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农历大年三十，但是不少中国人全无庆祝新年的喜悦心情，而是充满了对「武汉冠状病毒肺炎」大范围蔓延的忧虑。截至周五（24日）0时，中国已经有29个省市区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830例，其中重症177例，死亡25例，疑似病例1072例。从昨天起，湖北省的武汉、黄冈、鄂州等三个城市已经实现水、陆、空立体封城。从发病源头的武汉发出的种种消息看，不少当地的患者无法得到恰当的诊断和治疗，这些人根本没有机会被统计进上述数字，因此不少人推论，实际发病和死亡人数远远高于中国官方目前发布的数字。
中国研究疾病控制的科学家和武汉市的医护人员恪尽职守，他们的科学态度和献身精神可圈可点。据科学家们报告，他们在拿到标本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便分离了病毒，测完了序列，证实了病原，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便研发了检测试剂。而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更是冒著自己的生命危险抢救病患。与之相对照的是，中国的官僚系统却反应迟缓，掉以轻心，他们中的有些人为了自己的仕途拿民众的健康甚至生命进行豪赌，先是封锁疫情，尔后又镇压公开病毒蔓延消息的公民。直到现在，中国最高领导层也只是在远距离作指示、转批文。
根据现在透露的信息，武汉的第一例患者早在去年的12月8日就已经出现，但是直到20多天之后的今年元旦，有关部门不仅没有公布疫情，反而让公安机关公开处理了8位所谓的「谣言传播者」，以此嚣张地警示世人不得「传谣」。在随后的两个多星期里，官方仍然不断地宣传「疫情可防可控」，隐瞒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的情况。甚至在疫情出现41天之后还大肆报道有关社区举办「4万家庭共吃团年饭」的消息，营造歌舞升平的祥和气氛，以至于贻误了最宝贵的早期防控时机，直到15名医务人员被感染、中国各地和世界其他地区都传来被感染的噩耗之后才不得不面对公众。
有人将这些隐瞒人命关天重大消息的罪责归咎给低级官员。在我看来，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官员们当然有重大责任，但是归根到底，这是中国控制公民言论的体制使然。君不见，疫情开始四十多天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才在距武汉数千里之遥的云南就疫情发指示，在那篇简短的官式文章的最后，习近平还不忘特别强调：「要加强舆论引导，加强有关政策措施宣传解读工作，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云云。在中国官方的语境里，这些话意味著要求加强舆论控制，镇压那些揭露官方不想让世人知道的真相的人们，一句话，在人命关天的时刻，他们还念念不忘扼杀公民的言论自由。
印度裔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1998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经在他关于饥荒的研究中证明，人类饥荒史中有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在现代社会里，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者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专制统治或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在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阿马蒂亚·森对饥荒的研究大体上也可以应用于任何大型的社会灾难。当然，人类对自然的认知能力仍然有限，还无法杜绝包括大型传染性疾病在内的某些灾难性事件。但是，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里，尤其是在一个保障言论自由、人民能够决定官员去留的政治制度下，官员们无法任意压制真实情况的传播，这样的制度便有利于全社会更早地警觉灾难，尽早地对大型灾难进行防预和救助，而不会为了少数人的面子、为了一个政党的统治的所谓「稳定」而贻误时机，这样的机制一定能够减少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在一党专制体制下的中国，这种殃及大众的「人祸」不断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中国曾经发生过持续三年之久、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1967年，中国也曾经发生过导致300万感染、16万人死亡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那件事不仅在当时是绝对的国家机密，而且直到今天执政党也仍然在对全中国人民继续隐瞒；2002年冬至2003年春，发生了由中国开始、在世界蔓延的非典型肺炎，当局对实情的隐瞒和控制也是导致事件发展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次，当公安部门拘留并处罚向公众传递武汉冠状病毒肺炎信息的那8位公民的时候，他们似乎在重蹈覆辙。
有鉴于此，即使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全世界都有义务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呼吁：请控制疫情的肆意蔓延，而停止扼杀公民的言论自由！
转自：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