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中国人民和勇敢的声音

中国对冠状病毒暴发的不当处理已使本国和全世界陷入危险,因为这是一片同时拥有21世纪科学和19世纪政治的土地。

一年前,中国学者在《病毒》(Viruses)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预测,冠状病毒“极有可能”暴发,并将其称为一个“紧迫的问题”。疫情真的出现时,其他中国科学家很快就将病毒分离出来,对其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并于1月10日把结果公布在一个病毒学网站上,供所有人参考。这都是非常出色和迅速的工作。

与此同时,共产党却在本能地组织掩盖,下令警方打压八名医生,他们被指责试图提醒他人注意危险。国家电视台的节目多次谴责这些医生是造谣者。

李文亮是这八名医生之一,他感染病毒后去世了。他的死引发了公愤。一些中国人提出一种观点:如果是李文亮、而非习近平领导中国的话,许多人也许不致于丧命。

“(冠状病毒疫情)将政体的德性窳败暴露无遗,”北京的法学教授许章润本月在网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写道,这篇文章立刻被封。“国民的愤怒已如火山喷发,而愤怒的人民将不再恐惧。”

许章润显然抛开了自己的恐惧,虽然他预言自己将受到新的惩罚,但仍表示,“言责在身,不可推诿。”

他呼吁自己的中国同胞们要求言论自由和自由选举的权利,鼓励他们:“人人向不义咆哮,个个为正义将生命怒燃,刺破夜瘴迎接黎明。”

虽然许章润现已与外界失去联系,但可以看到网上对独裁政权的愤怒在迅速高涨,这引人注目。虽然人们不能指名道姓地谴责习近平,但他们在躲避审查上很有经验,比如用特朗普总统的名字代替习近平。[

虽然很难预测事情的发展方向,但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把这种21世纪科学与19世纪政治的不协调称为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所制造的长期挑战,将随着对腐败、残暴和自恋的统治阶级失去耐心的中产阶级(其目前规模已超过了美国)日益壮大而不断增长。

普通中国人已看穿了政府的宣传,并意识到政府对冠状病毒的不当处理只是这个政权无能的一个例子。习近平政府对2018年开始的猪瘟也处理不当,这场猪瘟已导致全球近四分之一的猪被扑杀。

中国在更早的时候应对SARS时笨手笨脚。还在21世纪初掩盖过国内艾滋病的暴发,该病毒是通过政府支持的出售血浆项目蔓延的。大量贫困的农民和工人死于艾滋病,因为政府的反应不是救助被感染者,而是惩罚吹哨的医生。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时的一名女子,她试图把自己四岁的儿子送给我,因为她患上了艾滋病,将不久于人世,她的丈夫也已经死于艾滋病。

诚然,我们美国人在批评中国政府时必须保持谦虚,因为今天在北京出生的婴儿的官方预期寿命(82岁)比在华盛顿特区出生的预期寿命(78岁)或在纽约市出生的预期寿命(81岁)要长,这显示了中国的进步。

尽管如此,取得这些进步靠的是中国的技术官僚、医生和科学家,那是多年来中国以每周建一所新大学的速度发展的部分成果。技术官僚的这种务实做法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达到了顶峰。

习近平已在最近几年把中国向后拉,他压制社交媒体和新闻,同时在自己身边建立了一种近似朝鲜风格的个人崇拜。习近平的宣传机器称赞他亲自指挥抗击病毒的工作,还声称世界卫生组织派专家来,是为了学习中国应对冠状病毒的明智做法。

中国在经济和教育上的成功造就了一个有见识的中产阶级,当政府滔滔不绝地说胡话,把矛头对准医生而不是冠状病毒时,他们感觉自己被辜负了。一线的医生几乎是在连轴转地工作,还面临着物资不足的困难,不得不用胶带粘补口罩,用塑料文件夹制作护目镜,每天只吃一顿饭,或穿着纸尿裤工作,以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因为上厕所需要脱下无法更换的防护服)。

到目前为止,已有1700多名医务工作者被感染,至少六人死亡。

英雄的医生与笨拙的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对比是再鲜明不过了。

所以,听特朗普重复习近平的讲话要点让人感到奇怪。“我已经与习主席通了电话,”特朗普说,“他们正在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我认为一切问题都能解决。”

许章润的看法更尖锐,他的文章被人秘密拷贝传播着,正在中国大地上回荡。“大疫当前,却还在那里空喊政治口号,”他写道。“惟一人马首是瞻,而一人暝朦。”

“哪怕网信办再有能耐,”许章润补充道,“也对付不了十四万万张嘴。”

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自2001年成为时报专栏作家。他曾因对中国及达尔富尔的报道两次获得普利策奖。

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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