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周志剛（音譯）加入沃爾瑪(Walmart)在湖南省常德市的分店時，他充滿自豪地穿上了這家美國零售集團的紅色夾克。但自從這家分店今年3月關閉以來，他就沒有再穿過這件夾克，當時他和其他70名員工為爭取更好的遣散待遇參與了抗議活動，並因此在沒有受到正式起訴的情況下被中國警方拘留了一周時間。
他說：“在離開拘留所以後，我把自己的沃爾瑪夾克脫了下來，扔進了一條溝里。我最初曾認為沃爾瑪是一家非常優秀的公司，能夠給我提供一份穩定的工作。”
沃爾瑪的爭端凸顯出中國勞動力市場中範圍更廣的變化，這對在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製造或者外包生產產品的跨國企業來說，具有重大影響。工人抗議事件的數量正在上升，主要原因在於，由於人口和技術的變化趨勢，勞資雙方的力量對比逐漸從雇主向工人傾斜。
工廠發現，隨著中國的勞動力數量減少，在中國找到熟練工人和管理他們都變得越來越難。工人可以通過廉價的智能手機使用社交媒體，這使他們變得更有力量，他們能夠更容易地比較不同企業開出的用工條件，以及為組織罷工動員支持力量。
中國地方政府、特別是在南部廣東省出口中心地區的政府擔心，已成慣例的兩位數工資年度漲幅，將導致製造企業將業務搬遷至其他地區或國家。“這種情況將會惡化，”一位工廠經理表示，並警告，除非政府能夠找到化解工人不滿情緒和罷工事件的更好方法，否則投資者將會遷出，“有些事情政府必須去做，這樣我們才不會退回石器時代。”
去年，中國東部山東省的工人控制了美國固鉑輪胎橡膠公司(Cooper Tire & Rubber)旗下的一家工廠，從而阻撓了一樁本可成為印度企業對美國企業最大規模收購的交易。工人們拒絕妥協，直到這家總部位於俄亥俄州的美國企業於去年12月放棄規模高達25億美元的出售計劃。固鉑事後估計，此次罷工給其造成的損失至少高達7000萬美元。
三個月之後，IBM在廣東省的工廠又猝不及防地發生了罷工，當時有1000名工人要求在工廠被轉交給中國電腦集團聯想(Lenovo)之前獲得補償。聯想集團曾承諾，將按同等的雇傭條款保留工人們的崗位。
今年4月，台灣製鞋企業裕元集團(Yue Yuen)又成為了由社保繳款問題引發的勞資糾紛的主角。該集團主要為阿迪達斯(Adidas)、耐克(Nike)、亞瑟士(Asics)等品牌代工生產運動鞋。勞工活動人士表示，多達4萬名工人參與了裕元集團的罷工行動，據該集團估計，此次罷工至少給其造成了5800萬美元的損失。
勞工抗議的增加讓很多在華經營的跨國企業始料未及，特別是在工人先前並未展示過自身力量的情況下。一位參與了近期一起勞資糾紛的西方管理人員表示：“工人抓住這些時機試圖獲取更多補償，而且他們為此緊密團結起來。我們只能做我們所能做的，按照法律規定對待他們。”
貝克•麥堅時國際律師事務所(Baker & McKenzie)駐香港律師喬納森•艾薩克斯(Jonathan Isaacs)表示：“毫無疑問，與兼並收購以及公司重組有關的群體性勞資糾紛正在增多。我們還看到，工人在採取這些行動時所表現出的主動性顯著增強。”
勞工活動人士並不同情跨國公司。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的郭展睿(Geoff Crothall)表示：“跨國企業自從進入中國以來，一直享受的是紅毯待遇，現在它們終於開始看清眼前的現實，即它們不能再繼續欺負工人。如果跨國企業想要關停工廠或者重整業務架構，沒問題，但他們必須先和自己的員工進行協商。”中國勞工通訊是一家總部位於香港的勞工權益組織。
今年25歲的席紹東（音譯）就是好好利用了從IBM爭取來的補償金的工人之一，他用這筆錢在自己的家鄉西安市開始了新生活，這是一個遠離廣東的北方城市。席紹東稱：“我回到了家鄉和家人團聚，還開了一間賣煙酒的小商店。我的很多朋友都離開了IBM，但他們決定留在廣東。”席紹東年僅18歲時就加入了這家美國電腦集團的在華工廠。
