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5日到26日，世界上最大的运动鞋代工生产商台湾宝成公司在东莞高埗镇投资的裕元鞋厂，工人因厂方未依法足额缴纳五险一金，进行了历时20天，规模最大时达5万人的罢工。这是近年来工人群体性抗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较典型地反映了当前劳与资、政府与劳资之间的关系。罢工虽已经平息，但改革开放以来阶级矛盾的发展以及与现行“发展”和“维稳”框架下的矛盾值得关注。

近年来劳资纠纷突出，2013年全国较大规模的有几十件。此次裕元罢工的直接导因是厂方长期以来对工人五险一金缴费不足，但从罢工期间工人们的QQ群聊、媒体的报道和工人“小邱”工友对一位裕元工友的访谈，以及近年来深圳、东莞等地所发生的劳资纠纷中可以看出，引起罢工的原因要复杂得多。回过头来看这次罢工，有这样两个问题值得重视：

1、从裕元罢工来看，当前劳资矛盾和我国的工人阶级处于什么状态？

2、为什么地方政府在维稳的框架下依法处置这次罢工事件，但却失去了工人们的信任？

现有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与工人的阶级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商业已转变为以资本为主导、通过市场来组织，以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生产方式。到2013年3月底，我国登记注册的1374.88万户企业中，私营企业1096.67万户，占近80%，私营企业已成经济成分中的主体。同时，工人的主体已由来自农村的“农民工”组成，工业化、城镇化、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迫使他们加入城市的产业大军。在市场上作为劳动力要素转变为企业的雇佣工人。他们都带着对城市生活的美好憧憬进入企业，在生活的压力下，成为大机器和流水线上一个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劳工，虽超时劳动，但难以过上体面的生活，难以享受家庭天伦之乐的“农民工”。即使在国有企业中，管理层与一线工人之间在分配上的差距已拉得十分大，而且工人作为雇佣劳动，新的阶级意识也正在形成。

裕元罢工是典型的代工私企中劳资矛盾的反应。在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以后，很多企业从事跨国品牌公司产业链末端的代工业。因受跨国品牌公司和代工企业的双重剥削，在这类企业中劳资矛盾尤为突出。在整个国际分工的生产链中，品牌公司靠技术和品牌垄断了利润的大头。代工企业本身也受跨国企业的压迫，所获利润有限。对代工企业来说，只要能减少成本就能增加利润。为获取利润，它们往往采用血汗工资制，通过降低劳动成本和提高工作效率来增加自己的利润。根据美国麻省大学私企社会欠账课题组的报告，长期以来，中国的私企依靠低廉而规训的劳动力在世界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却没有对劳动者的超时劳动做出应有的补偿，也没有把工资提高到生存工资的水平。这种转嫁给劳动者的潜在成本，既是对劳动者的社会欠账，也是私企超额利润的来源。2003-2009年中国的私企社会欠账总额估算达到4.1万亿元，占同一时期利润总额的9%，占劳动报酬总额的6%，相当于2009年GDP的14%。如果去掉这部分利润，私企与国企的利润率大致相当。事实上，在整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农民工这个群体承受了巨大的成本（大约70万的矽肺工人、巨额的社会欠资，以及因家庭分离造成巨大的社会代价），今天中国的繁荣，不仅他们付出了辛勤劳动，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换句话说，我国的发展，是在劳资关系形成，资方把潜在的成本转移给工人的条件下所取得的。

按照宪法，我们国家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农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国家的主人。而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却成为弱势群体，在生产方式中仅作为劳动力要素。即便是国家法律规定他们应有的权益，很多内容只停留在纸面上。他们以罢工这种激烈的行动所要争取的，只是法定权益的维护，以及在劳动中的尊严。之所以采用罢工的方式，是因为在体制内他们没有政治参与和得到利益保护的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崛起，形成了一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主体是农民工，2013年总量已达26894万，其中31.2%从事制造业，22.4%从事建筑业，8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46.6%。这支为谋生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究竟是一个什么状况呢？裕元罢工事件让我们有机会进一步了解这个群体。

