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民间力量遭遇一波又一波镇压，每隔几年就有一波较大规模的镇压。镇压过后，多数人退出，少数人坚守，正如胡平所说，“在任何民族中，那种具有献身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总是很少的，大多数人都只有在对胜利怀有希望的前提下才会投身运动。”
民间力量光谱
民间力量光谱有多种划分。从与体制的关系和自我定位的身份视角，在将暴力革命派排除之后，可以是：
（A）-（B）-（C）-（D）-（E）-（F）
（A）体制内自由派人士（B）在体制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体制外自由派人士（C）影响力基本在体制外，也很少被“维稳”的体制外自由派人士（D）以体制为主要渠道的维权人士（E）不参加组党的异议人士（F）因组建反对党而坐牢的民运人士
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有兼跨的情况，也有相邻两类之间的过渡情况。其中D类因为直接划归国保系统管理而使得与体制的关系比C类更远。
显然，因组建反对党而坐牢的民运人士与体制的关系最远，比如（国内）胡石根、秦永敏、刘贤斌，体制内自由派人士（以体制内公知为主）与体制的关系最近，比如徐友渔、崔卫平、贺卫方。甚至可以说，在这个光谱上，胡石根等人与徐友渔等人处在两极。然而，2014年徐友渔、胡石根作为同案一起入狱，瞬间实现无缝焊接。曾金燕文中的送饭党，能够动员体制内自由派人士出面给因组建反对党而坐牢的民运人士（比如胡石根）送饭，正说明了这个光谱上的不同民间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携手行动，终极目标可以没有区别，哪怕处于两极。
口炮党
在这个光谱上，“口炮党”基本居中，偶有偏向两端，按说最容易从两边团结人。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口炮党是‘政治反对派’吗？”
这个问题是曾金燕在回答别人提出“金燕有勇气给口炮党正名为‘政治反对派’么？”的问题时做出的纠正。曾金燕明确指出：“虽然绝大多数口炮党自命为‘政治反对派’，但据我的观察，只有极少部分口炮党是政治反对派，大部分都不是。不是的那一部分，有些是情绪不满发泄者，有些是抗议者，谈不上政治反对派”，“莫之许关于‘虚假希望’的论述，也并不能体现政治反对派的素养。”
在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作为政治反对派群体的代表性人物，坐牢是常态，不坐牢是例外。比如，民主墙以来的政治反对派群体的代表性人物魏京生、王丹、刘晓波等人都坐过不止一次牢。不坐牢的例外有哪些？除去方励之的特例，许良英、丁子霖、林牧、张祖桦等人也是（国内）政治反对派的代表性人物（尽管他们本人未必承认），他们（在民主墙以来）没坐过牢，原因大体是：许良英、林牧年纪很大且是“老革命”，有较高的体制内身份；丁子霖丧子；张祖桦原在体制内有较高的身份，离开体制后长期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做事沉稳低调。
事实上，不论口头以多么“激进”而著称，著名口炮党人都没坐过牢，多数口炮党人连民运人士也不敢自称，更不要说组党。这不是偶然的，恰恰说明他们的定位十分清楚——在体制容忍的底线内活动，不逾越体制划定的红线，也就是不做“制度最尖锐的对立面”。如此的圆滑和精明，不被诟病才是咄咄怪事。至于口炮党自称“作为盾牌”，就是无视基本事实了——口炮党的哪个代表性人物坐过牢？如果说不需要一个口炮党“代表的血去证明口炮是坏手”也即不去坐牢，那么凭什么证明你是“制度最尖锐的对立面”？难道体制对无关痛痒的人下手狠毒，对“最尖锐的对立面”反而养虎贻患来做自己的掘墓人？ 其次，口炮党的某些人自称口炮是针对公知而言。然而，口炮党并非只有这唯一的对立面，它在跟民间力量光谱中的其他群体接触时也经常以口炮党自称，尤其是在跟送饭党对立时特别强调这点，那么，再搬出口炮党只是针对公知的说法，就是耍无赖了。 再次，把体制内自由派人士的一些努力，批评为“虚假希望”。关于这点，曾金燕的评论已很到位。
我的“三不”观点
大约六七年前，我形成了一个关于民间力量“三不”的观点。由于我的理论基础薄弱，一直没能形成较为完整的文字。最近几天看了胡平和曾金燕的几篇文章，觉得可以对“三不”做个简单概括了。这“三不”是：“不抱有任何幻想，不放弃任何努力，不排除任何可能”。