中國官員正在小心翼翼地努力平衡，他們試圖保證工人得到了足夠高的報酬和足夠好的待遇，以盡可能減少勞工爭端，同時避免加劇工廠外遷、以及這將給地方稅收基礎造成的壓力。
過去勞工爭端的數量很少，部分原因在於，如果罷工者被警察和檢察機關認定為“擾亂社會秩序”，將可能面臨長達五年的刑期。曾為裕元集團的工人提供咨詢的非政府組織(NGO)工作人員林東，成為根據一條近期修訂過的中國法律，被控涉嫌運用互聯網擾亂社會秩序的第一位勞工活動人士。
工人的抗議活動還受到了中華全國總工會（All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簡稱ACFTU）的壓制，這是中國官方唯一認可的工會。在勞工活動人士的圈子裡，中華全國總工會被普遍嘲笑為一個弱者，缺乏和企業管理層硬碰硬鬥爭的勇氣，並且相對於維護工人權益，更看重幫助政府維護“社會和諧”。
來自北京的教授、勞動問題專家常凱表示：“中華全國總工會稱其希望保護工人權益，但其同樣希望支持企業發展。它同時向著兩個方向使勁，並不是堅定地站在工人這一邊。”常凱為沃爾瑪常德店的員工提供咨詢。中華全國總工會拒絕了英國《金融時報》一再提出的採訪請求。
勞工爭端爆發的可能性只會升高。人口變化趨勢導致勞動力短缺，特別是在對技術要求較高的崗位，並使談判力量對比決定性地向工人一方傾斜，這使中國工人鼓起了勇氣。
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自2011年達到高點以來，現已減少了590萬人。雖然最低工資的增長速度達到了兩位數，但工人們表示，工資增長趕不上生活成本的飛速上漲。
和中國的絕大多數罷工一樣，參與IBM罷工行動的工人沒有離開他們的廠區，以減少因擾亂公共秩序而被逮捕的風險。他們避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設在工廠的分會獨立行動，並選出了20名代表。後來這些代表遭到了IBM的解雇。
技術的發展也在帶來變化。智能手機的廣泛普及，以及工人們對於微博（Weibo，中國等同於Twitter的社交平臺）、QQ（一款實時聊天軟件）等社交媒體的運用，使得動員組織抗議活動變得更加容易。在裕元集團罷工期間，工人們組建了數個QQ消息群，用於分享信息並協調自身行動。
甚至還有跡象顯示，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內部存在意見分歧。沃爾瑪常德店的員工抗議是由黃興國領導的，他是該門店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分會主席。他的職務令勞工活動人士頗感激動，將其看成了中國工人運動歷史上的里程碑式突破。這種情況同樣也令當地政府深感擔憂。
現年42歲的黃興國是一位雄辯的演說者和富有魅力的領導者。上月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約30名勞工律師、活動人士和學者於河南省登封市舉行了一場聚會，黃興國是會上最引人矚目的演講者。
陪同黃興國參會的是周志剛，這位曾被拘押五天的員工將自己的紅色沃爾瑪夾克換成了一件亮藍色的意大利足球夾克。黃興國表示：“如果沃爾瑪在常德妥協，常德就將成為一個示範案例，未來沃爾瑪在關閉門店時將被迫支付更高的費用。我們的目的很簡單：讓沃爾瑪明白他們犯了錯誤，並迫使他們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代價。”沃爾瑪堅持稱，關閉常德店的做法符合相關法律法規。
黃興國和他的同事們發現，自己現在面臨兩難處境，這種情況充分體現了中國勞工運動目前所處的狀態。一方面他們不能指望從常德市總工會獲得大力支持，級別更高的省級或者國家級總工會就更不用提了。另一方面他們也無法和沃爾瑪其他門店的工會建立聯系。
和其最終服務的中國共產黨一樣，中華全國總工會是一個垂直架構的官僚組織，並不鼓勵像黃興國這樣的草根分會之間橫向聯絡。這大大減少了其他沃爾瑪門店工會發起罷工，以支持他們的常德同事的可能性。
黃興國表示：“沃爾瑪在中國約有400家門店，所有這些門店都有工會。但每個工會都是由當地政府主辦成立的。沒有一個規模更大的組織將這些工會聯合起來。”
