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是唐吉田、刘巍两位律师被吊证十周年的日子。吉田君嘱我为这个日子写点东西,我不假思索地一口应承下来,认识他们二人也正好十年了,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十年家国天下变幻,这场磅礴大雨下了十年,没有人知道它停息的时间,而我们,都是雨中人。
一
认识唐吉田、刘巍,是因为2009年秋天一起应邀参加了在瑞士日内瓦的一个联合国人权活动。
我们住在日内瓦郊外的一栋小别墅。房子被巨大宽阔的草坪环绕,金黄色的秋阳曼妙跳洒在碧绿的草毯上,隐约可眺见远处的阿尔卑斯山。
这是令人愉悦的世外桃源。更令人愉悦的是大家坦率的交流。大伙经常坐在草坪上,阳光灿烂,秋风拂面,数盏清茶,谈谈远方的故国。
吉田君、刘巍君二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人权律师,他们都是公民维权运动里的活跃人物,更感亲切的是我们三人都是《零八宪章》 首批303人签署人之一,所以有了更多的接触。我们,以及经历了那个热切时代的所有人们一道,相信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即使历经曲折但仍将不远。
然而,历史却走上了另外一条歧路,这时已是公民维权运动的尾声。这个因为中国加入世贸以及互联网兴起而得以带动,为争取公民基本人权而进行的一系列法律和社会行动已持续六年,在政权逐渐展现刚性的一面后,逐渐难以为继。维权运动兴起所赖的改良、互动、社会发育这些主要观念在体制的残酷清场下已成空中楼阁。
几个月后,那年据说是入冬以后最寒冷的一天,在操纵的庭审下刘晓波出乎人们意料地被重判有期徒刑十一年。我常想起在北京法院的大门外等候消息的捷克驻中国女公使当场哭泣的镜头。我们都不知道,这哭泣也是公义的哭泣,从那时直到现在,直到未知的未来,中国自由志士的眼泪与鲜血没有再停息过。
暴风雨来了。我们都不知道。
二
2010年4月30日,北京市司法局以“扰乱法庭秩序”为由吊销唐吉田、刘巍的律师执业执照。这是对作为公民维权运动的中坚力量人权律师全面打击的开始。
吊销律师执业执照,也仅仅是暴风雨的前奏。2011年2月,体制终于不再掩饰自己从不吝于摧毁所有动摇其统治行为的意图,作家、律师、记者、人权捍卫者、维权公民陆续被“预防性”抓捕、被失踪,这场后来被称为“花事”的茉莉花大抓捕,涉及人数至少上千,但是确实数字如何,恐怕要到中国民主实现以后才知道了。
我与吉田君都毫不意外地成为被失踪的一员。遭受被称为“熬鹰”的剥夺睡眠酷刑,及致由此的胃大出血,在96天后重获自由的那一刻恍如隔世。“熬鹰”是世界上公认的最为残忍的酷刑之一,因为它不留外伤却能摧垮人的意志,身心均受到严重损害。后来才知道,相比于北京的同仁们,我们广州受到的对待是比较“温柔”的了。
吉田君不但被“熬鹰”,还被长时固定姿势、罚站、罚坐、殴打、辱骂,更长时间关押在开有冷气的阴冷房间,导致他患上肺结核,直到咳血,短短一个月体重从130多斤降到不到100多斤。
我们这批“花事”的受难者更成为新的压制民间手段的第一批试验“白老鼠”。当年年底,体制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订案》,其中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条文被民间称为“茉莉花条款”、或“220(第一次茉莉花集会日)条款”。
“茉莉花条款”下,人们可以凭空消失六个月,被单独监禁于不受司法系统规则控制的场所,没有任何机制和途径进行司法救济,实质成为比刑事拘留和逮捕更为严厉、更可怕的羁押措施,从此成为体制打压民间的常规手段。2015年7月震惊中外的“709大抓捕”,就是以此“茉莉花条款”下秘密羁押被捕的律师、人权捍卫者。
三
2014年冬,我和吉田君在苏州重逢。渡尽劫波后,嘴里说着久违,心里念着珍重。
三折肱后,经历过恐惧,才知道免于恐惧的自由之可贵,吉田君依然为公义而奔走,也清醒认识到人权律师在现体制下的困局:“原来自己对现有法律下权利的救济自己还是充满信念与希望的,现在更不会放弃努力,但是在现有制度或现有政治模式、法律框架下想实现正义很大程度上就是奇迹。”
他与王成、江天勇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权律师团,旨在提供中国公民更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维护公民权利,促进中国人权发展。中国人权律师团扬弃了“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专业化、专业问题技术化、技术问题细节化”这种缺乏基本诚实的妄图以去政治化通过技术层面的提高来推动政治进步的传统维权律师观,在中国的反对运动里为宣传人权、倡导人权、保障人权、实践人权进行了诸多努力,对构建民间主体价值观起到重要贡献,吉田君与人权律师团诸君功莫大焉。
