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会伏地跪拜权力的民族，是天生做奴隶的民族。
中国人有能力、有权利追究政府的责任，有能力、有权利追究执政者的责任。
爆发于2020年初的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在很短时间内就席卷全球100多个国家，截止到本文定稿之日确诊病例已近430万，死亡人数已近30万。中国政府对于此次疫情的大肆传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中习近平是第一责任人。
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特征，但这一点对于中国是陌生的，中国也从来没有实现过一天责任政治。
责任政治的要求是权力和责任相对应，当权者、执政者一旦出师不利，自己应当作为第一责任人来承担责任。不说欧美日的案例，就说台湾，能看得到的是每一次选举失利，各党主席通常第一时间鞠躬、辞职，让出党主席的位置；即便是政府，一旦失去人民信任，民调持续走低，辞职也是常态，今日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就有两位前任，分别是林全、赖清德，林全辞职是因为民调持续走低，赖清德辞职是因为12·24选举失利，当然，同时蔡英文也辞去了民进党主席的位置，以示担责。
责任政治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今是新物种，水土不服，我们的传统是“皇帝圣明，罪臣当诛”，一旦出了纰漏，掉脑袋的不是当权者，而是身边人，甚至是指出错误的人。商鞅变法时太子犯法，但是不能惩罚太子，于是“刑其傅、黥其师”；司马穰苴练兵时，不能杀了齐王的使者就杀了给使者驾车的左驸；秦王围攻邯郸，白起明说肯定出师不利，结果秦军大败，亲王没有检讨自己失策，反而让白起自杀。中国君王大概只在自死或者被推翻下台的时候才会承担责任，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没有什么责任可言，反正都是一死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责任政治其实是执政者和被治理者之间存在良性沟通的一个表现，文明社会的政治参与者听得到人民的声音，看得到民调，在人民反对、厌恶、嘘声一片的时候，他们有羞耻心，知道自己最该做的就是鞠躬下台。专制政权之下与之相反，专制国没有民调，被统治者都是“万众一心”的，而统治者都是受到“万民拥戴”的，暴君和人民是不需要沟通的，权力在手就永远伟光正，尸如山积也不会让暴君自感愧疚。岂止暴君呢，大一统体制之下，自上而下任命的官员都不需要对民众负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看不到引咎辞职官员的原因。
但是民智总有开的那一日，任何一个暴君都不能永远欺骗人民。
权力与责任相对应，掌握多大的权力就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即便这权力不是人民赋予的，是非法获得的，也应该承担责任。比如在一个全封闭的学校里，校长垄断一切权力，给学生吃了坏土豆，这校长需要承担责任，不能说“如果不是我，你们连坏土豆都吃不上。”更不能继续要求学生对其感恩戴德。
真相是学生们有权利不吃坏土豆，给学生吃了坏土豆的校长应该鞠躬认罪，应该辞职下台。
中国共产党领导或者统治中国的一切，这是70多年的现实，这也是中共公开说的，是他们唯一在意、唯一尽力做的。不说以前，仅以习近平的言行为例，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一书，收入习近平2012年至2019年期间文稿70篇，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当然，我们知道，“领导”这个词可以用“统治”来同位替换。
共产党组建中国从中央到村委会、居委会的政府，说中共领导中国的政府和说中共的政府就是中共，没有什么差别，不需论证。
中共掌控中国所有的媒体，包括自媒体。中国媒体是党的喉舌，听党指挥，央视姓党……不需论证。
共产党的意志就是中国的法律。2014年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政策成为国家法律后，实施法律就是贯彻党的意志，依法办事就是执行党的政策。”这充分说明中国法律只不过是共产党的政策、意志，法律只是外表，而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会议等等通过法律的手续仅仅是一个有既定意志、既定方案的过程，是一种形式上的表演。
党的意志又是什么呢？谁来指挥全党呢？
共产党的意志就是党魁的意志，更准确地说是掌握军权暴力者的意志。在共产党内部真正的党魁永远是掌握军队暴力者。自2013年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共内部公开宣称“以习近平为核心”；中共军委表示“坚决听从习近平的指挥、对他负责、让他放心”；公安部表示“忠诚核心、拥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全国政法机关要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统一思想、指导工作；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明确表示：“人民法院首先是政治机关，切实把党的建设摆在首位”；尤其是近几年，中共内部以“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守纪律、不讲规矩、不知敬畏、肆意妄为”为由，清洗内部“阳奉阴违”的“两面人”，加强对习近平的忠诚度。
如此种种，反复在证明中共执政几十年的一个常识：中共党魁的意志就是共产党的意志，而共产党的意志则会通过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走过场、举手表决后成为国家法律，共产党对这个国家的统治就是党魁对这个国家的统治。简单来说，中共党魁的意志就是国家法律，党魁统治中国的一切，对于今日中国来说，习近平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习近平在统治这个国家的一切。
归结为一点，习近平一人统全党，全党即政府，习近平既然掌握中国政府的一切权力，就应该对中国政府的一切作为承担责任，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
你总不能让全国人民吃了坏土豆还要继续对你感恩戴德！
2020年1月28日，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习表示：“疫情防控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我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很好，习近平说出这句话，按照权力多大责任就有多大的原则，他自己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归责的点，回头检视中国政府在防疫中的种种乱象，所有一切都在习近平权力的覆盖之下。
1月28日之后，中国官方媒体开始重点报道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加码造神、表功，比如：
①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共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着优势。
②人民领袖习近平，这场阻击战，习近平全程指挥；
③习近平战疫兵法，“该出手时必须出手，否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④习近平战役兵法，果断部署，“武汉封城”……
⑤中国为世界抗疫战争指明方向……
2020年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习近平讲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我专门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请记得习近平的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共、党中央、习近平“统一领导”疫情防控的起始点是在“疫情发生后”，也就是说疫情发生后中共的一切作为，习近平以及他所领导的党中央和中国政府都要承担责任。
可以回头数算一下，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防控疫情都做了哪些事情。
习近平在疫情中的作为可不仅仅是让全国人民吃了坏土豆而已！
习近平亲自指挥、部署的中国防控疫情最受世界诟病的就是隐瞒真相，以至于造成国民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病毒大肆扩散。
陈列时间线如下：
2016年11月17日，据新京报报道，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表示，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疫情信息从基层发现到国家疾控中心接报，仅仅需要4小时；
2019年3月5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表示：我国传染病监控网路运行平稳，不会再出现“SARS类似事件”。
2019年12月1日，《柳叶刀》发表武汉肺炎研究论文称，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在12月1日收治了首例后来被证实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患者。该病例并没有中国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华南海鲜市场是武汉市区一座贩卖海鲜与野味的市场，其后来被认为与此次疫情有紧密关联；
2019年12月8日，武汉卫健委在2020年1月11日通告称12月8日出现首例新冠状病毒发病；
2019年12月15日，南华早报3月13日报道，12月15日有27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医学期刊新英格兰杂志（NEJM）1月30日的论文，表明2019年12月中旬密切接触者之间就已发生人际传播；
