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杰:用令人痛苦的电影挖掘被埋藏的历史

电影导演胡杰在丽塔·安德烈蒂导演的纪录片《观察者》一片中。

电影导演胡杰在丽塔·安德烈蒂导演的纪录片《观察者》一片中。 ICARUS FILMS

20多年来,导演胡杰在中国历史的深海里打捞搜寻,创作了一系列关于共产党早期统治的悲惨纪录片。

尽管胡杰在中国知识界和外国学界之外极少为人所知,但6月30日上映的两部影片应该可以提高其作品可见度,让更多人看到他的作品。《星火》——一部经历了多个版本、多次修改和扩充的影片——重构了一群60年前创办地下杂志的年轻人的命运。另一部关于胡杰的纪录片《观察者》(The Observer),来自意大利导演丽塔·安德烈蒂(Rita Andreetti),既是对胡杰导演本人感同身受的刻画,同时也介绍了他的作品。

两部影片均由伊卡洛斯电影(Icarus Films)发行,收录于美国电影制片人钱盈(Karin Chien)策划的“dGenerate电影”中国独立电影系列。这两部影片的上映——以及伊卡洛斯发行的另外三部胡杰的重要影片——让观众得以一窥胡杰作品的风貌。

胡杰的电影《星火》重构了60年前一群创办地下杂志的年轻人的命运。
胡杰的电影《星火》重构了60年前一群创办地下杂志的年轻人的命运。 ICARUS FILMS

“我的目的就是挖掘被埋藏的历史,展现它的真实面貌。”62岁的胡杰在南京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感到,讲述这些故事是我对历史的责任。”

尽管胡杰已经制作了30余部影片,但哪怕在中国他也并不知名,审查是其中一个原因——他的影片从未在中国发行,另一个原因是他的作品难以归类。

胡杰的影片从个人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史的多个关键转折点进行解读,尤其是1950年代对独立思见者的迫害、随后的大饥荒,以及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他搜寻幸存者,发掘罕见的书面材料,创造出一段综合历史,而他本人多以叙述者或评判者的角色在场,鲜明地站在毛泽东时代受害者的这一边。

胡杰几乎所有的电影都给人一种技术极其粗糙的印象。多年来,他使用的是一台破旧的索尼手持摄像机,几乎从不用灯光或多机位——主要是因为他独自工作,但也是为了给人一种真实和探索的感觉,就好像观众与胡杰一道踏上了发现禁忌过往的旅程。

相较之下,像贾樟柯、王兵这些中国独立导演的影片则更容易被外国文艺片观众所理解,也经常出现在各电影节上。

胡杰无师自通,身上有一种公然抗争的精神。他生长在南京,早先在军队宣传部门从事文艺工作,但后来辞去工作,走上了独立艺术家的职业道路。在北京,他来往于艺术家圈子——拍了一部关于影响广泛的圆明园画家村的电影——但后来又回到南京工作,与主流相对隔绝。

1990年代,他拍摄了一系列关于小煤窑矿工、收废品的人等中国底层人群纪录片,手法更加熟练。

他闻名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则是因为2004年的影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该片也由伊卡洛斯发行。影片讲述了一名政治犯的故事,她因拒绝承认政治罪行而在1968年被处决。胡杰通过林昭的同学、朋友,尤其是通过她由于墨水不够而用鲜血写就的信件,来梳理她的故事。

《寻找林昭的灵魂》剧照,这部片子让胡杰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声誉鹊起。
《寻找林昭的灵魂》剧照,这部片子让胡杰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声誉鹊起。ICARUS FILMS

林昭曾为《星火》杂志写过一篇描绘在专制之下争取自由的长诗,这便引出了《星火》的故事。《星火》在2013年首次发行,与胡所有的电影一样,这部片子经历了补充和重剪,而最近又加入了一位大饥荒见证人的证词,这位证人想退休以后再开口。

伊卡洛斯发行的另一部《我虽死去》讲述了教师卞仲耘的故事,她在1966年“文革”期间被自己的学生打死。当卞仲耘的丈夫说到为了这一罪行不被遗忘,自己如何拍下妻子遗体的照片时,内容残酷到令人发指。

胡杰的电影发掘见证人和文件,深入事件过程中让人极其痛苦的细节,让一些过去人们一知半解的历史事件得到明晰。胡杰自己也在场,给出他的观点和判断,而这与大部分中国纪录片的模式不相符,大部分纪录片更加偏向沉着、抽离。

“他采用了一些可称为官方风格的手法,比如配旁白,比如道德评说感。”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电影学教授张真说。但他也让人物自己长时间地讲述,让故事自然地铺开。“形成了多种方法的有机组装品,”张真说。

在《我虽死去》中,胡杰讲述了教师卞仲耘在1966年“文革”期间被自己的学生打死的故事。
在《我虽死去》中,胡杰讲述了教师卞仲耘在1966年“文革”期间被自己的学生打死的故事。 ICARUS FILMS

往来于纽约和中国的中国导演、电影策展人朱日坤说,他的电影也许风格简陋,但有吸引力:“他不是很了解纪录片理论,也不是专业出身,甚至还不太知道摄影机上每个按键的功能,但他有一种天分,他的影像很有美感。”

胡杰自己更谦虚。他说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保留长久以来被官方叙事排除在外的历史。

“我不是那种专业的影像作者,所以我不会试图去弄清楚技术这样的问题。”他说。“我的方式很简单。”

但他说希望自己的影片能在当下激起共鸣。他表示,《星火》显示出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也是最黑暗的时期——1958年到1961年导致至少3000万人死亡的大饥荒当中,仍有人能够站出来、表明立场。

“这个故事在今天也有相当的重要性。”胡杰说,“这个国家是专政结构的国家,若没有人敢说出真相,一个错误就会持续很久。”

安德烈蒂说,胡杰对真相的追寻吸引了她。她的丈夫2013年被公司派至南京,她跟随丈夫一起搬来,不久认识了胡杰。

“他的语言和影片的力量,让我无法抗拒。”她在意大利通过电话接受采访时说,新冠疫情期间她住在意大利,“我真的不敢相信他在中国几乎不为人所知。”

钱盈为安德烈蒂能够拍到胡杰叫好,因为胡杰很难被摁下来接受采访、谈话。他身处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之下,而对方一不留神他便出城去见人。加上他不用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很难联系上。

“他是沟通起来最难的电影导演之一,”钱盈说,“基本上你必须得在南京才能拍”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

尽管现在外国观众可以看到胡杰的重要作品了,但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要在那里公开放映他的作品很难,钱盈说。

这种严密的审查是在2015年左右开始的,当时她和其他人策划了一个叫做“边缘影像”(Cinema on the Edge)的巡回影展。这一被誉为“审查者无法触及”的系列影展,最终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中国的导演被警告退出影展。最后影展还是举办了,但宣传比预期要小,而国外的场地,尤其是大学,被告知若放映电影将危及他们与中国的合作。

“关系到资源和金钱,”钱盈说。

尽管阻碍重重,包括禁止使用境外资金和切断所有公开放映的可能性,张真教授说,胡杰这样的导演仍在继续工作。

“中国独立电影运动更加集体的形式已经被根除了——比如放映,比如独立影展。”她说,“但依然有人在拍电影,依然有电影出来。”

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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