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局制造的“厦门聚会案”（或称“1226大抓捕”）转眼已经过去一年，近二十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在这一年中被长期噤声、骚扰、传唤、羁押、甚至批捕。公民运动也已经在国家机器的疯狂碾压下奄奄一息。中国公民心底那颗孕育着自由与文明的种子，还有没有破土而出的可能？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所做的“厦门聚会案”周年回顾特别报道的第四集：假如种子不死。
厦门案的一位亲历者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担心会被当局报复而要求匿名。 “1226大抓捕”过后，他在身体上遭受了极大的摧残，但对于过去为培育公民社会所付出的一切，从未后悔。
“如果一个族群，都没有人站出来，那就是一个奴隶之邦。我们这些人，就像微弱的灯光一样。这些灯光如果熄灭了，那就成了一片黑暗。”
虽然一轮轮人权侵犯已成为党国常态，美国泰斗级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Jerome Cohen）认为，一群恪守法治的中国公民在天罗地网之下排除万难，坚持会面并探讨中国的未来，厦门聚会有着不凡的历史意义。他通过本台呼吁中国立即释放许志永等政治犯，作为寻求与拜登政府和其他自由民主政体改善关系的象征性信号：
“我希望拜登政府在制定新的对华政策时会说服他们：中国政府很难以此赢得国际社会的青睐、获得软实力和自由统治的声誉。习近平一直说要依法治国、公平正义。那么厦门案件呢？为什么习近平说一套、做一套？这是一种耻辱、一种矛盾、一种虚伪。”
国际社会呼吁释放许志永，让中国人说话
今年初，许志永在潜逃期间发布致习近平的《劝退书》之后，迅速落网。恰逢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际，国际政学界接连发声，呼吁中共当局还权于民。
2月底，美国汉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林培瑞（Perry Link）、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白夏（Jean-Philippe Béja）等人敦请中国吸取李文亮事件教训，立即释放厦门案受难者。
7月8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chael Pompeo)在“709”五周年之际发布声明，谴责中共打压许志永、丁家喜等和平倡议者。
11月17日，库切(J.M. Coetzee),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等诺贝尔文学奖和普利策奖得主，再次敦促习近平释放许志永–“阁下，写作无罪。批评政治领导人无罪。和平倡导宪政改革无罪。”
美国国会议员麦戈文（James McGovern）在10月14号的国会简报会上惋惜地说，如果还有机会，他想和许志永当面讨论西藏政策等社会议题。
“许志永的被捕证明了文字的力量，他的入狱标志着中国政府的软弱，中国当局显然无法在思想上与其竞争，所以设法使他保持沉默。”
黑夜中跃动的火苗：劳工抗议、民间志愿者、女权运动……
尽管中共的钳制手段日益升级，中国公民和异议分子没有完全臣服，而是在活动形式和技术层面不断开拓新的空间。
“天安门大屠杀三十年后，异见仍存。”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CFR）亚洲项目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2019年的研究显示，八九民运中集体行动的精神和政治价值观已经传承下来。
比如，知识分子呼吁政治开明的文章广泛流传；草根层面的社会运动零星迸发，包括反对性骚扰的 #MeToo运动、深圳佳士工人维权事件等等。
据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统计，2019年，全国共有1385起工人抗议活动。2018年共有1706起。其中，塔吊工人罢工在五六天内波及近20个省份。
“没有NGO、学者、记者、律师的帮助，工人自己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了。多棒啊！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国内一位不愿公布姓名的社会运动研究学者透露，劳工组织虽然瘫痪，自发抗争反而升级。
“可见，不可能因为你权力有多厉害，就能把追求公平正义的火焰，从人们的心中浇灭。”
2020年，新冠疫情刚爆发时，中国再次涌现一批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力量，民间志愿者和公民记者冲破封锁、奔赴疫区、传递物资、披露资讯。
