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是香港主权移交23周年的日子。23年来，香港的前途与命运始终牵动着世人的心弦。1984年，中英两国在北京签署了确定香港回归的《联合声明》，中国前任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由港人治港、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方针，颇令对主权移交后香港政治生态忧心的广大民众感到心安。然而，23年来，在度过了短暂的平静之后，香港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浪潮： 从数十万人上街抗议基本法第23条、到每年一度的“七一大游行”，从“雨伞运动”到规模空前的“反送中”示威，每一场运动都凸显了香港民众要求维护自身民主和自由权利的决心。然而，随着今年5月，中共人大推出新的港版国安法，香港的特殊地位似乎受到空前威胁。针对香港局势和未来发展，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
法广：“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信条不仅曾令港人安心，也曾令世人信服。但是从目前的种种情况看，这一承诺似乎没有得到遵守。主要原因是什么？
夏明：“一国两制”之所以能够得到香港人的接受，其中一个大的环境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我们知道，当时邓小平还健在。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给世人都带来了希望。邓小平（当时是赵紫阳在主政）跟英国首相撒切尔能够达成这一揽子协议，当然对香港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安排，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安排：一国两制。但是很不幸，这个安排很快就在89年其实就已经预定了的：97年香港的回归不会平安。其中根本的（原因）就是天安门大屠杀。我们可以看到香港人在整个89年对北京89民运和北京的学生运动非常地关注，也非常希望它能把中国推向进步。但是因为89的失败，我认为是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受挫，使得香港的97回归已经蒙上了阴影。
以后我们可以看出有三个原因使得香港局势不断恶化、一国两制废除。第一，因为89年的失败，民主化受挫，所以中共的专制逻辑不断在演绎，专制逻辑的演绎其中最令人担心的就在于，极权主义想控制一切，如果香港成为一个活口、或者成为一个它无法完全控制住的阿基米德基点。邓小平希望它成为引导中国变成香港化、所以对邓小平来说，香港也有火车头作用。后来随着89民主化受挫，有的民主人士说：香港也以为香港可以成为一个阿基米德基点、可以撬动中国的民主化。这些颇令中共担忧，他们担心颜色革命等等。第二，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近十年间，中国政治急剧恶化，尤其在习近平治下。习近平开历史倒车，不仅搞自己的任期无限，而且是高度集权。对“一国两制”进行了实际的破坏。所以“一国两制”名存实亡，是习近平政治反动的一个直接后果。最后一个原因，在97年香港回归以后，成长了一代新的香港人。这代新的香港青年既没有殖民主义的阴影的笼罩，同时又没有专制政权对香港直接的控制带来的这种心灵上的创伤，所以我认为，新的一代香港人成长起来，这代人使得香港变成中共特别难以处理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所以我觉得以上三个因素加在一起，出现了今天的格局。
法广：随着港版国安法的推出，香港的民主运动将何去何从？
夏明：我觉得讨论香港的去向非常让人感到沉重。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一些我很尊重的长者、也有我同年的同事、还有比我年轻的这些忘年交的朋友在香港。今天感觉到他们的焦虑，许多人可能会移民，许多人可能会放弃发声，所以我认为香港的民主运动大概有这么几个走向：首先第一，从六四的纪念活动一下处于低谷、今年特别受到挫折，所以我们也相信，七一的惯例、一般大游行，我相信今年2020年，与往年相比，可能也会出现一些低谷。因为很多的香港的家庭或者年轻人都已经开始删除他们的社交媒体的各种记录等等。所以我认为香港的人群会出现分化、（抗争）会出现低潮。有部分人会离开，会到移民其他国家。这与97年回归以后数年间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有些人会离开。另外有部分人，我们看到像黎智英这样的，他表示：一定要继续坚守，这种坚守，我认为也会出现一种非常悲烈的发展。但是有一点，就是香港整个的民主运动一定会走向更大的全球化。因为香港的移民现在已经分布在全球各地。如果随着香港问题的恶化加剧，香港新的移民浪潮出现，那么我相信，无论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甚至台湾和韩国，恐怕都会成为新的香港人来反抗中共的中心。因此我觉得未来香港的民主运动会成为一个新的全球化运动，而且我相信它的资源和领导能力以及影响，可能会超过现在所有的在海外的全球化的各种海外的民主运动，这点我觉得可能会给中共带来更复杂的、更长久的、更广阔的挑战。
