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6日晚間，常凱教授在華中地區一家酒店狹窄的房間里剖析案情，為一群勞工維權人士提供建議，研究次日上午如何在仲裁庭上打敗沃爾瑪(Walmart)。
此案關系重大。可想而知，如果維權的一方贏了，沃爾瑪可能被迫提高對數千名受關店影響的中國員工的補償。沃爾瑪計劃關閉大約20家門店。
但在上周，中國勞動法專家常凱和其他維權人士卻徹底輸了。常德市勞動仲裁委員會做出了有利於沃爾瑪的裁決，駁回了69名工人要求增加補償的要求。
從某些方面來說，沃爾瑪也是慘勝。沃爾瑪本來預計在30天內搞定關閉常德店這件事，結果卻陷入了長達3個月的法律糾紛。由於隸屬中華全國總工會（All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簡稱ACFTU）的沃爾瑪常德店工會在其中扮演了異常活躍的角色，這起糾紛引起了國際和國內媒體的極大關註。中華全國總工會通常在勞資糾紛中表現得非常低調。
沃爾瑪同意向69名拒不妥協的員工（常德門店原有130名員工）每人支付3000元人民幣（合480美元），以補償他們的“訴訟費用”，盡管常凱和其他顧問都是無償提供法律服務的。沃爾瑪堅稱，這是為瞭解決此次法律糾紛而提出的調解方案，並非承認最初就應向員工支付更多補償。這樣沃爾瑪就可以辯稱，該方案不應擴大至接受最初安置方案的其他61名員工，更別提其他被關門店的員工了。
簡言之，這家全球最大零售商為了關閉區區一家小店就惹來了一大堆麻煩。但這類糾紛在中國用工企業中變得越來越常見，即使最大型的跨國企業也無法幸免。
在2010年之前，工人抗議活動大多發生在中小型製造企業，通常是香港或台灣企業，這些企業的工作環境惡劣，工資也很低。但隨著人口狀況的變化趨勢逐漸有利於工人，一些全球聲譽最佳的公司的員工們也敢於提出更多的要求。在南方的廣東省，本田(Honda)等多家日本汽車製造商的工人們為尋求加薪而舉行了一系列罷工活動，這些罷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更近一些時候，經濟放緩加上全球金融危機揮之不去的影響，迫使各類企業收縮或重組業務，包括出口企業以及沃爾瑪等零售商。
就像常德關店事件一樣，工人們要求高額補償並不會遭受任何損失。去年在位於華東地區的山東省，一家美資輪胎工廠就上演了類似事件。該廠的工人們反對總部位於美國俄亥俄州的固鉑輪胎橡膠公司(Cooper Tire & Rubber)向印度阿波羅輪胎公司(Apollo Tyres)出售公司的計劃，他們占領了工廠，並拒絕妥協，直至固鉑放棄出售計劃。
此類局面本來就難以應對，對在華開展業務的跨國企業來說就更難了。但對它們來說，幸運的是，中共和沃爾瑪一樣不信任工會。
中華全國總工會被設計成自上而下的組織形式，聽命於黨並阻止同級分會建立聯系。想象一下，如果沃爾瑪在中國的其他400家門店的工人們決定為了支持常德員工而舉行罷工，沃爾瑪將面臨多麽大的危機。沃爾瑪的工人們明白，向其他門店的員工們求助將會立即引發政府的反應。中國短期內不會出現萊赫•瓦文薩(Lech Walesa)式的人物。
還有一點也可能讓跨國公司覺得很幸運，那就是白領工人迄今未接受“工會活動主義”。但這種情況可能發生改變。2008年，中國出台了《勞動合同法》(Labour Contract Law)。一年內，在中國設有業務的《財富》(Fortune)500強企業中，逾80%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分會。這些工會肯吸納每一個人，從一線生產工人到會計和經理人。《財富》500強企業中的工會領導人往往是本企業的中高層經理，因此非常在意雇主的看法。
普通民眾也意識到，從中國更廣泛的勞動力市場來看，在通用電氣(GE)、通用汽車(GM)或西門子(Siemens)等公司擁有一份高薪而穩定的工作就像彩票中獎一樣。但本田在華工廠的工人們也一度覺得自己中獎了，就像沃爾瑪昔日的員工一樣。白領群體很可能成為中國下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註：本文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駐北京記者。
譯者/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