2019年12月29日，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开始就不明病毒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2019年12月30日，一份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的红头文件《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在网络上广泛传播。通知称，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强调未经授权，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发布通报，发现的多例肺炎病例为病毒性肺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同日，国家卫健委派专家组抵达武汉指导疫情处置；也是在同一天，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获悉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发现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
2020年1月1日，武汉警方：8人散布武汉肺炎不实消息 被依法处理，后经中央电视台对此信息反复报道；一个承接武汉不明肺炎检测的基因测序公司人士透露，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一位官员的电话，通知他，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同日，世卫组织要求中国当局提供进一步信息以评估风险；
2020年1月2日，中央电视台报道8名散布武汉肺炎谣言者被依法查处消息。针对疫情，在WHO的三个级别（国家办事处，区域办事处和总部）启动了事件管理系统；现任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给病毒所全员发布邮件要求他们不得泄漏任何有关新冠病毒信息。中共海军工程大学警通勤务连下发“严控外来人员进校的通知”，而且中部战区总医院也已知情。人民日报表示：有患者表示，其病情已无大碍，希望外界不要在担心。
2020年1月3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称，共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44例，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国家卫健委发文要求相关机构，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已从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取得相关病例生物样本的机构和个人，应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制定的保藏机构保管，并妥善保存有关实验活动记录及实验结果信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活动结果等信息。中国国家当局总共向WHO报告了44例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华春莹在2月3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称，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医生签了训诫书；
2020年1月5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称，“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上升到59例，无死亡病例，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 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张永振从1月3日收到的样本中检测出一种新型SARS样冠状病毒，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证实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当日即向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门报告，提醒他们新病毒与SARS同源，应是经呼吸道传播，建议在公共场合采取相应疾控防疫措施；
2020年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成功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湖北省新华医院一位呼吸内科医生出现肺部异常。医院召开内部会议，强调不能把情况外泄，尤其不能“告诉媒体”。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了3级冠状病毒健康预警，建议不要前往中国武汉。没有中国官方媒体向大众披露疫情预警；
2020年1月7日，国家疾控中心专家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世卫组织将造成武汉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2020年1月10日，武汉卫健委首度进行疫情通报。通报强调，在1月3日以后武汉未发现新发病例。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卫健委专家王广发称，整体疫情“可防可控”。武汉市两会闭幕，两会报道未见任何疫情信息；人民日报表示：王广发（国家医疗专家组专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称，目前已公布的患者中，已有部分康复出院，说明该病毒致病性较弱，病情可控；
2020年1月11日：湖北省政协会议开幕，湖北进入省“两会”时间。国家卫健委宣布中国将与世卫组织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信息。医学期刊新英格兰杂志（NEJM）论文表明，1月1日至11日已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武汉卫健委强调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2020年1月12日，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住院；
2020年1月14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称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国家卫健委就防控疫情召开视频电视会议。2020年4月16日，美联社核实的中国内部文件显示，中国官员1月14日即知疫情严重：“传染病的情况仍然复杂严峻，是自2003年非典疫情以来最大的挑战；
2020年1月15日，仍然没有中国官方媒体向大众发布疫情预警；
2020年1月17日，湖北省“两会”结束，报道没有提及任何疫情信息。在湖北省两会期间超过一周的时间里没有增加。网传“武汉病毒性肺炎”信息，官方辟谣；
2020年1月18日，湖北省武汉市百步亭社区办万家宴， 约4万户家庭参加。农历腊月二十四，是中国南方传统“小年”，春运进入第九天，开始了中国人返乡、购物、聚餐等人群流动和聚集高峰。人民日报头版有七条“习近平”的大新闻，却没有一条疫情预警信息，政府错失疫情管控的最后机会；
2020年1月19日，武汉市疾控专家及市领导对媒体表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传染力不强，可防可控。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总体是可治的；
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习近平首次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做出指示；
2020年1月21日，国家卫健委通报，疫情已经出现了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病毒传染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德国联邦情报局情资2020年5月9日显示习近平与世卫秘书长谭德塞通话时要求不要发布病毒人传人的讯息和延后全球大流行的警告。天津、浙江、江西、山东、河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台湾确诊首例病例。国内开展疫情应急科研攻关，钟南山任组长。武汉市卫健委通报：武汉15例医护人员感染。湖北省委书记、省长等出席春节团拜会并观看演出；
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成立，并发布1号通告，宣布武汉市封城，所有公共交通停止运行，机场火车站关闭，并要求市民不要离开该城市。湖北省有武汉市、鄂州市、仙桃市、枝江市、潜江市、天门市，6城市宣布封城。武汉肺炎防控指挥部通告（第2号），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我们有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请广大市民不用恐慌。浙江有网民因传播新冠状病毒肺炎“虚假信息”被拘留；
2020年1月25日，一样欢天喜地的春节联欢晚会照常进行；
2020年1月27日，武汉市市长周先旺表示因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传染病，根据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必须“依法披露”。但是“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不理解，后来，特别是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周先旺暗示依法应该披露疫情信息，但是他没有权力披露，在上级决定披露之前，他只能隐瞒真相；