“不抱有任何幻想”，是指天上不会掉馅饼，“不相信中共可以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自动地放弃专制实行民主”（胡平）。不论共产党阵营的苏联东欧，还是反共阵营的台湾韩国，和平转型都离不开外界的压力。对于这点似乎争议不大。
“不放弃任何努力”，是指民间力量光谱上的各个群体以适合自己的方式针对体制采取行动，因为“一个丰富多元的社会期许不同的人不同的贡献”，“社会不同阶层的参与者在现实处境下反复锻炼社会建设能力、建立工作网络，缓解可能到来的社会溃败带来的恶劣影响。”（曾金燕）“我可以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哈维尔）
“不排除任何可能”，是指在“不相信中共可以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自动地放弃专制实行民主”的同时，“我们又必须相信，中共决不是铁板一块，只要我们形成强大的压力，中共内部必然会发生分化；民间的民主力量和党内的民主力量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共同向党内的专制力量施加压力，从而取得重大突破。”（胡平）这跟当下认为和平转型之路已经堵死的喧嚣不同，胡平明确认为这条路没有堵死。虽然早在十多年前我就认为和平转型之路的概率在降低，但我从未排除这种可能，而且恰恰认为这种概率在降低，所以才更加支持这条路，以起到中和作用。
显然，这“三不”虽然每条都包含“任何”一词，但第一条和第三条都有明确的针对目标：第一条针对统治者自动放弃专制，第三条针对体制内外合力实现和平转型。至于第二条，也隐含了限制条件：在非暴力的前提下，矛头对准体制。
没有希望何来坚守
其实，仅仅根据“不排除任何可能”这条，就可被口炮党指责为“虚假希望”。“虚假希望”在民间力量中间产生争议。胡平从两个方面对“希望”进行了分析。一是必要性，即民间力量需要“希望”：“民运必须要能吸引广大民众的参与才能取得胜利，而要让广大民众参与，那就必须依靠正确的原则和策略，把参与的风险降低到一般人都可以承受的程度，并且让他们怀抱希望，相信我们可以取得胜利。这是民运再出发的基础和前提。”二是可行性，即希望确实存在：“八九民运的真正意义在于：学生们和市民们通过自己英勇而成功的实践，使得人民认识到那个本性专制的共产党完全可能在人民的压力下退让、妥协以至改变，它使得人民克服了对专制政权的恐惧心理，建立起对自身力量的宝贵信心。诚然，八九民运后来遭到惨重的失败，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八九民运的失败绝非必然，六四的发生绝非必然，它也是我们自己的策略失误所致，而这些失误决不是不可能纠正的。我们必须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我赞同胡平的观点，认为，抱持希望，是民间力量光谱上的每一个人士必不可少的基本态度。
刘荻指出，国际上的非暴力抗争培训教材都是主张把积极的对手变成消极的对手，把消极的盟友变成积极的盟友，而不可能“不是去建构社会改变的平台，而是批判这些渐近改良的‘虚假希望’，使得有可能作为的空间被当权者变本加厉地压制”（曾金燕）。因此，至少，口炮党在对体制进行抗争的同时，也消解着别人对体制的抗争。
胡平认为，除去极少数具有献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之外，“大多数人都只有在对胜利怀有希望的前提下才会投身运动”。中国当代民主运动近40年来，已有很多怀抱希望坚守到最后的民运人士没有看到民主在中国的实现就离开人世。因为他们这一生没有看到这个希望的实现，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希望是“虚假希望”。可是，假定他们一开始就知道他们这一生看不到希望的实现，还会投身民运吗？这个问题虽然无法得出确切答案，但结果肯定不容乐观。
小乔说，她现在“混吃等死”。这里的“死”，就是一种希望——体制之死。其实，何止是她，有太多已被压抑得喘不过气的民间人士，都是这样。但只要有一口气，就在等待那个终将到来的一刻——这就是民间力量的希望。
作者注： 前面主体部分写于3年前，除文字略作润色外，变动很小。3年后再回首，“口炮党”已烟消云散，其“盾牌”和“政治反对派（的代表、旗帜）”的自我标榜自然也已沦为笑柄。不过，“口炮党”并非一无是处，它（这个流派）对当下极权持有反抗的基本立场是多数人都同意的，这也使得它在中国民间抗争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2016年9月26日初稿于山东莒南
2019年12月28日整理于北京
转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