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冠状病毒暴发的不当处理已使本国和全世界陷入危险，因为这是一片同时拥有21世纪科学和19世纪政治的土地。
一年前，中国学者在《病毒》(Viruses)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预测，冠状病毒“极有可能”暴发，并将其称为一个“紧迫的问题”。疫情真的出现时，其他中国科学家很快就将病毒分离出来，对其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并于1月10日把结果公布在一个病毒学网站上，供所有人参考。这都是非常出色和迅速的工作。
与此同时，共产党却在本能地组织掩盖，下令警方打压八名医生，他们被指责试图提醒他人注意危险。国家电视台的节目多次谴责这些医生是造谣者。
李文亮是这八名医生之一，他感染病毒后去世了。他的死引发了公愤。一些中国人提出一种观点：如果是李文亮、而非习近平领导中国的话，许多人也许不致于丧命。
“（冠状病毒疫情）将政体的德性窳败暴露无遗，”北京的法学教授许章润本月在网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写道，这篇文章立刻被封。“国民的愤怒已如火山喷发，而愤怒的人民将不再恐惧。”
许章润显然抛开了自己的恐惧，虽然他预言自己将受到新的惩罚，但仍表示，“言责在身，不可推诿。”
他呼吁自己的中国同胞们要求言论自由和自由选举的权利，鼓励他们：“人人向不义咆哮，个个为正义将生命怒燃，刺破夜瘴迎接黎明。”
虽然许章润现已与外界失去联系，但可以看到网上对独裁政权的愤怒在迅速高涨，这引人注目。虽然人们不能指名道姓地谴责习近平，但他们在躲避审查上很有经验，比如用特朗普总统的名字代替习近平。[征
虽然很难预测事情的发展方向，但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把这种21世纪科学与19世纪政治的不协调称为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所制造的长期挑战，将随着对腐败、残暴和自恋的统治阶级失去耐心的中产阶级（其目前规模已超过了美国）日益壮大而不断增长。
普通中国人已看穿了政府的宣传，并意识到政府对冠状病毒的不当处理只是这个政权无能的一个例子。习近平政府对2018年开始的猪瘟也处理不当，这场猪瘟已导致全球近四分之一的猪被扑杀。
中国在更早的时候应对SARS时笨手笨脚。还在21世纪初掩盖过国内艾滋病的暴发，该病毒是通过政府支持的出售血浆项目蔓延的。大量贫困的农民和工人死于艾滋病，因为政府的反应不是救助被感染者，而是惩罚吹哨的医生。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时的一名女子，她试图把自己四岁的儿子送给我，因为她患上了艾滋病，将不久于人世，她的丈夫也已经死于艾滋病。
诚然，我们美国人在批评中国政府时必须保持谦虚，因为今天在北京出生的婴儿的官方预期寿命（82岁）比在华盛顿特区出生的预期寿命（78岁）或在纽约市出生的预期寿命（81岁）要长，这显示了中国的进步。
尽管如此，取得这些进步靠的是中国的技术官僚、医生和科学家，那是多年来中国以每周建一所新大学的速度发展的部分成果。技术官僚的这种务实做法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达到了顶峰。
习近平已在最近几年把中国向后拉，他压制社交媒体和新闻，同时在自己身边建立了一种近似朝鲜风格的个人崇拜。习近平的宣传机器称赞他亲自指挥抗击病毒的工作，还声称世界卫生组织派专家来，是为了学习中国应对冠状病毒的明智做法。
中国在经济和教育上的成功造就了一个有见识的中产阶级，当政府滔滔不绝地说胡话，把矛头对准医生而不是冠状病毒时，他们感觉自己被辜负了。一线的医生几乎是在连轴转地工作，还面临着物资不足的困难，不得不用胶带粘补口罩，用塑料文件夹制作护目镜，每天只吃一顿饭，或穿着纸尿裤工作，以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因为上厕所需要脱下无法更换的防护服）。
到目前为止，已有1700多名医务工作者被感染，至少六人死亡。
英雄的医生与笨拙的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对比是再鲜明不过了。
所以，听特朗普重复习近平的讲话要点让人感到奇怪。“我已经与习主席通了电话，”特朗普说，“他们正在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我认为一切问题都能解决。”
许章润的看法更尖锐，他的文章被人秘密拷贝传播着，正在中国大地上回荡。“大疫当前，却还在那里空喊政治口号，”他写道。“惟一人马首是瞻，而一人暝朦。”
“哪怕网信办再有能耐，”许章润补充道，“也对付不了十四万万张嘴。”
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自2001年成为时报专栏作家。他曾因对中国及达尔富尔的报道两次获得普利策奖。
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