2020年2月15日，中共党媒《求是》报道习近平于1月7日开常委会，对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指示抗疫不要影响正常生产和生活；
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但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不见习近平所谓的1月7日指示的内容。
通过上述时间线可以证明下列事实：
1、从最早的病例出现，到中国政府开始承认病毒可以人传人之间，至少相隔了50天，即便从武汉李文亮等医生透漏病毒疑似萨斯、会人传人开始，至中国政府确认传染也间隔了20天以上；
2、按照中共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中国政府最迟在2019年12月底已经得到有关疫情的信息；
3、按照习近平自己的说法，他在2020年1月7日就对疫情防控做出了指示，他在1月7日之前就已经完全了解有关疫情的信息；
4、不谈在习近平统治之下整个中国失去了言论自由，仅就有关疫情防控一事来看，中国政府在疫情最初爆发之时就试图禁止真相传播，不惜对透漏疫情真相的医生动用警察进行惩罚；
5、直至2020年1月20日，中国政府承认武汉肺炎可以传染之日，中国各级政府、中央到地方媒体以及各级卫生防疫机构都在传播谎言——不传染，可防可控，就是这些谎言造成了疫情的大爆发；
6、习近平掌握所有的权力，对疫情防控全程指挥、全程部署，习近平应当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从最初病例到确认传染隔了50多天，从武汉医生透漏传染至确认传染隔了20多天，在此期间，中共控制的各级政府、各家媒体、各家防疫机构都在传播谎言，都在压制真相的传播。钟南山团队在3月2日表示：“如果管控措施推迟5天，中国内地疫情规模将扩大3倍。”不说这种表达有多么卑劣无耻，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中共能提前5天、10天、15天承认病毒会人传人，疫情带来的人员死亡和损失会缩小多少倍？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曾说：“新闻自由是灾难最大的救助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面对灾难，禁止真相传播，剥夺新闻自由是最难的最大帮助者，或者就是大规模杀人。想想在1月18日，武汉被蒙蔽真相的4万多人参加了万家宴活动，结果事后统计百步亭每一栋楼都有病人被感染。在当日从中央到武汉，每一级政府官员都在在知道真相的情况下默许甚至是纵容了这种大规模病毒传播，这是大规模杀人。
先不说病毒来源的争议，仅仅就禁止疫情真相的传播、反而大肆传播虚假信息来看，习近平是扩大疫情灾难的第一责任人，习近平应对死亡的无数冤魂负责。
2020年2月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要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包括要“深入宣传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充分报道各地区各部门联防联控的措施成效，生动讲述防疫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讲好中国抗击疫情故事，展现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凝聚众志成城抗疫情的强大力量。”
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国家应急新闻办主任张小国受访时表示，中央宣传部已调集300名记者，派往重灾区湖北省及武汉市采访报道。张小国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宣部连夜传达学习贯彻落实，我们把疫情防控宣传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2020年2月4日，在上述背景之下，据央视《新闻联播》公布的消息，中央宣传部调集300名记者，派往重灾区湖北省及武汉市采访报道。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国家应急新闻办主任张小国亦表示，「疫情防控宣传」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熟悉中共所谓“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真相的人都知道，这是中国政府官方媒体主导的制造谎言的行径。上行下效，习近平有在疫情泛滥期间制造舆论、控制舆论的要求和指示，全国立即跟进。
2020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法委发通知：推出更多有温度有泪点暖新闻。《法制日报》报道，中央政法委近日印发《关于加强对政法系统依法防控疫情、维护安全稳定先进典型宣传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大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加强内容策划、创新形式载体、提升统筹效应，弘扬正气、激励斗志、激发社会正能量，为打赢疫情防控战营造良好舆论氛围。《通知》还强调，要加强内容策划，抓住先进典型的精神实质和闪光点，深入挖掘动人事迹和鲜活事例，推出更多有温度、有泪点、有人情味的“暖新闻”，让疫情防控一线政法干警和群防群控队伍忠诚无畏、无私奉献、可歌可泣的形象更加鲜明，让政法典型宣传更能打动人、更能引发共鸣。在传统媒体之外，还要充分发挥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作用。
简单来说就是中共政府亲自指挥编故事，造假新闻，制造泪点，对国人进行欺骗。
既然中央有了指示，300名专职造假的记者也已经进驻武汉，于是大量“泪点故事”开始登上中国各种媒体，尤其是法制日报所说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各种新媒体平台。
略作数算：
比如“强制陪伴令”，中国新闻网于2月20日的报道：近日，一封落款为“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刑事侦缉大队”的“强制陪伴令”刷屏互联网，多地为战“疫”一线人员发“强制休息令”的举动，更让众多网友纷纷“泪目”。透着浓浓人情味的“陪伴令”，是对基层一线干警忘我付出的褒奖，更是对一个人到对一家人的尊重。但“强制”二字的背后，也凸显出基层“千针一线”打“疲劳战”的无奈。为此，记者采访了“强制陪伴令”的当事人，请他们讲述“强制陪伴令”背后的故事。……千万别以为这是唯一的，去网络检索，“强制陪伴令”、“强制休息令”图片、新闻多到你读不完。
再比如“中国有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得到国际社会赞赏。多国政要表态称，中国交出出色抗疫成绩单，相信中国将在经历疫情考验后变得更加强大。海外网友纷纷表示，中国政府迅速、有效应对疫情，为其他国家争取了时间，感谢你们。”——类似信息一大堆。
再比如“丢下几万块钱就跑”，“近日一菜农将省吃俭用的1万元扔向警方希望可以捐给民警“买口罩”，扔下钱后撒腿就跑，不想让人记住他的样子”，去百度检索，江西、湖南、宁波……黑衣女子、戴口罩的小伙、党员老兵……都是丢下就跑。
再比如“怀孕n周坚持上班的女护士”……依稀记得这个n是一路加码网上长的。
当然，假新闻的杰出代表廖君也成了为公众熟知的人物。
新华社武汉3月8日电 题：《巾帼大爱守护生命花开——战“疫”巾帼奋斗者亮相国新办记者见面会》，其中一位收到表彰的记者就是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廖君。该报道表示：在家里，她是两位七旬老人的独生女，两个孩子的妈妈，一位军医的妻子。战“疫”报道中，她去过收治患者医院，进过社区，到过隔离点，甚至在早期不知疫情严重的情况下，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开展采访。同事们都叫她“铁人”。新华社湖北分社女记者廖君一直战斗在抗疫报道一线。“我们必须用铁的意志、铁的行动，报道击溃疫魔的战斗。”廖君说，战斗不分男女，只有我们进，疫情才能退。到现场去，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听老百姓最真实的声音，这是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廖君还说：“我们要用手中的笔和镜头为武器，向世界大声讲述战役的中国故事、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她说她在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3月7日，她共采写署名稿件500多篇、内参90多篇。——平均每天8.5篇。这其中包括了《发现的多例肺炎病例为病毒性肺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8人因网上散布“武汉病毒性肺炎，不实信息被依法处理》。
在疫情蔓延全国之际，中共和中国政府没有全力进行防疫救灾、保障疫区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生活，反而毫无掩饰地制造这种假新闻、假故事，这是对国人智商的一种侮辱，是对生命的亵渎，是拿国人当做低智的猪羊一样对待。
面对每分每秒都在传播的病毒，一方面掩盖疫情真相，一方面传播虚假安慰信息，这形同大规模杀人。
如此种种，是中共政府、中共官方媒体毫无遮掩地对全体中国人进行欺骗。而其总指挥，下命令、指示的正是习近平。
中国政府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质问美国：“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这是公开表示病毒来自美国。受中国政府态度的影响，中国民间更大肆流传信息：病毒来自美国。
4月30日白宫记者会上，川普总统表示：他看到过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实验室的证据。当然，川普还表示他不能透漏更多的信息。
病毒来源还是一个未解之谜，这需要科学的调查作为最终的结论。但是在没有最终结论之前，也不是没有信息可查，现罗列相应信息如下：
2015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特殊病原体与生物安全重点实验室葛兴义、石正立在《自然科学》上联合发表《类似于SARS的循环蝙蝠冠状病毒簇现实了人类出现的潜力》一文，文章表示：“我们产生并坚定了一种嵌合病毒……结果表明……在原代人气道细胞中有效复制，并达到与流行病相当的体外滴度SARS-CoV株……”