因此,对人权律师的防范和打击是体制控制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人权律师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窒息,除“709事件”这样的非常规清场外,以唐吉田、刘巍两位律师而开始的吊销律师执照这劫难越来越被体制广泛使用成为常规威慑手段,使人权律师头上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
四
人权律师的遭遇是这十年来社会天花板高度越降越低的缩影。
十年里,我们挥泪送别了民主先烈刘晓波,杨天水,力虹,李旺阳……暴风雨肆虐未止息过。
十年里,一个个替我们负重前行的践行者消失在视野里,陈西,秦永敏,刘飞跃,胡石根,刘贤斌,王炳章,许志永,丁家喜,王默……高墙枷锁下再没安身之处。
这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命运。这是辛亥革命迄今中国民主化百年历程最艰苦最后的一跃,这是两千年专制结束巨变时代的前夜,所以我们十年里还有高智晟,朱虞夫,胡佳,郭飞雄,唐荆陵,谢文飞,陈卫,人权律师团诸君……无数知名的、无名的脊梁骨扛起了无歇止的征程。
《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杰弗逊说过:“自由之树需用暴君和爱国者的鲜血来浇灌”。这片土地上的自由之树早已被仁人志士的鲜血洒满了吧?对他们来说,真正的爱国主义只有一种:这是我的祖国,我要让它自由。
让我的祖国自由,这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命运。这是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五
读范文正公每感其以岳阳楼述同道之胸臆,今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后文末结尾句寄唐吉田、刘巍及同道诸君:“微斯人,吾谁与归!”
除了你们这些在暴风雨中仍向远方出发的人,还会和谁在一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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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渡:同道——纪念唐吉田、刘巍吊证十周年
4月30日是唐吉田、刘巍两位律师被吊证十周年的日子。吉田君嘱我为这个日子写点东西,我不假思索地一口应承下来,认识他们二人也正好十年了,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十年家国天下变幻,这场磅礴大雨下了十年,没有人知道它停息的时间,而我们,都是雨中人。
一
认识唐吉田、刘巍,是因为2009年秋天一起应邀参加了在瑞士日内瓦的一个联合国人权活动。
我们住在日内瓦郊外的一栋小别墅。房子被巨大宽阔的草坪环绕,金黄色的秋阳曼妙跳洒在碧绿的草毯上,隐约可眺见远处的阿尔卑斯山。
这是令人愉悦的世外桃源。更令人愉悦的是大家坦率的交流。大伙经常坐在草坪上,阳光灿烂,秋风拂面,数盏清茶,谈谈远方的故国。
吉田君、刘巍君二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人权律师,他们都是公民维权运动里的活跃人物,更感亲切的是我们三人都是《零八宪章》 首批303人签署人之一,所以有了更多的接触。我们,以及经历了那个热切时代的所有人们一道,相信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即使历经曲折但仍将不远。
然而,历史却走上了另外一条歧路,这时已是公民维权运动的尾声。这个因为中国加入世贸以及互联网兴起而得以带动,为争取公民基本人权而进行的一系列法律和社会行动已持续六年,在政权逐渐展现刚性的一面后,逐渐难以为继。维权运动兴起所赖的改良、互动、社会发育这些主要观念在体制的残酷清场下已成空中楼阁。
几个月后,那年据说是入冬以后最寒冷的一天,在操纵的庭审下刘晓波出乎人们意料地被重判有期徒刑十一年。我常想起在北京法院的大门外等候消息的捷克驻中国女公使当场哭泣的镜头。我们都不知道,这哭泣也是公义的哭泣,从那时直到现在,直到未知的未来,中国自由志士的眼泪与鲜血没有再停息过。
暴风雨来了。我们都不知道。
二
2010年4月30日,北京市司法局以“扰乱法庭秩序”为由吊销唐吉田、刘巍的律师执业执照。这是对作为公民维权运动的中坚力量人权律师全面打击的开始。
吊销律师执业执照,也仅仅是暴风雨的前奏。2011年2月,体制终于不再掩饰自己从不吝于摧毁所有动摇其统治行为的意图,作家、律师、记者、人权捍卫者、维权公民陆续被“预防性”抓捕、被失踪,这场后来被称为“花事”的茉莉花大抓捕,涉及人数至少上千,但是确实数字如何,恐怕要到中国民主实现以后才知道了。
