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汉疫情自爆发以来，外界从来在民间的更多渠道了解到的情况显示，中共官方每天公布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与实际情况严重缩水。日前有陆媒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导显示，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因医院没有床位及迟迟不给确诊而死于家中或路上，他们都不在官方的统计数据之内。该报导发表后不久即被迫删除，显示中共官方不允许媒体将真实的情况公诸于众。
中国大陆媒体《财经》杂志日前发表了一篇长篇采访报导，该媒体的记者采访了10余位疑似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病患家庭。这些受访者多数都是全家感染，而病症轻一些的年轻人搀扶着病危的老人或孕妇不停辗转在各家医院，想尽各种办法试过各种渠道却仍然“一床难求”。无法入院接受治疗的患者和家属们的经历，证实了一个严酷无情的事实——在武汉有相当多的患者还没能获得确诊也没能住进医院已死亡，而他们最终都没有被计入官方的统计数据之中。
《财经》的这篇报导讲述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感染者家庭的求医经历。
一位名叫刘梅的女子接受采访时告诉媒体记者，她73岁的婆婆1月21日出现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症状后，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检查后诊断结果显示肺部高度感染。但老人辗转数家医院仍未被住院收治，只能在家自我隔离，直至病危。当他们发现老人在家中没了呼吸并向医院求救后，才终于有救护车将老人送到了医院，但这一去就再也无法与老人见面。他们最后只收到一张火化单，显示老人的死亡原因是“病毒性肺炎”。
刘梅的家人说，老人的离世并未被计入新冠肺炎的确诊死亡数字中——因为直到去世，她也没有得到住院资格，也没有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只能被算作因“普通肺炎”而去世的病例。
刘梅说，她的婆婆去世后，她的大哥、二哥和自己老公也被感染，病情加重，急需住院。他们2月1日去同济医院排队领核酸试纸，被告知一天只有10份。 截至发稿前，武汉市共10家机构可进行病原核酸检测，分别是：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华中科大附属同济医院、华中科大附属协和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第三医院和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武汉某定点医院一位医生告诉《财经》记者，该院收了600位重症病人，但无一确诊。“缺试纸，但我们也搞不懂为什么会缺。”
采访的记者了解到，有相当一批患者的情况与刘梅家的这种情况相似，在官方公布的确诊、疑似数字攀升的同时，“仍有很多疫情统计数字之外的人命悬一线”。目前人们所能看到的确诊、死亡病例数字，并不能完全反映这次疫情的全貌。
一位定点医院的科室主任受访时坦承，他所在的医院门诊最近两天每天都有大约120名左右发热病人，其中大约80名有肺部感染，但只有5名可能最终被收住院。 “我们只能让剩下75名收不进来的病患，回到家里去。患者没办法，我们也没办法。”
据报导，目前，武汉市的患者主要有两条路径可以入院。一是在社区排队：1月24日武汉社区分流政策实施后，病人需要拿着住院单入院——病患先去社区交CT、血常规报告，社区上报街道，再根据轻重缓急对接医院的新开床位；二是去有核酸试纸的定点医院，48小时拿结果，确诊后就不能被医院拒收。 但实际上这两种途径都很不容易成功，“每一条都可能是无尽的等待，但对于重症患者来说，每一分钟都可能是生与死的煎熬。”
“医生明确说了，父亲是新型冠状病毒，但因为没有检测盒无法确诊。” 名为孙晨的患者家属说，他的父亲在家自我隔离数日后于1月26日突然咳血。他慌忙将父亲送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显示：肺部中重度感染。但即使这样，因为还没有走完确诊的完整流程，他的父亲仍然无法入院治疗，只能继续在家里隔离、吃药。
还有许多患者因为医院里没有床位而只能在家中等死。
