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财:我想做个贩夫走卒和公民——我在我的祖国流浪之五

走出监狱,回到家乡,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快找份工作,承担起家庭经济重担。五年的牢狱,拖累了我的家人,我对不起我的家人,尤其是对不起我的爱人和孩子。在监狱里,监区长对我说:你在这里,劳动、吃饭、睡觉,生活很简单,一开始,肯定是不适应,慢慢的适应了也没有多么的苦,最苦的是你的家人,他们比你苦,他们不了解监狱里的情况,不知道你究竟在监狱里怎么样,为你操心,为你担心,他们是最痛苦的,你说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要对你说你也不是一个人在生活,不能只为了自己的信仰和理想,我觉得你有些自私,你也要考虑考虑你的家庭、你的亲人,你想没想过你为他们做了什么?你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人生有时会进入两难境地,做出选择会非常的痛苦。二十多年来,我坚持着做真实的自己,我时常心里很矛盾,面对我的亲人,我很愧疚,我亏欠我的亲人。我的亲人,他们都是工薪阶层,生活的已很不容易,但看到我失去自由、失去工作、失去经济来源,他们毫不吝惜的拿出省吃俭用的钱来接济我、帮助我,我不仅没为他们分忧却还增加他们的负担。我让他们一直为我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父母思念、牵挂着狱中的我,临终前,恳求当局能让他们见我最后一面也不能如愿,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间。父母为我,挂念、牵盼、担忧,若没有这些沉重压抑的心情,他们会活得年岁更长一些。我的孩子因为有我这样的一个父亲,“政治审查”不合格,想从事的一些工作被拒之门外,想出国旅游也因我的缘故出境受到限制。我在狱中的一千八百多个日夜,我的亲人们在牵挂、压抑、焦虑、恐惧中苦苦的煎熬。虽然这些都是当局强加、是我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却是因我的连累而受到伤害,因我而受到株连。二十多年来,我所做的一切,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这个社会,对得起我生长的这块土地,对得起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我却对不起我的家人,尤其,对不起我的父母、我的爱人、我的孩子。想到这里,我愧疚万分,心如刀绞……

我要尽快找份工作,减轻家庭负担。正在考虑到哪去找工作,正巧一家监理单位招聘,我去报了名,监理证已经过期了,重新参加了培训,考试,二个月后,证下来了,公司通知我上岗,我挺高兴,毕竟是从事以前的工作,轻车熟路。跑了几天,感觉身体健康状况很差,上楼爬坡或走路稍快一点,就感觉心慌,感觉心脏卡在嗓子眼快要跳出来,两腿发软,腰、肩、颈酸痛。到医院体检,医生看了体检报告说要住院治疗,我问多少钱?医生说不好确定,需要边治疗边诊断,初期治疗费至少也得好几万,而且只能暂时缓解,不能保证可以治愈,以后可能还会复发。我只好回家,不是我不愿意接受治疗,是实在没钱,看不起呀!刚刚找到的工作也只好放弃。

当局了解到我的情况后,找到我,对我说,可以给我治病,可以每个月给我充足的生活费,但有条件,条件是我的家里不要接待外地的朋友,不要与圈子里的人来往,待在家里,不要外出,如果要办事到外地要先报告,也不要与外地朋友见面,不要与朋友谈论敏感话题(我没明白哪些是敏感话题?他们告诉我:国家元首,政治制度,香港问题,涉军维权等等)也不要在网上谈论敏感话题。我说:谢谢你们!我不愿给政府添麻烦,我有手有脚,我可以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你们的要求我做不到,我是需要用钱,你们给的这个钱,我心理上接受不了,请你们理解。

去年春节期间,我的同乡丁家喜来到我家,带来了保健品,说是国外产品,是海外朋友送给他的,分给我一半。我高兴的连声说:谢谢,谢谢。家喜说:你还跟我客气啥,咱们哥们儿就别说这些了,好好把身体养好,有什么难处就说,我能帮尽量帮,帮不了的,你也别怪我。

不知身陷囹圄的家喜现在怎样?我清楚知道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比关押在看守所、监狱要遭受更加残酷的折磨,很担忧、很焦急……

