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逾百名国际政界人士和学者签署公开信，称新冠疫情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中共的专制政权威胁中国人和全世界。
作为对百名中国学者致美国公开信的回应，截至4月14日早上，从欧洲议会成员到加拿大智库专家，有超过一百名政界人士和国际学者发布致中国公开信。这封信题为《共产党依靠恐吓为主的政治统治方式危害中国公民乃至全世界》，呼吁重估中共的统治政策以及给全球生命健康带来的威胁。
公开信直言，“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是一个自我残害的伤口”， “当前的全球危机是许多人数十年来一直容忍或支持的政权引起的。”
英国诺丁汉大学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中国本土、台湾和香港的民主斗争》一书作者傅洛达（ Andreas Fulda）是公开信的主要编辑和中文翻译者。他告诉本台，作为中国人的“诤友”，他有义务发声：
“这就像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泄露的历史重演。中共没有透明负责地报告疫情，反而压制吹哨人的声音。不仅害了中国人，还害了全世界。中共的掩盖就是原罪。”
十面埋伏，中国丧失国际信任
对于疫情之后此起彼伏的国际清算呼声，傅洛达并不吃惊，他早在2014-2015年左右就看到中共“失道者寡助”的苗头。傅洛达带头发起中国《境外NGO法》研究项目，多位欧洲NGO负责人告诉他，和中国社会经过数十年苦心建立的信任关系被中共打碎，令他们失望透顶，不想只听党的。
特别是2019年年底以来，傅洛达在英国教书期间接触到一些欧洲官员，他们态度明确地对中共转向批判。
傅洛达强调，“中共不明白，一旦信任被打破，很难再重建。我们真的想和中国打交道，但不是聆听中国官员，而是非官方的中国（Unofficial China），包括有独立头脑的学者、维护公共利益的律师、记者等等。”
这些傅洛达渴望听到的声音被消失得一干二净。这封公开信里列出了他们的名字：
“我们与勇敢有良知的中国公民站在一起。在此仅列举一些英雄：许章润、艾芬、李文亮、任志强、陈秋实、方斌、李泽华、许志永和张文斌，他们为自由开放的中国冒着生命和自由的危险。”
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门前主任，现任美中政策基金会的主席王冀（Chi Wang）4月13日在《南华早报》发文《中国如何在掩盖新冠疫情之后失去全世界的信任》。文章说，“习近平会试图通过宣传和审查控制民众对其无能的回应，但全世界不会轻易忘记。他需要找到新方法，甚至更好的谏言者，来重建丢失的信任。”
他历数中国曾在邓小平领导下数十年来韬光养晦，重获国际体系的信任，从贫穷落后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没有国际社会敞开怀抱，没有无数外交官、学者和记者坦诚相见，这一奇迹不可能发生。
王冀感叹道，“有些信任也许太过乐观天真，但都是辛苦积攒而成。信任在疫情之前已经打了折扣，但现在裂缝扩成深渊。”
傅洛达：中国到了十字路口，年轻人要像张文斌自我叩问
因批评习近平而“消失”的山东大学生张文斌，让傅洛达念念不忘，让他想到许志永的“新公民运动”：
“他一个人，很微小的力量。他被抓了，说明中共很怕他。每一个年轻大学生，其实有很大的力量。为什么只有张文斌敢说话，大家怕吗？还是不在乎吗？”
傅洛达于2004至2007年担任中国民促会顾问，参与进城务工子女援助和环境保护等多项NGO活动，并结识到很多身体力行的公民活动家，“中国人真行，有想法的可多了。”
这一切在习近平上台和《境外NGO法》实施之后荡然无存，但是傅洛达坚信，中国的公民社会依然存在并且孕育着改变的希望。
尽管近日的《方方日记》和中泰表情包大战展现出甚嚣尘上的民粹主义情绪，傅洛达并不认为社媒上极端粗暴的“小粉红们”足以为中国年轻人代言。
他有很多学生来自中国，爱国而不爱党，甚至可以比西方人更成熟、全面的思考中国，他们可能沉默，但是不代表没有想法：
“我最近和来自大陆的国际生交流，他们其实都在思考，知道中国现在面临十字路口。怎么拐弯？中国人要自己决定。有很多国际生是官二代、富二代，原来政治体制的受益者，但是他们现在也知道这个制度是不可持续的。”
王丹：可惜习近平不是蒋经国
在4月6日至13日这一周内，王丹等二十一人发起呼吁“习近平应当下台”的告国人书，征集到近两百人签名，让他吃惊的是，其中有十分之一来自大陆实名签署，十分之一来自中国留学生。
王丹表示，数十年后回顾，新冠疫情也许是中国历史转折的里程碑，不但变幻了国际关系格局、削弱普通国人对中共的钦佩和信任，而且松动了习近平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威望，2022年也许无法在中共二十大上连任。
傅洛达认为，如果中共想活下去，可以效仿蒋经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台湾的民主改革，言论自由，民主宪政，兼容并包。
王丹对此表示，中共走台湾模式已然无望：“台湾模式的基本特点是自上而下。中共愿意改革，才可能走蒋经国路线，换句话说，我们得有蒋经国。可是习近平现在做的一切事，和蒋经国路线背道而驰。”
转自：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