我与吉田君都毫不意外地成为被失踪的一员。遭受被称为“熬鹰”的剥夺睡眠酷刑,及致由此的胃大出血,在96天后重获自由的那一刻恍如隔世。“熬鹰”是世界上公认的最为残忍的酷刑之一,因为它不留外伤却能摧垮人的意志,身心均受到严重损害。后来才知道,相比于北京的同仁们,我们广州受到的对待是比较“温柔”的了。
吉田君不但被“熬鹰”,还被长时固定姿势、罚站、罚坐、殴打、辱骂,更长时间关押在开有冷气的阴冷房间,导致他患上肺结核,直到咳血,短短一个月体重从130多斤降到不到100多斤。
我们这批“花事”的受难者更成为新的压制民间手段的第一批试验“白老鼠”。当年年底,体制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订案》,其中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条文被民间称为“茉莉花条款”、或“220(第一次茉莉花集会日)条款”。
“茉莉花条款”下,人们可以凭空消失六个月,被单独监禁于不受司法系统规则控制的场所,没有任何机制和途径进行司法救济,实质成为比刑事拘留和逮捕更为严厉、更可怕的羁押措施,从此成为体制打压民间的常规手段。2015年7月震惊中外的“709大抓捕”,就是以此“茉莉花条款”下秘密羁押被捕的律师、人权捍卫者。
三
2014年冬,我和吉田君在苏州重逢。渡尽劫波后,嘴里说着久违,心里念着珍重。
三折肱后,经历过恐惧,才知道免于恐惧的自由之可贵,吉田君依然为公义而奔走,也清醒认识到人权律师在现体制下的困局:“原来自己对现有法律下权利的救济自己还是充满信念与希望的,现在更不会放弃努力,但是在现有制度或现有政治模式、法律框架下想实现正义很大程度上就是奇迹。”
他与王成、江天勇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权律师团,旨在提供中国公民更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维护公民权利,促进中国人权发展。中国人权律师团扬弃了“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专业化、专业问题技术化、技术问题细节化”这种缺乏基本诚实的妄图以去政治化通过技术层面的提高来推动政治进步的传统维权律师观,在中国的反对运动里为宣传人权、倡导人权、保障人权、实践人权进行了诸多努力,对构建民间主体价值观起到重要贡献,吉田君与人权律师团诸君功莫大焉。
因此,对人权律师的防范和打击是体制控制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人权律师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窒息,除“709事件”这样的非常规清场外,以唐吉田、刘巍两位律师而开始的吊销律师执照这劫难越来越被体制广泛使用成为常规威慑手段,使人权律师头上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
四
人权律师的遭遇是这十年来社会天花板高度越降越低的缩影。
十年里,我们挥泪送别了民主先烈刘晓波,杨天水,力虹,李旺阳……暴风雨肆虐未止息过。
十年里,一个个替我们负重前行的践行者消失在视野里,陈西,秦永敏,刘飞跃,胡石根,刘贤斌,王炳章,许志永,丁家喜,王默……高墙枷锁下再没安身之处。
这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命运。这是辛亥革命迄今中国民主化百年历程最艰苦最后的一跃,这是两千年专制结束巨变时代的前夜,所以我们十年里还有高智晟,朱虞夫,胡佳,郭飞雄,唐荆陵,谢文飞,陈卫,人权律师团诸君……无数知名的、无名的脊梁骨扛起了无歇止的征程。
《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杰弗逊说过:“自由之树需用暴君和爱国者的鲜血来浇灌”。这片土地上的自由之树早已被仁人志士的鲜血洒满了吧?对他们来说,真正的爱国主义只有一种:这是我的祖国,我要让它自由。
让我的祖国自由,这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命运。这是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五
读范文正公每感其以岳阳楼述同道之胸臆,今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后文末结尾句寄唐吉田、刘巍及同道诸君:“微斯人,吾谁与归!”
除了你们这些在暴风雨中仍向远方出发的人,还会和谁在一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