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世界报》4月10日刊出该报驻北京特约记者弗里德里克-勒迈特（Frédéric Lemaître）的文章。文章分析疫情在中国引发三重危机，加剧中国内部政治紧张。
这篇文章说，中国正在重新开放曾是冠状病毒疫情中心的武汉市，并在全球范围展开“口罩外交”。但诸多因素显示，中国正在发生的“健康危机”，“外交危机”，“经济危机”，已严重到足以引发内部政治局势紧张。
4月8日，习近平主席主持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他避免展现任何胜利者的姿态，相反，他警告要准备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和经济困难的增加，以及检测新感染者的漏洞。
该文说，美国批评中国隐瞒疫情危机的严重性，荷兰与西班牙因北京提供的医疗物资有质量问题发生争论，中俄边境出现新病例引发双方关系紧张，这些都让北京处于防守状态。
然而，紧张局势更潜伏在中国内部：首先，中共原定2020年根除贫困的伟大胜利，现在看来很难实现。按官方说法，今年年初以来，有500万人失去工作。但实际上，仅在服务行业就消失了1亿8千万个工作岗位。据《南华早报》引述立式资产（Upright Assets）的经济师说，中国的自然失业人口应该超过两亿人。世界报说，这个数字对于一个没有失业金保险系统的国家来说，是个明显的社会威胁。
武汉是社会紧张的温床。虽然官方说武汉封城已结束，但从武汉返回北京的人被当局一滴一滴放行，在每天超过1万1千名申请者当中，只有不到一成可以进入北京。
现在中国当局搞的“武汉英雄”活动绝非偶然。在三月初，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曾想出一个好主意，发动让武汉居民感恩习近平的活动，结果在社交平台引发众怒。最终宣传部门决定将感恩对象颠倒过来，改成中共感恩武汉居民。
另外，4月3日的一段视频显示，被封在武汉的呼吸病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在研讨会上就危机管理发表讲话说，他认为，美国和欧洲在管理危机方面更为“理性”。他还表示，只有科学家才能遏制疫情。此话暗含对政治人物管理危机的批评。可是令人惊奇的是，这个视频一直到4月10还挂在网上。可能是中共高层正在辩论的一个迹象。
一名西方外交官说，中国每次发生危机，中共党内都有分歧。比如1976年毛泽东死亡，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现在也是一样。
在外交方面，分歧是公开的。比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2日宣称，“可能是美军把病毒带到武汉”。几天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华盛顿表示，这是个“疯狂”的理论。他说，应该由科学家来确认病毒的来源。世界报说，这分明是两条不同的外交路线。
一名观察者告诉世界报，有些真正的红卫兵，民族主义者，其实也是机会主义分子。他们认为，变成这样子有利于他们发展职业前途。还有些经验老道的外交官，他们试图抵制前者。比如崔天凯。
另一位观察者说，有些外交官是在邓小平时代开始外交生涯的。他们致力于推动中国开放。而另一批外交官，他们的一切几乎都是习近平给的。这两种人存在一条代沟。
这篇文章说，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4月2日刊出全国人大外交委员会副主席傅莹暗挺崔天凯的讲话能看出：“老卫兵”现在还没有放弃抵抗。
在此紧张情势下，习近平能依靠谁？自2月底以来，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其他6名成员都奇怪地保持沉默。据一名西方外交官解释说，在这个国家，不做声就是不同意。
不过，任何人都不可以批评习近平。中纪委4月7日宣布调查中共毛时代留下的红二代，前地产老板任志强。因为他在2月底，严厉批评了习近平的专制统治。此举明确显示，无人可以批评中共总书记而不受惩罚。
然而，任志强与中共副主席王岐山关系近，甚至密切。而王岐山是习近平的主要盟友，曾经帮习近平巩固政权。任志强于王岐山的关系让某些人倾向于另一种论点，那就是，习近平打击任志强的真实目的，是要打击王岐山。但这不能肯定。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那就是习近平牢牢掌控了官员任免权，他可以把自己人安排到关键岗位。比如刚被任命为上海市长的龚正和刚被任命为济南市委书记的孙立成，就都以习近平的亲信著称。龚正来自海关总署，孙立成来自中纪委系统。一名观察者说，很明显，他（习近平）完全掌控了这台（国家）机器。
转自：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