这一代工人本身就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他们已没有父辈的那种基于翻身感对党的热爱，绝大多数也没有经历国企改革所承受的利益受损和失落。农村有限的土地和城乡之间的差距使他们从农村进入城市讨生活，同时也是用自己的打工经历来重新认识这个社会、政府、企业和自己。正像一位裕元的工人所说，他们追求的是：

“我们只想有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生活。”

然而，多年打工的经历却使他们从满怀希望与热情，走向失望：

“我在高埗呆了十五年，一直在裕元，说实话，对裕元厂，对高埗镇有很深的感情。”“高埗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裕元厂就像我的家，对很多工人来说，这是一种很真诚朴素的感情，曾经我们身为裕元人而倍感自豪。”“可是，裕元，高埗，你们拿什么来让我爱？很多人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都奉献在这里了，可是当他们老无所依，难道他们真的只能活在新闻联播里？”

究竟什么原因会导致工人们的失望呢？可以从工人们的劳动环境来寻找原因：

对于在流水线上作业的正式工人，必须以秒为单位完成某个机械性的动作，承受着极高的工作强度和生产压力，每一班持续工作10－12小时，工人成为流水线的附着物，有的还必须在高温、有毒的条件下生产。有的企业虽有食堂，但工人吃不吃都得缴伙食费，伙食差，有的企业还对工人吃饭规定了很短的时间。有的企业工人一天规定只能上两次厕所，还必须要有人顶班才行。在私企中，为完成生产任务往往采用非常严苛的管理方式，管理层对工人辱骂、羞辱、惩罚是家常便饭，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工人不仅出卖劳动力，而且出卖尊严。

参与罢工的工人们持有的政治立场是：“我们热爱党，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也希望国家发展得越来越好。”罢工期间，BBC来采访，工人一方面觉得这下有救了，同时又觉得自己给祖国丢了脸。正是这样一个工人，在打工经历中强烈地感觉到：“可是，如果当经济持续发展而工人不能享受到发展的红利，我觉得这不是一种正常的局面。”在企业内受到的长期的剥削、压迫与屈辱，使他们走上了与资方抗争的道路。

裕元这次罢工虽以企业在社保缴费上的问题为由，但却是多年在工厂内所受的压迫、侮辱和利益受损在情绪上的总爆发。选择社保缴费问题是因为最具法律正当性，资方难以否认，地方政府也难以用维稳来压制。从整个罢工过程来看，工人们最大的动力是出于长期累积的对资方的强烈不满。罢工并没有理论指导，不是有领导、组织化的行动，也没有明确而统一的策略，具有情绪化的特点。工人们对社会上维权组织的介入是警惕的，意识到其背后有敏感的支持力量。虽然在这次罢工中劳工维权组织“春风服务部”有所介入，但从整个罢工过程来看，这是一次工人自主性的行动，并非由外部维权组织策划和操纵。外部势力的介入作用也很有限，罢工本身而带有强烈的发泄性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代工人虽然从生产关系上来看已经成为雇佣工人，但他们并不具备作为阶级的集体意识。按照阶级意识的定义：第一，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明确把自己定义为工人阶级的一员；第二，利益意识，对自身的阶级利益有明确的认知，意识到自己与其他阶级在利益上的差别；第三，合作意识，对本阶级共同行动的目标和一致行动的策略、能力等具有明确的认知；第四，冲突意识，对维护本阶级相关的权益免受损害而集体抗争的对象具有明确的认知。过去，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都是由共产党代表，由政府的政策规定。而这一代从农村走入城市的工人，还只是装在企业这个麻袋中的马铃薯，他们中的大多数还只是为个人利益打拼的个体，有的还怀揣着有了钱自己开厂开店当老板的梦想。对在工厂里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许多人只是认为自己的命不好，部分工人以跳槽来应对，个别的甚至以自杀来表达自己所受的屈辱，对大多数人来说，对现状只能忍和接受，很难形成有意义的集体行动。在这个意义上，形成这样一次5万人规模、历时20天的罢工，非常不易。