2018年4月5日，新华网发布文章：科学家发现一种源自蝙蝠的新型冠状病毒；
2018年11月22日，新华网发布报道：《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青年团队与烈性病毒“硬碰硬”》，报道表示：“蝙蝠长期携带病毒的免疫机制研究领域,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已经处于世界领跑阶段,蝙蝠携带病毒而不患病,有望让人类从中学习如何对抗病毒。”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35岁的周鹏上个月刚刚以并列第一作者身份在世界知名科学期刊《自然》在线发表科研新成果,宣布在蝙蝠体内找到了引起仔猪致死性腹泻疫情的冠状病毒源头。天天与烈性病毒近距离打交道,有多可怕,有没有危险?今年39岁的周溪研究员笑着说:“只要按照规范严谨操作,就没有风险,读书工作以来,我及周边没有发生过一起生物安全事故。”
2019年9月18日，武汉天河机场海关举行发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紧急处置演习；
2019年10月7日-24日，手机定位数据显示， 2019年10月7日至24日，武汉病毒研究所高级安全防护实验室区域无手机定位数据。——2020年5月8日报道
2019年10月23日，中国国家卫健委成立全国流行性感冒医疗救治专家组；
2019年11月，美国军方的国家医疗情报中心早在2019年11月发表内部情报警报，指出中国的电子通讯信息和获取的卫星图片显示武汉地区发生大规模感染病；
2019年11月17日，南华早报2020年3月13日报道，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可以追溯到11月17日，“零号病人”尚无法确认；
2020年1月1日，一个承接武汉不明肺炎检测的基因测序公司人士透露，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一位官员的电话，通知他，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
2020年1月2日，现任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给病毒所全员发布邮件要求他们不得泄漏任何有关新冠病毒信息；
2020年1月2日，国家卫健委发文要求相关机构，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已从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取得相关病例生物样本的机构和个人，应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制定的保藏机构保管，并妥善保存有关实验活动记录及实验结果信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活动结果等信息；
2020年1月12日，在由医学专家张永振主导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分子病毒学实验室在发布基因组序列的第二天遭到临时关闭，原因不明；
2020年1月17日，武汉市卫健委对前期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的流行病学资料分析发现，部分病例没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接触；
2020年1月22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是野生动物，新型冠状病毒对于儿童等年纪小的人不易感染；
2020年1月22日，中国国防报发布文章：让生物战争走进国防视野；
2020年1月26日，中国疾控中心称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野生动物；
2020年2月10日，美国白宫要求科学家调查2019新冠病毒来源；
2020年4月25日，中国驻英公使陈雯，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访问时指，中方不会同意让专家进入中国对冠病的源头展开独立调查，认为有关要求是出于政治目的，且会分散中国防疫的专注力。
2020年4月30日，中国外交部公开表示：中国坚决反对有罪推定式的国际调查，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28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有罪推定式的国际调查，反对把国际调查政治化、对中国搞污名化；
2020年5月5日，人民日报表示：“据美媒，美国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长迈克尔·梅勒姆4月30日称，自己去年就已感染新冠病毒。梅勒姆去年11月前往大西洋城参加会议后开始出现症状且“从未如此严重”。 4月29日，血液抗体检测显示梅勒姆已有新冠病毒抗体。”但很快被网友发现，人民日报所说的美媒居然是“海外网”，这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官方网站；
2020年5月6日，联合早报：中国驻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大使陈旭指出，中国在抗疫取得“最终胜利”前，将不会邀请国际专家调查冠病源头。
2020年5月7日，外交部记者会中，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提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中国一直拒绝交出病毒样本。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华春莹回答：我不太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
2020年5月9日，外交部官方网站刊发题为《美国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涉华谎言与事实真相》的文章。表示：武汉首先报告疫情不等于就是病毒源头，新冠病毒源头尚未确定。病毒溯源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要以科学为依据，由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去研究。历史上最初病例的报告地往往不是病毒来源地，比如艾滋病毒感染病例最初由美国报告，但起源地有可能并非美国；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西班牙流感实际上也并非始于西班牙。
行文至此，笔者必须说明，本文中所有引述事实都有依据，都可以查到信息来源。
根据上述信息，可以验证的事实如下：
1、至少从2015年以来，武汉病毒研究所一直在研究源自蝙蝠的“新型冠状病毒”；
2、中国政府一再强调病毒来自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但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部分病例没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接触；
3、中国政府直接认定病毒来源是野生动物，但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并一直拒绝交出病毒样本；
4、病毒爆发以来，无论是各级政府、各级卫生防疫机构还是武汉病毒研究所，都在试图掩盖病毒爆发的真相，甚至在销毁病例样本，且严厉禁止对外发布有关病毒的信息；
5、中国政府以各种理由拒绝世界卫生组织到中国进行病毒来源调查。
其一，先说为什么要调查病毒来源，无论是为了今日抗疫，还是为了将来防控疫情，还是为了研发疫苗，都需要对病毒来源进行调查。中国政府说了许多理由，归根结底一句话：禁止到中国调查。这是在做什么？是为世界抗疫战争指明方向吗？
其二，再说基本常识，要查清病毒来源需要到病毒爆发的“第一现场”进行调查。
病毒的来源在哪里需要调查，如果不允许调查势必不能查清来源，而调查当然从最早爆发地开始。中国政府以在武汉爆发但武汉不一定是源头，这是一种无用的狡辩。 “不一定是”意味着“也不一定不是”，是与不是，还需要调查之后才能得出结论，中国政府一再拒绝调查，这到底是要找到源头还是要掩盖源头？外交部的一再拒绝并不能给出一个可以服人的理由。
习近平之父习仲勋祖籍陕西，因此他的巨大的陵园被建在陕西。如果按照外交部和赵立坚的逻辑，这习氏陵园要建设到哪里呢？
其三，谁主张，谁举证。中国政府直接认定病毒来源是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但是没有给出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事实上直到该市场被拆除之日，一直有人在里面居住。中国政府又主张病毒来自于自然界的野生动物，但是没有做任何举证。
其四，中国政府除了一口咬定病毒来自野生动物且不给任何证据以外，还在严厉禁止有关病毒信息的传播，甚至在销毁相关的证据。这是为什么？
中国政府一再表示他们为全世界防疫、抗疫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树立了标杆，但恰恰禁止查清病毒的来源，一口咬定病毒来自野生动物，这不仅不能打消全世界的疑虑，也为病毒与武汉病毒所之间的关系认为设定了更大的疑问。
禁止对病毒来源进行调查这是中国政府的责任，也是习近平的责任，习近平必须对此负责。
习近平，你和你的政府为为什么如此惧怕查清病毒的来源呢？
篇幅所限，此文仅仅讨论到此。仅就上述信息可知习近平在疫情扩散中的巨大罪恶，用“污国害民，毒施人鬼”毫不为过，习近平需要对死去的无数亡魂承担责任。
当然，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梳理，比如抓捕吹哨人，比如歧视武汉人，比如高压统治武汉，禁止死者家属要求赔偿，等等话题还需要再辟专章论述。
建刚草草
2020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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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刚：习近平在疫情中的责任
