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宣传机器近期积极“引导舆论”，互联网上流传中国各地“疫情趋缓”的报导。这个现象令中国记者“很生气”，并运用其他方式继续报导实况。图为2020年1月25日，一名公安站在武汉肺炎的最早起源地──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外。(Hector RETAMAL/AFP)
中共宣传机器近期积极“引导舆论”，互联网上流传中国各地“疫情趋缓”的报导。这个现象令中国记者“很生气”，并运用其它方式继续报导实况，挑战中共。
《纽约时报》报导说，中共政府近期积极宣传领导人所称的要在对抗武汉病毒的“人民战争”中获胜，加强控制舆论，禁止大陆媒体报导负面新闻，并且推行扫荡运动，清除民间杂音、审查新闻报导、骚扰公民记者并关闭新闻网站。
中共某家官媒记者王雅各（Jacob Wang）告诉《纽约时报》，他最近看到网上流传的报导说，冠状病毒发源地武汉市的生活越来越好时“非常生气”，因为他知道武汉仍然处于危机之中。
王雅各曾在武汉记录中共政权抗疫失败，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上个月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在官僚主义失败下，武汉病人正在寻求医疗服务中挣扎。
“人们在等死，对此我感到非常生气”，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我是一名记者，但我也是一个普通人。”
在公众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呼吁言论自由的鼓舞下，中国记者正在反击，罕见地挑战中国共产党。他们正在：发布令人震惊的内容，描述政府的掩盖和医疗保健系统的失败；不断地呼吁新闻自由；利用社交媒体引起公众关注不公义及虐待。
在武汉待了几个星期的一家国营刊物记者黄先生（Tenney Huang）说：“每个人都处于被压抑和委屈的状态，自由表达是我们反击的一种方式。”
他说，随着审查制度的日益猖獗，记者改成在社交媒体平台和其它工具，继续分享他们的报导。
“事实就像柴火”，他说，“堆的越多，当遇上火花时，燃烧的力道就越大。”
1月下旬，在武汉封城前进入当地报导的中国记者，在酒店中建立临时办公室，穿戴上防护衣和护目镜，冒险前进医院病房采访病人和医生，并紧张地接受冠状病毒检测。
在每天承受强大的审查制度压力以及面对死亡和绝望的气氛，有些记者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在武汉被封期间报导当地情况的王雅各说：“看到这些骇人的故事，你真的会在晚上无法入睡，感到非常沮丧。”
除了这些记者外，两名公民记者陈秋实和方斌在武汉封城后深挖当地疫情实况，但是，2月7日及8日左右，他们都“被失踪”及“被噤声”了。关注这两位公民记者的人，担心他们可能永远消失。
这些记者所报导的实况激起了中国网民的广泛愤怒，知道了中共政府在疫情初期警告“吹哨人”，试图让他们保持沉默，以及没有及早采取遏制病毒传播的措施。
一位网民在微博上写道：“这样的声音是我们在黑暗中希望看到的唯一光亮。”
在北京的退休编辑李大同（Li Datong）说：“（中共）政府这次对言论自由的控制，直接伤害了普通百姓的利益和生活。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不说实话，就会发生这种大灾难。”
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中共审查专家卢安（Lotus Ruan）说：“审查批评甚至是中性的在线讨论是一回事，但是完全改变对这场危机的叙述，并且试图将其转化为赞扬，则是另一回事。”
2月7日，武汉八名吹哨人之一、眼科医生李文亮去世后，中共更加强了审查及压制言论自由。他的去世令许多记者感到沮丧，觉得他们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来抵制宣传命令。
记者周吉尔（Jier Zhou，音译）说：“我觉得自己成为邪恶的一部分。”
《人物》杂志3月10日发行的月刊的封面故事是《武汉医生》，报导了对“发哨人”艾芬医生的专访，当天正巧是国家主席习近平考察武汉。文章出来后立刻被中共宣传部门紧急全网删除。
但是，中共宣传机器还是慢了一步，中国网民已下载了这段专访，并且翻译成英语、法语、希伯来语、波斯语、摩尔斯电码，精灵语（Elvish）和外星文（Klingon）混搭等在互联网上快速流传。
转自：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