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编造疫情趋缓谎言 中国记者“很生气”

中共宣传机器近期积极“引导舆论”,互联网上流传中国各地“疫情趋缓”的报导。这个现象令中国记者“很生气”,并运用其他方式继续报导实况。图为2020年1月25日,一名公安站在武汉肺炎的最早起源地──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外。(Hector RETAMAL/AFP)

中共宣传机器近期积极“引导舆论”,互联网上流传中国各地“疫情趋缓”的报导。这个现象令中国记者“很生气”,并运用其它方式继续报导实况,挑战中共。

《纽约时报》报导说,中共政府近期积极宣传领导人所称的要在对抗武汉病毒的“人民战争”中获胜,加强控制舆论,禁止大陆媒体报导负面新闻,并且推行扫荡运动,清除民间杂音、审查新闻报导、骚扰公民记者并关闭新闻网站。

中共某家官媒记者王雅各(Jacob Wang)告诉《纽约时报》,他最近看到网上流传的报导说,冠状病毒发源地武汉市的生活越来越好时“非常生气”,因为他知道武汉仍然处于危机之中。

王雅各曾在武汉记录中共政权抗疫失败,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上个月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在官僚主义失败下,武汉病人正在寻求医疗服务中挣扎。

“人们在等死,对此我感到非常生气”,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我是一名记者,但我也是一个普通人。”

在公众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呼吁言论自由的鼓舞下,中国记者正在反击,罕见地挑战中国共产党。他们正在:发布令人震惊的内容,描述政府的掩盖和医疗保健系统的失败;不断地呼吁新闻自由;利用社交媒体引起公众关注不公义及虐待。

在武汉待了几个星期的一家国营刊物记者黄先生(Tenney Huang)说:“每个人都处于被压抑和委屈的状态,自由表达是我们反击的一种方式。”

他说,随着审查制度的日益猖獗,记者改成在社交媒体平台和其它工具,继续分享他们的报导。

“事实就像柴火”,他说,“堆的越多,当遇上火花时,燃烧的力道就越大。”

1月下旬,在武汉封城前进入当地报导的中国记者,在酒店中建立临时办公室,穿戴上防护衣和护目镜,冒险前进医院病房采访病人和医生,并紧张地接受冠状病毒检测。

在每天承受强大的审查制度压力以及面对死亡和绝望的气氛,有些记者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在武汉被封期间报导当地情况的王雅各说:“看到这些骇人的故事,你真的会在晚上无法入睡,感到非常沮丧。”

除了这些记者外,两名公民记者陈秋实和方斌在武汉封城后深挖当地疫情实况,但是,2月7日及8日左右,他们都“被失踪”及“被噤声”了。关注这两位公民记者的人,担心他们可能永远消失。

这些记者所报导的实况激起了中国网民的广泛愤怒,知道了中共政府在疫情初期警告“吹哨人”,试图让他们保持沉默,以及没有及早采取遏制病毒传播的措施。

一位网民在微博上写道:“这样的声音是我们在黑暗中希望看到的唯一光亮。”

在北京的退休编辑李大同(Li Datong)说:“(中共)政府这次对言论自由的控制,直接伤害了普通百姓的利益和生活。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不说实话,就会发生这种大灾难。”

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中共审查专家卢安(Lotus Ruan)说:“审查批评甚至是中性的在线讨论是一回事,但是完全改变对这场危机的叙述,并且试图将其转化为赞扬,则是另一回事。”

2月7日,武汉八名吹哨人之一、眼科医生李文亮去世后,中共更加强了审查及压制言论自由。他的去世令许多记者感到沮丧,觉得他们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来抵制宣传命令。

记者周吉尔(Jier Zhou,音译)说:“我觉得自己成为邪恶的一部分。”

《人物》杂志3月10日发行的月刊的封面故事是《武汉医生》,报导了对“发哨人”艾芬医生的专访,当天正巧是国家主席习近平考察武汉。文章出来后立刻被中共宣传部门紧急全网删除。

但是,中共宣传机器还是慢了一步,中国网民已下载了这段专访,并且翻译成英语、法语、希伯来语、波斯语、摩尔斯电码,精灵语(Elvish)和外星文(Klingon)混搭等在互联网上快速流传。

转自: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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