家住汉阳的李开蒙的父亲就是这样，在家里艰难呼吸了一晚上后撒手人寰。他的父亲是转业军人干部，是家里的顶梁柱，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去世后，殡仪馆的车过了十多个小时才到，因为他们也很忙，一趟得拉好几个死者。
家在武汉的铁路职工陈力的奶奶，也因为没有病床，在汉口医院的门诊大厅坐了三天后去世。这位奶奶同样没有经过确诊流程，也不计入官方的统计数据。
还有一家定点医院医生告诉记者，新冠肺炎没有特效药，对于中度、轻度患者，门诊和住院的治疗方式本质不会差太多。但对于重症病人来说却有很大区别。对于那些一直在家隔离、但身体已经难以支撑的病人来说，住进医院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
一位曾经上过抗美援朝的战场的老军人和他儿子全家都感染了新型肺炎，但他的儿子去社区做登记、去医院排队，把所有官方公布的方法都试了一遍也，无法将病重的老人住进医院接受治疗。
杜红利告诉《财经》记者，他的父亲从1月27日开始已经吃不下饭、说不出话。 武汉梨园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杜红利的父亲双肺毛玻璃状病灶严重，肺部斑点明显，血氧只有90，表明患者出现严重缺氧的症状。
自己也已肺部感染而发着低烧的杜红利向朋友借了一辆面包车，强撑着带父亲到处寻找医院收治，结果有300多个床位的武汉672医院，没有住院单不让进；新开放的有700个床位的武汉协和医院汉阳分院也告诉他“要等”。
1月28日，杜红利赶到区政府信访办，得到的答复还是没有床位；找卫健委，对方回复称没有办法解决，只能等。 他父亲不停对他说，自己没有死在几十年前的战场，却可能死在医疗资源调配失控的现在。杜红利说：“每天看见医院门口除了120的车，就是殡仪馆的车，只剩绝望和无助。”
杜红利现在只得每天带着父亲在协和医院汉阳分院门诊打针，或是一早就去武汉同济医院、协和医院排队领试纸，但是每天协和试纸限量100份，往往一过去已经没了。直到报导刊出，杜红利的父亲也没能住进医院，甚至仍然没机会经历完整的确诊流程。而杜红利自己发病症状也越来越厉害，他表示，不知道自己还能带着父亲扛多久。
武汉市民王女士的父母均已感染。尤其她的母亲经CT检查显示双肺感染，但一直也没有机会住进医院，迄今已经在家休克过两回了。
王女士为父母拨打了120，但是前面排队将近500人；王女士又拨打市长热线，第二天得到的反馈是：需先向社区上报，然后由社区报告街道，再由街道报告给指挥部，等到什么时候有床位了，再安排病人入院治疗。
王女士告诉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从头到尾社区我们都有上报，他们都表示说没有办法，只是说在反映，但什么时候是个头？”
他们试了所有能拨的电话、能找的关系，甚至还打了110也无济于事。 1月29日，王女士感到爸妈已经撑不下去了，不得已再次求助120。但120明确说，只有联系好医院的床位，才能派车过来。
王女士想起在网上看到的，华中科技大学协和西院区加了700张床位，于是劝说120带着父母去了协和西院。但发现医院人非常多，急诊室外面都躺满了人，而且并没有急救设备。至于那700多张床位，据说因为医生的防护服不够，暂时不能全部开放。
她又恳求救护车把父母拉到武昌医院，但依然没有床位，医院不收。最后她的母亲双手合十对急救人员说：“我死也要死在家里，我不再出门了，已经没有希望了，求求你们把我抬回去吧。”无可奈何的王女士看着救护车驶离后再也忍不住，她蹲下身子，坐在被子上嚎啕大哭。
报导指出，虽然武汉市明文规定，个人发热需要向社区网格员汇总，报社区居委会，再上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着轻症者自行前往或居家观察，而重症者救护车接送，去往定点发热门诊。但事实上，很多病患就算严重到社区和医院都建议立马住院，仍不保证有床位可以住进去。
武汉某定点医院一位医生告诉《财经》记者，该定点医院就有大量拿着住院单排队等候，但因为床位紧张无法住进来的病例。
据第一医院的医生说，检测需要一天的时间，但问题是第一医院无法发出确诊报告，而目前定点医院只能凭报告才能接收病人入院。 当记者问到哪些机构能出确诊报告时，该医生表示：“这我也不清楚，也许同济、协和可以。患者病情越来越重，也是因为拿不到这个确诊报告，就没有床位。”
该医院一位医生表示，如果没有确诊就去世，不会被计算为确诊死亡人数，只能算“肺部感染死亡”。 “就我自己所在的科室，死亡率比出院率高很多。同时，很多治愈出院的病例不能算真正的治愈，还需要长期观察。”上述医生说。 这也意味着，有大量的病患在确诊流程和统计数字之外，只能自我求生。
转自：新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