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导演胡杰在丽塔·安德烈蒂导演的纪录片《观察者》一片中。 ICARUS FILMS
20多年来，导演胡杰在中国历史的深海里打捞搜寻，创作了一系列关于共产党早期统治的悲惨纪录片。
尽管胡杰在中国知识界和外国学界之外极少为人所知，但6月30日上映的两部影片应该可以提高其作品可见度，让更多人看到他的作品。《星火》——一部经历了多个版本、多次修改和扩充的影片——重构了一群60年前创办地下杂志的年轻人的命运。另一部关于胡杰的纪录片《观察者》(The Observer)，来自意大利导演丽塔·安德烈蒂(Rita Andreetti)，既是对胡杰导演本人感同身受的刻画，同时也介绍了他的作品。
两部影片均由伊卡洛斯电影(Icarus Films)发行，收录于美国电影制片人钱盈(Karin Chien)策划的“dGenerate电影”中国独立电影系列。这两部影片的上映——以及伊卡洛斯发行的另外三部胡杰的重要影片——让观众得以一窥胡杰作品的风貌。
“我的目的就是挖掘被埋藏的历史，展现它的真实面貌。”62岁的胡杰在南京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感到，讲述这些故事是我对历史的责任。”
尽管胡杰已经制作了30余部影片，但哪怕在中国他也并不知名，审查是其中一个原因——他的影片从未在中国发行，另一个原因是他的作品难以归类。
胡杰的影片从个人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史的多个关键转折点进行解读，尤其是1950年代对独立思见者的迫害、随后的大饥荒，以及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他搜寻幸存者，发掘罕见的书面材料，创造出一段综合历史，而他本人多以叙述者或评判者的角色在场，鲜明地站在毛泽东时代受害者的这一边。
胡杰几乎所有的电影都给人一种技术极其粗糙的印象。多年来，他使用的是一台破旧的索尼手持摄像机，几乎从不用灯光或多机位——主要是因为他独自工作，但也是为了给人一种真实和探索的感觉，就好像观众与胡杰一道踏上了发现禁忌过往的旅程。
相较之下，像贾樟柯、王兵这些中国独立导演的影片则更容易被外国文艺片观众所理解，也经常出现在各电影节上。
胡杰无师自通，身上有一种公然抗争的精神。他生长在南京，早先在军队宣传部门从事文艺工作，但后来辞去工作，走上了独立艺术家的职业道路。在北京，他来往于艺术家圈子——拍了一部关于影响广泛的圆明园画家村的电影——但后来又回到南京工作，与主流相对隔绝。
1990年代，他拍摄了一系列关于小煤窑矿工、收废品的人等中国底层人群纪录片，手法更加熟练。
他闻名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则是因为2004年的影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该片也由伊卡洛斯发行。影片讲述了一名政治犯的故事，她因拒绝承认政治罪行而在1968年被处决。胡杰通过林昭的同学、朋友，尤其是通过她由于墨水不够而用鲜血写就的信件，来梳理她的故事。
林昭曾为《星火》杂志写过一篇描绘在专制之下争取自由的长诗，这便引出了《星火》的故事。《星火》在2013年首次发行，与胡所有的电影一样，这部片子经历了补充和重剪，而最近又加入了一位大饥荒见证人的证词，这位证人想退休以后再开口。
伊卡洛斯发行的另一部《我虽死去》讲述了教师卞仲耘的故事，她在1966年“文革”期间被自己的学生打死。当卞仲耘的丈夫说到为了这一罪行不被遗忘，自己如何拍下妻子遗体的照片时，内容残酷到令人发指。
胡杰的电影发掘见证人和文件，深入事件过程中让人极其痛苦的细节，让一些过去人们一知半解的历史事件得到明晰。胡杰自己也在场，给出他的观点和判断，而这与大部分中国纪录片的模式不相符，大部分纪录片更加偏向沉着、抽离。
“他采用了一些可称为官方风格的手法，比如配旁白，比如道德评说感。”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电影学教授张真说。但他也让人物自己长时间地讲述，让故事自然地铺开。“形成了多种方法的有机组装品，”张真说。
往来于纽约和中国的中国导演、电影策展人朱日坤说，他的电影也许风格简陋，但有吸引力：“他不是很了解纪录片理论，也不是专业出身，甚至还不太知道摄影机上每个按键的功能，但他有一种天分，他的影像很有美感。”
胡杰自己更谦虚。他说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保留长久以来被官方叙事排除在外的历史。
“我不是那种专业的影像作者，所以我不会试图去弄清楚技术这样的问题。”他说。“我的方式很简单。”
但他说希望自己的影片能在当下激起共鸣。他表示，《星火》显示出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也是最黑暗的时期——1958年到1961年导致至少3000万人死亡的大饥荒当中，仍有人能够站出来、表明立场。
“这个故事在今天也有相当的重要性。”胡杰说，“这个国家是专政结构的国家，若没有人敢说出真相，一个错误就会持续很久。”
安德烈蒂说，胡杰对真相的追寻吸引了她。她的丈夫2013年被公司派至南京，她跟随丈夫一起搬来，不久认识了胡杰。
“他的语言和影片的力量，让我无法抗拒。”她在意大利通过电话接受采访时说，新冠疫情期间她住在意大利，“我真的不敢相信他在中国几乎不为人所知。”
钱盈为安德烈蒂能够拍到胡杰叫好，因为胡杰很难被摁下来接受采访、谈话。他身处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之下，而对方一不留神他便出城去见人。加上他不用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很难联系上。
“他是沟通起来最难的电影导演之一，”钱盈说，“基本上你必须得在南京才能拍”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
尽管现在外国观众可以看到胡杰的重要作品了，但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要在那里公开放映他的作品很难，钱盈说。
这种严密的审查是在2015年左右开始的，当时她和其他人策划了一个叫做“边缘影像”(Cinema on the Edge)的巡回影展。这一被誉为“审查者无法触及”的系列影展，最终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中国的导演被警告退出影展。最后影展还是举办了，但宣传比预期要小，而国外的场地，尤其是大学，被告知若放映电影将危及他们与中国的合作。
“关系到资源和金钱，”钱盈说。
尽管阻碍重重，包括禁止使用境外资金和切断所有公开放映的可能性，张真教授说，胡杰这样的导演仍在继续工作。
“中国独立电影运动更加集体的形式已经被根除了——比如放映，比如独立影展。”她说，“但依然有人在拍电影，依然有电影出来。”
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