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应付肺炎疫情的种种方法，到底反映了中国的“制度优势”，还是“治理失灵 ” “治理溃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1) 掩盖真相，封杀舆论，贻误防控疫情的最佳时机。据《南华早报》取得的中国政府数据，首位新冠肺炎的病例可追溯到2019年11月17日的一名55岁男子。12月8日，已有数例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新冠肺炎患者到医院就诊，如果及时关闭该市场并隔离病人和可疑病例，疫情不会扩散。可直到2020年元旦才关闭这个市场。12月24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将病毒送广州检验，12月27日确认是“新型冠状病毒。”12月29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已上报共七人包括一家三口被感染病毒，但武汉卫健委、国家卫健委仍通报称“不会人传人”。1月11日已有死亡病例，国家医疗专家组专家仍说武汉的情况“可防可控”。这期间疫情实际上在迅速蔓延，但官方的说法让人们解除了警惕，人们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也未取消任何活动或出行计划。直到1月20日才通过钟南山宣布新冠病毒“确定人传人”，1月23日武汉才封城，1月25日才成立疫情小组。一份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1月2日下发的内部文件显示，中共高层早已知晓此次疫情具有传染性，并开始在内部采取预防措施，而大多数民众还被蒙在鼓里。中央政府1月3日即开始向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WHO）通报疫情，1月7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疫情问题，但决定不公布。中共的掩盖和拖延，是疫情迅速恶化的罪魁祸首。
(2) 打压吹哨人和批评者，压制民间机构，为民间救助制造极大障碍。12月30日，李文亮医生在微信群里发消息说，急诊科隔离了7名来自于华南海鲜市场的SARS病人，被转发后立即遭院领导警告，要求他写检讨书。武汉市公安局传唤李文亮等8名医生并对他们进行训诫。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林羽向媒体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医院就要求不允许私自在公众平台谈论病情，不允许私自接受媒体采访，“整个就不让说”；而地铁员工也被禁止带口罩，“怕引起恐慌”。截止2月21日，海外民间团体“中国人权捍卫者”收集到416个在网上传播相关信息而被训诫和拘留的案例。公民记者陈秋实、方斌、李泽华、陈思明、高飞等，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疫情真相，均被抓捕、拘留或强制隔离。许志永博士严厉批评当局对疫情的处理方式，2月15日遭抓捕。艾晓明等发起公开信，很多签名者遭到警告或传讯。大多数国内媒体沦为宣传机器、甚至成为骗子和帮凶；一度市场化或半市场化的媒体也在整肃之下噤若寒蝉，海外媒体也受到层层阻挠。1月14日武汉警方在金银潭医院外短暂拘留了来自香港电台、香港商业电台、无线新闻和NOW TV的香港记者，并迫使他们删除镜头。真相的传播、信息的收集对于掌握疫情、采取决策、个体救援等作用巨大，但当局的媒体管控、删贴、抓人，一直在起相反的作用。
(3) 批准和举办大型活动，造成疫情蔓延。政府明知情况严重，仍未采取任何公开步骤。 1月6日至10日，武汉市召开两会；1月10日，全国春运大幕开启；1月11日至17日，湖北省两会在武汉举行。两会期间，武汉通报无新增病例，外界误以为疫情被控制。甚至在封城前四天，官方仍组织四万家庭参加 “万家宴”，事后此小区居民感染极为严重，事后有人评论此次“万家宴”形同谋杀。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1月20日竟发放20万张免费旅游券。1月21日，湖北省委举行春节团拜会，一些演员带病参加演出。为了维稳，为了创造本部门的“政绩”，为了两会的政治任务，为了营造节日气氛，政府在长达一个月多的时间里隐瞒消息、淡化疫情、甚至特意举办大型活动来消除人们的担忧。这期间，官方不知举行了多少大型活动，不知多少人在毫不知情或毫无警惕的情况下被感染。
(4) 封城不但没有起到防止瘟疫扩散的效果，而且带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和新的人道灾难。在疫情严重、无法掩盖的情况下，当局粗暴地突然决定将1100万人的整个武汉封锁，之后全国数十座城市纷纷封城。没有任何民主商讨过程、没有任何周密计划、也没有给居民提供足够的预警。在500万人已经离开武汉、几亿人已经春节返乡或去往世界各地的情况下，封城为时已晚。前“医生无国界”组织成员、美国拉吉夫•费尔南多医生(Dr. Rajeev Fernado) 说，“政府掐断公交车，掐断铁路，我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是当代没有过的做法，是原始的行为和思维。这么大规模的封城，是强迫健康人与感染者混在一起，让更多人感染。”封城、封路导致物流中断，食品、药品、生活必需品的运输非常困难，连医护人员上下班、市民看病，交通都成了问题。酒店把客人赶走，来不及离开的外地人无处安身。封城在不少地方一度造成抢购和物价飞涨，中低收入的民众更雪上加霜。封城造成的恐慌、混乱以及对政府的不信任，也导致大量的人们“偷渡”到邻城或邻省。不但封城，而且各地纷纷封村、封镇、封小区，用锁头、土堆、电焊、封条等办法无数家庭强行关在家里。深圳施行出入证制度，一夜之间很多人睡在大街上。全国越来越多的居民区、乡村凭票证出入，造成极大不便，也于法无据。强迫全国几乎所有人口不出家门，这只有最可怕的极权体制才做得到，不但粗暴践踏人权，而且会造成巨大的人道灾难，已经发生17歲脑瘫孩子饿死家中、1岁半孩子饿死，以及自杀、去世多日才被发现等诸多惨剧。