“疫情早期，中国记者，包括公民记者，在危机中把握住机会窗口，趁中共敲定官方叙事框架之前，贡献出真正的新闻报道。”
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中国、香港和台湾问题研究总监莎拉·库克（Sarah Cook）回忆道，三四月份国际社会了解到的信息，大多来自《财新》等媒体，还有公民记者。她接收到一个乐观的讯号：当机会来临时，中国公民不是跟着党走，而是见缝插针、追寻自由，尽管这个窗口转瞬即逝。
“这也是许志永考虑的事情之一，中国有很多专业人员的支撑，比如律师、医生、教师或记者。他们知道如何很好地履职，只要出现一点点服务社会的空间，特别是在生死攸关的疫情中，他们愿意担起巨大风险。”
都江堰V.S.三峡大坝, 统治者的答卷
2013年习近平上台之前，美国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政治学家赵娜(Jessica Teets)重点研究中国的“协商式威权主义”（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在那个国家和社会尚能共存的年代里，一大批相对自治的民间组织，虽然并未成功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化，但是增强了威权主义的负责度、透明度和群众满意度。
可是很快地，她所密切追踪的非政府机构一个个被关停和打压，特别是那些专业化的小型草根组织。如果不懂得悬崖勒马，任由党包揽一切、灭绝所有民间的声音，赵娜忧心忡忡地说，最终的后果会不堪设想。
她给予当权者的忠告是，“都江堰的奇迹在于，它不打算改变河流本身，而是利用河流的动态，创造出一个惠及河流和两岸居民的系统。相比于无视自然规律、已经出现裂缝的三峡工程，都江堰可以屹立不倒数千年。”
近期，赵娜的最新论文将目光重点投向乐于捐赠和做志愿者、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年轻人。
回顾二十年前，云南、昆明等偏远地区的当地人大多听不懂她口中的“公民社会”。但现在，很多年轻人会兴冲冲地介绍自己的募书和捐钱活动、还有他们所属的保护传统文化的社团。
“他们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变得如此积极，和父辈和祖辈都截然不同。如果人们意识到社会问题的存在，并且通过募捐和志愿者等行为来试图解决问题，那么他们对公民身份的认识，会发生什么变化？什么是他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赵娜反复强调，这些年轻人不是中共的敌人，许志永他们，更加不是国家的威胁–中国政府不妨试一试效仿都江堰？把公民活动看作是公共政策生态的一部分，收贤纳士并且良性互动，而不是一味妖魔化和制造敌人。
“厦门聚会的这些人都在做着很棒的工作，我不认为任何人打算颠覆政权，他们是要让政府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无论你采用什么样的政治体系，允许这些人更多的发挥作用，就会造福更多的中国人。”
美国的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也表示认同，煽颠之罪是子虚乌有，“一些人起初没有打算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中国政府。但是他们比习近平更了解中国的法治现状，希望有所改善，所以不可避免地与专制政府发生冲突。”
假如种子不死
12月8号，美国笔会（Pen America）授予许志永2020年度自由写作奖，他是唯一不能到场领奖的人。自由表达研究和政策副主任詹姆斯·塔哲(James Tager)对本台表示，许志永、丁家喜和常玮平的健康安全惹人担忧，
“我们担心，他们正在被折磨和虐待，中国对厦门案秘密处理，因为想在黑暗中肆意处置他们。我们呼吁中国政府遵循国际法、保障他们的自由表达和公正审判。”
2013年，许志永被捕时，友人华泽曾梦到他戴着手铐，拖着一双特大号布鞋，穿过监狱长长的走廊和一扇扇铁门。他说，那是一个民族走向自由的必经之路。
这一次，她不再为许志永哭泣，而是望着他们，作为铺路石伸向远方，“会引人注目的就是火车轰隆隆开过来的那种迅猛的力量。但是没有人去做铺铁路、挖地基的工作，火车开不过来。”
刘四仿等人现在虽身处海外，也没有放下铺铁路的担子。狱中人的公民信仰，有他们继续分担、思索和传承。
“中国目前还没有公民社会。但是这片森林的种子，在石头缝里隐藏着。每一个自认为是公民的中国人，就是一颗种子。怎么让这些种子发芽、茁壮成长、成长为一片森林？这就是我们需要思考和为之努力的东西。”
他和一众同仁们保持着同样乐观的信念：无论统治者听不听得懂他们的语言，人心深处始终埋藏对着自由、公义和爱的渴望，它有着瞬间苏醒的可能。无论寒冬和黑夜多么漫长，只要种子不死，希望就永不枯竭，好比春蚕吐丝不尽，好比夏虫季季长鸣。
转自：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