戊酸钠缓释片、奥氮平口崩片、劳拉西泮等等。
丰晓燕在精神病院所戴病号手环
同样典型反映2020年中国“被精神病”问题的还有湖南“泼黑女”董瑶琼再次“被精神病”并失踪消声至今。
据“维权网”报道——《不断遭中共当局关精神病院迫害的泼墨女董瑶琼的境况堪忧》
2020年9月19日，本网获悉：不断遭中共当局关精神病院迫害的泼墨女董瑶琼的境况堪忧。
泼墨习近平像与两次被关精神病院后的董瑶琼2020年11月30日的发声控诉
董瑶琼：1989年9月26日出生，湖南省株洲市攸县桃水镇人，原上海房地产公司中介职员，推特名：feefeefly，人称“泼墨女孩”，政治犯。
2018年7月，曾因用Twitter在上海市海航大厦前直播其对中共独裁专制的不满，并批评当局对百姓实施洗脑逼迫，随对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头像泼洒墨汁，7月16日，被上海市警方送回湖南省攸县老家，并以疑有“精神病”为由被变相关押于株洲市第三医院，直至8月1日其父在株洲市第三医院与女儿见面之后，方知其泼墨行为已被当局定性为“攻击国家领导人”；
2019年11月19日，取保释放，并被送到湖南省攸县桃水镇母亲住处； 2020年5月20日，其父亲发出信息，称女儿被再次关进株洲三医院。后董瑶琼被在株洲三医院关押两个月后出院。董瑶琼出院后比之前病情更加严重，痴呆发傻反应迟缓不说，有时候小便失禁都不治换裤，夜晚有时疯狂喊叫，尤其下雨打雷时候疯狂尖叫不叫任何人靠近，令人十分痛苦。
再据《 “泼墨女”董瑶琼视频控诉”被精神病”后 境况 随后即被消音》报道：2020年12月2日，本网获悉：”泼墨女”董瑶琼11月30日在Twitter发布最新视频控诉”被精神病”后遭全面监控的情况，随后遭当地国保上门，随后其发的三个推文已经全部消失。本人已被当局控制。
另据美国之音电台追踪报道《董瑶琼再度发声称“被精神病” 外界关注 当局紧张》11月30日，董瑶琼在泼墨事件后首次在自己的推特账户上发出一段视频，称自己根本没有精神病，却因泼墨事件被送进精神病院，目前仍在遭受地方当局严密监控，她含着眼泪呼吁外界关注她目前受到当局监控和压制的状况，并激动地表示，“我不再恐惧，我精神没有问题。”董瑶琼在发出上述求援视频后的次日，将其推特账户上的一些相关推文和图像删除，据信她受到了来自维稳当局的压力。12月3日，住在湖南省宁乡市一直关注董瑶琼及家人的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在为董瑶琼转发两条推文及视频后被株洲市国保带走，后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12月18日，又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住所监视居住至今。华涌推特称，2021年2月6日董摇琼被当局第三次关进株洲市第三精神病院！
人权捍卫者欧彪峰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住所监视居住通知书
由于董瑶琼泼墨事件引起世界关注，有记者给医院打电话，医生说：“是政治犯”，不便谈什么情况。可见，医生们非常清楚董瑶琼完全是“被精神病”。然而，董瑶琼却在世人聚焦之下，公然被关在精神病院，直到2019年末才放回家。
之所以列举此两案作为特别关注与研究。且能典型反映出中国被精神病状况的案例，原因是：一、这是在举世瞩目之下公然上演的“被精神病”。而不是通常外界不知情下悄悄制造；二、这是在残委会审查中国执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时，在《精神卫生法》、《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颁布实施后出现的事件。因此此两案经典注释出中国当下“被精神病”状况。三、丰晓燕与董瑶琼被释放后又再度被关入精神病院，显示着中共当局的肆无忌惮。
四、“被精神病”违法侵权的血泪现实
“被精神病”问题虽然多年来得到中国民间人权机构关注，进行了大量案例报道揭露，仅民生观察网就先后搜集了500多“被精神病”案例，国际社会对中国“被精神病”问题也给予关注，中共当局为了迎合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2008年6月全国人大批准了《公约》，同年9月《公约》对中国正式生效。2010年10月，中国按期向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提交首次履约报告。2012年10月26日 中共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并公布，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后来还作出了修订。然而，这些表面上的签约与法规，并未促成中国“被精神病”情况根本性改变。
从披露出来的各种被精神病案例中可见，“被精神病”严重违法侵权充斥在送入、治疗、出院等等的每一个环节中。这在过往多年的“被精神病”案例及民生观察有关“被精神病”年度报告中均有反映，而从2020年披露的最新“被精神病”案例情况来看，中共维稳机构仍然沿袭着过往手段，没有出现基于人权尊重与保障的任何改善。具体从下面各环节中的案例得到体现。1、 强制送入精神病院中的违法侵权
