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9日傍晚，我正在编辑自己与老伴早年的来往书信——《我俩的墓碑：吴高兴孙巧芳书通信集》，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派出所的，三个人驱车把我带到大洋派出所，其他人留下来抄家。到了派出所以后，他们就把我这个74岁的老人禁锢在审讯室的铁椅上……当夜，办案的周警官告诉我：他们是临海网警，发现我在编辑我与妻子的书信集。 我说，我把自己与老伴早年的来往书信编辑成书犯了什么法啦？况且编辑夫妻之间的书信跟“寻衅滋事”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呀！周警官微笑着对我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口袋罪。”
我知道，我的麻烦事，总离不开台州和临海的宝宝，果不其然，第二天上午，我所熟悉的两个临海宝宝来到审讯室对我说，“他们要求我们介入。”直到24小时后的晚上放我回家，宝宝一直在场。
我在台州和临海曾经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文革，八九，……尽管我这一辈子有许多是是非非被人关注和议论，但人到晚年，总希望能过上平静安宁的日子，可是，真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做梦也想不到，编一部自己与亡妻的通信集也会招致麻烦！我始终无法理解，我们这一对蚂蚁一般的夫妻通信居然会引起一些人的如此疑忌和恐慌。那么，我编辑这部通信集的缘起和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在老伴离世至今两年半多的日子里，我一直是在往事的回忆和对她的怀念中度过的。在怀念的无底深渊中，我自然想到了那些尘封了几乎一辈子的我和她的早年往来书信。这些书信忠实地纪录了我们四十八年夫妻生涯的两个重要节点，前一节点的基本时间是1970——1972两年，这是我和她的恋爱史；后一个节点是1989年8月18日——1991年8月17日的两年服刑时期，这是造成我和我的家庭命运转折的两年无妄之灾，是我们全家在生活中争扎的抗灾救灾史。把这些书信编辑成书，不正好作为对她的纪念吗？
她已经先我一步走了，我知道自己也是来日无多，在我也进入坟墓以前，我为她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给我们的四十八年夫妻生涯留点纪念。几千年以来，夫妻生前同卧一床，死后同葬一穴，坟前立一块墓碑，以供后人纪念。我们虽然卑微而又清贫，但都是富于内心生活的人，我觉得自己应该乘这苟活在世的日子，为我们的身后建筑一具精神上的墓碑——而编一部我与她的通信集，不正好作为我俩的墓碑吗？做梦也想不到，熬了两年半的日日夜夜编成的书信集，竟然成了被“寻衅滋事”的由头！
总是要老的，喜欢找我麻烦的台州和临海有司虽然还年轻，但你们的父母也是垂垂老矣，三十年以后，你们也是我现在这样的老人，我跟你们熟悉多年，我相信你们的内心也是有良知的，我请你们高抬贵手，在我进入坟墓以前，让我过上平静安宁的日子好吗？
2020年10月1日
公民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