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香港警方提供的数字显示， 6月以来的“反送中”运动中已经有超过6000人被捕。其中大多是年轻人，近1600 人被起诉。他们大都面对暴动、非法集结和私藏攻击性武器罪等指控，其中暴动罪最高可以判囚10年，非法集结罪最高的刑罚是5年。 让我们听听两名年轻被捕者的内心独白。
圣誔音乐在大小商场上响起， 混和在参与”反送中运动” 示威者的纳喊声中，微风中吹起了早前警方驱散时留下催泪弹的烟硝味。
平安夜的早上，家豪 (化名) 心里焦躁不安， 他去看了医生，吃了药 ，希望心情可以平伏下来，过一个宁静的平安夜。
11月中旬， 香港理工大学有数千示威者被围困校园，当晚，家豪心急如焚， 因为不少”手足”被困在校园内， 当他与弟弟正准备由家出发，希望到校园附近施与援手时， 却被蓝丝 ( 亲政府建制派) 的父亲逐出家门，”为了这场运动， 我失去了家庭。” 家豪无奈地说。
“为了这场运动，我失去了家庭”
2014 年，”雨伞运动” 爆发， 17岁的家豪， 也走进运动的巨轮。运动失败，他也失落了很久。今年， 返送中运动由开始至今， 他大部份走在前线，主张 “勇武与和理 ” (和平、理性、非暴力) 兼容。6月9日大游行前夕， 他意识到这将会是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作好了随时为香港牺牲的准备。当天黎明时分，他写下一封遗书，给年轻的女友，叮嘱若有不测，她不要过度伤心， 要坚强地生活，要延续他的心愿继续争取民主。 往后大小活动，沙场上都有他的踨影，伤势累累，曾经被警棍重撃头部， 整整一个月连进食也困难。 9月初，他在一场示威中被捕， 最初被控伤人罪，后改控非法集结罪。他无怨无侮， 从未掉下一滴眼泪。
然而，这一晚被父亲赶出家门，他伤心地大哭一场， 心痛政见的不同， 可以撕裂一个家庭， 亲情原来这般脆弱。
伤痛过后， 阿豪说，抗争之路仍要坚持。生于小康家庭， 他明白， 自己的生活条件比很多手足们优厚。被父亲逐出家门后，他先寄居于朋友家中，最近由优渥的中产小区，搬到龙蛇混杂的旧城区， 挤进一间七平方的劏房 ( 一个单位间开若干小单位) 里， 他要自力更生。
“我已找到一分在建筑工地当杂工的工作， 工资会高一点! ” 家豪向德国之声说。
6月以来的“反送中”运动中已经有超过6000人被捕。其中大多是年轻人，近1600 人被起诉。
生于香港回归的”一九九七”
家豪出生于”九七”回归那一年。他与这一年出生的年青一代， 经历了几件社会重大事件 : 出生时主权移交， 香港回归中国 ; 2003年幼儿园毕业， 遇上了” 非典” ， 这一疫香港死了200多人; 小学毕业，一场瘟疫猪流感爆发， 幸好规模较少，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 ; 到了高中三年级， 遇上了”雨伞运动”，今年又爆发”反送中运动” …
“我们没得选择，生于忧患， 真是命途多舛!” 他对德国之声苦笑说， ” 为了香港的将来， 我们这一代责无旁贷。”
圣诞新年过后，家豪便要再次上庭， 法律上已进入答辩程序。律师已经跟他解说清楚， 预计在春天及初夏期间，便会判刑，而刑期估计是6至8个月。
愿意付出沉重代价
面对牢狱， 家豪坦言已作好心理准备，心里尽管感到委屈无奈。他向德国之声表示 : “我太爱香港了，我愿意为香港的未来而付上沉重的代价 !” 他会好好利用在囚时间，积极地进修， 期望出狱后再投入运动，”
去年的平安夜， 家豪与小女友一起欢度佳节。早两个星期， 他静静地为这段感情划上句号，因为考虑到自己即将面对牢狱， 出狱后也背着犯案记录， 不想毁了她的将来：” 我不想辜负了她! “
与父亲割裂， 成为锥心的痛， 尤幸妈妈及弟弟仍然不离不弃， 仍然支持及痛惜他。
运动至今超过半年， 仍然没有停息的迹象， 2020 将至， 在阴霾中，家豪仍然盼望， 香港能尽快见曙光，” 香港人一定要撑 ( 坚持) 着 , 民主终有一天会来!”