从多年来披露的各种“被精神病”案例，可以看到中共各级权力维稳部门人员在将上访维权者、异议人士、法律工作者、信仰民众等等强制送入精神病院中的不择手段。2020年所发生的“被精神病”事件中，反映出中共各级权力部门在强制医疗，制造“被精神病”上没任何向人道、法制方面的改善，依然是暴力绑架、殴打、侮辱，长期不给如厕，甚至发生性侵（如董瑶琼发声揭露被送精神病院前遭致性侵），等等，让人难以想象的侵害公民生命安全、人身自由、侮辱公民人格尊严的违法行径，屡屡上演。
如民生观察2020年7月24日的《常州钱惠文因上访被关精神病院》报道：
今年5月底，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访民钱惠文、钱志松母子因进京上访，被地方维稳人员强制带回，押送途中钱惠文多次被殴打，之后钱惠文被强行关进常州市德安医院精神病专科，至今未放，且杳无音信。其子钱志松则被非法关押在黑监狱长达两个多月，于7月22日获得自由。据本报告研究人员2020年底电话直接联系到钱惠文女士，了解到她于9月3日，即在被关押于精神病院3个月后，才被从精神病院释放出来，在里面受到诸般折磨。2、 摧毁身心健康，极尽折磨侮辱的“被精神病”住院
当“被精神病”者被送入精神病院后，被殴打、捆绑、强制灌药、长期固定于病床、不给大小便，长期间圈禁于狭小房间，禁止与外界通讯，禁止与亲人朋友会见，不给作医学鉴定，不给办理出院等等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生命安全、人格尊严的情况如影随形，如鬼附身，相伴着被精神病者日日夜夜，使被精神病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陷入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鬼域绝境。
据民生观察2020年10月15日报道《李小燕被关精神病院后失联》
2020年10月13日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青峰冤民李小燕，因在省信访局上访，被当地警方抓走带到派出所关押，后被送进房县一个精神病医院关押，现已失联。
后据维权网12月24日报道《湖北冤民李小燕被囚精神病院折磨65天后终获释放》湖北省十堰市冤民李小燕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期间，因上访被地方政府送入精神病院，无端经过“吃药打针”65天，终于2020年12月18日获得释放，现由其女儿带到襄阳做恢复性治疗。
再有民生观察12月19日报道《江西被精神病人钟志勇获释》
江西南昌被精神病受害者钟志勇先生在被强制关押2个多月后，于3天前获释出院。钟先生回家后，在2020年12月16日向南昌市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要求非法关押他的政府部门给他恢复名誉及赔偿经济损失。
3、出院的艰难，不给办理出院，需要公安及政府部门同意，
在中国大地所发生的“被精神病”事件，几乎都是地方维稳权力部门所为，是地方政府强行将人员送入精神病院，因此，“被精神病”者要想出院必需得到地方政府同意方可，否则根本无法走出被关押的精神病院。这种入院被强制，出院得权力部门批准的情况，渗透在每一件被精神病的案例中。
如前往所列举的丰晓燕与董瑶琼先后两次被关精神病院，以及江苏钱惠文、湖北李小燕、江西钟志勇，都是在完全失去自己选择决定权情况下，被政府维稳部门关押，直到政府权力部门觉得敏感时期过去，或者达成要关押者签订同意政府要求的相关协议，方才释放出来。期间，被精神病者无论如何申诉陈情自己没有精神病，与要求释放离开精神病院，都是无法出院的。
4、“被精神病”者出院后权利持续受到侵害
中共当局不仅基于维稳的需要肆意将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信仰民众强制关入精神病院，制造出大量骇人听闻的“被精神病”事件，而且在这些“被精神病”人被释放出来后，地方当局仍持续对这些人士采取划地为牢，限制他（她）们离开当地，收缴他（她）们身份证件，派人值班软禁、监控他（她）们，经常骚扰传唤威胁他（她）们，甚至还反复将他（她）们多次强制送回精神病院。
由民生观察2020年9月14日的《重庆被精神病人张吉林访谈录》可见：
2020年8月27日，本网志愿者应约采访了重庆不同政见者张吉林（网名：岳家枪）先生，他向本网介绍了他因为发表不同政见，被重庆警方以“疗养”为名，强行关押到精神病院整治的过程。释放后人身自由权利受到的种种剥夺。
5、“被精神病”者出院后几乎无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权利
由于公共权力是制造“被精神病”的主体，作为受害的“被精神病”个体在出院后要想通过司法途径来达到维护自己权利，在中共党管司法，“政法姓党”、“法律不能当挡箭牌”的情况下，是完全没有可能的。至今几十年的中共“被精神病”违法侵权史上，中共公开媒体报导出来极其个别的“被精神病”者最后通过司法讨得一点洗清自己精神病身份的结果，那通常也是因为制造“被精神病”的主体不是公权力，而是个别单位所为，而基于所谓维护极权稳定，由维稳的公权力出面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信仰民众等等实施的“被精神病”，受害者出院后没有能通过司法来寻得公正。
