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大批维权律师被捕，法律学者遭打压的情况都显示出中国法律界已陷入“寒冬”。中国人权律师高智晟的女儿耿格稍早受邀在联合国发言，讲述其父亲遭遇强迫失踪的情况。另外，前北京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再发文,声援早前遭捕的北京媒体人耿潇男夫妇，呼吁中国刑法学家们正视错误的法律造成的冤屈。
“我的父亲高智晟是一名为维权人士丶宗教少数群体辩护，并记录中国人权侵害状况的人权律师，他因此多次被中国政府拘押和虐待。”
高智晟持续3年被强迫失踪
耿格联合国为被强迫失踪者发声。（截图）
耿格星期一在第45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这样说道。她还提到，父亲于2017年8月再度失踪，中国当局至今没有告知其下落，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留在中国的亲属也受到一定压力，无法离开居住地或拿到护照。
除了阐述高智晟持续三年的强迫失踪状态外，耿格还向遭遇中国官方任意拘押丶失踪的其他受害者表达支持。
“我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求中国释放被强迫失踪的人权倡导者和律师。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父亲是他们中的一员。”
据了解，高智晟自1996年起开始参与弱势群体维权，还曾上书中共高层，要求改变对法轮功的非法处理手段。2006年，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高智晟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随后，高智晟多年来一直被软禁丶判刑坐牢并遭受酷刑。
官方不断打压为哪般
耿格联合国为被强迫失踪者发声。（截图）
从高智晟到“709大抓捕”，中国政府不断“清算”人权律师之余，打压范围也扩大至学术、宗教丶出版领域等，因言入罪的情况越发严重。
旅美法律学者滕彪告诉记者，2003年开始，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一批律师所推动的维权运动被中国政府视为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挑战，继而引发当局一系列的“报复”行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打压）做法更加变本加厉。在他看来，维权律师就像是一个政治敌对势力。虽然律师是以法律来维权，但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逻辑就变成（律师们）要挑战一党体制，所以开始对维权律师进行更严厉的控制。”
目前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中国维权律师陈建刚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对维权律师的压制源于中国政治体制与人权所存在的矛盾。
“中国政府的统治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排斥人权的，而中国很少数的人权律师愿意捍卫人权，而和官方进行法律上的较量。那么，当官方在法律上打不过人权律师的时候，就开始耍赖、抓人、判刑。”
“口袋罪”把“想治”的人“装进去”
许章润教授（推特图片）
针对中国政府藉法“耍赖”的行为，前北京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日前以一篇题为《致疑刑法学家》的文章，分析了中国存在的许多罗织罪名情况，呼吁中国的法学专家们不要“出卖专业，助纣为虐”。
文章说，中国过去将“投机倒把罪”（破坏经济秩序的投机行为）与“流氓罪”塑造成冤枉了许多人的“口袋罪”，把想治的人“装进去”，广遭诟病后修订并废止，算是知错就改。不过，作为替代品的“寻衅滋事罪”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现在也成了“口袋罪”。
许章润在文中批评，牧师传教（成都秋雨教会事件）丶耿潇男夫妇被定罪为“非法经营”，是“牛头不对马嘴”，认为刑事立法屡现“口袋罪”是刑法学家们的学理疏忽与德行亏损，表示法律首先应该捍卫国民权益与公民自由，并要警惕公权力的滥用。滕彪向记者表示，中国学者整体上对立法过程的参与度有限，被允许参加的也都是官派人士
“他们是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尊严，来替政府制定限制公民权利的法律。在中国一党专政下，所有资源被垄断，学者专家很容易成为政府的‘走狗’。不过中国的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政府凌驾于法律之上，造成法律的运行丶执行没有保障。”
陈建刚也补充说，中国法律法规的核心问题不在制定的到底是恶法还是良法，因为在由人民掌握权力的健全体制下，不够严谨的立法可以得到纠正。然而，中国却是少数人掌握着国家权力、掌握暴力的统治，所以有问题的不是法律，而是政治体制。
转自：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