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国家与民主国家的最大区别之一是信息管制，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圭臬，对影响民生的重大事件向以“保密”为要。这次中国疫情爆发就是祸起“保密”，因“保密”致祸，以“保密”掩祸，直到举国因祸而恐，最后还是得稍泄真相，以免被动。
一、祸起“保密”
去年12月初露兆头的“武汉肺炎”迅速扩散全国，成了许多省市乃至世界多个国家的疫情。追根溯源，实乃“保密” 致祸。对疫情的保密至少包括疫情程度和疫情源头两方面。武汉疫情初发于去年12月初，12月1日在武汉出现了最早的病例；然而，此后一个多月里该市并无防范，全国亦无戒备，主要原因就是“保密”。李文亮去世前当地政府认为他就疫情“造谣”，而官方判定“谣言”的依据并非疫情是否存在，实际上是因为他违反了“保密”的需要。武汉市长声称，未获授权，不便公布疫情，无非是“保密”为要的体制规则使然，上下皆从。不少人认为，防疫要依靠信息透明化，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中国防疫和“保密”有直接关系，而保密制度直接破坏防疫效果。
“保密”不仅限于国内。据维基百科介绍，早在1月14日路透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确认，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有限度地人传人。但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WHO随即将其报道改成“可能”人传人。如果瘟疫会人传人，那么，武汉“封城”就应尽早实行，赶在春节前常规的大量外流人口出行前避免疫情扩散。然而，待有关公共卫生管理部门反复斟酌之后再确定“封城”之必要，为时已晚。武汉疫情的高发期适逢春节将临，人口大规模外移是可以预见的，加上疫情消息，更加剧了武汉的居民以回家投亲、旅游等方式快速流往全国乃至世界多国，于是疫情扩散的后果终于无可挽回。
“保密” 致祸，此非首端。2月8日《中国新闻周刊》刊文介绍，原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回忆1988年1月上海甲型肝炎爆发的防疫情况，提到一个情节，“虽然1987年12月有关方面已经预计到了甲肝可能会大规模爆发，但却没能广泛宣传其预防措施，而是被要求‘保密’”，因为政府对披露疫情有种种顾虑。30多年过去了，这个“保密”的体制规则显然并未改变，于是在武汉乃至全国再度重演瘟灾。当局总是指望“保密之下悄然灭疫”，然而从上海甲肝到萨斯，再到此次疫情，屡试屡败，致祸连连。
二、“保密”掩祸
曾被训诫的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抢救无效去世。（变态辣椒）
疫情公开后，“保密”规则依然在运作。一方面，对于致病病毒的源头，既回避公开的讨论，也对公众关注的病毒来源地严加控管；另一方面，对疫情统计则多方掩盖，试图冲淡公众的担忧。
官方宣称，引起“武汉肺炎”的病毒来自武汉市的华南海鲜市场，但随后的研究从41个病例中发现，其中27人与这个海鲜市场有接触，但其余14个人没接触过，占34%；也就是说，病毒还有其他来源。最近，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武汉P4实验室）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关注，这个实验室研究炭疽、霍乱等烈性传染病。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月8日报道，“中国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陈薇少将日前已经接管了武汉P4病毒实验室，此举揭示武汉P4病毒实验室可能与军方的关联”。陈薇现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她在武汉“封城”之后立即“空降”该所，一个“普通”的实验室需要一个少将在如此敏感时刻“接管”，说明其中隐情不少；而军方接管无异于“军管”，“军管”之下，当然首要之务仍是“保密”。于是，疫情的源头之议，恐再无澄清之时。
然而，2月14日晚的中国央视《新闻联播》节目紧急加稿，报道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2次会议；同时《人民日报》指出，习近平强调，要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这个说法可以多少帮助读者了解一点疫情的“源头”问题，那就是，此次疫情与“生物安全”有关。据《百度百科》解释，“生物安全”一般是指由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潜在威胁，及对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
武汉的疫情究竟有多严重，社交媒体上民间信息与官方数据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至2月12日24时为止，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疫情通报显示，湖北确诊病例只有33,366个，其中武汉19,558例；而且，从2月6日起武汉市和湖北其他地市的每日新确诊案例呈递减趋势，似乎疫情之恶化有望缓解。随之，北京开始要求各省市春节后复工，以挽救经济半瘫痪之势。然而，很多人对官方公布的疫情数字持保留态度，其疑有因。最新的事实证明，湖北及武汉当地政府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掩藏了大量病例，且看下文分析。