在如此情况下，所以丰晓燕与董瑶琼能在举世瞩目下被一而再地投入精神病院，出院后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更别说通过法律来维护权利。所以我们才看到迫不得已下，董瑶琼通过网络发声抗议，结果再被失踪至今，而帮助她网络发声的人权捍卫者欧彪峰则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住所监视居住至今。还有丰晓燕本人就是人大的官员，如何通过法律与中共权力系统设置的一系列程序来维护自己权利，她理应非常清楚，然而，她自己被精神病后却无力求得任何司法救济与权力救济，她女儿为了自己母亲权利，穷尽了一切申诉、信访等等途径，结果毫无成效。由此可见，中共极权统治下制造的“被精神病”是不可能得到法律救济的。
就在2020年末，中国人权律师常伯阳通过微博披露《四川攀枝花一大学退休教师不符合法定强制条件被单位送精神病院强制治疗10年》
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退休教师杨景林，因多次上访反映自己工资、职称、住房问题，被单位怀疑有精神病。 这起大学退休教师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达10年之久，出来后起诉单位与医院却被一审法院判定关押合法的案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被精神病”人出院后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利的艰难。
说：“想过（通过法律起诉来维护权利），我被非法关押精神病院一年多，身心备受摧残，日常工作无法完成，给我造成了重大损失，我本想找律师控告警方和医院，但无奈拿不到住院证明、证据。我曾经找医院索要住院证明、病例记录、出院证明等手续，但医院说是政府送医并付的住院费，所以住院证明只能交给政府部门，不会交给我的。最终，由于难以取证，加之中国的公检法是一家，我和朋友认为控告警方和医院的胜算不高，最后就不了了之。”
由张云华遭遇也反映出了“被精神病”者陷入政府与医院联合灭失一切证据，让受害者无法拿到证据起诉来维护权利的困境。5、 结论与建议
2020年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对中国落实《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的再次审查年，是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实施第8年，是2012年12月发布《精神卫生法》第8年，是2013年5月1日实施《精神卫生法》第7年，也是2016年6月，最高检出台《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执行检察办法（试行）》第4年，还是2018年2月1日最高检发出（高检发诉字[2018]1号）《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第2年。在如此联合国审查与中国一系列有关强制医疗的法规下，仍没能阻止举世瞩目的丰晓燕、董瑶琼反复“被精神病”，由此可以看到中共权力部门对“被精神病”手段的依赖与常规性使用。
由湖南人权捍卫者欧彪峰因帮助董瑶琼发出“被精神病”控诉与抗议，而遭致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以及丰晓燕的女儿为了帮助母亲脱离“被精神病”院发声，而遭致当局随时将自己也关入精神病院与被指控“叛国罪”的威胁，可以看到中国对“被精神病”问题的严控已经提升到危害国家安全的高度。然而，在如此严酷环境下，艰难透露出来的几起“被精神病”案例，虽然数量少，但有力是证明着中共当局仍然在使用“被精神病”镇压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信仰群体等等。
面对中共当局置联合国人权审查、本国颁布的法规及国际国内舆论于不顾，而顽固坚持使用“被精神病”违法侵权手段来维稳（即维护极权统治稳固）的行径，要想扭转这种“被精神病”现实，可堪如下一些努力：
1、对于只听得懂大炮与飞机声音的极权统治集团，纯粹的口头宣讲人权、法治等等国际准则显得无力。因此，依照国际准则作出对相应违法侵权集团的制裁是必要的，例如惩治具体违法侵权官僚的《 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就值得加大力度推行实施，以具体惩治中共极权集团中那些践踏人权的恶吏来推动人权改善。
2、中国抗衡于极权统治的公民社会力量急需进一步成长壮大，国际社会应该努力支持帮助中国公民社会成长，而中国民间致力于推进中国人权民主法治进步人士也应当有此高度自觉与努力。
3、结束党凌驾于法之上的状况，使党真正回到法律的笼子里，成为法律之下的社团，结束以党的意志代替法律的历史，使中国步入现代文明。
4、切实落实司法独立，让法律真正成为公民权利保护的挡箭牌，而不是权力统治的工具。没有司法独立，那些“被精神病”者是摆脱不了随时被关入医院的命运，更讨回不了被精神病侵害的公道。5、 广泛而充分地利用现代科技进步手段，尤其是互联网技术，揭露中共极权“被精神病”的违法侵权事实，让民间与国际社会看清中国人权现实。
2020年元月
转自：民生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