只会伏地跪拜权力的民族，是天生做奴隶的民族。
中国人有能力、有权利追究政府的责任，有能力、有权利追究执政者的责任。
爆发于2020年初的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在很短时间内就席卷全球100多个国家，截止到本文定稿之日确诊病例已近430万，死亡人数已近30万。中国政府对于此次疫情的大肆传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中习近平是第一责任人。
■责任政治
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特征，但这一点对于中国是陌生的，中国也从来没有实现过一天责任政治。
责任政治的要求是权力和责任相对应，当权者、执政者一旦出师不利，自己应当作为第一责任人来承担责任。不说欧美日的案例，就说台湾，能看得到的是每一次选举失利，各党主席通常第一时间鞠躬、辞职，让出党主席的位置；即便是政府，一旦失去人民信任，民调持续走低，辞职也是常态，今日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就有两位前任，分别是林全、赖清德，林全辞职是因为民调持续走低，赖清德辞职是因为12·24选举失利，当然，同时蔡英文也辞去了民进党主席的位置，以示担责。
责任政治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今是新物种，水土不服，我们的传统是“皇帝圣明，罪臣当诛”，一旦出了纰漏，掉脑袋的不是当权者，而是身边人，甚至是指出错误的人。商鞅变法时太子犯法，但是不能惩罚太子，于是“刑其傅、黥其师”；司马穰苴练兵时，不能杀了齐王的使者就杀了给使者驾车的左驸；秦王围攻邯郸，白起明说肯定出师不利，结果秦军大败，亲王没有检讨自己失策，反而让白起自杀。中国君王大概只在自死或者被推翻下台的时候才会承担责任，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没有什么责任可言，反正都是一死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责任政治其实是执政者和被治理者之间存在良性沟通的一个表现，文明社会的政治参与者听得到人民的声音，看得到民调，在人民反对、厌恶、嘘声一片的时候，他们有羞耻心，知道自己最该做的就是鞠躬下台。专制政权之下与之相反，专制国没有民调，被统治者都是“万众一心”的，而统治者都是受到“万民拥戴”的，暴君和人民是不需要沟通的，权力在手就永远伟光正，尸如山积也不会让暴君自感愧疚。岂止暴君呢，大一统体制之下，自上而下任命的官员都不需要对民众负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看不到引咎辞职官员的原因。
但是民智总有开的那一日，任何一个暴君都不能永远欺骗人民。
权力与责任相对应，掌握多大的权力就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即便这权力不是人民赋予的，是非法获得的，也应该承担责任。比如在一个全封闭的学校里，校长垄断一切权力，给学生吃了坏土豆，这校长需要承担责任，不能说“如果不是我，你们连坏土豆都吃不上。”更不能继续要求学生对其感恩戴德。
真相是学生们有权利不吃坏土豆，给学生吃了坏土豆的校长应该鞠躬认罪，应该辞职下台。
■共党即政府，一人即全党
中国共产党领导或者统治中国的一切，这是70多年的现实，这也是中共公开说的，是他们唯一在意、唯一尽力做的。不说以前，仅以习近平的言行为例，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一书，收入习近平2012年至2019年期间文稿70篇，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当然，我们知道，“领导”这个词可以用“统治”来同位替换。
共产党组建中国从中央到村委会、居委会的政府，说中共领导中国的政府和说中共的政府就是中共，没有什么差别，不需论证。
中共掌控中国所有的媒体，包括自媒体。中国媒体是党的喉舌，听党指挥，央视姓党……不需论证。
共产党的意志就是中国的法律。2014年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政策成为国家法律后，实施法律就是贯彻党的意志，依法办事就是执行党的政策。”这充分说明中国法律只不过是共产党的政策、意志，法律只是外表，而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会议等等通过法律的手续仅仅是一个有既定意志、既定方案的过程，是一种形式上的表演。
党的意志又是什么呢？谁来指挥全党呢？
共产党的意志就是党魁的意志，更准确地说是掌握军权暴力者的意志。在共产党内部真正的党魁永远是掌握军队暴力者。自2013年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共内部公开宣称“以习近平为核心”；中共军委表示“坚决听从习近平的指挥、对他负责、让他放心”；公安部表示“忠诚核心、拥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全国政法机关要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统一思想、指导工作；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明确表示：“人民法院首先是政治机关，切实把党的建设摆在首位”；尤其是近几年，中共内部以“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守纪律、不讲规矩、不知敬畏、肆意妄为”为由，清洗内部“阳奉阴违”的“两面人”，加强对习近平的忠诚度。
如此种种，反复在证明中共执政几十年的一个常识：中共党魁的意志就是共产党的意志，而共产党的意志则会通过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走过场、举手表决后成为国家法律，共产党对这个国家的统治就是党魁对这个国家的统治。简单来说，中共党魁的意志就是国家法律，党魁统治中国的一切，对于今日中国来说，习近平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习近平在统治这个国家的一切。
归结为一点，习近平一人统全党，全党即政府，习近平既然掌握中国政府的一切权力，就应该对中国政府的一切作为承担责任，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
你总不能让全国人民吃了坏土豆还要继续对你感恩戴德！
■亲自指挥，还是一直亲自指挥
2020年1月28日，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习表示：“疫情防控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我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很好，习近平说出这句话，按照权力多大责任就有多大的原则，他自己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归责的点，回头检视中国政府在防疫中的种种乱象，所有一切都在习近平权力的覆盖之下。
1月28日之后，中国官方媒体开始重点报道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加码造神、表功，比如：
①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共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着优势。
②人民领袖习近平，这场阻击战，习近平全程指挥；
③习近平战疫兵法，“该出手时必须出手，否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④习近平战役兵法，果断部署，“武汉封城”……
⑤中国为世界抗疫战争指明方向……
2020年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习近平讲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我专门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请记得习近平的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共、党中央、习近平“统一领导”疫情防控的起始点是在“疫情发生后”，也就是说疫情发生后中共的一切作为，习近平以及他所领导的党中央和中国政府都要承担责任。
可以回头数算一下，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防控疫情都做了哪些事情。
习近平在疫情中的作为可不仅仅是让全国人民吃了坏土豆而已！
■武汉封城之前的时间线
习近平亲自指挥、部署的中国防控疫情最受世界诟病的就是隐瞒真相，以至于造成国民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病毒大肆扩散。
陈列时间线如下：
2016年11月17日，据新京报报道，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表示，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疫情信息从基层发现到国家疾控中心接报，仅仅需要4小时；
2019年3月5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表示：我国传染病监控网路运行平稳，不会再出现“SARS类似事件”。
2019年12月1日，《柳叶刀》发表武汉肺炎研究论文称，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在12月1日收治了首例后来被证实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患者。该病例并没有中国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华南海鲜市场是武汉市区一座贩卖海鲜与野味的市场，其后来被认为与此次疫情有紧密关联；
2019年12月8日，武汉卫健委在2020年1月11日通告称12月8日出现首例新冠状病毒发病；
2019年12月15日，南华早报3月13日报道，12月15日有27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医学期刊新英格兰杂志（NEJM）1月30日的论文，表明2019年12月中旬密切接触者之间就已发生人际传播；