中国各个地方的看守所和监狱在管理上存在很大差距,不知山东(丁家喜现被山东当局秘密关押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管理上是否规范了一些?我通过丁家喜、唐荆陵了解到的情况是北京和广东的管理相对比较规范、文明一点,而湖北的看守所和监狱的管理就极不规范,非常落后和野蛮,狱警满嘴粗话、脏话,使用侮辱、体罚、虐待、酷刑的方式进行管理,认钱不认人,只要给钱就可以得到适当的照顾。例如:在看守所,狱警对待有钱人就像对待亲爹亲妈一样,只要有钱肯出钱,可以不值班,可以睡宽铺,可以洗热水,可以不整理内务不劳动,可以与外界传递消息,可以买到看守所里买不到的食品。例如:在监狱里,劳动岗位有轻松和繁重之分,轻松岗位要么是狱警的关系户要么就是要花钱贿赂,在监狱里买不到的一些物品可以通过狱警高价买到,有些狱警还让服刑人员帮着偷铜线渣去卖钱,每年都要召开整风肃纪的抓捕大会,每个监区有抓捕指标,对平时消极怠工、顶撞狱警、抱怨牢骚等表现的服刑人员在会场进行抓捕,趴在地上,脚踩背上,双手反铐,再拽起来,挂牌示众,然后,送严管队(现改为高戒备监区)遭受饥饿、罚站、殴打、电击、穿约束衣、坐约束椅、灌服镇静剂药片(如:阿米替林)等不同程度的惩罚(几位狱友告诉我:他们曾看到有的服刑人员被折磨得精神失常,疯了。)接着数天继续在路边,胸前挂个大牌子,低头弯腰,站一排示众。我看到后说:真是荒唐,野蛮,都什么年代了,我感觉穿越时空,回到了文革年代。狱警警告:刘家财,不要散布反改造言论。

说到看守所和监狱,想起了去年的夏天,当局带我去重庆参观渣滓洞、白公馆,接受爱党爱国思想教育。看完后,我说:这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环境优美,住宿条件没有我待过的看守所和监狱那么拥挤,风场也比看守所的风场和监狱的活动室要大很多,国民党的监狱比共产党的监狱条件要好,我情愿关押在这里。如果那些牺牲的先烈们在天有灵,知道现在的社会是这样,他们一定会认为自己的牺牲非常的不值。

有些扯的太远了,还是说说我想要做贩夫走卒和公民。

荷兰的朋友了解到我的病情,问了我收件地址,给我寄来欧洲生产的治疗腰间盘突出的非处方药品。江苏睢宁的仝浩医师得知我的情况告诉我他愿意免费给我治疗,上海的杨勤恒老兄给了我去江苏睢宁的路费。虽经治疗和调理,顽疾难除,效果还是不太明显。我心中非常感激国内外朋友们对我的关注和帮助!在此,再次感谢他们向我伸出援手!

监理工作做不了,总得做点别的事,要维持生活啊!在宜昌公民们的帮助下,开了网店,卖土特产,投资少,门槛低。第一个月,几乎没什么生意,第二个月稍微有点起色,赚了二千来块,许多网友为了支持帮助我,每月都照顾买点产品表示一下,几个月后,销售量开始萎缩,请一些网友们帮忙转发我的广告,效果也不太理想,我想不能总指望圈子内的朋友照顾,这样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要向圈子外扩展,一定要做陌生市场,做出口碑,做出品牌。我很想花些钱请网上的大V们写个软文做个广告,托人联系也没有结果,销售土特产对我来说是陌生行业,我从网上和线下同时收集相关信息,了解、摸索。我的出行受到当局的限制,我想如果条件允许,就去其他城市拜访一些老板、企业家,考察学习,寻求更合适的产品、项目和经营模式。

我自知之明不是经商的材料,对物质追求没有过多的奢望,只想能够赚点小钱维持生活。我和爱人住着六十来平米的安置房,我们没有存款也没有车,以前的投资血本无归,合伙人提光了帐上的资金跑的没了踪影,我借出去的钱,别人一直赖着不还,而且电话也不接了,我和爱人也并不感到很苦恼。我的父母都已离世,女儿早已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没有太多的顾虑和压力,只想做一个贩夫走卒,卖良心货,赚良心钱,吃良心饭。挣点钱以备我们夫妻俩治病和养老。说到医疗和养老,就让我很纠结、很忧虑,我不得不费点口水说几句。

首先让我纠结、忧虑的就是医疗,我们夫妻俩虽然都办了医保,住院治疗有个门槛费,有一千元不能报销,其他的一些费用能够报销的也很有限,许多费用都得自己掏腰包,物价又不停的一个劲往上飞涨,就算存点钱,也只是杯水车薪,起不了多大的作用,真要患上大病只能放弃治疗,回家等死。爱人对我说:如果真要有了那一天,她患上大病,让我给她买包老鼠药喂给她,早点结束痛苦,千万别让她活得受罪,让我保证一定要做到,让我答应她。我听着很心酸,我说:好,我会想办法买到毒药,我不能喂给你,喂给你,我就是故意杀人,你得自己吃下去,如果我有那一天,你也这样帮我,遗体就捐赠给医学院,既可为社会做了最后贡献还节省了一笔安葬费。以前,我给红十字会打电话说我想死后把遗体捐献,他们回答说,先生,我们不要尸体。我说你们的意思是你们只要钱喽!那我要找哪个机构啊!他们说让我联系三峡医学院……我希望我比你先死,死在你的前面我感到是一种幸福。如果你先死了,我会很孤独,很痛苦……