从罢工基本诉求来看，主要是经济性的：要求增加工资，目前2700的月薪太少，低于周边的企业；要求工厂补缴应缴的社保基金；社保基金补缴中由个人承担部分，工人们一下子拿不出这样一笔钱，认为责任在企业和政府，要求由企业和政府承担；要求废止对工人侮辱性的管理方式。工人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并不想通过罢工搞垮企业，而是希望通过罢工教训一下厂方，争取“劳资两利”的局面。

作为农民工，本身对政府的信任度十分有限。所处在这个办事要付钱和找人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是最没有社会资本和金钱资本的一群。他们的经历很容易把政府与“腐败”联系起来，并没有在直接的体验中确立政府是为他们服务的观念。这种情况符合现阶段党风和干群关系的实际情况。在这次罢工中，工人一开始对于政府和工会组织仍寄予希望，因为五险一金问题厂方明显违法。但是，政府和工会对罢工的处置反而失去了工人们的信任，被认为是资方的保护者，从而劳资矛盾进一步被引申为劳方与政府的矛盾。这正是这次罢工值得深思的地方。

罢工结束以后，工人们认为：

“罢工失败的主要原因是：1.政府强力打压，甚至警察封住厂门不让员工出来，到车间强迫工人复工。2.部分工人受前述情况影响，产生悲观、畏惧和失败情绪，觉得反正搞不赢了，捞了230元，见好就收，无奈复工。”

“大家虽然复工了，但心里都憋着一股怨气。今天大家心里都特别难受，感到很屈辱。表面看来，罢工已平息，但矛盾仍然存在，问题没解决，员工怨气很大。尤其是对政府强势介入打压员工非常不满。所有人都感觉到愤怒，尤其是被强迫劳动！”

“这次罢工只是在强势打压下被迫复工的，问题依然没得到解决。本来只是单纯的劳资纠纷，却由于政府的强势打压，导致更多人对政府和资方的不满。可说，这次罢工事件是三败俱伤，员工被打压，资方需付出几十亿的补偿和罚款/滞纳金，政府的威信下降。”

“这次罢工也使许多工人觉醒。这次罢工的前期，员工还企望政府协调，当工会介入后镇压加剧，员工看清了政府的真正面目，他们就是资方的打手和走狗。之前那种对官方包括总工会、甚至对警察的幻想，现在都破灭了，这种觉悟会让下次斗争更有力量，至少思想上不再那么软弱。可以说，只是明火被扑灭了，仍有暗藏的火种，下次遇到诱因，可能会更加爆发！而且经过这次的洗礼，下次的罢工，肯定会更有组织性和战斗力！”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局面呢？需要进一步分析地方政府的立场与对劳资矛盾的思维与处置框架。

现行的发展模式与政府的立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把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牢牢地固定在发展经济上。在工业化、城镇化、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引入稀缺的资本来发展地方经济。在苏北某县的中心大街上挂着这样横幅，反映了这个时代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

千中心，万中心，经济建设是中心，

千重点，万重点，工业经济是重点，

千条线，万条线，招商选资是主线。

全员发动抓招商，积蓄后劲谋跨越。

在属地化管理的体制下，地方政府负有对所辖地域和常住人口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而财力资源主要靠本地财力的增长，这又取决于招商引资。这样，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政绩考核、承担其他社会文化职责的关键所在，也因此决定了地方政府亲资本的立场，体现在招商引资中对投资企业在税收政策和土地出让价格上的优惠、在环境污染上的迁就、在执行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障政策上的“变通”。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上的竞争激烈，更加剧了这种行为。由此造成了难以治理的环境污染和劳工合法利益的严重受损，成为这种发展模式沉重的社会成本。