2019年12月29日，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开始就不明病毒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2019年12月30日，一份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的红头文件《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在网络上广泛传播。通知称，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强调未经授权，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发布通报，发现的多例肺炎病例为病毒性肺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同日，国家卫健委派专家组抵达武汉指导疫情处置；也是在同一天，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获悉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发现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
2020年1月1日，武汉警方：8人散布武汉肺炎不实消息 被依法处理，后经中央电视台对此信息反复报道；一个承接武汉不明肺炎检测的基因测序公司人士透露，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一位官员的电话，通知他，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同日，世卫组织要求中国当局提供进一步信息以评估风险；
2020年1月2日，中央电视台报道8名散布武汉肺炎谣言者被依法查处消息。针对疫情，在WHO的三个级别（国家办事处，区域办事处和总部）启动了事件管理系统；现任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给病毒所全员发布邮件要求他们不得泄漏任何有关新冠病毒信息。中共海军工程大学警通勤务连下发“严控外来人员进校的通知”，而且中部战区总医院也已知情。人民日报表示：有患者表示，其病情已无大碍，希望外界不要在担心。
2020年1月3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称，共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44例，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国家卫健委发文要求相关机构，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已从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取得相关病例生物样本的机构和个人，应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制定的保藏机构保管，并妥善保存有关实验活动记录及实验结果信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活动结果等信息。中国国家当局总共向WHO报告了44例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华春莹在2月3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称，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医生签了训诫书；
2020年1月5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称，“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上升到59例，无死亡病例，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 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张永振从1月3日收到的样本中检测出一种新型SARS样冠状病毒，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证实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当日即向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门报告，提醒他们新病毒与SARS同源，应是经呼吸道传播，建议在公共场合采取相应疾控防疫措施；
2020年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成功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湖北省新华医院一位呼吸内科医生出现肺部异常。医院召开内部会议，强调不能把情况外泄，尤其不能“告诉媒体”。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了3级冠状病毒健康预警，建议不要前往中国武汉。没有中国官方媒体向大众披露疫情预警；
2020年1月7日，国家疾控中心专家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世卫组织将造成武汉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2020年1月10日，武汉卫健委首度进行疫情通报。通报强调，在1月3日以后武汉未发现新发病例。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卫健委专家王广发称，整体疫情“可防可控”。武汉市两会闭幕，两会报道未见任何疫情信息；人民日报表示：王广发（国家医疗专家组专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称，目前已公布的患者中，已有部分康复出院，说明该病毒致病性较弱，病情可控；
2020年1月11日：湖北省政协会议开幕，湖北进入省“两会”时间。国家卫健委宣布中国将与世卫组织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信息。医学期刊新英格兰杂志（NEJM）论文表明，1月1日至11日已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武汉卫健委强调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2020年1月12日，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住院；
2020年1月14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称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国家卫健委就防控疫情召开视频电视会议。2020年4月16日，美联社核实的中国内部文件显示，中国官员1月14日即知疫情严重：“传染病的情况仍然复杂严峻，是自2003年非典疫情以来最大的挑战；
2020年1月15日，仍然没有中国官方媒体向大众发布疫情预警；
2020年1月17日，湖北省“两会”结束，报道没有提及任何疫情信息。在湖北省两会期间超过一周的时间里没有增加。网传“武汉病毒性肺炎”信息，官方辟谣；
2020年1月18日，湖北省武汉市百步亭社区办万家宴， 约4万户家庭参加。农历腊月二十四，是中国南方传统“小年”，春运进入第九天，开始了中国人返乡、购物、聚餐等人群流动和聚集高峰。人民日报头版有七条“习近平”的大新闻，却没有一条疫情预警信息，政府错失疫情管控的最后机会；
2020年1月19日，武汉市疾控专家及市领导对媒体表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传染力不强，可防可控。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总体是可治的；
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习近平首次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做出指示；
2020年1月21日，国家卫健委通报，疫情已经出现了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病毒传染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德国联邦情报局情资2020年5月9日显示习近平与世卫秘书长谭德塞通话时要求不要发布病毒人传人的讯息和延后全球大流行的警告。天津、浙江、江西、山东、河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台湾确诊首例病例。国内开展疫情应急科研攻关，钟南山任组长。武汉市卫健委通报：武汉15例医护人员感染。湖北省委书记、省长等出席春节团拜会并观看演出；
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成立，并发布1号通告，宣布武汉市封城，所有公共交通停止运行，机场火车站关闭，并要求市民不要离开该城市。湖北省有武汉市、鄂州市、仙桃市、枝江市、潜江市、天门市，6城市宣布封城。武汉肺炎防控指挥部通告（第2号），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我们有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请广大市民不用恐慌。浙江有网民因传播新冠状病毒肺炎“虚假信息”被拘留；
2020年1月25日，一样欢天喜地的春节联欢晚会照常进行；
2020年1月27日，武汉市市长周先旺表示因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传染病，根据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必须“依法披露”。但是“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不理解，后来，特别是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周先旺暗示依法应该披露疫情信息，但是他没有权力披露，在上级决定披露之前，他只能隐瞒真相；