根据香港警方提供的数字显示， 超过6000人被捕， 其中18岁以下的超过900人，安娜 ( 化名) 便是其中的一个。
- 香港理大13日”围城” 大事记“围城”第一日香港市民的“三罢”行动造成香港各界交通受阻，多所大学宣布停课。11月13日，示威抗议的主战场从香港中文大学转移至理工大学。11月17日，香港警方包围理大校园，试图驱散校内示威者，并在校园各路口布置路障，同时封锁红磡海底隧道。
十月的一个深夜， 任保安员的安娜爸爸手机响起， 是学校社工紧急致电， 告诉他唯一的女儿安娜在刚才示威聚会中被捕，” 我登时脑海中一片空白， 不知如何是好处” 安娜爸爸对德国之声表示， 自从女儿由6月份开始参加反送中运动，他和安娜的妈妈一直担心着这一天终会出现。这一晚滂沱大雨， 他连忙请了假， 奔赴警察局， 折腾了一个晚上， 最终女儿被送去医院， 父女方得以见上一面。没多久， 女儿被控暴动罪。
在逃跑中落了单被控暴动罪
安娜向德国之声表示， 由反送中运动开始，大小活动她都尽量参加，不过，都是站在示威队伍中间，并不是站在前线的勇武派。被捕那天， 她并没有参与任何暴力行为，只是在驱散行动中， 在逃跑中落了单， 被警察捸捕了， 不明白为何被控暴动罪。得悉被控暴动罪那一刻， 她非常忿怒， ” 这不是滥权滥捕吗? “
安娜爸爸说， 安娜自少乖巧听话， 学业成绩不俗。小学五年级时， “雨伞运动”爆发， 她和同学开始关心政治时事。中学后，安娜对自己要求太高， 给自己很大压力， 渐渐地被诊断出患上抑郁及焦虑症，
反送中运动在6月份打开序幕， 安娜决心投身其中，”占中 (占领”中环行动”，又称”雨伞运动”) 时我还年幼， 父母一定不会让我上街， 今次我决心参与， 我不想错过这一场历史的见证。”
每一次外出参与活动， 安娜的爸爸、妈妈都很担心， 千叮咛万嘱咐要小心。随着运动的暴力越来越升级，常令妈妈牵肠挂肚，有时候尝试苦劝她不要外出， 安娜不从， 争执难免，害得妈妈以泪洗面。爸爸向德国之声坦言， 有时候感到很矛盾，” 她不是小孩子， 难道我锁起她吗? 我只能不断提醒她要小心保护自己! ” 另一方面， 目睹她女儿自参加示威运动， 抑郁及焦虑的情绪有所改善， 他感到欣慰， ” 整个人开朗了不少 ! ” 女儿被捕后， 爸爸尽量让女儿参加一些已获不反对通知书的和平活动。
在运动中” 找到了自己”
安娜告诉德国之声， 她在参与运动中 ” 找到了自己” ，在参与过程中， 充份感受到自己有一份价值， 与他人并肩作战， 争取民主； 运动中， 她认识了不少理念相近的同行者， 在示威活动中， 也遇到很多善心人的救助，” 有几次在我们奔走逃跑时， 突然间有店子主人请我们躲在他们店内， 然后马上拉下店闸子，等防暴警察走了， 他们才让我们离开!”
她明白父母担心， 有时候在运动中逃跑时受了伤， 她也不敢告诉父母， 默默地承受。
安娜说， 在运动中， 见着越来越多年纪更轻的孩子们， 他们有的只是11、 12 岁，”我感到心痛， 就是因为年长的没有出来， 才迫使他们这么年幼便要出来吃吹泪弹!”
安娜向德国之声表示 ， ” 我们的政府其实好可怜 ， 想作决定也没有能力， 所以我们更要站出来抗争!”
女儿被控暴动罪， 安娜爸爸坦言既悲愤又无奈，律师告诉他们，由于千多人被控罪， 不计最终刑期，女儿的案件起码要拖上一段长时间才能审理， 是一个漫长的煎熬。他长叹道：”我们是草根阶层， 没有甚么能力， 我们只能陪着她一起面对!”
转自：D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