2012年两岸三地高校对富士康的调查报告表明，这个在内地17个省市有投资的跨国公司电子产品的代工企业，雇佣了100万劳工。各地政府不仅在投资上给予相当的优惠，而且不惜动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财政作为补贴来为富士康招工，仅河南一个省为富士康2万名招工所使用的公共财力就达1600万。政府还采用行政权力把职校在校生派往富士康以实习为名顶班， 2010年竟达10万之多，这些学生只在学校学习了一年，大约1/4未满18周岁，从事的是与普工同样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平均工作时间为9.7小时，每天要装配3600个苹果手机零件。由于用这些学生不用签订劳动合同和购买社会保险，并由职校教师协助管理，工资要低于正式工人，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而学校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奖励。在私企中，超时加班、劳动条件差、工人不受尊重，不能按照规定取得报酬和缴付社保基金的现象十分普遍。这都与地方政府与对企业违规用工的现象采取视而不见，甚至放纵的态度有关。

对于企业为工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应负的社会责任，政府往往网开一面，允许以各种名义为工人不缴或少缴社会保险。国家统计局《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的只占15.7%、工伤保险28.5%、医疗保险、17.6%、失业保险9.1%和生育保险6.6%。有的即使缴纳了，但并未缴足，或拖长工人的实习期少缴，或没有按照实际收入缴，只按最低工资缴纳。

可以看到，现行发展模式决定了地方政府把追求经济发展和财力增收作为第一位，由此在工业化和劳资关系展开的过程中，立场更多地站在资本一边，而不是在劳工一边，成为我国私人企业能以采用损害劳工权益来获利的重要政治条件。随着《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国家对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要求越来越明确，地方政府在这些方面有所改善，但基本的行为逻辑与偏向资本的立场并没有变，通过牺牲征地农民、工人的权益和环境来维持相对有利于资本的投资环境。在这个意义上，劳资矛盾发展到今天，政府负有重要责任。

在经济全球化下的背景、我国所采取的发展模式、资方的逐利性和地方政府的立场与行为，决定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我国劳资这对阶级矛盾从产生、发展到展开，引起冲突的因素在不断累积，发生冲突只是时间问题。

政府依法处理，为什么会失去人心？——政府的认识与处置的框架

纵观整个罢工事件，政府部门依法处置，但结果却是从工人们开始对政府部门抱有期望，到最后失去信任。其原因究竟何在？我们把整个处置过程简单回顾如下：

对裕元罢工事件，人社部通过新闻发布会正式表态，认为裕元鞋厂确实存在未如实申报社保缴费的问题，并向企业发出了《社会保险限期改正指令》，责令企业依法整改。

裕元厂承认在社保缴费上的问题，同意从5月起按照规定缴纳职工的社保费，并考虑到工人的收入在当地较低，每月发放230元生活补贴（不计入工资，也不作为缴纳社保的基数）。对以前欠缴的社保费用同意补缴，属于个人缴纳的部分由工人补缴。

对此工人仍然不满。因为按照规定缴纳五险一金后，每人每月要承担个人缴纳的400－500元。即使增加230元补贴，工人的实际现金收入仍少于过去，进而提出要求加薪30%，这样在缴纳了个人部分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之后，平均月收入能达到当地平均收入3000元左右。同时，认为欠缴社保和公积金责任在企业和政府监管不力，个人补缴部分大部分工人承担不起，应由企业和政府承担。有的工人还提出要求买断工龄走人。

对于工人的要求，东莞市的政府部门分别依法对工人提出了不予支持的答复。从内容上看，政府部门的答复都是依法有据的。

在政府部门答复后，裕元工厂也作出了答复：

补缴社保个人承担部分应由个人承担；

不支持员工以未足缴社保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经济补偿；

企业补缴部分不打入个人账户；

底薪每年增加30%没有法律依据；

每月支付员工230元生活补贴，但不纳入底薪；

愿意就管理粗暴、不尊重员工、伙食差纳入整改；

愿意与工人选出代表沟通协商；

完善高温津贴发放；

希望尽快复工，共创双赢。

但工人们对裕元的答复仍不满意。从工人群聊的内容来看，这种不满既有对长期受资方压迫的问题未得到政府正面回应的原因，也有受情绪化的支配，没有组织化和较为完整的策略，从而使工人们很难掌握罢工中收放之间的关系。随后，在公安部门的强力介入下，裕元于4月26日实现了复工。尽管对复工工人之间有不同的认识，但共同的情绪是被迫的，不满的，不仅对资方，也对政府充满着不信任。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次罢工是因为资方长期以来对员工的压迫，形成积怨的总爆发，开始工人只是想将一下裕元厂的军，出一口气，增加一些待遇，但资方的态度非常强硬，个别台干甚至说“大陆人就是贱”，激起工人的强烈义愤。