2020年2月15日，中共党媒《求是》报道习近平于1月7日开常委会，对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指示抗疫不要影响正常生产和生活；
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但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不见习近平所谓的1月7日指示的内容。
■隐瞒疫情
通过上述时间线可以证明下列事实：
1、从最早的病例出现，到中国政府开始承认病毒可以人传人之间，至少相隔了50天，即便从武汉李文亮等医生透漏病毒疑似萨斯、会人传人开始，至中国政府确认传染也间隔了20天以上；
2、按照中共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中国政府最迟在2019年12月底已经得到有关疫情的信息；
3、按照习近平自己的说法，他在2020年1月7日就对疫情防控做出了指示，他在1月7日之前就已经完全了解有关疫情的信息；
4、不谈在习近平统治之下整个中国失去了言论自由，仅就有关疫情防控一事来看，中国政府在疫情最初爆发之时就试图禁止真相传播，不惜对透漏疫情真相的医生动用警察进行惩罚；
5、直至2020年1月20日，中国政府承认武汉肺炎可以传染之日，中国各级政府、中央到地方媒体以及各级卫生防疫机构都在传播谎言——不传染，可防可控，就是这些谎言造成了疫情的大爆发；
6、习近平掌握所有的权力，对疫情防控全程指挥、全程部署，习近平应当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从最初病例到确认传染隔了50多天，从武汉医生透漏传染至确认传染隔了20多天，在此期间，中共控制的各级政府、各家媒体、各家防疫机构都在传播谎言，都在压制真相的传播。钟南山团队在3月2日表示：“如果管控措施推迟5天，中国内地疫情规模将扩大3倍。”不说这种表达有多么卑劣无耻，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中共能提前5天、10天、15天承认病毒会人传人，疫情带来的人员死亡和损失会缩小多少倍？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曾说：“新闻自由是灾难最大的救助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面对灾难，禁止真相传播，剥夺新闻自由是最难的最大帮助者，或者就是大规模杀人。想想在1月18日，武汉被蒙蔽真相的4万多人参加了万家宴活动，结果事后统计百步亭每一栋楼都有病人被感染。在当日从中央到武汉，每一级政府官员都在在知道真相的情况下默许甚至是纵容了这种大规模病毒传播，这是大规模杀人。
先不说病毒来源的争议，仅仅就禁止疫情真相的传播、反而大肆传播虚假信息来看，习近平是扩大疫情灾难的第一责任人，习近平应对死亡的无数冤魂负责。
■新闻造假
2020年2月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要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包括要“深入宣传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充分报道各地区各部门联防联控的措施成效，生动讲述防疫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讲好中国抗击疫情故事，展现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凝聚众志成城抗疫情的强大力量。”
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国家应急新闻办主任张小国受访时表示，中央宣传部已调集300名记者，派往重灾区湖北省及武汉市采访报道。张小国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宣部连夜传达学习贯彻落实，我们把疫情防控宣传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2020年2月4日，在上述背景之下，据央视《新闻联播》公布的消息，中央宣传部调集300名记者，派往重灾区湖北省及武汉市采访报道。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国家应急新闻办主任张小国亦表示，「疫情防控宣传」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熟悉中共所谓“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真相的人都知道，这是中国政府官方媒体主导的制造谎言的行径。上行下效，习近平有在疫情泛滥期间制造舆论、控制舆论的要求和指示，全国立即跟进。
2020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法委发通知：推出更多有温度有泪点暖新闻。《法制日报》报道，中央政法委近日印发《关于加强对政法系统依法防控疫情、维护安全稳定先进典型宣传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大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加强内容策划、创新形式载体、提升统筹效应，弘扬正气、激励斗志、激发社会正能量，为打赢疫情防控战营造良好舆论氛围。《通知》还强调，要加强内容策划，抓住先进典型的精神实质和闪光点，深入挖掘动人事迹和鲜活事例，推出更多有温度、有泪点、有人情味的“暖新闻”，让疫情防控一线政法干警和群防群控队伍忠诚无畏、无私奉献、可歌可泣的形象更加鲜明，让政法典型宣传更能打动人、更能引发共鸣。在传统媒体之外，还要充分发挥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作用。
简单来说就是中共政府亲自指挥编故事，造假新闻，制造泪点，对国人进行欺骗。
既然中央有了指示，300名专职造假的记者也已经进驻武汉，于是大量“泪点故事”开始登上中国各种媒体，尤其是法制日报所说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各种新媒体平台。
略作数算：
比如“强制陪伴令”，中国新闻网于2月20日的报道：近日，一封落款为“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刑事侦缉大队”的“强制陪伴令”刷屏互联网，多地为战“疫”一线人员发“强制休息令”的举动，更让众多网友纷纷“泪目”。透着浓浓人情味的“陪伴令”，是对基层一线干警忘我付出的褒奖，更是对一个人到对一家人的尊重。但“强制”二字的背后，也凸显出基层“千针一线”打“疲劳战”的无奈。为此，记者采访了“强制陪伴令”的当事人，请他们讲述“强制陪伴令”背后的故事。……千万别以为这是唯一的，去网络检索，“强制陪伴令”、“强制休息令”图片、新闻多到你读不完。
再比如“中国有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得到国际社会赞赏。多国政要表态称，中国交出出色抗疫成绩单，相信中国将在经历疫情考验后变得更加强大。海外网友纷纷表示，中国政府迅速、有效应对疫情，为其他国家争取了时间，感谢你们。”——类似信息一大堆。
再比如“丢下几万块钱就跑”，“近日一菜农将省吃俭用的1万元扔向警方希望可以捐给民警“买口罩”，扔下钱后撒腿就跑，不想让人记住他的样子”，去百度检索，江西、湖南、宁波……黑衣女子、戴口罩的小伙、党员老兵……都是丢下就跑。
再比如“怀孕n周坚持上班的女护士”……依稀记得这个n是一路加码网上长的。
当然，假新闻的杰出代表廖君也成了为公众熟知的人物。
新华社武汉3月8日电 题：《巾帼大爱守护生命花开——战“疫”巾帼奋斗者亮相国新办记者见面会》，其中一位收到表彰的记者就是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廖君。该报道表示：在家里，她是两位七旬老人的独生女，两个孩子的妈妈，一位军医的妻子。战“疫”报道中，她去过收治患者医院，进过社区，到过隔离点，甚至在早期不知疫情严重的情况下，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开展采访。同事们都叫她“铁人”。新华社湖北分社女记者廖君一直战斗在抗疫报道一线。“我们必须用铁的意志、铁的行动，报道击溃疫魔的战斗。”廖君说，战斗不分男女，只有我们进，疫情才能退。到现场去，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听老百姓最真实的声音，这是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廖君还说：“我们要用手中的笔和镜头为武器，向世界大声讲述战役的中国故事、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她说她在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3月7日，她共采写署名稿件500多篇、内参90多篇。——平均每天8.5篇。这其中包括了《发现的多例肺炎病例为病毒性肺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8人因网上散布“武汉病毒性肺炎，不实信息被依法处理》。
在疫情蔓延全国之际，中共和中国政府没有全力进行防疫救灾、保障疫区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生活，反而毫无掩饰地制造这种假新闻、假故事，这是对国人智商的一种侮辱，是对生命的亵渎，是拿国人当做低智的猪羊一样对待。
面对每分每秒都在传播的病毒，一方面掩盖疫情真相，一方面传播虚假安慰信息，这形同大规模杀人。
如此种种，是中共政府、中共官方媒体毫无遮掩地对全体中国人进行欺骗。而其总指挥，下命令、指示的正是习近平。
■咬定病毒来源是野生动物，且拒绝调查
中国政府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质问美国：“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这是公开表示病毒来自美国。受中国政府态度的影响，中国民间更大肆流传信息：病毒来自美国。
4月30日白宫记者会上，川普总统表示：他看到过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实验室的证据。当然，川普还表示他不能透漏更多的信息。
病毒来源还是一个未解之谜，这需要科学的调查作为最终的结论。但是在没有最终结论之前，也不是没有信息可查，现罗列相应信息如下：
