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卫健委周五公布，截至11日，全中国医护人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肺炎”已有1716例，光是湖北省的医护人员就占8成，其中已有6名医护人员不幸身亡。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医护人员中招呢？
按照国家卫健委的数据，中国医护的染病占比，达所有确诊患者的2%；光是湖北省的医护人员确诊数就达1502例，其中，武汉市有1102例，占湖北省医务人员确诊病例逾7成。
武汉中南医院要医护脱口罩 专家震惊无奈
2020年2月13日，医务人员在武汉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内检查重症肺炎患者。（路透社）
中国医护人员、尤其是湖北武汉第一线的医护工作者，在这场防疫战争中，为何付出如此高昂代价？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张洪涛近来撰文呼吁中国各界，要重视给医护人员充足的防护物资和人力资源。
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更主动谈到，去年10月底《武汉晚报》一篇关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要求医护人员“摘口罩”，避免医患交流“有隔阂”的报导，可能埋下湖北医护人员防备观念不足的隐患。
张洪涛：“在疫情之前，去年10月底的时候，他们（中南医院）还出了一个医院政策，要医生不要戴口罩，所以在疫情来时，可能很多人根本没有准备。”
中南医院是三级医院，却曾要医护人员不戴口罩，形同“赤裸上战场”。
当时媒体报导刊出多张照片强调，这是要医护人员和病患“坦诚相见”，还引述中南医院急救中心副主任夏剑的话说，“摘口罩是一种‘观念的进步’，更是改善就医体验的重要举措”。
报导还不忘提到，夏剑曾在美国德州公立医院进修。
现在重读相关文字，何其讽刺。但这篇《武汉晚报》上的头版新闻，现在在微信上已经是“违规内容无法查看”。
这样一篇文章，凸显中国的医护专业无法发声，对照疫情的爆发，有中国网民形容这是“一将愚蠢、累死三军；一报无知、祸害全城”。
而张洪涛谈中国的医疗体制的结构问题，说得婉转含蓄。
“就说执行一个什么样的规则，可能就是某个领导一个想法，就执行了，规定出来了，并没有经过一些很严格的讨论或验证，所以，这在政策里面就可能有一些误区。”
在疫情爆发后，武汉很多医院防护物资严重缺乏，包括武汉协和医院这样的三甲大医院也爆发口罩荒，必须上网求救。大量惊恐民众同时涌入医院，医护人员严重短缺，长时间工作后休息不够，也造成医护人员的抵抗力降低。张洪涛说，这是造成武汉大量医护人员感染病毒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防护服和口罩，就像冷兵器时代冲锋陷阵的士兵没有了盾牌，这仗怎么打？
张洪涛还说，中国如果要从这次疫情事件中学到什么样的教训，就是说对一般民众而言，他认为，国家需给予即时与正确的资讯，例如一般民众不需要戴N95型的口罩，应该将这样的防疫物资，留给第一线医护人员。
另外，就是对前线医护的充足教育培训，让专业人士发声，否则，再有像中南医院这样的三级医院，要医护人员不戴口罩，血肉之躯的医生护士很容易变成病人，倒下的不会只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以及武汉同济医院教授林正斌。
公卫事件政治凌驾专业 医护人员成牺牲品
多个民众感染武汉肺炎的一个武汉农贸市场。（美联社）
目前旅居美国的陆军，是北京益仁平中心的创办人，他过去在中国从事反乙肝歧视与公共卫生领域的维权活动。他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中国染病者的救治与医护人员的后勤准备，根本不是北京中央领导眼中的大事；政治凌驾专业，在公共卫生事件上，让“外行领导内行”，当然会出事，中央设置的防疫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说明一切。
陆军：“疾控方面和流行病学的专家，一个都没有，反倒是外交部长、公安部长在里面，这显然就是最高当局把这样一个疫情，没有当成一个关乎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公共卫生事件，而是把它当成政治、外交和维稳的一个事件。”
陆军说，中国的医疗体系绝大多数由国家掌控，但面对传染病大流行，极权体制却完全无法展现平时的效率，调度医护人力或医疗物资非常缓慢和没有效率，这也凸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慌了手脚、乱了方寸。
总结两位专业人士的意见就是说，要让前线的中国医护无后顾之忧，医疗专业人士的意见，必须在政策制订过程中受到应有尊重。
转自：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