雖然黃興國收到了來自沃爾瑪其他門店工會主席的鼓勵信，但卻從未試圖與他們協同合作——這種做法可能引發政府的強烈反應。在本月於登封舉行的勞工論壇上，黃興國表示，他收到的一份來自美國工會組織的支持聲明引起了地方官員的警惕，這些官員警告他稱，不要把問題“政治化”。
中華全國總工會還在像黃興國這樣的活動人士和內部的職業官僚之間保持著一條嚴格的分界線，後者的利益與政府官員更加一致，而政府官員最關註的問題莫過於保持社會穩定。法律顧問何元誠（音譯）表示：“黃興國是由他的工友們用民主方式選出的。雖然他有出眾的領導才乾，但他絕沒有可能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內部層級中晉升。”
勞工活動人士表示，中華全國總工會不願參與工人行動，這常常導致工人無處尋求指引的局面，進而增大了出現暴力行為的可能性。例如在裕元集團罷工中，工人們不願擔任領導角色，而非政府組織活動人士試圖填補空缺的做法則引發了警方的強烈反應。考慮到居於勞資爭端核心的工人福利待遇難題，這導致本已復雜的局面進一步惡化。
雖然中國法律要求，企業應為員工繳納一定水平的養老金和其他福利，但不同地方政府發布的不同指引細則則使企業能在灰色區域進行操作。隨著裕元集團的形勢急劇惡化超出掌控，地方政府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官員認定該公司未能足額繳納應繳部分，並幫助工人選出代表與管理層談判。但據勞工活動人士透露，最終地方政府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同樣迫使裕元集團的工人接受了一項受很多人反對的妥協方案，並動用警力強迫工人重返裝配線工作。
在常德，70名拒不讓步的沃爾瑪員工仍然堅持每日聚集，他們正在等待將於本月舉行的仲裁開庭審理。黃興國說：“直到門店關閉的那一刻，我從未想過離開沃爾瑪，而是希望一直留在公司。我沒想到為工人爭取權益會是如此之難，我的很多親戚朋友警告我，維護弱者總是會觸犯強者。但至少當我老了的時候，我不會有遺憾，能夠問心無愧。”
沃爾瑪關店風波：貓捉老鼠？
黃興國是不久前關閉的沃爾瑪(Walmart)常德店的工會主席，該工會隸屬於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今年3月，來自當地強大的中共政法委的代表前去找他，這令他震驚不已。
政法委負責監督司法部門工作，並指示敏感案件的裁決和審判。政法委出面，表明中共、中國政府和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官員們是多麽嚴密地註視工人的訴求。他們向黃興國傳達的信息有一個共同的主題：他只能“合法地”爭取沃爾瑪員工的權利。他們擔心這些員工會採取任何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的舉措——輕則是文明抵抗，重則是暴力對抗。
結果是，員工們決定不抵制沃爾瑪關閉門店。但他們試圖監督關店過程，每日與前雇主玩貓捉老鼠的游戲。黃興國表示：“這家店位於一家商場的地下，有30多個消防通道。沃爾瑪每天都使用它們，從一個通道進去，另一個通道出來。店里的備用發電機、葡萄酒、電器和化妝品都值不少錢”。
員工們指責沃爾瑪閉店沒有提前一個月通知，沃爾瑪否認這種說法，並表示，對於無法接受其提出的到其他城市上班方案的員工，已經按照法律規定提供了補償方案。沃爾瑪還表示，在常德店原來的135名員工中，有一半人接受了其安置方案。
黃興國稱，沃爾瑪拒絕了他的工會多次提出的集體談判的要求，而只願意與員工單獨討論再就業和離職補償方案。沃爾瑪對此並未否認。沃爾瑪中國區資深主管博睿(Ray Bracy)表示：“我們之所以拒絕集體談判，是因為沒有規定要求必須這麽做。”
黃興國和他的同事們在關閉的門店外面搭了兩座帳篷，繼續他們的日夜抗議。
萬麗補充報道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