法广：您认为，未来数年，中国面对香港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夏明：我觉得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香港有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如果把香港控制得太死，香港在亚洲本是充满活力的一个城市，对于中国的经济也是一个火车头，而且我们知道，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也是中国经济的进进出出（无论是资本、还是贸易）的一个大动脉。因此，如果香港在人类历史上是少有的这么一个地区、或者国家、少有的殖民地，它的经济成长和生活水平超过了它的殖民地宗主国，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就会意识到香港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大的。它在过去40年对中国整个经济的撬动和影响也非常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把香港搞成死水一潭，不仅对香港800万的老百姓来说，这是一个悲剧，同时对整个中国的经济来说，从质量上来说，也会是一个重创。所以我相信中国政府会担心，也不愿意把香港变成一个死港。但是它如何拿捏？这里面又非常地困难。因为中共整个执政体系经常是：它无法有一个既有活力、又有自由、又有秩序的这么一个综合。它经常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所以它现在还没有学会一种民主化的多元社会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香港一抓就死的话，它无法管理香港作为多元社会；它如果要给它一些自由，它又怕香港对它进行挑战。这种挑战，正如我刚才讲的，香港的青年人成长起来了，基本上不认同大陆的政治价值观。对香港青年的本土化，包括香港政治中出现这种独立的倾向，或者它政治认同的独立性发展，我相信对大陆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政治和社会的管理。所以只要有机会、只要有空间，香港已经成长的这一代青年会继续成为反抗专制的一代，所以对中共来说，确实这两大挑战：一抓就死，经济就死掉了，香港就变得没有价值；会给中国整个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如果它管理不好，又想松一松，又出现各种空间，又让它面临着各种没法处理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对它整个治理来说，可能对整个中国的共产党政权的安危来说，可能都会带来一种挑战。
法广：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否会直接影响香港前途？
夏明：我们知道，香港“一国两制”的地位，主要由三个重要的国家来决定的。一个当然是英国，英国与中国谈判，产生了相关的主权移交。中英有两国的协议。另外一个是美国。美国基于英国与中国的协议，而且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因此美国和美国一直主导的全球贸易的这些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等，也会把香港作为一个独立体来对待。所以美国对香港作为一个独立体的认识和承认，通过了像《香港关系法》，香港地位得到确认，当然是香港整个地位和在全球重要性的一个根本的保障。因此如果中美关系发生各种变故、发生冲突，如果美国认为香港已经丧失它的自治地位，如果美国取消了给香港的许多的特殊的对待，对香港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此美国的政策经常可能会变成一种双刃剑，即：中美关系紧张，如果中国要惩罚美国、或者有时拿香港使气；或者如果美国要给中国做点颜色，要改变对香港的地位，其实对香港来说、对香港居民来说，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同样，如果中美要和好，像特朗普总统说，比如包括对六四，他认为就该镇压，香港呢，就是一种骚乱。他觉得纪念、抗议就是骚乱。如果美国和中国完全配合默契，又会牺牲香港人的利益。因此中美关系、至少在目前特朗普总统治下，我认为无论是中美关系紧张或者和好，对香港都有一种双刃剑的功能。这是让我觉得比较悲哀的。尤其是如果美国的政策摇摆不定，可能给香港人带来一种虚幻的幻想。这种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总统有没有可能把香港用做一个简单的筹码，因为他的总统制，人们称他为是交际型的、交易型的总统制，完全是玩交易的总统。这对香港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这点是值得我们担忧的。
香港的发展不仅跟美国有关系，它跟中国大的政治、经济格局也有关系。因为我觉得目前尽管是香港最困难的时刻，但是从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可能中国大陆的变革恐怕已经走到了门槛。所以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发生变革，如果中国的民主化有可能再启动的话，那么我觉得也许会给香港的发展带来意想不到大的格局变动。那个时候，有天时、地利、人和，我相信，香港不断的主观努力和香港已经形成的公民社会领导层，可能会给香港带来新的希望和新的变局，同时也会影响大陆的民主化和经济的发展。
转自：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