镰刀斧头霍霍,惹祸不担责反而要割韭菜?

“我一听就是狼又来了。”

听闻中国广州星期一(2月11日)紧急立法,授权政府可在“必要时”征用房屋、场地、交通工具等私人财产抗击疫情,这个念头一下子从宋永毅的头脑中蹦了出来。

宋永毅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馆员、教授,主编过《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作为一位专门研究毛时代历史的学者,这一切宛如昔日重现。

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建政的前30年,有过四次征收私人财产的高潮,“每一次拿出来的都是响当当的理由”。

以1949年后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土地改革为例,宋永毅说:“土地改革打着一个要把中国引向工业化的宏伟规划、道德制高点,而且又伪造了一个数据,说地主、富农占了全国70-80%的土地,实际上30%都不到。”

在这场运动中,广东省也是第一波受到冲击的,因为当地的华侨占了全国华侨总数的70%。华侨多,意味着财产多。

宋永毅说:“毛泽东对叶剑英和平土改不满意,就搞暴力土改,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村村流血,户户冒烟’。冒烟就是斗争。结果就把那些华侨的房子也好、土地也好全部没收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共出台政策,承诺归还被错误没收、征收的侨房,但是只解决了部分问题,宋永毅在研究中发现,45%的侨眷都没有得到补偿。

随之而来的是1956年开始的公私合营。这场运动对广东的打击也很大,广州是当时除上海、北京、天津外,中国为数不多的拥有私人工商业的城市。

宋永毅说:“当时也是打了一个很好的牌子,说我们公私合营了,把你的私人财产变成国家所有了,但是我们还给你一点钱的,给所谓的定息。整个过程中间, 人大也立了法,说公私合营是符合法律的。”

事实上,所谓的定息只是一点利息,远远低于企业的盈利,也低于银行当地的定期存款利率。中共承诺将定息分20到30年还清。但是仅仅9年后的1966年,这个原本就不合理的赔偿就戛然而止。

“中共中央发了一个文件,从此以后资本家就不准再领定息了,”宋永毅说,“他赖账了。”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对国民私有财产的又一次大规模掠夺。宋永毅算过一笔账,“文革”中红卫兵从民族资本家的家中抄出的黄金等资产大抵相当于196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5%。

在此之前,中共还有一波征收私人财产的高潮,那就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

“人民公社,所谓的‘一大二公’,一个是大,一个是公,全部变为公有财产了,”宋永毅说。“土地改革把这些地主、富农都分完了,现在要分普通农民的了,把他们的锅碗瓢盆全部充公,本来是说你们到食堂吃饭,结果食堂没有饭吃了,人就饿死啊。”

星期二(2月12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在官方网站上发出声明,列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等法律条文,以此证明新公布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决定”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流亡美国的前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说,关键问题不在于具体的法律条款,而是在实践中,这很容易造成对公民财产权的严重侵犯。

“在中国的这种法治环境下,这种征用很容易变成侵犯人权。实际上就是政府抢劫民间财产,”他对美国之音说。

滕彪说,当局对什么情况下可以对哪些东西进行征用,什么时候返还,以及有什么赔偿没有明确规定。即便是有规定,各级政府也完全可以不去遵守。也正因此,强拆民房,强征土地每天都在中国发生。

宋永毅也说,在战争、重大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下,政府并非不能征用私人财产,世界其他国家的“宪法”也有相关条款,但是征用的一个前提是提供合理赔偿,这一点在中共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从来没有发生过。

广州人大星期二的声明还印证了此前部分民众的担忧,那就是这种以抗疫为名,征收私人财产的做法可能蔓延到全国。

这份声明在结尾处写道:“北京、上海、 深圳、杭州等地人大常委会近期作出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决定,都有此规定。”

“二十天没到,各方头目就拦路打结了。这土匪气一百年没变过,”有网民评论。

“你忘记统治中国大陆的那个集团叫‘共产’党,共你的产当然是理所当然!”另有网民说。

“我倒是有个建议,” 历史学者宋永毅说,“各级党委有最多的房子, 先征用他们啊……中南海也不是不可以征用的嘛。你习近平搞那么多房子干什么?你要表示与民共苦,你把党产先拿出来嘛!”

他说,这个祸是执政党闯出来的,到头来不该再嫁祸到老百姓头上。

转自: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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