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局对抗争行动的容忍度原本就低，近几个月更加紧缩，而且连和平的言论都日益被视为犯罪。目的显然是为了迫使每个人在采取行动前多所犹豫，因为没有人说得准下一个被拘押的是谁。
（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对维权人士和公民自由的打压，即使在六四25周年过后，仍然没有减轻的迹象。
许多在2014年六四周年之前被拘押的人士仍被监禁，有些人被正式逮捕。和平的反贪腐示威者遭法院判处高达六年半的重刑。未来几周，可能有更多维权人士，包括著名的广州维权人士郭飞雄，将以可疑罪名遭到起诉。
“中国当局对抗争行动的容忍度原本就低，近几个月更加紧缩，而且连和平的言论都日益被视为犯罪，”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目的显然是为了迫使每个人在采取行动前多所犹豫，因为没有人说得准下一个被拘押的是谁。”
被拘押的维权人士范围很广──有些人知名度较高，有些直接涉及六四而其他没有。例如：
- 河南省至少有九名维权人士，包括两位律师常伯阳、姬来松，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于5月27日被拘押至今。据消息来源表示，这些人是因为曾在2月份参与纪念六四的活动而被捕。
- 广东省有三名维权人士，包括律师唐荆陵，自5月16日被拘押至今。他们原本被控涉嫌“寻衅滋事”，但6月20日被以更严重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此次检控和他们在广州推动非暴力不合作的理念有关。
- 北京知名律师浦志强于6月13日以“寻衅滋事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正式逮捕。控告浦志强的依据尚不明确。
- 新闻记者高瑜以“泄露国家秘密罪”自4月24日遭到拘押。据官方媒体报导，高瑜被控将一份中共中央“机密文件”交给境外网站全文刊登，并有许多其他网站转载。中国当局没有说明她被控泄露的是什么文件，但媒体报导指出，学者与记者们相信是“九号文件”，其内容警告中国官员警惕“七大颠覆性违纪”，包括人权等“普世价值”。
这些发生在六四周年之前的拘押是2014年初开始广泛打压的一部分，当时当局以新公民运动维权人士为打击目标，该运动是倡导公民权利和公民参与的非正式团体。至今已有九名新公民运动维权人士遭判刑入狱，包括其发起人、著名法律学者许志永。这九人分别被判处18个月到六年半有期徒刑。
在这九名新公民运动维权人士中，以江西省刘萍、魏忠平两人判刑最重：六年半。刘萍和魏忠平是在6月19日被判处“寻衅滋事罪”、“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和“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同案第三名被告李思华则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刑三年。
多被拘押判刑的维权人士，包括浦志强、刘萍、魏忠平和李思华都被控妨害公共秩序，例如“寻衅滋事罪”，这种定义模糊的罪名经常被当局用来惩罚和平抗争行为，举例而言，根据法院对刘萍、魏忠平的判决书，其定罪依据包括“聚会、举牌、照相、撰写文章，通过手机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并将照片及撰写的文章上传信息网络进行传播。”
许多被拘押的维权人士还被剥夺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2013年1月生效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放宽了寻求律师帮助的机会，实际上也有些律师说他们更容易接触到一般刑案被告。
但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同时允许公安机关在涉及恐怖活动、巨额行贿受贿和国家安全三种情况时，不须经过检方同意即可拒绝律师会见在押嫌疑人。公安机关显然日益利用这三种类型或其他更可疑的借口避免嫌犯找律师。近来的例子包括：
- 河南公安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律师要求会见九名在押维权人士已一个月，但无法说明他们的行动如何可能违反国家安全，因为他们被控的罪名仅仅是“聚众扰乱公共秩序”。
- 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于1月15日在北京被捕后移送乌鲁木齐，并在当地以“分裂国家罪”遭正式逮捕，但五个月来均无法会见其律师李方平。公安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李方平的要求。李方平直到6月26日才终于见到伊力哈木。伊力哈木告诉李方平，他在3月1日昆明车站攻击案后被停供食物十天，当局指该案是由维族人士所犯。
- 高瑜的律师张思之也被拒绝会见当事人。张思之5月15日首次申请会见高瑜时，警方告诉他“没有这个人”，但官方媒体已于数天前在全国频道报导高瑜自白认罪，因此这种说法大有疑问。张思之认为公安机关可能将高瑜以代号相称，这是政治性案件的常见做法。后来，公安机关表示不准张思之会见高瑜是因为她“正在提审”。
拒绝律师会见使在押者遭受酷刑虐待的风险大增。有些在押维权人士的健康不佳，如浦志强即患有糖尿病。尽管他已得到某些药品和治疗，但中国监所中医疗照护的条件与品质一般不高。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在2013年9月遭拘押后健康迅速恶化，但当局拒绝让她保外就医，直到今年2月才把她转送到监所医院，但她入院数周后即过世。
国内和国外非政府组织也日益受到官方审查。6月17日，公安机关到反歧视组织益仁平设于河南省郑州市的办事处进行搜索，带走两台电脑和一些财务文件，并将一名工作人员带到派出所短暂讯问。此前五天，该办事处的银行帐户已遭公安冻结。公安人员告诉益仁平工作人员，此举是为调查该组织的律师常伯阳。
据媒体报导，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今5月7月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及其在中国的活动情形做了调查。调查重点是这类组织的人员、中方合作单位、项目和资金情况，以便研究如何“加强…管理”。所谓“管理”的涵意尚不清楚。
“中国不仅拘押单纯从事和平活动的维权人士，也日益剥夺其联系律师的权利，并密切监视独立的民间组织，”理查森说。“这些都是中国人权的重大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