2015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特殊病原体与生物安全重点实验室葛兴义、石正立在《自然科学》上联合发表《类似于SARS的循环蝙蝠冠状病毒簇现实了人类出现的潜力》一文，文章表示：“我们产生并坚定了一种嵌合病毒……结果表明……在原代人气道细胞中有效复制，并达到与流行病相当的体外滴度SARS-CoV株……”
2018年4月5日，新华网发布文章：科学家发现一种源自蝙蝠的新型冠状病毒；
2018年11月22日，新华网发布报道：《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青年团队与烈性病毒“硬碰硬”》，报道表示：“蝙蝠长期携带病毒的免疫机制研究领域,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已经处于世界领跑阶段,蝙蝠携带病毒而不患病,有望让人类从中学习如何对抗病毒。”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35岁的周鹏上个月刚刚以并列第一作者身份在世界知名科学期刊《自然》在线发表科研新成果,宣布在蝙蝠体内找到了引起仔猪致死性腹泻疫情的冠状病毒源头。天天与烈性病毒近距离打交道,有多可怕,有没有危险?今年39岁的周溪研究员笑着说:“只要按照规范严谨操作,就没有风险,读书工作以来,我及周边没有发生过一起生物安全事故。”
2019年9月18日，武汉天河机场海关举行发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紧急处置演习；
2019年10月7日-24日，手机定位数据显示， 2019年10月7日至24日，武汉病毒研究所高级安全防护实验室区域无手机定位数据。——2020年5月8日报道
2019年10月23日，中国国家卫健委成立全国流行性感冒医疗救治专家组；
2019年11月，美国军方的国家医疗情报中心早在2019年11月发表内部情报警报，指出中国的电子通讯信息和获取的卫星图片显示武汉地区发生大规模感染病；
2019年11月17日，南华早报2020年3月13日报道，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可以追溯到11月17日，“零号病人”尚无法确认；
2020年1月1日，一个承接武汉不明肺炎检测的基因测序公司人士透露，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一位官员的电话，通知他，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
2020年1月2日，现任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给病毒所全员发布邮件要求他们不得泄漏任何有关新冠病毒信息；
2020年1月2日，国家卫健委发文要求相关机构，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已从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取得相关病例生物样本的机构和个人，应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制定的保藏机构保管，并妥善保存有关实验活动记录及实验结果信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活动结果等信息；
2020年1月12日，在由医学专家张永振主导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分子病毒学实验室在发布基因组序列的第二天遭到临时关闭，原因不明；
2020年1月17日，武汉市卫健委对前期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的流行病学资料分析发现，部分病例没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接触；
2020年1月22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是野生动物，新型冠状病毒对于儿童等年纪小的人不易感染；
2020年1月22日，中国国防报发布文章：让生物战争走进国防视野；
2020年1月26日，中国疾控中心称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野生动物；
2020年2月10日，美国白宫要求科学家调查2019新冠病毒来源；
2020年4月25日，中国驻英公使陈雯，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访问时指，中方不会同意让专家进入中国对冠病的源头展开独立调查，认为有关要求是出于政治目的，且会分散中国防疫的专注力。
2020年4月30日，中国外交部公开表示：中国坚决反对有罪推定式的国际调查，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28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有罪推定式的国际调查，反对把国际调查政治化、对中国搞污名化；
2020年5月5日，人民日报表示：“据美媒，美国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长迈克尔·梅勒姆4月30日称，自己去年就已感染新冠病毒。梅勒姆去年11月前往大西洋城参加会议后开始出现症状且“从未如此严重”。 4月29日，血液抗体检测显示梅勒姆已有新冠病毒抗体。”但很快被网友发现，人民日报所说的美媒居然是“海外网”，这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官方网站；
2020年5月6日，联合早报：中国驻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大使陈旭指出，中国在抗疫取得“最终胜利”前，将不会邀请国际专家调查冠病源头。
2020年5月7日，外交部记者会中，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提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中国一直拒绝交出病毒样本。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华春莹回答：我不太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
2020年5月9日，外交部官方网站刊发题为《美国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涉华谎言与事实真相》的文章。表示：武汉首先报告疫情不等于就是病毒源头，新冠病毒源头尚未确定。病毒溯源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要以科学为依据，由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去研究。历史上最初病例的报告地往往不是病毒来源地，比如艾滋病毒感染病例最初由美国报告，但起源地有可能并非美国；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西班牙流感实际上也并非始于西班牙。
行文至此，笔者必须说明，本文中所有引述事实都有依据，都可以查到信息来源。
根据上述信息，可以验证的事实如下：
1、至少从2015年以来，武汉病毒研究所一直在研究源自蝙蝠的“新型冠状病毒”；
2、中国政府一再强调病毒来自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但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部分病例没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接触；
3、中国政府直接认定病毒来源是野生动物，但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并一直拒绝交出病毒样本；
4、病毒爆发以来，无论是各级政府、各级卫生防疫机构还是武汉病毒研究所，都在试图掩盖病毒爆发的真相，甚至在销毁病例样本，且严厉禁止对外发布有关病毒的信息；
5、中国政府以各种理由拒绝世界卫生组织到中国进行病毒来源调查。
■既不能自证，又阻拦查证
其一，先说为什么要调查病毒来源，无论是为了今日抗疫，还是为了将来防控疫情，还是为了研发疫苗，都需要对病毒来源进行调查。中国政府说了许多理由，归根结底一句话：禁止到中国调查。这是在做什么？是为世界抗疫战争指明方向吗？
其二，再说基本常识，要查清病毒来源需要到病毒爆发的“第一现场”进行调查。
病毒的来源在哪里需要调查，如果不允许调查势必不能查清来源，而调查当然从最早爆发地开始。中国政府以在武汉爆发但武汉不一定是源头，这是一种无用的狡辩。 “不一定是”意味着“也不一定不是”，是与不是，还需要调查之后才能得出结论，中国政府一再拒绝调查，这到底是要找到源头还是要掩盖源头？外交部的一再拒绝并不能给出一个可以服人的理由。
习近平之父习仲勋祖籍陕西，因此他的巨大的陵园被建在陕西。如果按照外交部和赵立坚的逻辑，这习氏陵园要建设到哪里呢？
其三，谁主张，谁举证。中国政府直接认定病毒来源是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但是没有给出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事实上直到该市场被拆除之日，一直有人在里面居住。中国政府又主张病毒来自于自然界的野生动物，但是没有做任何举证。
其四，中国政府除了一口咬定病毒来自野生动物且不给任何证据以外，还在严厉禁止有关病毒信息的传播，甚至在销毁相关的证据。这是为什么？
中国政府一再表示他们为全世界防疫、抗疫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树立了标杆，但恰恰禁止查清病毒的来源，一口咬定病毒来自野生动物，这不仅不能打消全世界的疑虑，也为病毒与武汉病毒所之间的关系认为设定了更大的疑问。
禁止对病毒来源进行调查这是中国政府的责任，也是习近平的责任，习近平必须对此负责。
习近平，你和你的政府为为什么如此惧怕查清病毒的来源呢？
■污国害民，毒施人鬼
篇幅所限，此文仅仅讨论到此。仅就上述信息可知习近平在疫情扩散中的巨大罪恶，用“污国害民，毒施人鬼”毫不为过，习近平需要对死去的无数亡魂承担责任。
当然，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梳理，比如抓捕吹哨人，比如歧视武汉人，比如高压统治武汉，禁止死者家属要求赔偿，等等话题还需要再辟专章论述。
建刚草草
2020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