关于养老也是让我纠结、忧虑的事,我和爱人缴纳的社保是百分之六十的最低标准,等到退休了那点退休金只够填饱肚子,吃得好就不提了,能吃得饱就不错了,等到老的动弹不得的时候,那点退休金既住不起养老院也雇不起保姆,只能把房子卖掉,住到乡下亲戚家,请个保姆照顾,等钱花光了我就爬到政府大门口等死,让人们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爱人说:那时,你爬都爬不动了,你怎么爬过去?我说:是啊!那时,我爬不动了呀!那我怎么办?我更纠结了……

我的爱人很爱我,为我付出太多太多,我一直有个心愿,要是能够有点闲钱,就陪伴她去旅游,世界那么的大,我要带上我的爱人一起去看看(我被“边控”,只能在国内看看。)现在,我要专心做好我的小生意,我就想做个不偷、不抢、不乞讨、不坑蒙拐骗、能够在自己的祖国自由的行走的贩夫走卒。

我没有远大的抱负和崇高的理想,我已近天命之年,不再有往日的满怀豪情、昂扬斗志。但我不能漠视社会的不公和身边的苦难,我不能麻木不仁、视而不见。我不能看着穷人被欺压、弱者遭欺凌,我不发声,我不呐喊。我不能对政府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不怒吼、沉默不语、熟视无睹,我觉得,我保持沉默我就像帮凶一样。我呼吁废除当下的养老、医疗、住房存在着巨大差距、极不平等的制度,建立平等养老、大病免费医疗、农村住房商品化的公平正义的制度。我没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情怀,只是想能够参与公民社会的建设,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在我帮助接受我帮助的人的时候不被阻挠、骚扰。我要发出我不同的声音,我渴望一种能够让我不遭受不公的社会制度。

一年来,许多与我来往频繁的公民分别告诉我一些与我有关的情况,这些公民都曾被喝茶、传唤、拘留过。有的说:“他们又找我了,让我不要跟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人来往,虽没提到你的名字,其实,他们说的就是你。”有的说:“他们要给我钱让我监视你,把你的情况随时向他们报告,我没答应,他们说我不干会有其他人愿意干的,你要提防着点。”有的说:“他们在调查你的情况,又再挖坑,害你,他们说你在建立组织,他们有意要把事情搞大,好立功授奖往上爬,你一定要注意小心。”有的说:“你是他们的摇钱树,他们这样搞你,才好向上面要更多维稳经费。”有的说:“他们想害你,他们引诱我,有意问我刘家财是不是让你们举牌、拉横幅、上街游行,我说从来都没有过。”还有的打电话告诉我:“省公安厅在调查你的情况,要对你下手,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你千万要小心谨慎。”

有一天,我又突然被传唤,那时,香港人民的游行示威活动仍在持续,非常惨烈。当局问我:有一个东莞的网友通过微信发给你了一张文字图片,说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湖北籍的学生要寻找家乡的组织,你看到了吧?我感到实在是莫名其妙,我说:我没有看到,我的微信每天信息太多,看不过来,没有时间看,《宪法》35条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我们有结社的自由吗?结社都不允许,哪来的什么组织?你们是无中生有又想陷害我……

我一直遵守现行法律,我只想做一个维护公民权利、甘地式的和平主义者、对社会有担当的公民。然而,我说真话、实话却让我诚惶诚恐,提心吊胆,我的日常生活被长期骚扰,人身自由遭受非法限制,家庭收入受到严重影响、雪上加霜,常年累月战战兢兢的在恐惧中生活,我不坚强也不勇敢,我不愿再次被投进牢笼遭受凌辱、摧残、求死不能的迫害,只能被迫远走他乡,过着流浪的生活。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只想做一个贩夫走卒,我只想做一个公民。我非常的渴望,渴望“让自由在我们这一代实现”。

 湖北宜昌·刘家财

  2020.02.02

以下是我爱人王玉兰的手机号码,我若再次被迫害入狱,希望朋友们能够安慰她!

感谢朋友们!鞠躬!握手!

联系电话:+86 159-7164-6832+86 150-7174-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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