因巴西世界杯在即，运动鞋厂处于订单的旺季，此时的罢工无疑给裕元厂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在社保问题上明显理亏，所以提出了增加230元生活补贴和补缴社保费用。但在一些台湾媒体的报道中，裕元厂方仍把社保缴费的问题归于大陆政策多变和工人为了多拿收入自动放弃社保，对自己的责任并未检讨。在罢工过程中裕元曾悬赏5000－50000元奖励举报阻止复工的人，被工人们发现。正是在这种劳资对立不断升级的情况下，罢工规模越来越大。

为什么政府依法处置，反而会引起工人们的反感呢？问题在于政府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框架与工人们存在很大的差异。

“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是地方党委政府守土有责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责任。发展的框架造就了地方政府更多地站在资本立场，这也是政府长期以来对于资方违法监管不力的原因所在。而罢工作为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的处置依照的是“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框架。今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之后，地方政府对维稳与维权的关系有所重视，加强了通过依法维权来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对资方违法行为的整改要求，对补缴社保与住房公积金缴费工厂与个人缴纳部分的分别承担，都是有法可依。从维稳和依法治国的框架来看，东莞政府的处置是符合逻辑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失去工人们的信任？

原因在于，现行的发展模式已造就了新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发展和维稳的框架遮蔽了这种阶级矛盾，从而使地方党委和政府找不到妥善处理劳资矛盾的立足点。

这次裕元罢工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的劳资矛盾。无形之中，工人们的思维与话语已上升到阶级矛盾的层面，并潜在地认为在我们国家，政府应该站在工人一边，希望政府能认识这种劳资矛盾，能够理解工人的立场，帮助建立工人们有尊严、体面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建立劳资两利的发展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这次罢工工人们既有具体的提高待遇和维护社保的权益诉求，也带有超出具体权益诉求，基于阶级矛盾对建立一种新的劳资关系的期待。正因如此，在罢工之初工人们对政府抱有期待。

而地方政府就事论事地依法处理罢工事件，实际上在维权背后掩盖了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用维稳抹杀了工人们追求更为合理的劳资关系的正当性。在罢工被认为是不稳定事件的情况下，一旦动用强力部门，采取强制性措施，必然会与坚持罢工的工人发生冲突。这种做法，很自然就被工人们看作政府和地方工会不是站在工人一方，而是站在资方一边，对政府的强烈不满就难以避免。

相比之下，台湾15家劳工团体4月23日声援裕元工人罢工，提出的诉求是： “对社保和住房公积金，裕元补足所有资方应付金额，品牌商补足所有工人应付金额；”“裕元与品牌商应与工人选出来的代表协商，妥善解决各项劳动争议。”香港劳工界八团体给裕元各代工品牌的公开信，更旗帜鲜明地指出Nike、Adidas、Timberland等这些裕元为之代工的国际品牌公司更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它们是整个国际生产链上拿得最大利润的一群，而处于整个生产链尽头的各国工人就是其奴隶，也是唯一受害者。”因此工人应补缴的社保费用部分应由裕元和所有向裕元下单的品牌买家共同承担。