三、“保密”失灵
2020年2月7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分院外，一名武汉市民在已故的眼科医生李文亮的照片前鞠躬。（法新社）
这次的疫情演变和防疫操作有三个特点：第一，特重灾区武汉全靠中央操盘，疫情已经发展到非集中全国民间、军方力量才能应对的严重地步；第二，次重灾区湖北其他地市因疫情超出医疗设施条件而不得不依赖外援，北京因此于2月6日下令16个省市对湖北16个地市对口包干；第三，其他省市形成了城自为战的单打独拼局面。
有趣的是，16个省市对湖北除武汉之外的地市分别包干的命令却打破了疫情统计管控的作用，支援湖北各地的那些省市抽调防疫人员和医疗设备的同时，也逐渐掌握了湖北各地疫情的真相；于是，春节后大量前往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工作的外地人口流入之际，东部和中部各省市纷纷实行以防传染为重心的“封城”“封省”自保措施。结果，中央关于复工的统一号令不得不让步给地方自治，市内居民得以安全，而外来人口则难以落脚。
2月上旬后半段的短短数日内，全国4个直辖市（京、沪、津封城，重庆封几个郊区县），华东地区6个省的所有省会城市，中南地区6个省区当中除海南、湖南外的其他4个省会城市，加上黑龙江、云南、四川、宁夏四省区的省会城市，一共14个省会城市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城”措施。由此，经济上最活跃地区的重要城市都实施了防疫“紧急状态”，全国共80多个大小城市实行了“软封城”或“硬封城”；此外，除湖北省之外，还有辽宁、江西、安徽和宁夏实行了“封省”。“硬封城”指的是疫区居民或车辆不能进城，例如，江苏省无锡市8日宣布，“对来自湖北、浙江、广东、河南、湖南、安徽、江西等疫情重点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一律劝返”；“软封城”又被称为社区“封闭式管理”，外地人或车辆可以进城，但不能进入被封闭的居民小区，部分城市对小区居民出户购买生活用品菜蔬等活动实行限日限次，以减少感染机会。
近日BBC网站刊登了《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事记》，记录了一系列关于此次疫情的相关事件。但这个大事记漏掉了目前对全国社会经济活动影响非常大的一组事件，那就是“封城”“封省”。武汉“封城”人人都知道，但是北上广深等最大城市和半数省会城市“封城”，在国内互联网上既无系统报道，也无深度调查，仿佛未曾发生似的，大约还是“保密”的关系，即负面消息“不宜广为传播”。
四、解密“排雷”
2月13日北京高层宣布撤换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由上海市长应勇改任新的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改任武汉市委书记。同一天，国家卫健委和湖北省卫健委发布的至2月12日24时截止的疫情通报出现重大修改，为完成这项修改任务，这两个机关花了几个小时来研究在通报中如何措辞，每日通报发布的时间因此推迟了半天。
根据湖北省卫健委2月13日发布的2月12日疫情通报，武汉市2月12日的确诊病例从2月11日的1,104个突然暴增到13,386，相当于2月11日的12倍。很显然，该市公布的2月12日确诊病例并不都是当日发现的，而是“释放”出来的“积压”数据；也就是说，这些病例早就存在，只是出于“保密”的需要被掩藏着不公布。湖北省卫健委并未在通报中就此给出解释，而国家卫健委则代湖北出面说明，这些病例属于国家卫健委新颁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规定的按“临床诊断”新确诊的数字。但这一说明仍然暴露出了明显的漏洞，这个《诊疗方案（第五版）》的颁布时间是2月5日，为什么湖北省在新的鉴定确诊病例的规定下达后一周内没有任何动作，而突然到了2月12日才恍然大悟呢？
其实，联系到湖北省委书记及武汉市委书记2月13日换人、而原任在2月12日就已准备让位这件人事变动，可以想到，“释放”“积压”的病例数据，很可能并非医疗方面鉴定标准的修改之即时结果，那只是个托词或借口，为新任主官“排雷”才是真正的原因。原任“积压”病例数据是为了掩盖疫情的严重性，但这些“积压”的病例数据代表的是事实上已经存在多日的严重疫情；一旦新官上任，严重的疫情、真实的病例数是无法继续掩盖下去的；不但难以掩盖，而且会成为原任为新任“埋下的地雷”，随时会“爆炸”。新任自然不愿为前任“扫雷、牺牲”，而原任心里也一清二楚，此时被撤换，无疑会被上峰追究责任，而“埋雷”之事只会“罪上加罪”；与其将来被指控为“隐瞒真相，陷害后任”，还不如离任之际“排雷担责”。于是，每日疫情统计数字就在湖北及武汉两位书记离任的那一天增长了11倍。
各省市支援湖北抗疫，可能导致湖北各地的疫情“保密”失灵；主官换人、新官自异地赴任，会成为部分“解密”的倒逼机制。这不是21世纪国家治理的新“经验”，读史的人都知道，古之君王，有的明白这些道道。不过，王沪宁这个最高“智囊”是否了解这些，就不清楚了。
转自：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