2020年3月16日，武汉的一个志愿者在分发居民订购的蔬菜。（法新社）
(5) 管理混乱、朝令夕改，随意征用、没收、扣留救急物资。华南海鲜市场长期存在环境脏乱、假冒伪劣、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等问题，却得到政府各部门的长期庇护。1月26日汕头通知要封城，人们纷纷逃离，物价飞涨，不得不很快取消。2月24日武汉通告有条件开放外地人员出城；但4小时后收回成命。安徽蚌埠一度把市民每天的采购时间限定在早8点到10点之间，导致人群扎堆，交叉感染几率大增。云南大理、蒙自市、辽宁沈阳分别扣押了外省市的大量口罩。一些医院的正常手术都停止。红十字会拒收救援物质、拖延分发救援物资、走后门优先送给领导或关系户、将捐赠物资变卖获利等恶劣事件，在社交媒体上频频曝光。人们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腐败和低效深恶痛绝，但武汉市政府坚持要求所有捐赠必须经过当地红十字会。医院里病床不够，医护人员、医疗设备、防疫物质都严重不足，医护人员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导致感染。有的医护人员居然用手术床单做防护口罩、用塑料活页夹自制护目镜、用矿泉水桶做防护面具、用一次性雨衣代替防护服。各地纷纷实行简单粗暴的全封闭管理，居民基本生活必需物资由乡镇街道及村（居）委会负责配送，老百姓对价格无从置喙。因为交通封锁而致蔬菜、水果无法外运而腐烂、被迫抛弃的情况，家禽、蜜蜂被饿死的情况，时有报道。瘟疫尚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中共又极为担心经济崩溃，急急强令各地复工，导致多处工厂发现疫情。
(6) 公布数字不实。官方的确诊数字和死亡数字也被广泛质疑。大量的疑似病人被医院拒绝收治或确诊；很多医院的检测盒不够，可被检测的人数有限；街头有突然晕倒或暴毙的病人；在医院或居家隔离的不少人在被确诊前死亡；武汉等地的火葬场人手严重不足，殡仪馆每天24不停运转并向外界求援运尸袋，高价外请帮工。很多病人反映：尽管医生通过症状和CT拍照几乎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是武汉肺炎，但若确诊就要国家付费，因此而不被确诊。真实的数据对科研、对各国防疫措施、对普通人的指引等等，都非常重要，但中国的统计为政治服务，已是公开的秘密。1月11日至17日湖北省两会期间，新增病例的数字就神奇地变成了0。
(7) 随意封门堵窗、强闯民宅、打砸物品，肆意抓人关人、侮辱人格。湖北孝感某地村民因需要种地谋生而不愿被封锁在家中，立即遭到数名持枪警察镇压。2月13日，河南濮阳一村民因忘戴口罩出门，被防疫人员捆绑在一根墙柱上咆哮训斥。很多人因为未戴口罩而被反绑双手、游街示众、强迫高声朗读防疫政策，有地方把人强行关押在体育场、闲置学校内集中“学习”。武汉市青山区居民陈和建因在“封城”期间外出，2月24日凌晨回家时被多名管制人员殴打致死。湖北大学3栋宿舍被紧急征用，但学生的个人物品当成“垃圾”扔掉。武汉、孝感等多地曝光用垃圾车给居民运送肉菜食品。执法部门对各地发生的歧视武汉人、湖北人的恶性事件没有作出回应或禁止。一些措施事实上是在强化对武汉人、湖北人、新冠肺炎病人的污名化。中国政府本来就蔑视人权，疫情爆发所启动的全民动员体制，似乎恢复了文革记忆，各种极端口号、各种荒谬政策层出不穷；戴上红袖标的人似乎掌握了生杀大权，在抗击疫情的口号之下，公民的自由、尊严、生命更是被当作一张废纸。
(8) 拒绝国际合作与支持。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向世界卫生组织施加压力，要其不要宣布武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WHO至少推迟了一周才宣布；总干事谭德赛多次肉麻吹捧习近平以及北京应对疫情的透明度和速度。中国政府拒绝与台湾分享真实的疫情信息，还借机矮化台湾的主权地位，阻挠台湾撤侨，并施压WHO，禁止台湾参与WHO体系防疫相关会议与活动。美国政府多次请求派专家到中国参与救援，但均被中国政府拒绝。为报复《华尔街日报》一篇关于疫情的评论，驱逐了该报三名驻华记者。2月26日世卫组织称，中国未分享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资料，这对全球防疫的努力，造成一大缺口。中国外交及宣传机构大肆鼓吹假消息和阴谋论，甚至暗示是美军把病毒带到武汉；转移视线，反咬一口，把脏水泼向国外。这些都是中国政府“恶治理”走出国门的表现。
转自：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