要求国际品牌商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不仅合理合法，而且也有成功的先例。1993年深圳葵涌镇致丽玩具厂大火，导致47名女工死亡和87人受伤，经香港及各国劳工团体多年抗争，多个国际品牌买家答应共同承担赔偿工人的费用。2013年孟加拉达卡发生整座厂方倒塌，导致三楼制衣厂千名女工死亡，2400多人受伤，经国际及各国消费者权益组织和劳工团体抗争，多个国际品牌最终答应共同承担赔偿工人的费用。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意识到所面临的是阶级矛盾，而不是简单的维稳，更多地考虑工人的立场，就有可能意识到自己对资方在监管不力上有责，争取取得工人们的谅解，就能和地方工会一起向国际品牌公司为工人争取补偿的权益，即使结果不能完全实现，也能够赢得工人们的信任，有利于营造劳资两利的环境，在政治上体现我们国家的阶级性质和人民政府的本质。但是，现有的发展模式造成政府和工会早已没有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认识框架，缺乏仍把工人看作是党的执政基础、国家主人的立场，在发展中只把工人看作是保证发展的一个生产要素，在罢工中只把工人作为维权和维稳的对象，在立场上脱离了工人群众，以至于尽管是依法处置，但仍被工人认为站在资本一方。这次罢工所造成的后果，劳资矛盾并未从根本上得到妥善解决，但工人们却确立起在劳资冲突中地方政府和工会组织不站在自己一边的观念。作为一个已经形成的，受到资本剥削与压迫的工人阶级，目前体制内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充分有效的参与渠道，使他们可以通过体制内的参与来改善自身的处境，体制外的抗争成为唯一的出路。这个过程必定会促使他们从朦胧、情绪性的意识向自觉的阶级意识发展，从发泄性、经济性的抗争走向带有更具政治意涵的抗争。这种趋势突显出“发展”、“维稳”的政治话语和框架的局限。

这次裕元罢工虽已平息，但这次罢工已在劳工群体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深圳一百多个著名企业的1200名工人今年五一所发出的公开信中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

“人生最黄金的岁月，我们都在深圳度过，除了春节这几天，我们能回家乡品尝天伦，找回做人的快乐。其他日子，我们就像这个城市可以随便更换的零件。这个城市让我们渐渐失去对国家的信任，对法律的信心，纵然它美丽繁华，却充满着不公平。东莞裕元的工友们因为社保的欠费问题提出抗议，其实我们在深圳遇到同样的处境。……我们来自深圳不同的工厂，有些是国内模范，享誉国际，代工的品牌也是国际知名，然而，我们的社保（尤其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却有很多根本没有购买……。”

——来自惠科、宝德、奇利田、龙基、华为、富士康、哥士比、高科、英宝、力嘉等101家工厂的1200名工友

如果工人这个群体在深圳这个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标志性的城市里失去了对国家的信任和对法律的信心，如果社会分化和阶级矛盾代替了共同富裕，那意味着什么呢？这次裕元罢工所提出的问题，比工人在社保权益上的维权、比平息一场罢工更为重要。裕元工人的这次罢工，和近年来出现多次规模较大的罢工和劳资冲突，虽然从全局来看，涉及的企业和工人数量还只是一个不大的比例，并不能以此推论全国的劳资关系都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但是作为典型案例有其标志性的意义。它们表明，作为现有的发展模式的产物，阶级矛盾在我国已经发展起来，如何看待和处理当代的劳资关系，已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无论是从裕元工人们在罢工期间的QQ群聊，还是深圳1200位工人五一的公开信，都表明他们在开始界定自我认同、自我利益、要维护自我利益所须抗争的对象，以及在抗争中学习形成合作意识。一句话，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正在自我形成，它超越了执政党现在使用的改革、发展、维稳这些话语和框架能够包括的范围。现有的政治体制安排，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政治协商制度，都没有能够把这个已经形成的，应该作为党的执政基础，国家主人的阶级包容到体制内，在体制内形成合作主义政治，在形成阶级分化的条件下创造出新的社会团结，更不要巩固工农联盟了。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群体性事件，裕元罢工平息了，但是作为检验现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发展模式，突显出劳资矛盾已成为当今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问题，它表明在我国阶级矛盾已发展起来，并有可能进一步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对现有的体制、理论、发展模式构成挑战。邓小平曾警告，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而且一出就是大乱子。或许这才是从这次裕元罢工事件中所应引起的思考。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